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回族，原姓马，小字三保（宝），洪武四年（1371）出生于云南省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七年（1432）的二十七年间，他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涉沧溟十万余里”，历经“大小凡三十余国”，开辟出一条联系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航线，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永乐十五年（1417），三保太监郑和总兵奉旨第五次下西洋途中，船队曾在泉州后渚港一带候风。与后渚港隔海相望的泉州湾北岸——惠安县白崎铺，恰好是一支回民的聚居地。因此，同为回民的郑和与百崎回民也就有了一段友好的往来，至今保留着一些宝贵的史迹并流传着许多美好的传说。 一 百崎回族，既不是我国的土著民族，也不完全是外来民族，而是一个内外结合的独特的民族，则俗称的“土生蕃客”或“半南蕃”。自唐朝起就有阿拉伯商人、伊斯兰教布道者等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活动，宋元尤盛。百崎回民的先人乃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定居于杭州富阳的郭家村，经数代繁衍至郭德广才于“元季宣差微禄，奉命督糈来泉供应，于是时干戈扰攘，弗克还朝，即纳室于泉，卜居行春门外，后改迁法石，依例占籍。”（《百崎郭氏族谱序》）当时，作为混血后裔的郭德广既有元廷的“宣差微禄”作为护身符，又附胄于汾阳郭氏望族，因而元朝的“反色目”排外风波对其并未造成威胁。在受汉文化与儒家思想熏染的同时，郭德广及其后裔仍然信奉伊斯兰教。据《重修义斋郭公墓文》记载：“吾祖自开基法石，德广公即从清真教。”明朝洪武九年（1376）郭德广的次孙郭仲远携妻儿由法石迁徙来惠，“择于惠邑海滨百崎山下筑室居焉。”（《百崎郭氏族谱序》）由是安居乐业，生息繁衍。在此期间，百崎回民仍秉承先辈笃信伊斯兰教，“诚斋礼拜之风”。 郑和在泉州逗留期间，每逢星期五主麻日都到清净寺礼拜，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前来礼拜的郭仲远，因而获知后渚港对岸聚居的这支百崎郭氏回民。出自回民之间的族谊，郑和不惜纡尊降贵，毅然过江探访。郭仲远家族受宠若惊，而一时又苦无迎宾驿馆，遂假于渡口凉亭摆设香案，悉携众儿孙在此恭候钦差太监大驾。此后，百崎回民为纪念郑和太监来访，则将此凉亭称为“接官亭”。关于接官亭的说法，有的说是百崎回民为迎接郑和而连夜建成的，这并不可能。纵观石亭那经过雕琢的柱、梁、盖，不要说当年的人力和条件，就是现在一夜之间也是难以完成的。其实这座石亭是百崎回民的始祖郭仲远于明朝洪武年间捐资建造的，据《百崎郭氏回族宗谱·仲远公行实》所载：“公平昔喜吟咏，尝著作，不浮靡，好施与。”所筑凉亭旨在让过江候客赖以小憩，盛夏时节兼备凉茶，以供路人解渴，其“施恩布德”则可见一斑。 接官亭至今屹立在百崎回族乡的白崎渡口，俯瞰着江水泱泱的后渚港。这是一座纯花岗岩结构的古老四角凉亭，正面长度7米，前后宽度6.7米，总体高度5米，占地将近50平方米。伞形的塔盖向四方倾斜，各方均由长短不一的十来条石板拼凑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平面，四条隆起的亭脊及葫芦形的亭顶均为粗雕的花岗岩石，整个亭盖由20根石梁及16根方形石柱支撑。四边石柱共12根，中央石柱4根，16个础位恰恰组成了一个“回”字。整座石亭给人一种朴素大方、稳固厚重的感觉，就像回族人那种勇敢强悍的秉性。 二 百崎回族乡至今还保存着两条古老的海堤岸，百崎回民称它为“郑和堤”，一条长60多米，从本乡的斗门头村连接于埭上村西角：另一条长700多米，从埭上村西角连结至三台（音TāI）山麓，在三台山坳的磐石上留有一个靴底的印迹，俗称“仙脚迹”，遗憾的是在1966年兴建盐场时开山炸石而被炸掉了。但这“仙脚迹”与“郑和堤”却又蕴含着郑和与百崎回民的又一段不解之缘。 其时，郑和与郭仲远一来二往，言投意洽，顿成莫逆。郑和对零星倭寇在沿海一带滋乱骚扰早有所闻，本想趁停泊期间派兵到百崎扫灭倭寇。郑和军进驻百崎时，方知盘踞在克圃村“倭番城”内的贼寇已被郭仲远的四子郭仕敏带领回汉民众剿灭。在克圃保留着的两座倭番墓直至2001年间修建公路时才被铲平，此是后话。有些调查材料将郭仕敏误作其子郭干平，因为郭干平子肖其父，武略超群。成化初年海寇入侵其居住的埭上村，他带领乡民奋勇杀敌，活捉了海贼王。明宪宗即下诏敕封他为捕盗官，赐予冠带。明代的《闽书》、《泉州府志》、《惠安县志》均有记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较之乃父，郭干平的声名与事迹更为族人所熟悉，由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因为郭干平生于永乐十七年（1419），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两年后才出生的，所以在此期间其平倭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百崎地处海滨，当年郭仲远家族居住的埭上村，每逢涨潮时海水就漫到门前，生活在这里的百崎回民诸多不便。军队驻扎期间，郑和到埭上巡视时看到这一片茫茫的海水，就询问郭仲远这海水有多深。仲远告诉他，退潮后是一片滩涂。郑和摸着下巴想了一想，高兴地说：“何不在这里修筑两条海堤，既可截断滔滔的江水，又可在堤内造田建屋，岂不是两全其美？”仲远应道：“办法虽好，但郭氏回民人少力薄，要修两条海堤谈何容易？”郑和笑道：“这不是有现成的人力吗？趁着船队停泊候风期间士兵又驻扎在此，正可助你一臂之力。”仲远听后欢喜万分，感激涕零。一连几天，每当退潮时就带领郑和察看地形，确定围堤位置，设计修筑方案。经过士兵们与当地回民的艰苦奋战，终于在海滩上筑起了两条总长约三里多的堤岸。正当大家欢欣鼓舞、额手称庆的时候，谁知农历八月半的大潮来势凶猛，直逼刚刚建好的大堤，几处尚未干固的地方已溢人海水，堤岸岌岌可危，尽管军民并肩作战，奋力抢救，然而潮水还在继续上涨。郑和与郭仲远站在三台山上视察险情，海水已超过堤岸的警戒线，如果潮水再上涨两、三寸，大堤势必毁之一旦，军民两个多月来的艰苦奋战将会前功尽弃，付之东流。郑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面对着这滚滚涌来的波涛，他急得把脚一蹬，自言自语地大声吼道：“难道这潮水还要再继续上涨吗？”说来也怪，他这么一蹬，那磐石上居然留下了深深的靴印，而潮水一下退了两三尺，大堤终于保住了。此后，百崎回民对堤内的海滩进行改造，扩大了耕地面积，经过几年的土壤改良，使大片的盐碱地种上了庄稼。为纪念郑和军的热情相助，百崎回民把这两条堤岸称作“郑和堤”，而所谓的“仙脚迹”则是把郑和神话化了，充分体现了百崎回民对郑和的感激、崇敬和爱戴。 三 接官亭又称作送嫁亭。据说当年亭内设置的石桌石椅都非常粗糙，石椅是圆柱形的础石，石桌面正中还阴雕一副棋盘的格局，当年郑和与郭仲远曾在这里多次对弈，此中还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佳话。 相传在永乐二十年（1422）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返回时途经泉州，又在这里作短暂的逗留。回想当年过访百崎回民时深受当地的回族兄弟盛情的款待，当时与郭仲远酣然对弈、促膝谈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因而再度过江来访，共叙离情。郑和与郭仲远一阵寒暄之后不禁技痒，即令其取来象棋，再来一番较量。连下几盘，本来棋艺精湛的郭仲远此日竟然步步失手、盘盘皆输。郑和好生奇怪，遂关切询问，方知原委：原来，郭仲远的第五子郭仕昭“奉例造列军籍”，被抽丁到玄钟（也就是现在的长泰）当兵，因为他生得相貌堂堂，魁梧伟岸，于是被留在郑指挥使麾下当上一名贴身护卫。此后府第任其出入，并无避嫌。年久月长，郭仕昭与郑公第三千金郑馥小姐接触频繁，相互产生爱慕之情，由是暗下私订终身，从此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难分难舍。此天生一对，郎才女貌，本来无可非议，然而郑指挥使的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根深蒂固，对小女私订终身异常气愤，竟将此事加罪于郭仕昭，欲以军纪处治。闻讯后郭仕昭及郑馥小姐便盗取令箭双双出逃。郑指挥使知道后暴跳如雷，令泉州府王守备迅速追捕归案，不日将达百崎。而郭仕昭至今下落不明，王守备抓不到仕昭定然缉拿全家问罪，所以郭仲远神情恍惚，惶惶不安。 郑和获知隐情后，安慰仲远不必忧虑，说他自有办法让郑氏淑女成为郭家佳妇。郭仲远将信将疑，第二天只好与郑和又在亭内下棋。然而方才搏杀片刻，则见后渚港海面上几艘官船破浪而来，泉州府王守备带兵来到。郭仲远顿时被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只见郑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动声色地把欲带往西洋的圣旨暂且挂在石亭的额上，继续要与郭仲远下棋。仲远哪有心思再玩呢？这时气势汹汹的官兵已经追上岸来，王守备抬起头却瞥见石亭额上这杏黄绸缎上绣着九龙口含“圣旨”两字，而亭内郑和与郭仲远正在对弈。他不禁浑身一震，瘫倒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道：“小……小将泉州王守备，奉……奉长泰郑指挥使将令，前……前来……”说到这里王守备说不出口，郑和厉声责问：“到底前来何事？”逼于无奈王守备只好信口胡诌道：“前……前来送嫁……”“既是送嫁，带兵何用？嫁妆何在？”郑和紧追不放。王守备忙不迭纳头便拜：“……小将马上备办！”说着连忙向郑指挥使禀报去了，郑指挥使知情后哪敢违拗，立即派人四处查询，找来了郭仕昭与郑馥小姐。郭仲远遂选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主麻日，郑和亲自主婚，在接官亭为郭仕昭与郑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时，郑指挥使备办了丰厚的嫁妆，由官船运送到百崎渡口，停放在接官亭。因此，接官亭又称为“送嫁亭”。郑和撮合了回汉联婚，促进了民族团结，他的助人义举被一代又一代的百崎回民争相传颂着。 四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在泉州逗留期间，他专程往灵山圣墓拜谒二位先贤，这是历史事实。当年地方官蒲和日为纪念郑和到此行香所立的那块石碑，至今仍竖立在回廊的西侧，碑文为：“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而郑和是否到过百崎，目前尚无发现有关这方面记载的史料。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在百崎考察时，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认同“郑和到泉州圣墓，即先从泉州湾北岸的白崎登岸，然后经洛阳桥，才到灵山圣墓。”（见《郑和与泉州回族》）。这个推论与“郑和同郭仲远相识于清净寺”的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据百崎郭氏族谱《复遵回回教序》记述：“我祖自开基百崎以来，曾贮天经（即《古兰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即清真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郭仲远往泉州清净寺礼拜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那么在这里遇到并结识郑和也是可能的，因此接官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倘若郑和到百崎探访郭仲远，那么两人结伴拜谒灵山圣墓，同样在于情理之中。 据《百崎郭氏族谱》所载，传至十一世郭拔萃，“……每至圣墓拜谒二位先贤，时见陵墓日久坍塌，遂于是年夏历十月鸠工重修，并勒石以志。”现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圣墓柱廊外，东侧石壁上嵌有一块花岗岩石碑，宽27.5厘米，高66厘米，粗糙的碑面上阴刻四竖行汉文：“乾隆癸卯年阳月重修圣墓特恩己亥科举人郭拔萃立”。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树立的《重修温陵圣墓碑记》中再次将郭拔萃修圣墓一事镌勒以志。此乃第三次重修圣墓之确凿记载。这又可来印证拜谒圣墓已成了郭仲远家族世代相沿的习惯，也可以为作为郑和经百崎与郭仲远同谒圣墓的佐证。 至于送嫁亭的传说有的说是发生在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据《百崎郭氏族谱》所载：“仕昭公年才十六，晓然许为奉隶军职。”而郭仕昭生于永乐二年（1404），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他虚龄只有十四岁，故此说与事实不符。如若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返回途中果真又在泉州逗留，那么他再次过访百崎并为郭仕昭主婚，则有这种可能，尚有待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