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西方第一强国英吉利以坚船利炮轰开了自封为万国之尊的大清帝国的国门。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出现了一批先觉的爱国思想家，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救民的主张，这是近代史上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陈金城就是近代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很值得研究。 陈金城（1802－1852），字念庭，号殿臣，福建省惠安县岭头村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曾任古田县教谕、连城县训导、内阁中书、刑部云南司主事。他一生爱国，著述丰厚，遗有文史哲著作《怡怡堂文集》等8卷300余篇40万言。鸦片战争期间，他撰写《平夷论》、《筹守福州议》、《筹守泉州大队议》、《杞忧私记》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抵御外侮、富国强兵的重要思想。他与林则徐、包世臣、姚燮、魏源等爱国思想家均有交往，与他们有共同的政治主张，他的思想在当时就得到一些爱国官员的肯定，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后人对他的爱国思想也给予高度肯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收录21位作者50篇论著，其中就收录陈金城论著4篇。陈金城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防观：强调海防与岸防、军队与民众相配合，重用爱国且有能力的将领，重视新式火器的制造和应用，国防要常备不懈 鸦片战争一开始就直接表现为中英两国军事装备和技术的较量，在中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采取适当的战略战术以扬长避短扭转败局，是当时爱国思想家考虑的首要问题。时年29岁的陈金城从官场失意的“愁然不乐”中解脱出来，密切关注战争动态，满怀爱国的忧患意识，撰写了《平夷论》。他总结明代戚继光和清初郑成功的海战经验以及厦门、定海战役的教训，强调要整顿海防、岸防，海上要派出战船巡逻警戒，岸上要点要设炮台，驻守军队；海上与岸上，驻军与当地居民要协同作战。他认为“平夷之略则以海上截杀为上策”。应“远出外洋，分班哨探”，并随时向岸上通报敌情，“官兵一闻警报，随即合宗约令击之于外洋”、“夷船未进港，则当夹水师而阵以遮击之”、“夷船既进港，则当就所泊之所而直捣之”，避免被机动力强的敌舰直接逼近海岸而仓皇应战。在海上截敌，以保持攻守主动权，这种战略战术在当时是非常有魄力的，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他又提出，“海岸之守，可令军民互相为守”、“兵以卫民，民以卫兵”，敌军“未至则防守为先，将至则瞭望为要，既至则策应为重”、“防守之道有二：一在固之于海岸，一在御之洋面”。 1842年夏，他面对英军进犯福建的形势，撰写了《筹守福州议》、《筹守泉州大队议》，主张坚守福州、泉州海口，不让敌军长驱直入。福建同乡四川总督苏廷玉将他的建议转达闽浙总督，促使福建当局采纳了陈金城的策略，结果保护了福州、泉州的安全。陈金城十分重视发挥民众的力量，他向省府建议：泉州、漳州民众强悍，经常发生乡村械斗，有几千人善于使用火炮、火枪，装备和战斗力均优于军队，可从中招募神炮手、神枪手加以训练，投入前线作战。他与当时昏庸官员把洋枪洋炮看作“妖物”的想法截然不同，十分重视火炮、火枪的重要作用。他批评朝廷在平时不重视军器生产质量，提出要提高工匠待遇，激发工匠的生产积极性；减少行政开支，增加军器生产投资，以制造出质量好的战船、火炮和弹药。1842年夏，陈金城在爱国官员和士绅的支持下，筹集资金一万多两白银，在泉州招募神铳师19人、铁匠5人、铸铅弹师2人，并配鸟铳火枪19支到福州省府集训。他根据泉州、漳州火枪手的成功经验，并吸收西洋枪法，编写了使用火枪的教材。神铳师随后到福州海口琅琦里教导团练兵。经过3个月训练，团练兵都善于使用火枪，有很强的战斗力，准备参战。这时，《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战争结束。但英军仍惧于琅琦团练兵的威名，进海口时要求福州地方官不准让团练兵施放火枪。陈金城由此总结“兵失而练在民”、“天下无民不能兵，则夷人自望风而退矣”。 他提出要重视选拔任用有爱国责任心且才能出众的将领指挥作战，严惩作战不力的将领。1842年6月，爱国将领陈化成在吴淞口抗敌英勇牺牲。陈金城在北京与陈化成曾有交往，闻讯撰写碑文，颂扬陈化成保卫祖国的英雄壮举，声讨腐败官员的卖国行径，痛呼陈化成“功立垂成，败于同官”。 陈金城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撰写的《平夷论》即提出，国防要常备不懈，他认识到“言战、守于有事之秋，难；言战、守于无事之秋，则尤难。”希望朝廷在平时重视训练军队，生产质量好的军器，制止腐败现象，防止“纸上有兵，而海上无兵”、“未战时有船炮，而临战时无船炮”；遇敌侵略要坚决反击，不能不战而一味求和，以致丧权辱国。他谴责当时一些官员主张的“一和可以太平矣”的论调，强调“自古驶夷之法，必能战而后能守；必能战，能守而后可言和”，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实现真正的和平。这种国防观念是正确的，值得肯定。 为加强战备交通，1843年春，他还倡议并支持了重修倾斜的洛阳桥，经过5个月日夜苦战后竣工，从而保障了福、厦之间和沿海地区的交通与安全。 要二、主权观：“我朝祖宗疆土不可尺寸与人” 鸦片战争以中国向英国割让香港、赔偿、开放五口通商为结局。陈金城十分痛心疾首，他密切关注五口城市情况，于1842年至1845年撰写了《杞忧私记》，揭露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势力利用不平等条约，变本加厉不断蚕食土地扩大租界，强占民宅、民田，毁坏名胜古迹，实行不平等贸易的行径。指出：“夷人得一步进一步，涓涓不已，将为江河，不可不防其渐。”他谴责地方官瞒上欺下卖国求荣，“弃地与夷”；他讥讽朝廷厚颜无耻，“讲和而曰就托，互市而曰羁縻，输金二千余万两而曰恭顺，其名甚美，其实则不堪自问也。”他沉痛地写道“膏血既尽，元气顿消，财尽民穷”，忧虑中国恐不及十年就沦落“为夷”。他重申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呼吁朝廷励精图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他满怀爱国热忱写道：“我朝祖宗疆土不可尺寸与人。” 他热情歌颂福州、闽侯、汀州、厦门、惠安等地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事迹，指出：“大概百姓畏官，官畏夷鬼，夷鬼畏百姓。”1850年夏，列强势力计划侵占上海居民的田地、墓冢，以开辟一条马路。居住上海的福建人首先起来反抗，上海地方官软弱无能，既不敢得罪列强势力又担心民众举事，不敢作出决策。正在这时，陈金城从北京回福建探亲，途径上海闻知此事，立即召集在上海的福建同乡组织起来，立誓抗拒列强势力的侵略，并报告上级官员，“慷慨敢言”，要求朝廷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财产的合法权利。列强势力看到陈金城大义凛然，群众同仇敌忾，终于放弃了原计划。自此，上海人民都知识陈金城的名字，“咸以得见先生为幸”。（《怡怡堂文集》卷一） 三、法治观：立法“以天下人之好恶为衡”，执法“为天下之大公” 陈金城历经鸦片战争全过程，洞察清朝官场的种种腐败，他认识到政治腐败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惩治腐败必须加强法治，应做到立法公正，执法严明，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的危亡。 1843年，他应邀为福建同乡任职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陈庆铺撰写了《申明刑赏疏》，以大无畏的气概上奏皇帝，弹劾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两江总督车鉴、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脱逃、作战不力的罪行，批评皇帝对其惩办太轻，并指出皇族琦善是罪魁祸首，应严惩不贷。 陈金城在这个奏书中阐明了法治的重要性：“刑赏失措，无以服民”、“惟行政之要，莫重于刑赏”、“天下大务，莫过刑赏二端。”法治要做到赏罚分明，公正严明，才可以治理好天下。他认为皇帝掌握最高权力，以法律统治人民，人民的好恶标准是决定法律能否畅通，皇帝统治是否成败的关键，“人民好贤而恶不善”，是非分明，所以立法“岂可不以天下人之好恶为衡乎？”这个观点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渗透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思想光芒。 他提出执法要公正严明，不能因罪犯是皇族、高官显贵就网开一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认为“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其后遂为小人为国家病”、“直道未泯，公论可畏”，执法不严的结果必然导致民心不服，天下混乱，所以执法要“以天下为大公”，杜绝任何特权。 他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严惩这些腐败大官。在陈庆镛、陈金城等爱国官员的强烈要求下，这些腐败大官终于遭到了严惩。后人根据这件事，编演了高甲戏《陈庆镛过大金桥》、《斩皇叔》，在闽南广为流传。 陈金城为官清廉，执法刚正不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僚震其名，凡有疑案，皆与商榷平反，每拟一奏稿，咸殷就质”、“以是才名益噪，上官皆倚之为重矣。”他任职多处，都享有清官盛誉。 陈金城不愧为言行一致的爱国思想家，值得现代人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