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到现在已经四十周年了，在我的心中默默地怀念着一位牺牲在上饶集中营中的老战友——李子芳同志。 我认识李子芳同志是一九三二年四月间，一起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政治部的时候。 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之后，由毛泽东同志带领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挺进闽南，歼灭了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张贞部，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和闽南广大地区。红一军团第四军驻守闽南一带，军部驻在石码，我由潘振武同志介绍参加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同时参加红军的，还有许多青年学生、工人等。那时我被分配在政治宣传部工作，李子芳同志则被分配在组织部工作。 子芳同志个子瘦长，脸带黯黄色，满口泉州口音，年龄和我差不多(二十二、三岁)，听说他是福建互济会介绍来参军的。 我和子芳同志虽然都分配在政治部，但不在一个部门工作，同时大家工作都很忙，见面时只是互相打招呼，没有时间交谈。六月间，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把在上海抗战而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打红军。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提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实行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沦亡之中，主动退出闽南，避免与十九路军兵戎相见，以打破蒋介石的卖国阴谋。红军第四军由石码撒退，经漳州、南靖、龙岩等地返回闽西根据地。在行军中，我和李子芳同志的接触就较多了。 行路难 我们这些年轻人初参加红军，虽然领导上对我们的生活很照顾，但我们对军事生活仍然很不习惯。譬如，在部队里，每天三餐都是吃干饭，行军时天才麻麻亮就起床，整理行装(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接着就听到开饭的号声，开水也没有喝的，那硬梆梆的干饭实在难下咽。而最困难的还是走路，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没有步行过多少路，而现在每天要走几里路，不管晴天雨天都要走。我们从石码经漳州到南靖，就进入山区了。闽南的初夏，天气己很炎热，走起路来，满脸、满身都是汗水。当兵的当然要讲军风纪，衣服也不能解开。一个人好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在行军时，上午很活跃，一路上有说有笑，而到了下午，大家都累得顾不上说话了。我虽然累得全身筋骨酸痛，但仍咬紧牙关，紧跟上去，为的是怕老同志笑话。 李子芳同志从来就沉默寡言，虽然大家说说笑笑的，他也只是偶然插上一两句话。一到下午，他更是紧锁眉头，抬着沉重的双腿，上气不接下气地走着、走着。 过了三四天，我的脚底下磨出水泡了，一到宿营地，我也随着大家围着卫生员挑足泡。李子芳同志也来了。我问他：“你脚底也起泡了？”他点点头：“也起泡了。”当卫生员用纱布包好了我们的双脚，我们一起回去，我对他说：“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路，真是难受。” “老同志说，只要忍受几天就会好的。这点困难还受不了吗？日子长着呢，将来困难也许会更多呢！” 听了他的话我很惭愧。的确，这点困难也克服不了，还革什么命呢？我想起临出发时，我们的宣传部长舒同同志曾对我说：“红军中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我看你身体并不太好(我从来是比较瘦弱的)，你可考虑是否留在地方上工作？一样都是革命嘛！”我当时曾经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一定留在红军里，再苦也不怕！”现在又听了李子芳同志的话，想到舒同同志出发前对我的关怀，我更加咬住牙根，寸步也不落在别人的后面。真的，不出十天，我们的双腿己变成了“飞毛腿”了。 这不是一件小事 一九三二年底，红四军领导机构只留一个精简的指挥机关，政治部合并到军团政治部去。这时同乡同学更多了。闲时我们常常喜欢用家乡话聊天。离开了闽南，吃不到故乡的水果，我们这些来自水果之乡的闽南人，不由得想起家乡四季的水果来了。大家计算一下，从春到冬，有三四十种水果可吃。正谈得津津有味，李子芳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静静地听着我们瞎聊。突然他插话了：“你们在这里望梅止渴啊！”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他，一位同志笑着回答道：“在这里虽然吃不到，不过想起来也觉得很有味道，正是望梅止渴。” “可是这里没有梅啊，望也望不到，哪能止渴呢？”李子芳同志严肃地说道：“我们部队现在行军作战很频繁，同志们都应该多谈谈怎样工作得更好，对工作更有利的事情，想那些不现实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听了都觉得他的话很对。他平时很少有休息的时间，没有事情也不瞎聊天，总是谈谈工作问题，或者独自阅读书刊。有的人总觉得他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又有一次，我们又用家乡话聊天，子芳同志温和地对着大家说：“我们参加红军的时间都不长，在我们队伍中有各地来的老同志，我们应该更多地亲近他们，才能更好地向他们学习。我们几个同乡在一起老是说家乡话，别人听不懂，我们怎么能和老同志亲近呢？我们以后不管什么事情，还是少谈家乡话，或不说家乡话，而说普通话好。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认真地说，也不是一件小事情”。 此后我们几个闽南人，也就逐渐不说家乡的方言了，虽然我们的闽南“官话”也不太好懂，但和老同志们的确是更加亲近了。 病，怕什么 中央苏区地处亚热带，由于气候的关系吧，疾病较多。而部队经常在行军作战中，很少有休息的机会，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封锁又很严密，医药条件十分困难。军团卫生部有一个野战医院，是收容较重的伤病员，一般疾病都是随队治疗的。如烂疮疤子、生疥疮这些皮肤病，还有打摆子(疟疾)等都是随队治疗，如果夜里打起摆子来，大家就把夹被集中起来让病人盖(当时不论什么人都没有棉被的)。白天，部长或主任们常常把自己的牲口让给病员骑，但是，我们一般除不得已时，都不骑牲口，以免增加部长们行军的疲劳，影响他们的工作，有一次李子芳同志患了疟疾，正当发冷时，恰好部队向着一座高山前进，他不顾一切，用尽气力爬上去，浑身流了大汗，结果病也好了，这个既简便又节省药品的办法就在我们政治部流传开了， 在五次反“围剿”时，李子芳同志患过一次痢疾，那时由于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战斗又是在苏区边沿上打，药品更加困难，只见子芳同志一天一天消瘦下去，脸色更加黯黄，两只眼窝也深深地陷进去。同志们和领导上都劝他到野战医院去休养一个时期，他对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表示感谢，但坚持留队治疗，子芳同志说：“病，怕什么？痛苦是有的，只要能忍耐下去，还怕好不了吗？”他总是这样不声不响地、顽强地和一切困难作斗争。在军团卫生部姜齐贤部长精心的治疗下，不久就痊愈了。 草鞋 长征途中过草地的第三天，我只留下一双布鞋准备在宿营时穿用。脚上穿的是用牛皮做的“草鞋”，泡在水里滑溜溜的，走一步就要滑到一边去，实在讨厌，一次，一脚踩进泥坑里去，脚拔出来了，而牛皮“草鞋”却留在泥坑里，我索性把另一只“草鞋”扔掉了，光着两脚走路。可是，草地里的草却把脚底扎得痛得很，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忍耐着， 在队伍中，虽然也有和我一样狼狈不堪的人，但大部分同志准备得都较充分，不仅脚上有穿的，而且包袱里还有布打的草鞋作后备，其中就有李子芳同志。 第二天，望着那茫茫的草地，看着自己在昨天被草扎得发红的两只脚板，就下了决心穿上那双准备到达宿营地时穿的布鞋，并且找到一根带子绑在脚上，以免又陷进泥坑里拔不出来。这天很顺利地走过去了，可是鞋子却是湿漉漉的。我们的宿营地是选在高出地面的土丘上，露营比较简单，不用分房子，只由管理员指定地皮，归各部队露宿。一到宿营地，大家都忙着在附近干地上找野草烧火，因为公家不可能煮大锅饭了，只得由各部门生火堆，各人拿出随身携带的缸子，围着火堆煮青稞面糊当晚餐。 饭后，我脱上那唯一的鞋子在火边烘烤，李子芳同志走过来，问我：“你在烤鞋？” “不烤怎么办？” “你没有草鞋了？” “要有，我也不用费这工夫了。” “我过去常叫你学打草鞋，你就不学，这是活报应！”他笑着批评我，我听起来却感到很尖锐。确实，我过去的确没有想到“鞋”的困难问题。因为在苏区有群众的慰劳品(其中大部分是布草鞋，即用布制的凉鞋)，打仗时可缴获敌人的，在白区时打土豪可以分到，根本没有想到要过草地这样费鞋的地方，这确实是对懒人的惩罚！ “今天不成了，明天到宿营地时，我还有些布条和麻给你打一双，”李子芳同志似乎带着安慰的口气对着我说，随后就走开了， 学习是第一名 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打完直罗镇，我也患了伤寒送后方医治，红军接着就进行东征。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我病后出院，红军也东征回来了，我就归队了。军团政治部还是那些旧人，只是有些变动，李子芳同志担任组织部长了。 休息了几天，红军又进行西征了。在宁夏曲子打了一仗，消灭一部分马家军阀，立即挺进七营、八营一带，这时我们面对的是蒋介石强迫来西北打内战的东北军。当时我党对东北军的政策是，争取他们团结抗日。我们部队在这个时候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为了提高部队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军团政治部决定师以上干部(包括司、政两部科长一级)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教育，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和政治部付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同志分别讲课。我当时在宣传部部长直接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比如通知上课的时间、地点，组织学习、讨论，学完每一单元进行一次考试，分发考题。考试的办法是由聂、邓出题发给应考的同志，定期收回由邓小平评卷。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李子芳同志和一师师长陈赓同志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这也说明了李子芳同志刻苦学习的精神，尤其是他从不因学习而放松了工作，因而常常得到领导上的赞扬。 离别 西安事变之后，一军团驻于陕西三原一带整训。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旬，一军团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由陈赓同志带领到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从此离开一军团。七七事变后，抗大二期就毕业了，学员分配到部队、地方工作，我被分配到后方政治部。同年秋，抗大举办第三期，校址移到城外。一天，李子芳同志和刘炎同志来后方政治部玩，我们又一次见面了，但不久(大约于十一、二月间)，他和刘炎同志调到新四军工作(李子芳任新四军组织部长；刘炎同志任一师政委，后病故)。一九三八年初，我收到李子芳同志从新四军寄来一信，谈叙新四军的情况，并表示欢迎我到新四军工作，但再三叮嘱一定要得到组织上的批准。我从参加红军以来，除病了几个月在后方以外，都是在前线上工作，一年多来在延安感到很不习惯，趁着这机会我拿着李子芳同志的信去找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请他批准我到新四军。谭政同志的答复是中央调给新四军的干部已经不少了，后方工作也很需要，希望我安心。我也只好复一信给李子芳同志说明领导上不批准。从此再也没有收到李子芳同志的来信，不知道我复他的信收到了没有。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这一反革命的事变震动了全国人民，震动了边区的军民，八路军战士、干部纷纷要求上前线为新四军被害战士复仇。这时我们政治部工作相当忙，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全体同志坚持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保卫边区，坚决保卫党中央，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任何敌人——不管是日寇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这紧张时刻，我的心底仍然深深地怀念着子芳同志，经过多方打听，还是不能真实地了解他的下落，有人说他在与顽敌的战斗中阵亡了，有的说被俘了，又有的说因负伤被敌包围时自杀了。但这些说法，都不是亲眼看到的，都说是听说的，因此，这一块石头总是压在我的心中。 一九四五年春，一次在延河边见到陈毅同志，我迫不及待地问他子芳同志的命运。陈毅同志沉痛地告诉我，李子芳同志确实被俘了，在上饶集中营表现很坚决，还在党员中组织了党支部，领导他们对敌斗争。最后由于李子芳同志身体衰弱，经不起敌人的残酷肉体摧残而牺牲了。最后，陈毅同志叹了一口气说：“李子芳同志，不愧为一个好共产党员啊！” (作者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