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底村是崇武半岛较早形成的村庄之一。作为一个工匠专业村及惠女聚居点，其发展史颇具典型性，值得研究探讨。溪底村退休干部王祥编写有《溪底王氏源史》，刘锦士也在县文史资料发表过文章，记述了不少史实。台湾学者阎亚宁及李乾朗致力于溪底王益顺匠师的研究，并曾来溪底村调查，后发表文章提供了很多难得的资料。然而上述这些资料存在一些不尽一致的内容，因此本人想结合多年编纂地方志所得，对上述资料进行一些梳理、解读、力求还其真面目，以供专家们研究。 一、溪底村的自然环境变迁 从明代的二十七都地图可以看到，今崇武镇与山霞镇交界的大山头及贯穿霞西村南北的“山柄”小山丘之间（相距千余米），当年有一道地质断层，海水涨潮即自北向南漫至官住村西侧，长有3000多米。据口碑资料，更早年代这是一道溪流叫“龙溪”，溪底村就在此龙溪北端的入海处。 宋元时期，溪底是个小半岛，有五山三溪二海，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民居零星散布于溪畔避北风处。五山即东侧的铺仔山、南侧的前龙山、西侧的大山头、北侧的后尾山和斑鸠山（又称加锥山）。三溪是龙溪分成本溪、东溪、西溪三支入海。二海为岞口湾和阁仔湾。东溪两侧有赤道潭、石磨潭、弯道潭、厝斗潭、前龙潭、大沟潭、宫口潭，西溪则北起后塘而沟通中湖注入南湖。山丘林木郁郁，溪沟流水潺潺，故有“龙溪胜境”之说。明万历三年（1575）惠安县令叶春及撰《惠安政书》对二十七都也记述：“溪底湖周二三里，及诸细流、诸埭濡之。” 历经清初“迁界”的劫难后，山林受到严重破坏。于是北风吹袭，飞沙填积，黄土崩塌，溪潭淤浅，至清代中期终成沙滩干旱之地，村民生活出现“锅里缺粮，灶膛无炊”之惨况。1952年，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溪底村组织青年突击队，清溪修沟，植草固沙，种树防风。1958年，县林业局在溪底村西一带沙滩试种木麻黄树成功，形成第一道防风林带。1959年正式建立国营赤湖林场。溪底村也同时组织村民营造了斑鸠山沿海岸至港仔埔尾2公里长的林带及村北的大片林区。从此，数千亩沙滩变绿洲，既保护了农地耕作，又改善了生活环境，为村庄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1991年以来，溪底村根据乡镇工业迅猛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全镇的统一规划，大力进行农村城市化建设，改造旧村建新村，全村主干道路都栽直拓宽硬化美化。如今的溪底村已是个高楼整齐耸立，道路四通八达，环境优美整洁的现代化新农村。村西侧的国营林场，近年兴建了滨海森林公园，2003年5月1日正式启用，成为崇武镇的一个旅游热点。 二、溪底村的居民源流 溪底村在明代已是崇武城郊区诸村之首。清代废都设铺，崇武城郊区即称溪底铺。但是溪底村何时有居民现已无法考证，据传明代以前很早这里就不断有人居住，但不久又都迁往他处。现在能查证明代初期失传的就有李姓和何姓。 据《崇武文献黄氏族谱》记载，黄氏二世三房黄文洪之子黄体雄娶溪底村李氏，遂定居溪底，但其后世迁往广东、湖南，李氏即失传。黄文洪生卒年月未载，其兄生于永乐二年，其弟生于永乐十一年（即1404～1413），体雄居溪底应在宣德至正统年间（1426～1449）。 溪底村现有居民属刘、王、杨等姓。杨姓何时从何地迁入待查，今人口近200人。刘姓祖先原住与溪底村隔大港湾遥对的东岭镇五刘村，明代初年来溪底海边搭寮捕鱼，后即定居并开垦一些耕地，现有百多户500多人口。宗族最旺盛的是王姓，现有500多户2000多人口。 据王祥资料，溪底村王氏，始祖名毕复，讳佑字伯发，原住晋江杏田（泉州城南门外杏墩前房派），来溪底村贩鱼入泉州出售，初为肩挑小贩，后在东店埔开设鱼行，借住这里姓何家，与房东成朋友，由房东促成与同村刘氏联婚，仍留住何家，来溪底为明弘治九年（1496）。 但是，据台湾阎亚宁复制的王益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手抄的《王氏前落房家谱》记载，毕复原居住地为惠安上田（杏田、杏墩），迁住溪底是在明弘治年间（1488～1505）。资料还说，此谱后来有人续写，于光绪三十二年赴上田抄录族谱。谱中又写明，毕复娶妻何氏。但据说这何氏并非何氏女，而是何家的一个寡妇，毕复与其结合后，奉侍何公至逝，其后世均以王为姓，何姓在溪底村也失传。 王毕复生四子。长子无传，由祖厝刊承祀。次子传至四世分为西厅、东店、下田三支。三子寄居本县上田村（即是回原籍），其子出军迁住福州东衙巷。四子传至四世分为前落、后落、大厅、顶田、下田、祖厅、下厅、前新厝八支。前落房族谱从七世始有生卒时间记载，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卒于清康熙十七年（1609～1678）。近年溪底王姓还整理有祖厝刊族谱，则从十一世始有生卒时间记载，生于明崇祯八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635～1713）。由此可知，清初迁界使明代的宗族资料全部失散无存。溪底村王氏与崇武其他村居民一样，是在清中期才再次迅速发达，因此在清乾隆七年（1742）建总祠堂。 三、溪底村的经济开发 过去，溪底是大木工匠专业村。这里的大木工艺何时传入未见记载，但王姓人口传都认定为“家学渊源”，始自一世祖毕复。本人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 溪底村地临崇武半岛海湾的大港。这一海域直至20世纪中叶水产资源尚十分丰富，尤其是夏秋二季有多种鱼类大发海，还有一些特殊的双壳类、复足类软体动物。因此早年这里居民多以渔为业。刘姓、王姓祖先的入居都与此有关。 明初修通县城的官道之前，崇武半岛通外地的陆路是经溪底村的，先人即在路旁设店做小买卖，因此有东店埔街。加上海港之便，又出现宫东织布房、土楼染布行、杉行、盐馆、糖铺、灰窑等，航运、商贸及各种加工业都有，形成小集市。明万历间倭患平息，崇武军民大力发展经济，商市占了优势。此时城里人任温州知府的戴卓峰又出资买了后海湾的海荡权。接着清初迁界，溪底的港湾及农地又受到惨重破坏。由此溪底村各业逐渐衰落，人们始着力发展工匠业。 据王祥资料，溪底村的男性劳动力，清代中期木工占80%、石工占20%；清末木工60%、石工40%；民国时各占5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木工仅占20%，至今约占5%。直至改革开放前，这些男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不少人户口也外迁。1960年户籍统计，全村1152人中男性仅389人，劳动力422人中男性174人，这些男劳动力又多数在外。全村只有1家壳灰厂3名员工。这种产业变化使溪底村的经济走向低谷。早年人们有句传言：“溪底师傅大门缚草索。”原因一是长年在外，二是财力有限。台湾学者李乾朗1988年来溪底调查，看到的还是“房屋错错落落，只有巷子没有市街”。 改革开放后，外流劳动力逐渐返回。1989年统计，全村企业9家（石雕厂6家）、员工428人。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形成生产基地及街市，全村办有企业64家，共有员工3000多人。劳动力不再外流且吸引了众多外来劳动力。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村户籍人口3194人（男1533、女1661），外出人口只有106人（男70、女36），而外来人口却达1414人（男1083、女331）。这一年，全村经济总产值62150万元，其中工业产值45300万元，商贸业产值6403万元。 四、溪底村的大木技艺 台湾学者李乾朗认为，溪底大木匠师在明、清时为泉州一带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匠派。实际情况如何呢？ 学术界认为，溪底村大木匠师的技艺，较好地保存了宋代确立的“营造法式”（包括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起卦歌诀、天父地母尺白寸白、二十四山放水法、流年座向论法等），这是宋室南迁后传入泉州的。泉州地区的大木匠师也有多支流派。“溪底派”之称出现于台湾，泉州只称“惠安师傅”。“溪底派”在台湾现能查证的是王益顺的祖父辈，在泉州现只在开元寺重修时发现大殿中脊桁上皮写有“大清道光岁次庚戌三十年（1850）”及“惠邑王弼”。 本人认为，王毕复不可能是木匠，他在溪底借住的何家是否传承大木技艺也未见记载，溪底王姓的技艺从何而来不能妄说。但是溪底王姓大木技艺的实力应是在乾隆七年建总祠堂时才真正形成的。溪底王姓的大木技艺传承不是父子相承，而是当成全族的事业，每个男丁16岁起就进祠堂学艺，出师后干活收入按比例回交祠堂，年满60岁退休吃祠堂。在宗族中谁技艺高谁就受尊敬，因此人人奋发向上，技艺不断创新精巧。到了王益顺才为“溪底派”在中国匠界奠定了崇高的地位。 溪底村的大木匠师在台湾活动有一种特别的表现。他们人人练拳术、善喝酒、会唱曲，每到一个新工场，必先摆开场面表演一番武术，然后接受主人摆酒请客，吃喝完了就拿出乐器演唱南曲娱乐，而后才开工干活。他们练拳是为做工所需，因此不但斧法精湛而且臂力过人，跟别人对场时，运斧如飞，劈出的木片会准确飞向对方，以此显露自己的功力。 溪底村大木匠师的技艺，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一个杰出的匠师除了娴熟地掌握各种基本功夫外，还通晓阴阳，懂得趋吉避凶、安神止刹，使所建造的房屋能让主人安居兴旺。1990年台湾学者阎亚宁在金门王益顺匠师长子廷元的后裔手中征得一些珍贵资料，充分反映这种情况。资料有： （1）益顺师手稿《大图册》，包括写生笔记，蜘蛛结网内用木料法，各种人物走兽图稿，25种符篆，营建法则等； （2）廷元师手稿《小图册》，包括营建法则、符篆、营建仪式等； （3）益顺师手稿《台北孔子庙设计图》，包括以斜角透视法绘制的孔庙全区配置图，平面图，各部分的断面图，总共8张。 台湾学术界对大木梁架结构十分关注，以为是古建筑的重头戏。我们惠安的老一辈匠师也可能保存有一些珍贵资料，希望有关方面能引起关注，组织人员进行收集整理，使这些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五、关于名师王益顺的生平 台湾的所谓大木匠师“溪底派”实际是以王益顺匠师为代表形成的。益顺师于清光绪四年（1878）承接设计建造难度极大的惠安青山灵安尊王庙，由此名声传扬。当时他才18岁学艺出师没多久。1916年，益顺师到厦门承建黄培松武状元宅，幸遇台湾巨商辜显荣，即被邀请率侄儿王树发等10多人于1919年到台湾，设计建造台北万华龙山寺，由此而成名，时年已59岁。由此可见在手工业时代，一个人的成长并要得到人们的认识，是多么不容易啊！这一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又要有一定的机遇。 1923年万华龙山寺竣工，益顺师又下台南设计南鲲代天府，而后由王树发主持建造。 1924年，益顺师应聘设计建造新竹都城隍庙。1925年又受聘设计台北孔子庙。1927年参加评审鹿港天后宫的竞图篙尺，后来由王树发和吴桐两支工匠合作承建。1930年8月，台北孔子庙的崇圣祠、仪门及西庑告成。此时，厦门南普陀庙重建，拆卸后却没人能按原样建造，即特聘益顺师回来承接，除大殿外还设计建造后殿观音阁（又称大悲殿），1931年因积劳成疾逝于工地。 益顺师的身世对研究惠东民俗文化颇有参考作用。他的曾祖父邦猷，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卒于嘉庆二年（1772～1797），无子，即由族亲邦良的儿子迪升入嗣。迪升生于乾隆六十年，卒于同治十年（1795～1871）。益顺师的父亲即迪升的儿子嘉文，生于道光九年，卒于光绪六年（1829～1880）。益顺师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7岁时进村里的塾馆读了4年书。李乾朗文章说，他因“父逝辍学”，可是家谱记载，嘉文去世时益顺师已20岁，不知谁错。益顺师的元配庄偷，生于同治四年（1865），23岁时（1887）生下儿子廷元，37岁时（1901）去世。时蒋讫的丈夫王允仕去世，即嫁给益顺师为继室并于宣统元年（1909）生下儿子渊河。 似益顺师家族的这种情况，在崇武各村各姓氏都常见。这反映了这里的婚姻习俗观念中十分重视夫妻相互依赖和强烈的传宗接代愿望。祖先绝不可能规定一种“长住娘家”的制度。 益顺师的建筑大木技艺，在台湾的影响很大，近些年台湾很多庙宇重修都受他的影响。他非常全面地继承我国古建筑的技艺，又有很多创新。从他的台北孔子庙的设计图，又可看到他接受西洋透视图的影响。关于益顺师大木建筑技艺的众多特点，本文不作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