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事沧桑 惠安县文化馆建馆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由当时的闽中游击队队员连远辉任第一任馆长。没有多久，连远辉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其后南下服务团徐苏以及叶木华都担任过短期的馆长职务。一九五三年，龙涛任馆长，郑金洪任副馆长。龙涛，山东枣庄人，一九三九年入伍，四二年入党，家庭出身地主，原是山东新兵二十一团政治处宣教干部，一九五二年“三反”期间，因“贪污三十三万九千元（旧币）”被处分，转业到地方。其后复查为证据不足。一九五九年，龙涛因夫妻间吵架事，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其他反革命罪”，错判八年徒刑，其后又在黑龙江依安县再以“反革命罪”加判十五年徒刑。直到一九八○年两县法院正式给予改正，龙涛先后在监狱和劳改场渡过了二十五年之久。他回到惠安，孑然一身，已五十八岁了。现已离休，重新安家落户。 龙涛被捕后，由钟影保接任馆长。钟影保是本县山腰人，一九四九年三月入党，五五年八月从城关区宣委调任。在职不到三年，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撤职降薪，发放到黄塘官溪劳动，后又被动员退职。直到一九七八年摘帽，七九年正式改正，现任县工商局副局长。 从解放到反右这段时间，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有戈非、徐汉雄、陈连生、杜碧笙、陈天来、唐寿瑜、连怀白、何远珍、张汉辉、王玉珠等人。经过了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反右派，县文化馆其时除了唐寿瑜（北方人）一人未受处分，另一人划为“中右”留用外，全馆上下，均因划为右派分子而被清洗。其中有些人，如永春籍的戈非，还因右派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三年，上海的徐汉雄，被遣送回上海又被错判多年徒刑，张汉辉回乡后因右派也又以“反革命罪”被管制三年。文化人在反右期间，因为一张鸣放、一句怨言而遭放逐、处分，备受铁窗之苦，在文化馆工作人员身上，最为典型，也最为深重。 一九五八年重新组建文化馆，由县长宣布任命杨文山、林能春为馆长。杨文山原任东岭区副区长，从这年开始，先后在县文化馆工作了近二十年，几受挫折，坚持不懈，为惠安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现已离休。林能春于一九六六年的“四清”和“文革”交叉时间，以所谓“企图包庇其家庭划为富农，丧失阶级立场”问题，被撤消馆长职务，降二级工资，留党察看一年。这个错误的处理，直到一九七八年才予平反，现在南埔乡工作。 从“反右”以后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五八年以后有李荣忠、唐秋贵、辜水玉、王玉珠、林秀木、陈谷津、江炳泉、黄乃宗、黄珍德、孙涛，六○年以后还有黄银卿、丁荣辉、叶富美、黄瑞金等人。 十年内乱初期，县文化馆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黑窝子，馆长杨文山等人被一再揪斗，打成黑帮分子。其后，文化馆的牌子被取消，人员被“下放”。在七十年代初期，县文化馆改称“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后更名为县文化站，直接从属县革委会政治组和县委宣传部，完全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使用。这期间，工作人员更新，由许荣川任党支部书记、领导组组长。杨文山于一九七三年从下放地调回，后任领导组副组长。 粉碎“四人帮”后，县文化馆正式恢复，一九七八年杨文山复任县文化馆馆长。一九七九年王玉珠回到文化部门工作，任副馆长。在这期间，县文化馆一些老同志回来了，一些在其他部门的右派改正的老同志，也安排到文化馆工作。原县文化馆的“右派”完全得到改正，徐汉雄、戈非等，都离开惠安回原籍工作。一九八○年以后，有一批在文化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如丁荣辉、黄乃宗、许荣川、陈土生等，先后退休。杨文山离休后，一九八一年由陆昭环接任馆长。在这以后，又调入一批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同时，文化馆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化有很大改变。现全馆十三人，大专毕业的五人（包括一名进修生），中专毕业的三名；参加省作协、美协、影协、音协达五人之多。 二、馆址变迁 惠安县文化馆建馆之时，馆址因陋就简，设在县政府门楼之上，即现在的县委机关大门处。当时是座鼓楼，二层古建筑，东边楼下是县里最早的“新华书店”，新出的连环画是平放在桌上出售的，两边是文化馆的图书室。其后因阅览人数增加，又在小楼边扩建近一百平方米的图书阅览室。这座门楼，在五十年代中期，被一场台风暴雨袭击倒塌。文化馆因此搬进了县文庙的后落，图书馆设在文庙两厢。一九五九年为举办国庆十周年大庆展览，文庙修葺一新，大厅改为“红旗馆”。县文化馆在文庙的时间很长，经过了大跃进、困难时期、社教和“文革”的最初岁月。文庙是我县文物保护单位。十年内乱，文庙受到严重破坏，前半部全部被毁，连半月池也填平，成了招待所食堂和洗澡间，大门被堵死，只遗下两厢和破旧的大殿，又被占用。县文化馆被撤消后，县宣传站、文化站人员流动，直至当时的城关镇革委会搬出县工商联原址，文化站才搬进县工商联那座木构大楼。其间，一九八○年由省文化局拨专款在科山半山建筑了文化馆新址，文化馆才有了自己的小窝。一九八二年县工商联讨回原大楼，图书馆只好暂时再度搬回文庙两厢。 现在县文化馆的馆址，位在半山，脱离群众，不能很好地开展“以文补文”及阵地活动。省文化厅领导同志多次要求县政府解决文庙归还问题，以便拨款重修文庙并支持一些专款建造新的文化馆大楼，其位置选在文庙附近，现在消防队的驻地（消防队已迁移）。县府也下达过归还文庙的有关文件和指示。期待这个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使县文化馆有个能逐渐成为惠安文化中心的阵地，使县文庙得到全面维修保护。 县文化馆在全县范围内的阵地，除了馆址，还有下面的文化站。一九五二年以后，崇武渔民文化站、洛阳侨乡文化站和山腰文化站先后成立，除了崇武站是接管的财产，其他两站均由县文化部门拨经费兴建，并配有人员，是所谓公办站。但是，在大跃进前期的撤区并乡过程中，这些文化站被撤消，阵地均被占用。如洛阳文化站，一九六四年已重新恢复活动，在十年动乱中，又被商业部门强行占用，直到一九七九年，经千辛万苦才讨回来。崇武和山腰，原站址已不适用，崇武已重新建起文化楼，山腰也在筹建新址。现在，“公办站”已由洛阳一个发展到螺阳、崇武共三个。 三、文艺创作 惠安县文化馆创建的最初年月，还没有自己的文艺创作骨干，但业余的文艺演出队伍在当时却兴盛一时。新旧政权的交替，翻身农民的欢庆解放，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对私改造的巨大变革，提供了很多的宣传材料和阵地。解放初期，农村的业余剧团就成立了不少，都是些热血青年组成，丝毫不计报酬，反而自己掏腰包，作道具，制幕布，日里工作，夜里排戏，在乡镇搭台宣传，演的全是《赤叶河》一类的新节目。另外也有一些文艺团体，发掘民间的音乐和舞蹈，如演唱《王厝有一个王大姐》之类的歌谣，也配合了政治宣传。现代戏的自觉流行和受到广大观众的热忱欢迎，是在那翻天复地的岁月里。因此，县里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就有文化馆主持举办的全县性的汇演活动。而真正有自己创作的节目参加汇演，则是在一九五六年以后。 一九五六年，我县首次参加专署一级的文艺汇演，有两个节目。一个是东园业余演唱队的《平鼓唱》，十二生肖配上宣传内容，由民间老艺人黄扁演唱，还得了奖。另一个是洛阳业余剧团演出的《渔蚌戏舞》，由四个少女表演，张基延词、吴文桂曲并编舞，这也是我县第一个创作的文艺作品，并在舞台上得到成功。一九五八年，仍由吴文桂创作了舞蹈《阿鸾》、《丰收舞》等，比前一次水平更高了。在选送专署和省汇演之后，还由省、地另行组队，参加华东的全国性业余文艺调演。这是五十年代我县文艺活动的高峰。 在六十年代，崇武业余文艺演出队于春节调演后，得到文化部门的注意。这个演出队的创作节目，小型多样、生活气息浓烈，演员素质也很好，因此在县文化馆及武装部门的支持下，崇武演出队创作了《崇武民兵》、《八级浪》等优秀的节目，于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以崇武民兵演出队名义，两次赴省、地调演，声誉卓绝。其中《崇武民兵》由省歌舞团改头换面为《前线民兵》，赴华东参加全国汇演得奖，《解放日报》、《文汇报》都登了剧照。《八级浪》在调演时也作为压台戏，深受欢迎。这个演出队队长陈连欣，主要骨干有陈长通（已故）、陈俊添、张素华等人，他们都是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在当时并没有固定的职业。 从社教后期到文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文艺创作和演出，被引入歧途，成为极左路线的鼓吹工具。七十年代，在现代戏汇演中，我县也创作了《一块石》、《两只鸡》这样的小戏曲，也曾有赴省汇演的。县文化站杨其瑞编写的《毛阿里学文化》、《破旧立新办婚事》，也颇受群众欢迎。但总而言之，当时“英雄”人物独占舞台，讲究“火药味”，连“备战夺粮”和“陕北民歌”歌舞，一些较优美的舞蹈动作，也曾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文艺创作完全蜕化为政策宣传，在“文革”十年达到顶峰。 粉碎“四人帮”后，县文化馆恢复了职能，在科山的破寺院里，排演了杨其瑞创作的历史小戏《重整旗鼓》，一些多年脱离舞台的老演员精神焕发地重新登台，其后，业余演出队排演了陆昭环创作的表演唱《重上歌舞场》，赴地区汇演得奖。一九八二年，在省“武夷之春”音乐会上，林振良词、林国春曲的北管唱《绣春光》，陆昭环词、陈秀恋曲的表演唱《棕蓑娘》，受到普遍好评，都得到最高奖励：优秀节目奖。一九八三年，我县参加晋江地区第二届音乐会，演出了八个节目，陈俊添词曲的童声独唱《爷爷、爷爷快返回》获创作奖，洛阳演出队的舞蹈《洛江春》、崇武演出队的表演唱《扬帆之前》和北管唱《春风吹到湄洲湾》获演出奖。 惠安县于一九六○年曾由县委宣传部主持，由县文化馆出面成立了县文艺工作者协会，其间出版了文学刊物《海风》，只出一期创刊号。六十年代初，出版二期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惠安文艺》和一些配合政治中心的演唱材料。在七十年代，曾由县文化馆杨其瑞主持出版过不定期文艺刊物《工农兵文艺》、《惠安文艺》。到七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县的文学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一九七九年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时，由县文化局、文化馆编纂出版了《螺阳文选》第一辑，收集了惠安籍作者解放三十年来的主要文学作品，沟通了省内外惠安籍文人的感情联系和文学交流，是我县解放后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一九八○年，县文化馆办了《薯花》，至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已出版十八期：正刊七期，增刊（报纸型）十一期，为惠安培养了大量业余作者。一九八四年底，又开始征集五年一度的《螺阳文选》第二辑，目前已付印刷。第二辑文选精选了四十六位惠安籍作家、诗人、学者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的主要文学作品一百○七篇（章、首）。收集范围之广，质量之高，数量之多，都是我县前所未有的。这些工作，为惠安县第二届文联的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创作的繁荣，还可以用以下数字米表达：截至一九八五年的统计，我县有联系的业余作者达九十七人，四年来在省以上报刊发表的作品达七百余篇，有五篇文学作品在省、地获奖；参加省级展览的美术摄影作品达十一件，全国展览一件（林水坤）。我县业余作者有十四人参加地区文协，二人为理事。陆昭环、施肃中、王尔坚三人先后参加省作协，谢景恩、黄祥雍继陈书涛、陈大业、潘庆真、曾一白以后，参加省美协，邱锦涛、林丁文参加省影协，林立湄、林国春、王陶庚、陈秀恋参加音协，王谟再参加省舞协。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县文化馆这几年来，结合文史工作，发掘民间文艺，培养创作人才，还先后编写出版了《黄吾野诗选注》、《惠安名胜古迹》、《惠安民间故事》（第一辑）、《惠安历史人物》等书。现在还征集了《惠安民间故事》第二辑的稿件，准备继续出版。出版这些书，有的蒙县府领导支持（如《惠安历史人物》拨款二千），大部分是从业务经费开支的。因为深感经费不足，限制了这方面的工作，而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为惠安文化事业的“长久之计”。 四、社会文化 县文化馆在五十年代，主要的社文活动是学毛选，节日活动，搞展览，出墙报；进行各种艺术辅导，文物保护，图书阅览，同时管理业余剧团。有一段时间，县影剧院（戏院）也是归文化馆管理。据一九五九年的一份“艺术、文物、群众文化事业统计报表”，当时私营性质的群众剧团和群艺剧团，惠新布袋戏剧团（吴焕成负责）和惠兰布袋戏剧团，以及县图书馆（唐秋桂负责）都是属县文化馆管理。县图书馆当时藏书只有三万七千册，经常流动的图书只有一万零九百册。当时县、社的展览室其有六个，县里的红旗馆，经常进行各种展览；基层的文化站（当时也叫文化馆）有五个，所谓公社文化馆，基本上只有图书阅览。俱乐部有二百五十多个，中心俱乐部有十三个，农村的业余剧团一百三十个。当时受浮夸风影响，俱乐部和业余剧团的数字，严重失实，但反映出县文化馆已着重抓文化网点，注意支持、辅导大队一级的基层文化组织。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前期，文化馆还主办成立县歌舞团，五九年末又解散，一九六一年冬，县南音小组成立，这是县南音的第一个组织。一九六三年，由县文化馆主持再次成立了县歌剧团，六四年十月又被撤消。从一九六四年群文的基本情况调查看，文化馆的经费每年只有一万二千多元，而真正的业务费不上六千元，当时每月油印的宣传和演唱材料，散发近万份，还出九期黑板报、三期画刊。宣传形式还有幻灯。文化馆本身，不可能搞大型的活动（除了汇演、调演），不能大力支持文化站，经费始终是困难的。基层文化站这期间已发展到十四个，但每月只给补助十五至二十元，较好的站有洛阳（林春秀），有图书阅览，有十三人的文宣队，还有广播、化装宣传；黄塘（黄成春），有图书三百十五册，乐器近三十件，还办了民校，出科技板报；东园（黄德祥），已有了幻灯宣传这个项目；辋川（潘秀聪），有图书一千五百册，还有广播、幻灯和南音组织。当时县里较好的俱乐部实际上只有七个：张坂的群力，上塘，涂寨的涂寨、顶郭，南埔的槐山以及涂岭、东岭俱乐部。业余剧团较巩固的有四个：张坂上塘业余剧团（高甲剧种）、东岭大吴文宣队（现代戏）、后龙土坑文工团（现代戏）、南埔南埔剧团（莆仙剧种）。 再看看一九七四年的情况，当时的基层文化网略有发展。全县有文化站十六个，图书阅览活动较好的有七个，存书量总计四千五百余册，俱乐部有七十七个，存书达九千余册。业余文宣队发展更快，办得较好的记名宣传队有三十九个，还有南音十一支，幻灯宣传组七个，故事员一百三十人。当时的社文活动，完全成为政治宣传，做啦啦队，当吹鼓手；所谓的存书大抵一半以上是红彤彤的毛选。这是解放以后，文化馆办成政治宣传站的最典型的时期。 我县在历史性的三中全会以后，这几年文化大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突出的发展，是文艺创作的繁荣和群众自发文艺团体活动的发展。早在一九七九年，县文化馆首先主持建立了“螺声业余剧团”，一年后因经费困难解散。其后，随政策放宽，群众的文艺团体，主要反映在农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从业余而至专业，从小型而至大型，从国办剧团的补充力量而至竞争对手。当时造册的剧团十七个，个个都有活动，都有收入，有的还能改编剧目，参加调演。这支业余文艺队伍，数量之大，影响之大，使政府不得不加予考虑。一九八一年，由县文化馆拟文、县革委会发了关于业余剧团的管理条例，委托县文化馆和各社镇场的文化站进行收费管理。其后几年，又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业余剧团的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娱生活，业余剧团的管理费，也给基层文化活动增加了收入。同时，为促进农村剧团的演出质量，县经常举办调演，并评选优秀剧团。由县文化馆苏清发编剧、南埔潘南剧团演出的莆仙戏《慧眼考官》，曾赴省调演，荣获三等奖。目前，农村剧团又有新的发展，己成为农村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文艺队伍。同时，我县传统的民间音乐组织，南音北曲芗剧，也大大发展。一九八二年成立了县南音研究社，由李玉水任社长，赵子荣、庄永裕任副社长。目前，各乡镇都有南音组织，成为农村基层的一支活跃的文娱队伍。 文化馆工作另一个突出的发展，是图书阅览和文物保护。新书越出越多，群众需求也越来越大，客观上造成了图书阅览的前所未有的规模，文化站的图书数达一万六千余册，报刊达三百七十多份。县文化馆图书室的存书数也大大增加，于一九八三年和县文化馆正式分开，由吴金辉任副馆长，着手筹建新馆。文物保护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县文化馆于一九七九年公布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其后又筹建了科山风景区，修葺了科山寺。一九八二年，我馆编辑出版了《惠安名胜古迹》一书，对县境内文物古迹广为介绍、宣传，深受欢迎。对崇武古城的大规模修建和保护，更是史无前例的，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先后拨款四十二万五千元，分三程工程，现已完成一千八百九十七米，占全城总长的四分之三。同时，多方收集资料，组建净峰寺弘一法师纪念室，使之成为全国第二家正式对外开放的李叔同纪念室，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现在，正筹办县博物馆，使“文博图”最终全部独立分开。 一九八一年以后，县文化馆的工作重点已略有转移，改变了单一的政治宣传，逐渐有意识地回到文化的本身的意义上来。一是大力提倡文艺创作，辅导培训（包括请专家学者讲课和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业余的文学、戏曲、美术、摄影、音乐作者，奖励个人出成果，改变了过去文化馆不重视创作，创作“无功有过”的错误倾向。二是结合各种活动，辅导基层的文艺活动，把社会文化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基层，加强对文化站的管理指导。县文化馆由于这方面成绩突出，文化站“三落实”在地区名列前茅，文化站和文化馆的关系从来未有过如此密切，因此于一九八二年赴省参加文化艺术表彰会，被评为省级先进文化馆，并奖了一台彩电。 近两三年来，我县的文化工作，尤其是基层文化工作，发展更快。小蚱、山腰、辋川、东岭、净峰、洛阳、螺阳先后建成了农村集镇文化中心，三分之二的文化站有了新址，并建了几座文化站大楼。“以文补文”发展迅速，有的文化站雇用五、六个人，服务项目不断增加。文化站已成为一个实体，在乡镇建设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一九八五年，又一个喜讯传来，文化站工作人员盼望已久的“转正”有了“红头文件”，经过考试，结合业务考核，我县已有九个乡的文化站负责人转为干部，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录用的文化站专职干部。一些为惠安基层文化工作辛辛苦苦干了半辈子的同志，正式成为国家干部，享受了他们早就该享受的种种待遇。有一批较年轻的、有业务专长的新人进入文化馆、站，扎下根来，必将使我县的文化工作，在其后几年，有更大的发展。 （本文承文化科老科长张问人，文化馆老馆员丁荣辉、邱锦涛等同志帮助，提供图表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于科山新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