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置惠安县，历任知县，宋一百名，元十五名，明四十六名。因有政绩而列上名宦的，宋六名，元三名，明三十一名。通观宋、元、明三代一百七十九名的知县，明·叶春及可以说是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位了。 叶春及字化甫，号絅斋，广东归善（今惠阳地区）人。 叶春及的父亲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老儒，春及是在父亲严格课读下成长的，在十五岁以前就读了一系列的典籍经书，《惠安政书》写着：“……吾父退斋府君，老儒也。生不肖孤以为晚，示尝易教，年十岁授《古文》、《尚书》，十二岁授《诗》，十五岁观宋儒之书，使从事圣贤之学……” 叶母方夫人，也是一位知书识礼、明白大义的女子，《惠安政书》记载着这位贤慧叶母，曾敦敦地教导春及：“欲生益于时，死传于后……” 叶春及就是在这样的父母严格要求和良好家庭环境中熏陶下成长的。虽然他十七岁就失去了父亲，二十二岁母亲又离世了，但他的一生并没有辜负双亲对他的期望。 嘉靖三十一年（1552）叶春及中式举人之后，被派到福清当教谕，《明史》（P60004）：“……由乡举授福清教谕，上书陈时政。”其内容为：“一曰端治本，二曰正士习，三曰纠官邪，四曰安民生，五日足国用，其目二十有五。”（《广东通志》卷291）关于叶的生平，《中国人名大辞典》（P1303）专条记叙：“……上书陈时政三万余言，都人传颂，民感其德，寻引归，以太常卿文穆荐，起郧阳同知，入为户部郎中卒。工诗文，有《石洞集》。” 这位从福清教谕调任惠安知县的叶春及，我们注意到的是他在入闽之前，于隆庆二年（1568）曾向穆宗朱载垕上书三万言，痛陈时政。这洋洋三万言，在京城是传颂一时的，可见叶在年轻时是很有抱负的，而且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 叶春及于隆庆四年（1570）到惠安任职，万历二年（1574）离职。这一时期，武宗（正德）荒淫无耻，四出巡游；世宗（嘉靖）迷信道教，炼丹求仙，终年不朝。宦官宰相，把持朝政，勾心斗角，豪强兼并，官吏贪污，财政困难，到隆庆元年，库银仅足三个月的开支。当明王朝政治正日渐败坏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于隆庆期间入阁，万历初年擢任内阁辅相，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在中央政府当宰相的张居正是一位务实的政治改革家，这对于地方上任职的叶春及，不难想像会受到影响，增加了政治上的信心和力量。 叶一上任，就有新风。《惠安县志》：“匹马入境，出入单骑，从者二三人，不知其为令也。”这一做法和那鸣锣开道、前呼后拥、渲染声势的县太爷比较，自然会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欢迎了。 叶的政绩是显著的，《惠安县志》赞扬他：“采风谣，询疾苦，清宿弊，均徭役，革羡余（注：羡余，盈余的赋税，这里指额外的摊派），毁淫祠，开鸬鸠以通水利，减入寺租由定官催征纳规则……五年邑大治升宾州牧，军民诣阙留之不得。离任日维蔽衣一箧，父老送出郊者累千人……吾邑祠于斋宫以报其德，又勒石纪绩于南北郊。” 一个人对人民做出了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当时叶令离任之日，县志载“父老送出郊者累千人”，惠安户数在1532年虽上升至5550户，但由于兵荒，丁口已下降为22215人，叶春及离任的1576年，人口又上升至28728人，当时惠安县城139户916人，可知不但是倾城欢送而且全县乡社都有代表来参加这送别的行列。人民把自己潸热的泪和真挚的心，献给这位任职五年而离任之日仅是“蔽衣一箧”的青天大人了！人民把自己的感受勒石竖于南北郊，是要全县所有来往的人和千代万代的子孙，永远传颂着、纪念着。 《螺阳文献》卷七，明·吴天成写了一篇《邑侯叶絅斋传》，在列述叶政绩后，提到叶和司马梦熊、海瑞的声望同传于世。编者陈澍还在文后加了评议：“叶公恩德在惠，去今二百余载，甘棠遗意，父兄故老往往乐道之，可知为令者一念及民，虽百世尸祀焉，况身被其泽者乎！……”清·陈澍从对历史的感慨，清醒地说出了人人皆知的道理，这无非想于现实有所告诫。可古往今来有多少为官者，能很好地“一念及民”啊！有多少为官者使民“百世尸祀”啊！ 叶絅斋在惠安任内，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惠安政书》。这部书，在国内并不知收藏何处，已属稀世之本了。厦门大学副校长、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明清史专家傅衣凌教授，1981年2月赴加拿大、美、日讲学，到东京图书馆东洋文库，看见日本女子大学教授兼明史研究室主任山根陷夫，正在研读《惠安政书》，山根陷夫教授介绍了日本还有专门班子在研究《惠安政书》。这部书，傅先生从东洋文库复印回来了，最近泉州历史研究会与我县文化馆、图书馆决定合力翻印出版，泉州历史研究会且将把它列为《地方文献丛书》。傅教授高兴地先后来函表示：“惠安政书的翻印，是我省乡土史学上值得表彰大事。”（1984年1月13日）“《惠安政书》得到惠安同志之支持，能重印行世，殊为一快事。”（1984年2月11日）。 《惠安政书》的内容有：图籍问、地理考、版籍考（三篇）、总表及各都图表（六篇，附地图三十帧）乡约、里社、社学、保甲（三篇）共十二篇。其中以最多的篇幅介绍了地理版籍和三十四都的概况。每都附有地图，并各种详细表格，表中项目有：铺、村、坛、亭、学、寨、墩、户、民、军、匠、军盐、田、地、山、林、池塘……以及米粮赋税等。 读《惠安政书》，可以知道叶絅斋的政治思想是积极的，进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的是划破太空中迷雾的一道闪电。 《惠安政书》开章就这样写着： “知县寡味，不逮古人远甚，谬为尔牧，敢不求之……以匡知县不逮，敢问二十八章。” 一个知县，下车伊始，不是咿咿哇哇，而是访贤问老，了解他所要工作的地方的山川、地理、气候、潮汐、城池、驿传、教育、渔盐，以及生产生活情况，这是为了什么？分明是为了工作。 这个曾经在京城上书三万言陈述时政的叶春及，上任后就向全县人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目的： “凡饥饿于我土地，耻也。” “尔邻里乡党，岂无疲癃残疾，颠连无告之人乎？能周，周之。不能周者，送存恤院，月给米布，毋令愁叹之声，郁于穷闾也。” “欲吾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 “田庐妻子，虽有强暴立于其旁，莫敢睨者……” 在封建社会里，有几个为官者，能够公开表明：哪个老百姓饥饿在他工作的土地上，就是做知县的耻辱，而他为官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衣食甘美，安居乐业，就是要保护人民的田庐妻子，不受强暴欺凌。 叶春及在任期间，非常重视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选拔。 叶春及到任后，他感觉到惠安学习风气好，读书之声不绝，“每选学抱艺而就有司试者，不下千人，盖斌斌盛也。”（《惠安政书》）另一方面，他又精明地觉察到：“惠安人民习俗尚鬼种，淫宇达五百多座。”他认为岂有将纯洁的青少儿童和鬼神并坐读书之理。为免除腐蚀污染，下令毁了这些神庙里的泥物和图像设施，改为学宫，全县办起了二百二十三所。 叶之所以下令毁掉这些淫祠，《惠安政书》“七邪”一章中又说得很清楚： “惠安广轮廑八十里，淫祠至五百五十有一，噫，何多也。” “今愚民自称师长、火居道士及师公师婆、圣子神姊，大开坛场，假画地狱，私造科书，伪传佛画，摇惑四民，通交妇女，或烧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设斋则糜费银钱，建醮则喧腾闾巷……如师巫之家，亦有鬼祸，鬼神凭借，何不救之，若言免祸求福，尽假其功，则是贫者尽死，富者长生，此理其明，人所易晓。” “……酾丽椎牛……设斋建醮，或至舞鬼，棹舟乐神……病不得药，死不得葬，甚至男女庞什，有不可道者矣。” “知县伤之，下令堕毁。” 叶令同时通知：“修斋、念经、咒水、书符，师巫。”到各乡社参加劳动。 叶令能够提出：“如师巫之家，亦有鬼祸，鬼神凭借，何不救之。”这种积极的唯物的思想方法，是很可贵的。明王朝政治上腐败，而沉溺于倡导佛道，大搞天书，诡异神秘的迷雾弥漫着神州大地，虚掩着败坏的政权。作为政治家的叶春及自然是痛心疾首的，岂能让善良无辜的人民，任意遭受污染、蒙骗、毒害。 叶认为要办好教育，首要的工作就是教师的选择。《惠安政书》写明：“所请教读，必须学行兼备、端重有威的生员儒士，不用罢吏及非儒流出身之官，或行止被黜者……”且规定了教师选聘了，要报县加委而待遇从厚。 为了培养人才，奖掖后进，对每年应试的儒生61名，每名补助旅费银2两；对考中举人的奖银2两，进士4两，武举人5两。 对于学校进行教育的时间、制度、礼节、课程内容和要求目的，在《惠安政书》“社学篇”也作了规定。平旦：诵书、正句读。口诵以上口为节，贵熟不贵多，如资性记忆千字以上者，只读六七百字，不得尽其聪明。这个不得尽其聪明的教育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下午：歌诗，习书数，学颜鲁公字体。晚上：温书，习礼仪，学古人嘉言善行一章，听审音乐，养其耳目血脉。《惠安政书》中还规定了教师的仪表和注意事项，学生不许着纻丝纱罗，出入不准驺从舆马待于先生。这一要求，就是要学生中不能有富贵贫贱的分别了。从《惠安政书》中，大可以研究明代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 叶春及治惠，在乡规民约方面有一系列规定： 从“乡约篇”可以看到民事诉讼这样写着：“里中选高年有德、众所推服耆老三五人，在申明亭听一里的讼诉。”并严格限定是民事诉讼中的十九个项目：如户婚、田土、财贸交易……一些小事情的纠纷。所以要在里中的申明亭解决，叶说，这不但是“解决是非”，更主要是“劝民为善”，只有奸淫、诈伪、人命等重要的案件，方许赴官陈告。《惠安政书》中严格要求，官员中如有循情作弊，颠倒是非的，依出入罪律处。 “婚姻”制定十二条，其中有关于结婚的年龄、纳聘的金额……婚礼不得勒索，不得用乐，尤其不能用鼓吹什剧等。 “居丧”八条提出居丧“以哀戚为主，不许匿丧成婚，吊宾至不许用币，不许设酒食，惟自远者，为具素食，令无服人待之，不用酒，不得作佛事，不得用乐，不得用鼓吹什剧，楮幡楮鬼等。不得停柩逾年不葬。不许易凶为吉……” 叶春及对于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则竭力提倡文艺宣传要注意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坚决禁止唱酬邪曲，演什剧，即是演唱那种诲淫诲盗的戏曲而导引了“子弟未萌之欲”。 在“保甲篇”中，叶令说：“余为父母，一夫妇尚不知其居里族姓，况知其情。”所以制定了户口册，建立了保甲制，规定每户簿写明：户某，男子有几口几丁，妇女几口，分老、壮、幼，有何手艺或残疾，田若干亩，该纳多少粮，屋门面几间，牛、马若干，每个家庭情况都写在牌子上，挂在家里，每甲、每保又有总表汇集。 叶还主张各个族姓，编写族谱。 倡导每个家庭要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 在“保甲篇”中又有保境安民，治理自卫的八项规定：遵戒论、严讯察、联守监、时操练、谨巡逻、治奸谗、均劳费、禁侵暴。 惠安为福、兴、泉必经之地，车水马龙，旌盖时停，叶规定接待上官只是清茶淡饭，不办酒席。《惠安县志》：“邑当孔道，不能饰厨传供上官，即台使亦然。”这一规定是不容易的，没有自己的清白，是不能以清白待人的。《螺阳文献》明·吴天成写的《邑侯叶絅斋传》对于叶的接待上官如此清简，慨叹地说：“……竟无所获戾，则虽其时然哉？抑亦粼粼濯洗也。”但李恺在《答邑侯叶絅斋书》中就有嫌词了，“事上之礼，失之太简。”可见人们对于生活的处理，有着各种不同的态度。千古以来县令接待上官并不是掏自己腰包的，一般来说，县官们都是何乐而不为的，但叶令想到的这是人民的膏脂，怎能“乐而为之”啊！ 《惠安政书》可以说是一部体裁别具、很有特色的地方志书，一部历史上少见的县长政治笔记。《惠安县志》高度地赞赏着：“著《惠安政书》，纤悉曲尽，八郡传以为式。” 《惠安政书》的重新发现，对于惠安地方史的整理工作是一件大事，对于我省乃至我国历史学界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教育措施，也将是一部有价值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