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人在新加坡时间长，人数多，情况不断变化，见诸文字的史料不全，有些问题，如定居开始于哪一年代，目前总人数有多少，等等，实在难于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经多方采访，从老一辈乡亲口述的资料推测，只能得到一个大概。 一、开埠第三年，直航来石叻① 晋江人到新加坡的年代很早。据英国芬理逊的记述：新加坡开埠后第三年，即一八二一年一月十八日，第一艘中国帆船自厦门直接航抵新加坡。他说这在新加坡史上是一件大事。的确是件大事，自此中国大批帆船接续南来，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直至轮船发达之后，帆船才被轮船所取代。 这第一艘自厦门直接来新加坡的中国帆船，实则为泉州的帆船。据六十年前直接自泉州驾驶帆船来新加坡的黄渊捷老先生(现年八十四岁)说：厦门出海的帆船，都是泉州的帆船(俗称“乌槽”)。厦门本身没有远洋航海的帆船。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海禁开放之后，泉州的帆船，即南航至吕宋、苏禄，安南、暹罗等地。新加坡开辟为自由商港之后，泉州帆船沿马来亚半岛东岸南下，乃轻易之事。 黄先生说：泉州最早远航南来者为祥芝乡人，其次为深沪乡人，再次为东石，石菌人。建造天福宫的材料，包括龙柱、石雕、红砖、硫璃，都由泉州载来。 查天福宫建于一八二一年，只是一个小神龛，是第一艘来星帆船的船员所奉建。自一八三九年开始从泉州运来材料，兴建大庙，至一八四一年完成，并自湄州岛迎来妈祖像。 据祥芝乡的长者蔡维岳老先生(现年七十四岁)说：他的叔祖于天福宫建后第三年驶帆船来星，距今一百三十多年。早期一位祥芝乡著名“舵公”蔡浮伯(人称“阿片浮)，驾驶帆船来往泉州与新加坡二、三十趟。维岳先生于一九一八年来星后，第二年浮伯去世，时年七十三岁。由此推算浮伯今年的冥寿为一三三岁。他于十余岁南来，那是距今一百一十多年了。 这是我们可以确知其姓名之最早来星的晋江人。 祥芝乡是泉州湾口一个渔村，居民以远洋航海及捕鱼为生。据蔡维岳老先生说：近代有一位祥芝船主蔡亚龙，拥有多艘帆船，经常来往新加坡与泉州之间。祥芝乡船员设在小坡陈桂兰巷的“泉晋发”宿舍，据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那应是最早的一间“公司”了。一九二二年英国皇室威尔斯太子访星，各社团欢迎。华民政务司特邀请“泉晋发”以非注册团体，代表“估俚间”参加欢迎。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 黄渊捷老先生说：泉州帆船远洋航行，北至烟台、天津、营口、大连，运载豆饼回泉州，作农耕肥料。海路遥远，航行纯熟；本来也远航至新加坡。中间不知何故，竟中断南来二、三十年。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始有第一艘航行南洋，赚了大钱。于是有八艘帆船接续南来，其中五艘为东石船主蔡玉记的。黄渊捷的父亲黄远户驾驶蔡家第一艘“金瑞庆”南来，到南沙群岛触礁。第二年(一九一七)，再驾驶第二艘“新泰兴”南来；这次成功了。黄渊捷即参加此船一同来星，时年廿四岁。后来有“金联发”、“金瑞兴”等继续南来。 其中有一艘“金双行”到槟城之后，续航仰光。即在槟仰之间，来往运载，达三年之久，赚了不少钱，然后经新加坡回返泉州。可是航至广东海面，被广东海盗所劫。货物金钱被抢，三十名船员被绑。后来由泉州送钱赎身，才获放回。海盗警告：福建船不许捞到广东海面来。从此，泉州帆船就不再南来了。那是一九二○年的事。 黄先生说：当时帆船从国内载砖头、石柱、石碑、竹器、磁器、菜脯等粗货南来；返航无货可载，只载木料，如作船桅、船舵、船锚等用的硬木。一枝八丈长船桅，在新加坡买价数百元，到唐山可卖数千元。只有此项货物，比较好赚。 二、邑人定居，始于八十年前 至于有家眷定居年代，似不曾超过九十年。即是说：在开埠七十年后，晋江人才开始有家眷定居下来。 在现年七、八十岁的老一辈乡亲，都属本身由祖国南来，并无数代世居者。如蔡芳顺君的祖父蔡歪翁，也是早一辈南来者，仅属八十多年而已。 又据现年八十岁的黄大树老先生说：他于十五岁南来，时为一九一三年(比黄渊捷先生早四年)，当时己有不少晋江人南来，且有“寅宾俱乐部”之组织，设于丹绒巴葛。并附设工商补习学校，由一些做“财副”(即帐房)的同乡如庄笃鼎先生等兼教补习。比黄先生更早来的乡亲，据其记忆，最多为十几、二十年。 据黄渊捷老先生回忆：他初来时己有不少晋江人在新加坡了。那也只是早来一二十年而已。 从各位老前辈所述，晋江人定居新加坡，应该是在八十几年前，不会超过九十年。 晋江人涌进新加坡最多的时期，应在二十年代之“走土匪”，及三十年代之“走壮丁”期间。 二十年代福建政局不安，匪多如毛，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于是相率逃走南来石叻埠谋生，此为“走土匪”。 泉州的帆船不再南来之后，晋江人就在新加坡自造帆船艟舡，航行于南洋各属港口，运载土产，比之远航回国更加有利。在汽船未发达之时，整个梧槽河口，皆为晋江人与惠安人所驾驶的帆船艟舡。既有帆船艟舡可以谋生，于是晋江沿海各乡居民，相率来星，以航运为业。但做船员的，也只是糊口而已，不易发达。黄渊捷先生说：俗语云，“船趁船食，船破做乞食”。所以发达的不多。 一九三五年抗战爆发前二年，国民党开始推行“保甲制度”，编定户口，实施兵役政策。实行不久，抗战爆发，兵源补充孔急，加紧征召。但地方土豪劣绅从中舞弊，强房富户人丁兴旺者，不必服役；竟将单丁弱房者，抓去充数。本来服役制度是用抽的，叫“抽壮丁”；未合规定者不抽，如长子不抽，单丁不抽。后来则演变为“抓壮丁”。抓去之后，押兵官为恐壮丁逃跑，将他们相连绑缚，整队押解；大小便都集中进行，形同罪犯。很多壮丁，一生病没得医，还要赶路，终于死在路上；有的逃走，一被发现，即当场打死。因此，家家户户视“抓壮丁”为“死刑”。送行时父母亲戚，哀痛哭泣，如送殡发引。 服役当兵，为国牺牲，死在战场，那是值得的；可是，如此押解，死在路上，就太不值得。泉州妇女骂人最毒的话是：“死半路”、“路旁尸”。如果自己的儿子应了此话，那就太惨了。因此，可能被“抓”的，都设法逃走到南洋来。 新加坡在当时是最容易入口的地方，于是大批壮丁，涌入新加坡，比“走土匪”时期为多。笔者与很多同乡谈起南来原因，他们都直认不讳地说是“走壮丁”。那是在抗战发生后，到太平洋大战爆发时的一段时间。最后一批南来的乡亲是在战后，即由一九四五年九月新加坡光复，殖民地政府准许华侨南来，但从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限制华侨进口。这一段期间，南来的太少。此后，只有少数的家属可以入境。 三、晋江华侨人数估计十二万以上 新加坡人口以华侨为多；华侨之中以福建帮为多；福建帮之中以泉属为多(泉属即泉州府属，简称五县，即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同安再分厦门与金门，设立为县，简称：‘晋、南、惠、同、安、金、厦’)；泉属之中，以晋江、安溪、南安为多。 到底晋江人在新加坡的数目有多少，言人人殊，没有经过统计，难以确定。战前会馆有一位很勤快的收捐员陈木盘，每天踏脚车到各估俚间及廊头招收会员及鸠收日捐。他招收的会员达一千两百多名。据蔡维岳先生说：当时同乡加入会馆的不到十分之一。以他所服务的新南昌枋廊为例，四十多名同乡中，只有三人参加会馆。如以十分之一推算，则没有入会馆的单身粗估俚，为数当达一万多名。加上有家庭者，可能接近两万名。又据薛祖水先生说：战前当洪宝植主席为某团体所侮辱后，激动公愤，曾进行一次邑侨登记；但没有完成，只得一个大概数目，佑计不到两万人。会馆前任秘书黄少萌先生说：他于一九五○年任职时，听到大家在估计，乡亲人数为四万人。 如果战前一万多名单身汉，战时讨了老婆成家立室，加上战后又有大批乡亲南来；那在一九五○年达四万人，是可能的。假如五○年是四万人，到二十八年后的现在(7 8)，个个事业发达，生活安适，子孙兴旺，人口自然剧增。如以增加三倍计算，总人口当在十二万人以上。这就占了新加坡人口总数的五巴仙②强了。 四、早期南来华侨之生活 据现年八十九岁的陈允洛翁说：战前晋江人，凡属有亲戚可以引进，或有专长者，都赴吕宋、安南、爪哇等地；只有那些没有亲戚引进，又无专长之粗估俚，才来石叻埠。 据杨逢年先生说：早年南来同乡，只有两种人可以“讨头路”：一为懂得记帐者，可讨为“财副”；一为懂得“煮食”(即烹饪)者，可讨为“总铺”(厨师)；其余的只能讨“弄帮”。如果有某一商店或廊头，肯收容你，没有工资，让你吃住，让你“学工”，就应感恩戴德了。迨“头家”观察你的行动举止，肯学习，又诚实，数月之后，打两三元“估俚工”，替你寄回唐山，这才算工作有着落，肯长期雇用了。其他没有店头或廊头可以弄帮者，则须弄帮“估俚间”做散工粗估俚。 “估俚间”即单身工人的宿舍，数十人共租一楼为晚间住宿之处。每人一条红毯，一个箱头，存放衣物；每月出一块钱或五毛钱作费用。没有工做而无收入者，可不必出。 散工的“估俚间”，都有头人在外接洽工作，大都为驳船起卸，货物搬运，建筑粗工等，一接到工作，大家共同去干，非常团结互助。因此“估俚间”与“估俚间”之间，常因争夺工作，而发生冲突，甚至演成血案、命案。 一个没有亲戚关系的新客，初到石叻埠，如果不弄帮估俚间，将无法生存下去。 祖国南来的乡亲，不仅男单身汉要有估俚间，就是粤属的单身女佣，也合租“妈姐房”共住，是很普遍的现象。各县属乡亲都有各自的估俚间，其中却以晋属乡亲所设立之估俚间为多，达五、六十问，分布小坡旧厘、新峇厘、新街内牛廊巷、火城；大坡漆街、衣箱街(北京街)、直落亚逸街、丝丝街、八间仔、十一间等地。 据黄渊捷老先生说：泉州的帆船虽然被广东的海贼抢劫，不许“捞过界”，不能南下；但在新加坡的泉州人却在新加坡建帆船艟舡，航行于南洋各属港口，据新街“泉复兴”王魁老先生说：五十年前新加坡轮船很少；海上交通靠帆船艟舡，梧槽河口经常布满泉属船主的帆船艟舡，当时，荷属(即印尼)、暹罗、马来亚、婆罗洲各地与新加坡的运输工作，都靠帆船艟舡，在美芝律(当时未建尼诰大道与独立桥)与梧槽河口之梧槽尾，有王姓码头、林姓码头与许姓码头的划分，此乃某姓专用的码头。“泉复兴”即伍堡王姓船员的宿舍，据王魁先生说：它拥有两百只艟舡，其中王书泉先生的祖父王季叻翁有二十余艘，已故王爱华医师的父亲王章珍翁也有二十余艘，十多位船主的艟舡，共两百多艘，都与泉复兴有联系，每艘艟舡用一名大橹(头手)，三、四名小橹(二手)，对“估俚间”费用，大橹每月出一元，小橹出五角。 又据黄深松乡亲说：当时航行港外的帆船艟舡约五百余艘，半数为晋邑同乡所拥有。服务于艟舡航运与码头起卸工友，也以晋江人为多，自然构成晋属的船员与起卸工友宿舍特多。 近二十年来，人事变迁，工友已成家立业，不需要寄宿共租的宿舍；因此，有许多宿舍已无工友寄宿，变为住家了。有的因市区发展，原有便宜之房屋被拆除，也就散了，如牛廊巷，碗店口与漆街一带。峇厘巷与新峇厘现在也即将拆除。没有组织为正式社团的，将自然消散。有些还存在的，则成为老友聚会的场所。四十年前少壮的工友，现在都已经六、七十岁，垂垂老矣，各有家室，并且子孙一大群；但却喜欢回到老窝，与老伙伴聊天话旧，自有一番乐趣。这可说是最真实的“乐龄中心”。 有的宿舍成员比较活跃，则沿用原名改组，正式成立社团，如泉菌江公所，泉碧江联谊社，泉声音乐社，仁和联谊社等即是。 七十年前，晋邑同乡除工友宿舍而外，工商界有两个联谊组织：一为“寅宾俱乐部”，设于丹绒巴葛，后迁海山街，其部友即为会馆主要发起人。一为“鸿江公所”，最初设于丹绒巴葛菜市仔，为安海鸿江区域之同乡组织，于战后一九四八年改为“安海公会”，迁大门内任美街。 五、对基层社会之影响力量 晋邑同乡在马尼拉、安南、泗水等地，都居华侨社会的领导地位，执金融业与工商业之牛耳，任华商团体的领导，但在新加坡则不然，新加坡华侨团体最高领导机构之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一向属财力雄厚的同安、南安、海澄、永春及潮属的同乡所领导。晋江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都属粗估俚，其次是做记帐的财副及煮食的总铺，没有一位发大财的，故在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连一名董事都选不到，遑论其他领袖地位。战前，晋江人进入中华总商会任事者，只有庄笃鼎、笃明昆仲二人，担任秘书，那是凭才干的，笃鼎先生为前清末科秀才。晋江人缺少的是“财”，故无一人可当董事。近十年来，陈松吟与何瑶焜二位乡贤，先后被选为中华总商会董事，才打开了新记录。 据史联对先生说：战后星马晋邑同乡家财千万、百万者难于计数；但在战前，却找不到一位家财超过三、五十万者。笔者以史先生此话征询一般老前辈，大家都共认此话确实。战前新加坡晋邑同乡，除了创建会馆大厦之萧志来先生为一位大建筑商而外，有店号经商者非常之少(可惜萧先生的事业，亦不幸于一九三○年国际经济大衰退风暴侵袭新加坡时，与陈嘉庚先生的事业同时被吹倒)。会馆堂皇的大厦，是在萧先生事业发展最佳时期献地捐款建立的。那时，如不是他的热心捐献，晋邑同乡要在战前建立这么一座雄视武吉巴梭的堂皇公所，是绝不可能的。 其他有店号经商者，只有赖金奎先生的“晋兴号”、庄丕南先生的“长裕号”等二十来家而已。 当时晋江会馆的领导者，对华侨上层机构的职位，并不羡慕；倒是一些拥有工厂与大商行的资本家，工厂一闹工潮，或生意有了纠纷，反得求助于晋邑领袖。晋江会馆发起人之一的赖金奎老先生，即为常受求助的长者之一。他见义勇为，机智果断；不但为一般工友热诚拥戴，且为社会所敬重。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动员数千人，也可以结束一场剧烈的战斗，无形中成为新加坡基层社会领袖中之领袖。 民报已故编辑黄尧先生于生前告诉笔者一宗关于奎伯的故事：战后初期，马尼拉群声篮球队受福建会馆邀请来星为四校筹款义赛。在篮球比赛中，群声队长为某些观众所不满，企图对他动武。主办者深为恐惧，怕事情扩大，影响球赛及群声队员安全；于是派黄尧向奎伯求助。奎伯动员了二百名壮汉，把篮球场里里外外，四个大门紧密监视住了，某方人物看到势头不对，连动也不敢动。球赛连晚顺利进行，没的任何意外发生。 战前华侨社团每年庆祝“双十节，举行国庆大游行，纠察工作一定分配给晋江会馆。因估俚多，人强马壮，足以应付紧急局面。 战后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就任总统。星各侨团在总领事馆讨论举行庆祝。当讨论到纠察工作时，领事要司机公会担任，该会竭力推辞，不敢接受。会场沉闷很久。当时会馆秘书蔡崇琛、互助部执委郑克通代表晋江会馆出席，蔡崇琛站起来说：“既然纠察没有人要做，那就由我们晋江会馆承担下来。”领事不胜惊疑，无人敢要的任务，你竟自讨承担！当时反对蒋介石的势力也不小；结果，在晋江会馆的纠察下，没有任何风波，庆祝会顺利完成。 战前与战后初期，晋江人在新加坡华侨上层社会，占不到领导地位；但在基层社会，却握有强大影响力；不但对秘密社会的各派势力，足以自卫，并可以维护社会的正常活动。足见晋江人虽然多属粗估俚，但势力不弱。 六、对文化事业的贡献 战前，新加坡晋邑同乡既多属估俚，这大量的估俚，对新加坡经济开发的基层工作，对促进商业繁荣的海运航务，默默地提供了无可估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文化教育事业，晋邑同乡也是默默地呕心沥血创造出光辉的成果。 1、电影业—一新加坡的华语片电影，首先是由晋江人桂华山、王雨亭于五十年前目马尼拉传入的。第一部影片为“孤儿救祖”，在美芝律新娱乐戏院(现太子戏院旧址)上映。以后桂华山的父亲等组织南洋影片公司，供应华语片。苏秋生先生自菲律宾来星，主持南洋影片公司，为当的华语片商的权威组织。华语片是传播中华文化于海外的最有力工具，它自上海而厦门，而菲律宾，而新加坡。这一项工作，即由晋邑几位先贤所带头的。 2、佛教传播——南洋佛教原为南传小乘教派的天下；我国所崇奉的佛教为北传的大乘教派。由于华侨移殖南洋，大乘教派也由北而南，传至东南亚各岛。其中最重要的传播中心为泉州。新加坡的佛教，即得力于泉州各大佛寺的传播。丹绒巴葛的普陀寺，光明山的普觉寺，即来自泉州的转道法师创建的；实笼岗的龙山寺，即传自安海的龙山寺。 转道法师的高徒宏船法师，继承其衣钵，发扬光大，创办佛教施诊所，身任佛教总会主席，宗教联合会主席。现在筹建文殊中学与普觉寺五座大建筑物，规模宏伟，落成之后，将为东南亚最雄伟的佛教丛林之一。 佛教总会总务常凯法师，俗家亦为晋江，除辅助宏船法师推动会务而外，并负责出版“南洋佛教”月刊，身任发行人，己历十年，为当代南洋唯一之佛教刊物。 3、道教南传——道教为我国的宗教，传自张夭师，对我国民间之生活，关系很深。凡与鬼神有关的法事，除了和尚而外，即请道士作法。新加坡道教主脑，即晋邑同乡陈高迨道士。他于一九二五年南来，羽化后其符录由其三子、四子陈国显、国铭所执掌。陈氏为泉州东岳庙主，持自宋代以来，世袭数百年，清末传至陈禧胜，禧胜传子妈恩，妈恩传子高迨。高迨来星设混元道堂。今日新加坡福帮后起之道士，均为陈氏所传授。新加坡道观虽多，但无团体组织，高迨道士隐然为其中心主脑。 4、基督教——基督教由海外传至泉州，发生很大的影响。第一应谈的为郑柏年先生。他由卖油，信基督教，到新加坡传教，返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栽培大批青年，到海外服务，如新加坡驻日大使黄望青先生，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叶桂福先生等，即出身于英华。郑老先生的公子郑德陈教授，为世界著名的考古学权威，亦出身于英华。 其次为英国长老会的传道者鲁伯·安礼逊爵士，于一九○四年到泉州创办培元中学与培英女中，栽培更多人材到海外服务。在新加坡最著名者：星洲幼稚园前校长吴伯萱夫妇，会馆财政吴垂勋，会馆监察主任施龙标，诗人潘国渠(曾任南大秘书长)、教育家及考古家邱新民、著作家许甦吾、医师王修德、彰德前校长吴士章、影片商吴士衡、银行家吕庭瑞、华义中学前校长李祝怀、教师李炳南、报人郑梦周、南大首任校长张天泽博士、薛尔思总统夫人杨细玉女士等即是。单就这一份名录，即可以见出基督教在泉州所培养的人才，对新加坡文化的贡献。 5、报业——据陈允洛翁说：他与傅无闷、庄丕唐三人，同在泉州长大、就学。后来，他赴缅甸，傅赴马尼拉，庄赴安南。最后集合来新加坡从事报业。 傅受邀赴仰光，得识胡文虎，受聘来星任星州日报总编辑，多所改革，但不能发挥其长才。于一九三○年辞职，任南洋商报总编辑兼总经理，遂购置卷筒大印刷机，改革字粒，新闻字体由四号改为新五号，增加各种设备，使报型与内容，追及上海第一流报纸。战后，傅无闷先生创办中南日报、新报，为小型报开一异彩、培养不少新人。 陈允洛先生任中南日报、中兴日报及南洋商报经理工作。摇摇欲堕之中兴日报，由他调度财政，得以维持十多年，及他离开即告倒闭。 服务于南洋商报者，有史联对、陈振夏、颜绿、郑梦周，陈允洛、龚延龄、施祖贤、粘天生、陈倚中、蔡晃生、庄善腾及笔者等。振夏老后任总编辑、发行人、董事长等要职，对南洋商报动荡期中，贡献良多。蔡晃生与郑梦周后任新明日报编辑。此中有二位有特殊贡献者，一为史联对先生，他冒险为南洋商报战后复版工作，贡献至大。另一位为龚延龄先生，他于五十年代在南洋报社之下，创办南方晚报、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出版南洋年鉴、南洋丛书，及青年文艺等，为新加坡报坛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表现，直至现在还没有任何其他华文报社有如此多彩多姿的景象。 6、教育——办教育要有人才与钱财。晋江人在战前既多属估俚、财副与总铺，无力创办任何学校；但一些做财副的，却在寅宾俱乐部创设工商补习学校，尽个人的力量，为失学者夜间补习。后发展为著名的小学。另有几位教师：如陈振夏、庄为玑(后来返国，任教夏门大学，为著名历史学家)与蔡晃生的父亲蔡有瑾诸师任教华中，庄为瓒先生任教道南学校，均受学生敬仰。同时庄丕唐先生为华校募捐奔走，功劳不小。 现在晋江子弟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有好几位，获得学士者多得难以计数。如李开通先生两公子、两媳妇、两女儿、两女婿，一家八学士；颜呈亮先生八位儿女，除最少二位尚在中学，前六位皆学士。一家数学士，随处可见。可是在战前，却只有陈振夏、庄为玑二位有学士学位，战前晋江人才之缺乏，于此可见。 战后初期，会馆创办“晋江小学”，抢救在日本占领时期累积下来的失学儿童，六十年代又设立奖学金。 值得特别一提者，为张天泽博士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出任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当时没有校长，校委会主席，即等于校长，主掌校政。南大初创三年中，一切规章制度，由他辟划，创立南大国际地位，厥功甚大。张天泽博士毕业培元中学后，赴燕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后应聘赴荷兰大学任教，同时攻读哲学，获荷大哲学博士学位，并受校长千金之垂爱，与之结婚。后返国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曾任职于联合国总部，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闻张博士于一九六九年在夏威夷去世。 7、音乐戏剧—泉州的“南音锦曲”，是中国古老的音乐。据星大音乐系前主任林周豹先生说：美国华盛顿大学民族音乐学院研究结果，认为南音是汉唐古乐，自中原流传下来，至泉州而保留至今的古音乐。我们泉州海外华侨，再将南音传到海外，有泉州人所住的地方，即有南音；在海外一度非常普遍，成为主要的流行音乐。以新加坡来说：抗战期间的筹款运动，经常在街头演唱南管；当时街头巷尾的流行曲即为南乐。战前研究南乐的团体为云庐；由于演出优美，吸引人多，援助抗战筹款成绩好，遭日本人嫉恨，向英国抗议，因而被殖民地政府召回准许证。于是各弦友另组湘灵音乐社。来自故乡的父老，都思慕南音。湘灵音乐社每年三次观音诞演出，小坡峇厘巷等地一些头发花白的乡亲，都特地赶赴天福宫欣赏。湘灵音乐社为战后新加坡研究南音的主要团体。前任会馆主席丁马成、张克彩二位对湘灵全力领导推动。去年在丁先生倡议下，举行亚细安南乐大会奏，印、菲、马各地乐友踊跃前来出席，其中以晋邑同乡为多。这对南乐的发扬，产生极大的鼓励作用。 晋邑乡亲高明乐手甚多，战前的丁子汇，一手好琵琶，教导出很多青年。叶宏清及张孙滚的洞箫，遐迩闻名；丁马成先生现在全力从事南乐工作，他不但精研琵琶，且编辑新谱多部，积极推动新加坡与亚细安南音之发展。还有萧前练、张子波、黄永权、张孙华、高山峰、吴礼树、庄瑞夫、林玉谦、林亚春、吴清波等，均为湘灵之主干。 泉声音乐社亦以研究南乐为主；会馆康乐股，现在亦设立南乐组。 戏剧方面，有王秋田先生者，自战前至现在，数十年努力不懈，教导不少后进。 七、战后经营事业多元化 战后新加坡晋邑同乡的事业，向多方面发展；与战前只是估俚、财副与总铺三行而已的情形，大不相同。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四十年代：一般有积蓄者，独立经营小生意，如生果店、糖果店、什货店，饮食摊、驳运业、出入口、小建筑工程等等。 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时期，树胶好价，经济一度繁荣，同乡事业跟着大发展，尤其经营出入口者，业务剧增。同时出现许多新兴行业，旧行业亦分得更多类别。如塑胶业、甘文烟业、木材业，五金业，建筑业，航运业等，同乡中多人经营，很有成就。 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新加坡由自治到独立，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俗语说，“水涨船高”，生活在新加坡的晋邑同乡，在五十年代事业有点基础的，这时亦跟着飞跃起来，很多已成为国际性的大商家了。 个人事业的发展过程如此；晋邑同乡全体的发展过程亦复如此。从会馆过去三次重要募捐基金情形，可以看出同乡经济力量的进展。 首次：五十年代扩建会所、费用只六万元，其中一万元为菲律宾庄清泉先生所捐献，其余五万元，由本地乡亲捐献，费了六年时间才募足。这时乡亲事业大都刚建立一点基础。 其次：六十年代筹募助学基金十万元，由丁马成先生令堂祝寿，至丁太夫人去世，所献寿仪与赙仪，才凑足十万元，前后费时十年。 七六年：筹募福利基金，前后只费数个月时间，即捐获十六万元。由此可见同乡之经济能力，到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之后，亦跟着有大进步了。 战前，晋邑同乡所从事的行业，为估俚、财副、总铺。战后，情形则大不相同，各种行业，都有同乡经营；笔者特请前任会馆秘书黄少萌先生，现任收捐员张文进先生，安海公会收捐员丁天场先生协助记录，就其所知，大略如下：航运业、驳运业、修造船业、运输业、电池轮胎业、汽油业、建筑业、建筑材料商、房地产发展商、五金机械、木材业、家俱业、木箱业、漆料制造、防火器材、室内设计装修业、布业、制衣业钟表业、树胶业、树胶棕油种植业、塑胶业、出入口商、米业、咖啡粉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清洁剂业、药材药酒、杂货店业、生果业、印刷业、出版业、纸品业、文教用品、布棚椅桌出租业、生花联轴商等，约近四十种。此外还有三种行业：甘文烟、糖果玩具、饮食业之福建菜馆，多为晋江同乡所经营。其他如医师、律师、教师、工程师、技师、会计师及公务员等，比比皆是，更难于详录。 八、七十年代的大变化 新加坡进入七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而且多元化。过去只靠一项转口贸易；现在则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电讯中心；制造业、炼油业、造船业、建筑业、塑胶业、电子工业、成衣业、旅游业、运输业、饮食业等相应发展起来。旧屋被拆除，到处高楼林立；整个新加坡天翻地覆大改变了，比过去一百五十年之变化还要大。 在这惊人发展之下的新兴事业，需要大量的新人才。这给予新加坡人民大好的发展机会。 幸好晋邑同乡年青的一辈，都受到良好教育，能够迎接新时代的新任务。同乡中从唐山南来者，年龄最少都在五十岁以上。新加坡殖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即限制中国侨民南来，如以一九四九年南来者当时为二十余岁，到现在都已年过半百，都有家室，都有新的一代了。现在同乡中人数最多的一层，即为新加坡出生的第二代及第三代，年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都受到良好教育。老一辈的多数失学，他们深感自己失学的痛苦，益觉教育的重要，所以自己做估俚、做小贩，勤俭粒积，自身受苦，总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因此，新一代的大学毕业与受专业训练者，比比皆是，至少也都受过中小学基本教育。过去估俚间内，难于找到一位受教育者；现在于青年群中，则难于找到一位未受教育者。 新的一代，不论语言、学识、技能与胆略，都强于老一辈好多倍；因此，机会多、出路广，可以与富裕家庭所培养之子弟，争取同样的发展机会。不论行政部门，文教工作，工艺技术，现代企业管理等各方面工作，都有晋邑青年后裔参与服务。更可贵者有很多青年，以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协助其父辈之事业，发展为国际化的大企业。因此，新一代在思想意识及生活形态，与老一辈的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大突变。所有各属华侨后裔情形，也都如此。新的一辈工作机会多，每个人凭着自己的才干可以找到门路，不需要血缘或地缘的旧关系。因此参加同乡会馆与氏族公会者日渐减少；连南音锦曲也少有年青人学习了。 现在新一代人已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新加坡人”；而很少意识到自己是某地侨民的后裔。我们能使新的一代意识到自己是“新加坡人”，这是应该的。因为今日的“新加坡人”，比落居任何地方的侨民来得幸运。不过，我们也要使新的一代了解自身的“根”，了解自身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背景，了解自身为炎黄子孙、为“海滨邹鲁”的后裔。 我们的祖先自中原受尽战乱苦难，历经千辛万苦，才迁移到晋江定居。到了晋江之后，创造过辉煌的历史，照耀世界。我们的祖先把中原的音乐“南音”带到泉州，成为保存至今的汉族的古音乐。也把中原的语言，带到泉州，成为保存至今的汉族的古语言，即我们日常所谈的“闽南话”。 由于我们的祖先具有冒险患难的传统奋斗精神，因此，再从晋江乘风破浪，远涉重洋，播迁海外。近代从晋江再移居海外的，也受尽无穷的苦难。如今日的越南华侨，泉属占最多数。这是眼前的浩劫。但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敢于冒死走向有生存机会的天涯海角，寻求生机。 再以新加坡前一辈为例：他们做估俚、当船员，几十个人挤迫在一间估俚间内；为争取工作机会要与环境扑斗，其生活痛苦可以想象得知。但他们终于生存下来孕育新的一代；而且是更坚强的一代。 现在，不少受过高深教育的晋江人，再从新加坡播迁到世界各地，成为极受欢迎的人物；这真是“四海一家”了。因此，更需要使下一代知道自己的木本水源。这将影响每个人的气质、意志与情操。这是促使群体生命发生光辉的主要因素，更是群体生命遇到危难时，产生战斗力量的主要源泉。 (原载《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转载时曾稍加删节) ①注：新加坡，华侨或称石叻，又称星洲、星岛，简称星。 ②注：五巴仙，即5%，按新加坡人口为220万，晋江人占12万，占总人口数5%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