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评<中国之命运>》一书知道有陈伯达其人。上海临解放时，进步的大学生暗中传阅《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也传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等书。解放前我念高中时，国民党政府要学生必须学习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我素来喜欢阅读不同立场观点的辩论性的书籍，一看这有“评”字头的《评<中国之命运>》，就连夜在床上偷偷阅读，以后又读了他的《论中国四大家族》。当时还不知道陈伯达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这个人很有来头，掌握的数据资料很多很多，“评”和“论”是令人信服的，使青年学生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上海解放后，我随军南下到刚解放的惠安，被分配参加接管惠安县中（今惠安一中）。行军途中才知道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又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进驻县中后，了解到校内教师陈敦友是陈伯达的堂兄，刘国璟是陈伯达的堂姐夫，未几，校内高中学生赵荣桂、邱汉堂，青年教师连良平、刘继猷等人，先后相继前往北京参加革命工作，当时传说是通过陈、刘老师介绍去找陈伯达的。我跟二位老师闲谈时，他们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刘国璟老师说：“陈伯达很重视了解下情，调查研究，要家乡的人常常向他反映基层群众的想法和要求。”这与以后陈伯达和刘桂忠同志联系，要刘桂忠月月写信反映情况是相符的。当时去北京的师生，都是先到“革命大学”学习后才参加工作的。当时革命正气火旺，共产党吸收和使用干部唯德不唯亲，即使他们找上了陈伯达，陈伯达时为高级干部，更不会直接为他们安排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调到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工作时陈敦友的女婿在县中教书，因经常外出缺课被学校解聘，陈敦友不久也上吊身亡，听说遗有“年老言轻”的条子，可见他们没有沾陈伯达之光，享受殊荣。 我在文教科工作时，1951－1952年初，科里连续接到两批图书，是陈伯达寄来要转给他的家乡梅岭小学的，每批一大包约200册左右，主要是政治、文化、科学的通俗读物，看来是出版社给中央宣传部送阅送审的图书，部里定期清理，分送给下属单位的，当时《福建日报》、《厦门日报》都有陈伯达关心家乡教育赠送图书的报导。图书由我经手送达学校，梅岭小学距县城十多华里，第一批是乘泉惠线汽车中途下车背去的；第二批是自蹬脚踏车载去的。学校都召集学生开会，借东风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当时梅岭小学的校舍很简陋，但附近文化环境不错。据说宋朝大理学家朱熹曾路过留宿此地，见有五座山状如梅花五瓣而得“梅岭”之名。岭头有株千年古榕，冠盖几十米，是人们消暑的好地方。还有不少石刻如“读书佳趣”、“山腾川媚”，更有朱熹的“丹梯独步”和林则徐的“观文化成”的手笔，难能可贵。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陈伯达从红色巅峰掉进黑色深渊，传说很多：陈伯达接见惠安造反派，人们奔走相告以为荣；陈伯达讲浓重地瓜腔的普通话，红卫兵听不懂，王泉金为其翻译而红极一时；梅岭开石建水利，陈伯达的祖墓的风水石——猪母石也被炸开了，传说陈伯达闻讯大发脾气；人们又说因风水石破了，陈伯达失掉了中央文革小组长宝座，瑯珰入狱。作为笑料传传说说。 二00二年三月廿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