提案是政协委员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要问题向本届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和建议。它是政协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协委员行使民主权利，参政议政，为两个文明建设建言献策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政协委员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我是省政协五、六、七届少数民族界委员，每次全会，我上交三、四件提案，绝大部分都被有关部门采纳，有的还被列为重点提案。为此，我有深刻体会，政协委员的提案还真管用！ 我是惠安百崎回族乡人。百崎过去俗称“百崎郭”、“九乡郭”，因为九个自然村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姓郭。她是明朝初年从泉州东部迁来的穆斯林后裔。但在漫长的旧社会，“百崎郭”回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穷日子。有一首民谣是这么唱的：春来下海拾“虎苔”，冬天上山捡番薯。一年三百六十天，薯渣野菜连根煮。这是“百崎郭”在旧社会贫穷的真实写照。但百崎也有发展优势和潜力。它濒临泉州湾，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刺桐港只隔三海里相望，发展渔业、养殖业、海上运输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不管少数民族群众的死活，“百崎郭”回民一代比一代穷。为了活命，不少人离乡背井到南洋、台湾谋生。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关心他们的生活，拨粮拨钱支持。但单用这种“输血式”的办法，是不能根除“穷根”、改变面貌的。“百崎郭”仍然成为全县的穷地方。改革开放像一声春雷，震醒了回民。具有经商、贸易遗传基因的穆斯林后裔“百崎郭”群众，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独资、合股开办的制鞋企业、船务公司，像雨后的春笋般地在“百崎郭”这片神奇土地上出现。1983年，我被聘为福建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我想，要发展百崎经济，提高回民的生活，得到政府更优惠的政策，必须从东园乡划出“百崎郭”五个行政村，单独成立“百崎回族乡”。就这个问题，我走访五个行政村的领导和部分回民，他们十分赞同。五届一次会议上，我写了一个提案，从历史沿革、地理条件、人文景观、发展前景阐述成立“回族乡”的好处。承办单位省民政厅十分重视，虽然条件尚未成熟，但作了热情、详细的答复。我根据答复内容，多次找各村领导研究解决。每年我都重提这个提案，直到六届二次会议后的1989年7月29日省民政厅正式批准成立“百崎回族乡”。它是目前全省惟一回族乡，也是泉州市惟一少数民族乡。实践证明，百崎回族乡成立后，经济突飞猛进发展，1996年提前基本实现小康，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位于全省十八个民族乡之首。 政协委员要把提案写好，质量是关键。一是要花点力气，到群众中进行调查，把群众迫切要求改革、解决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和社情民意作一番比较和琢磨，还得用一双敏锐的眼光，仔细观察。只有这样才能使提案切合实际，让承办单位采纳，群众满意。1983年后，每年我都要到福州出席一次省政协会议。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佛下，宽敞、平坦像银练的福厦公路两旁的开发区星罗棋布，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所见一年一个样，年年大变样，不由得叫人精神振奋。但遗憾的是从泉州到福州不到200公里的路段竟有数十处宣传香烟品牌的广告，这些广告都高高竖立在黄金地段，广告的设计大方，规格高大，广告词也撩人心弦，是龟缩一隅、寥如晨星的公益广告不敢比拟的，恰如鹤立鸡群。吸烟有害健康，这已是世界共识的，为什么我们却大肆宣传香烟的品牌，这不是有意把人推进陷阱么？1996年我想把它写个提案，但同组有些委员劝我还是不提，他们说，烟草公司是国家的，最能赚钱，你叫他不能做广告，他们生产的香烟卖给谁？这是件得罪人的事，你提可能也“白提”。我说政协委员是替老百姓说话，是向党和政府传达群众的呼声，我才不怕呢！后来得到了同宿舍的省民委钟主任的支持，于是我写了《建议在324国道两旁设立公益广告，使她成为我省两个文明建设的窗口》的提案，不久省“文明办”在给我答复信中，充分肯定了我的提案，并说已列入当年精神文明建设办实事的内容，指定有关部门抓落实。第二年我又到福州出席政协会议。福厦公路两旁的香烟广告已全部清除，接替它位置是公益广告，让人看了，不禁心旷神怡。 当然有些提案虽然来自群众的心声，但无法让承办单位马上采纳改正。因为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比如1997年，我针对“三农问题”进行一番调查，农民反映最剧烈的是农村教育附加费的征收，征收时间又在农村“青黄不接”的四至五月，这时农民的钱已花去买种子肥料，五谷又未登场，经济已十分困难，你在这时却来收费，所以群众意见很大。为了写好这个提案，我选择三个乡镇进行进村入户调查。一个是较富裕的百崎乡，一个是经济较差的黄塘镇，一个是人均收入中等的涂寨镇。我骑上一辆旧自行车，行程一百多公里。三个乡镇的教育费都在每人每年100元以上，一个家庭多者千余元，少者几百元。他们说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其实是让农民义务，国家没有义务。一个村两三千人，一年收几十万元，办一所小学绰绰有余……为了及时把这问题向省政协反映，我写了“社情民意表”：《建议国家对农民不收或少收教育附加费》，尽管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可以给国家今后制定政策作参考。 那几年，因我一些提案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采纳，不仅在当地，邻乡镇人们也知道我是政协委员，加上1992年我在台湾的父亲病危，他向台湾当局申请让我往台湾看望、相聚，台湾当局当即批准允许我入境，当我到了广州指定旅行社报到时，旅行社拿出台湾通过香港的传真，发现我是现任省政协委员，拒我入境。乡亲们对我更加信任，说我是个“青天老爷”，连台湾当局也怕我……所以经常有本乡和外乡镇的群众上门找我反映情况，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有的还要求落实政策……不管我有时正在田里忙着挑粪，或在盐场做工，我都立即放下手里的活，接待他们，耐心听他们反映的问题，我把知道的事向他们解释，要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向有关部门反映，还向他们解释政协委员的职责范围……他们反映的某些问题，有些是当前群众要求解决的难点、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写提案的内容和素材。 现在，我虽然不再是政协委员了，但我仍与政协“心心相印”、“藕断丝连”。不能写提案了，但还经常、主动向县政协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亲自动手采写一些文史资料，永葆一个老委员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