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县，古含泉州城关，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古代世界驰名的对外交通港口(旧泉州湾又名刺桐港，系包括安海港、深沪湾和石湖等港湾)，是当今全国著名的重点侨乡之一。全县人口一百零四万，旅居海外的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沃同胞还有一百多万人，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尤以菲律宾为最。他们每年寄回国内的赡家汇款，居全地区之一半。 晋江县人民侨居国外，历史悠久。最早可溯自秦汉时代，唐宋以后，逐步增多。据清嘉庆年间晋江县文人蔡永廉的《西山杂志》记载：“唐开元八年(公元702年)东石林知祥之子林銮，字安东，曾祖林智惠航海群蛮，熟知海路，林銮试舟到勃泥，往来有利，沿海畲家人，俱从之去……”又说：“涂公文轩与东石林銮航海至勃泥……其地称涂家涯，涯之北，有陈厝、戴厝，俱从涂之操舟人。”南宋当过泉州地方官的谢履在其所著的《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充分说明当时泉州晋江人民出国之众。但是，晋江县人民大量出国并形成现有规模，则是在清代鸦片战争之后。公元1840年后，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来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农村破产，城市萧条，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更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南亚和南北美洲后，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开发，就千方百计来我福建、广东沿海诱骗、掠夺大批劳动人民到国外去充当劳力。因此，晋江县许多破产的贫苦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逼于生计，不得不抛妻别子、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漂泊到国外去谋生或充当苦力。新加坡三洲府文集至今还详细记录当时晋江县人庄笃坎到新加坡后被拐骗并强迫去当苦力的申诉。它是晋江县许多劳动人民早期出国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还有一些人因参加革命或农民起义被反动政府追捕而逃亡到海外去。他们到国外后，依靠自己的两手，辛勤劳动，披荆斩棘，与当地人民共患难，同生存，共同建设和发展当地经济，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和当地人民一样，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政府的压迫、歧视，甚至任意屠杀，处境很坏。如1740年(清朝乾隆五年)10月，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侨胞习惯称之为吧城)烧毁华侨房屋六百多间，财产被抢光，华侨在这次暴行中被杀一万多人，所流的血把巴达维亚附近的一条河流都染红了，所以被称为“红溪惨案”。从1603年(明朝三十一年)至1762年(清朝乾隆二十七年)的一百六十年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大规模屠杀华侨就有五次，分别发生于1603年和1630年(明朝崇祯十二年)、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1686年(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和1762年。在这五次大屠杀中，仅1603年就屠杀华侨四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泉州晋江和漳州一带的华侨。据晋江安海黄、陈、颜、柯等族谱中记载，他们的祖先仅死于万历癸卯年(1603年)的菲律宾“夷变”(实际上是受西班牙殖民者所屠杀)的就有陈典箴、黄中和、陈献乐、颜廷彩、黄、颜嘉色、颜廷灿、颜廷弼、陈懋芳、陈吾进、颜廷铠、柯占民、颜家盛、陈章宪、陈大钦、陈其梯、黄崇楠等十七人。1637年(明崇祯十二年)又有黄姓二人、陈姓二人、颜姓一人、柯姓二人被杀。可是，昏庸腐败的明、清封建朝廷不但不对这些无辜受害的华侨给予支持和保护，反而对西方殖民者回答：“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之。”甚至经常发生对华侨回国加以残酷迫害的事情。如晋江县武举人杨廷魁，于清朝乾隆年间前往苏禄国(即今菲律宾之苏禄群岛)经商，并改名为杨大成。1753年(乾隆十八年)任苏禄国的副使率团前来我国访问，也被昏庸的清朝政府以“缘事被斥，复借出洋贸易，冒充该国副使，若不严加惩儆，恐内地民人，习以为常，出洋滋事”的罪名而加以逮捕，流放到黑龙江去服苦役。因此许多华侨自叹是“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甚至“有家归不得”。这怎不使他们感到万分心酸和悲愤呢？！ 广大华侨在国内遭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不得不离乡背井、抛妻别子到国外去谋生；在国外，又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政府的歧视和凌辱，因此，长期以来，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而且富有革命精神，渴望祖国能成为富强的、民主的、自由的新中国。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不管是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或新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每个时期、每场革命都有许多晋江县的华侨踊跃参加。他们为了追求进步，坚持真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或宣传发动，或输财捐资，或亲自回国参加战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为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兹将晋江县华侨参加这些革命斗争的事迹，，分段略述如下： 一、辛亥革命时期 在辛亥革命中，旅居海外的许多晋江籍华侨纷纷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积极支持和参加由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许多晋江籍华侨或秘密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或积极筹募物资或购买枪械支持革命；或毅然回国亲自参加起义。他们为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王朝，结束千余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九世纪，晋江县旅居缅甸的华侨不少。在辛亥革命中，参加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也较晋江县旅居世界各国的华侨为多。据《缅甸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所记载的缅甸中国同盟会会员中，明确记载是晋江县华侨的即有三十七人，还记载是泉州人的有八个人。泉州当时是晋江县的城关及府治所在地，建国初仍属晋江县的城关区，至一九五一年才将县城迁至青阳镇，原晋江县城关——泉州提升为地辖市，因此，当时的泉州也应属于晋江县。 现据《缅甸中国同盟会革命史》中明确记载是晋江和泉州籍的旅居缅甸的华侨参加当时缅甸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列表如下： 以上四十五位晋江和泉州籍的缅甸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年龄可查的四十三人。其中当时年龄四十至四十九岁的二人；三十至三十九岁的十六人；二十至二十九岁的二十四人；不上二十岁的一人。由此可见，当时参加缅甸中国同盟会会员的晋江和泉州籍华侨绝大多数是二十至四十岁以下的人，他们风华正茂，意志方刚，最富有革命精神。 据有案可查的缅甸中国同盟会会员二千三百四十三人中，还有一些没有注明籍贯或只注其籍贯是福建而未具体注明县份的，可能还有晋江县人。 以上这些同盟会会员，不仅一般地参加了同盟会活动，其中还有不少是同盟会的骨干或对辛亥革命作大贡献的。如缅甸中国同盟会调查科科员魏声亩(继汗)是晋江籍华侨参加缅甸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一个会员，会员底号为二十六号。他与庄艮安(缅甸中国同盟会会长，同安人)、徐赞周(缅甸中国同盟会参议部负责人，后当副会长，厦门人)等人积极创办鼓吹革命的《光华日报》，不遗余力。后因保皇党从中破坏被迫停办，他们就更名《进化报》，继续鼓吹革命，而所需经费，大部份由魏声亩负责。辛亥武昌起义，魏声亩又与陈清波等人首出劝捐，以接济革命军的饷粮。被尊为当地华侨的开国前勋之一。陈元洛，当时的晋江县城(现属泉州市鲤城区)人，原在仰光任教益商学校，参加缅甸中国同盟会时，年仅二十岁。参加同盟会后，曾与革命党人吕志伊等编《进化报》和《觉民日报》，他积极为这些报刊写评论、写新闻，号召广大华侨参加革命，推翻清廷封建王朝。因其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推选为缅甸中国同盟会文案科员和仰光中国同盟会参议员。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返厦门参加倒袁(世凯)运动，后返泉州，与傅无闷等创办《新民周报》，创泉州报刊之始。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缅甸中国同盟会接云南的同志来电，说革命已占腾越，立即开会研究，并派晋江县华侨吴镇福等福建籍华侨和云南、广东等地华侨组成两个义勇队，前往云南帮助做好安民等善后工作。 除以上四十五位晋江籍的缅甸中国同盟会员外，还有一位同盟会员叫李树，字川济，原籍虽是安溪县，后移居晋江县，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南渡至缅甸仰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冬，与庄银安、徐赞周等同时加入同盟会(入会底号为八十三号，时年三十四岁)。参加同盟会后，他倡设义民书报社，极力鼓吹革命，并介绍不少同侨参加同盟会，为吉桃的中国同盟会的主盟人。 在新加坡与马来亚，晋江籍华侨参加同盟会的人也不少。其中较著名的如李辟尘，在马来亚吡叻州参加中国同盟会后，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遗余力，群众推选为中国同盟会吡叻分会秘书。沈鸿柏、沈鸿辉、杨昆郡、王德义、邱仰峰等人为支持和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亦在马六甲创办中华书报社，积极鼓吹革命。庄汉民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后，即在该埠革命党人所创办的机关报《中兴日报》工作。辛亥革命时，他奉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之命，返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他在泉州与革命党人许卓然、蒋以麟、黄中流等取得联系后，即参与泉州同盟会的组织活动，共同奔走筹划，并亲自参加谋刺泉州知府，因炸弹没有爆炸而未果。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称帝，他又与泉州、厦门等地的革命党人，积极投入反袁斗争。 在菲律宾，也有许多晋江籍华侨积极参加同盟会或以财力、物力支持辛亥革命，其中较著名的有史国答、刘友竹、邱奕经等人。邱奕经曾于1904年至1906年(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担任菲律宾中华商会的会长。辛亥革命时，仅他个人就捐献菲币五千批索支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陈光纯和郑光鼎还于辛亥革命中，毅然从菲律宾回国至家乡参加泉州的光复工作。当泉州光复过渡期间，晋江县城内治安紊乱，由地方一些进步人士组织保安会，维持秩序，陈光纯和印度尼西亚归侨蒋报策负责该会财政。 在辛亥革命中，泉州同盟会的正会长兼军事股股长蒋以麟，他是当时晋江县树兜村人，也是一位从海外毅然回国参加辛亥革命的归国华侨。他十三岁时就随父前往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学习经商，十六岁便在当地参加反清的洪门会组织。十八岁时，又与他的父亲蒋报策、胞叔蒋报料一齐参加光复会；后来又一齐加入泗水中国同盟会，并参与庄啸国、沈钧业等人在泗水创建明新阅书报社，介绍革命书刊，宣传革命主张。辛亥革命时，蒋以麟和他的父亲蒋报策、胞叔蒋报料及蒋报料的儿子蒋德卿受泗水中国同盟会的委托，回国至泉州、厦门参加革命活动。他回故乡后，就入泉州城内(也就是晋江县城)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林含碧、黄中流、柳鸿鸣等人，并和南洋各地陆续回国参加革命的吴文楚(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南安县人)、庄汉民(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晋江县人)、盛九昌(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南安县人)等华侨同志，先后取得联系，共同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同盟会会员及争取革命群众，于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九月初成立泉州同盟会，设机关于泉州小开元西隅学堂，蒋以麟被会员们推选为泉州同盟会正会长兼军事股长。他独捐巨资充作购买军械弹药、组织敢死队及其他革命费用。同时还亲自前往军衙找见泉州防军统带唐万胜，晓以大义、指其利害，进行迫降，唐万胜迫于形势，终于接受革命党人所提出的条件，宣告反正，使泉州得以迅速和顺利光复。蒋报料及其子蒋德卿则到厦门协助王振邦(南安县华侨)，一九一一年三月从印度尼西亚毅然回国要参加广州起义，到达时，辛亥广州起义己失败，因此转回厦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为厦门革命党的负责人之一)进行组织、策动光复厦门工作。厦门光复后，成立军政分府，蒋德卿被任命为副统领。蒋以麟父子、叔侄都为辛亥革命积极作出了贡献，至今仍为晋江侨乡人民传为佳话。 旅居日本的晋江籍华侨陈清机和万廷璧等人也在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积极从事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活动。其中万廷璧曾被日本神户的华侨称为“革命之魁”。武昌起义时，他曾捐献巨资，购买军火，赞助革命，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扬。民国成立后，他曾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顾问。陈清机也从日本赶回其家乡——安海参加轰动全省的安海暴动，焚毁清朝的都司衙和汛防营所，继砸分县署及钱粮、厘金各局。 二、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局限性，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们没有彻底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更没有担当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出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更使中国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明了方向，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真正民主、自由、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因此，晋江县许多华侨又再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且有不少担任了地方党的领导者。他们中间有的是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有的是先在国内参加革命，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下逃亡到国外然后再回国继续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的。他们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董云阁，又名董光泰，永宁镇人。一九一九年侨居菲律宾，一九二五年回国至集美读书。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受中共厦门市委委派回晋江永宁一带宣传反帝反封建等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调任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团省委书记。一九三○年任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同年十二月任中共闽南特委副书记；一九三一年与蒋协民、曾志等同志组织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是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五月在漳州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他是一九三○年除夕在其故乡永宁结婚的，但为了追求真理、参加革命，正月初三就出门去参加革命，从未再回过故乡。粘文华同志，当时的晋江县城关(现鲤城区)人。一九二四年初从新加坡回国，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厦门积极参加厦门店员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正式成立时，当选为厦门店员总工会的理事和理事长。一九三二年担任中共泉州特别支部书记；后来又同彭德清、黄会聪等同志组建晋江县和南安县的党组织，由粘文华同志担任中共晋(江)南(安)县工委书记，积极领导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司马文森，原名为何应泉，也是当时的晋江县城关人。九岁去菲律宾当童工，一九二八年回国求学。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泉州特别支部委员，兼管团的工作；一九三四年转至上海等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和法国的文化参赞。他也搞文学创作，曾以三十年代晋江侨乡人民革命为题材，写了一本《风雨桐江》的长篇小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而死。李子芳，乳名清心，永宁岭兜村(今子英村)人。一九二四年(时年十四岁)因家贫远渡重洋至菲律宾谋生。一九二七年春回国，先后在泉州培元、晋江县中、黎明高中等三所中学读书。由于他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曾被学校劝退与开除过。一九三○年，他接受党的安排，到石头街的法江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因敌人猜疑转到惠(安)、同(安)、安(溪)、永(春)等地活动。一九三一年，党推荐他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旁听生一个学期。后又到厦门鼓浪屿“蒋以起公馆”内工作，并以工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工农红军挺进闽南，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张贞部，攻克漳州等地。李子芳同志经地方党组织的介绍，前往漳州参加工农红军。后到江西中央苏区并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十月随工农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科长、部长等职务。许立同志，又名许敬诚、许经镖、许少东。龙湖乡石龟许厝村人。少年时期在香港读书(当时其父许志床在香港开泉馨客栈)。一九二四年到菲律宾谋生。一九二五年即在海外从事职工运动。是年五月间，青岛、上海各地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反对压迫与剥削的罢工斗争，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镇压。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伤工人十余人，二十八日，青岛工人又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遭受英帝国主义巡捕的开枪屠杀，学生死伤数十人，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这个大屠杀发生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形成极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许立同志当时在菲律宾，立即动员爱国华侨大力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和全国人民广泛参加的“五卅运动”。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许立同志联合广大爱国华侨，愤怒声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反动罪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许立同志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千方百计动员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革命斗争。并曾一度回到故乡晋江，参加尹林平等同志领导的革命群众工作。一九二九年和三○年，他曾先后出席过在上海和莫新科举行的泛太平洋职工大会和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新科担任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组织的亚洲国家代表学习班班长。一九三○年，他还曾在上海由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机关工作过。此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晋江县华侨，还有菲律宾的归国华侨高成烈、李淡、许运伙，印度尼西亚的归国华侨柯竹山、李一鹤、新加坡的归国华侨王济弱、李昭秀……等同志。 三、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发出团结抗日的号召，但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积极剿共，对日妥协，步步退让，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制造芦沟桥事变，猖狂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上下，积极掀起了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海外广大华侨，积极响应，同仇敌忾，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纷纷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捐款、捐物，或派人回国直接参战，给祖国的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支援。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内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传来，新加坡华侨首先响应，她们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召开侨民大会，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推举陈嘉庚先生为主席。随后各地侨团和侨胞们纷纷响应，先后在东南亚各属设立“筹赈会”六十七处。随着祖国全面抗战的开展，所需要的军费及其他费用剧增。为了增加筹募物资的数目与效率，东南亚一些地区的筹赈会负责人深感有组织一个总机关的必要。最先发出这一倡议的是菲律宾的晋江籍华侨李清泉先生(金井镇石圳村人)，他致函陈嘉庚先生说明此意，并请陈嘉庚先生出来组织与主持。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侨领庄西言接着表示赞同，中央政府行政院也来电请陈嘉庚先生负责总机关。陈嘉庚先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邀请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泰国、越南等地的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先生为总会主席，李清泉和庄西言为副主席。 在抗日战争期间，“南侨总会”发动募集支援祖国的抗战义捐约五亿元，同时还募集五十万件寒衣和价值二百五十万元的奎宁支援祖国抗战，并选送三千二百多个技术工人回国服务，他们大部分是驾驶员，在滇缅运输线上服务，其中有不少是晋江藉的华侨。如新中国成立后仍坚持在福建汽车运输部门工作或在其他部门担任驾驶员的有庄国华(菲律宾华侨，青阳人)、王玉走(菲律宾华侨，沙塘人)、蔡联壁(菲律宾华侨，石狮人)、叶天来(新加坡华侨，沟头人)、林章省(马来亚华侨)、苏美宛(马来亚华侨，东石人)……等人都是当时参加“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的技工。当时晋江县参加回国服务的技工王炮(沙塘人，菲律宾华侨)还是个飞机驾驶员，他于一九三八年与菲律宾华侨青年十二人首批组成“菲律宾华侨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自费回国参加抗战途径香港时，曾受到宋庆龄女士及“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的热烈欢迎与欢送。蔡崇礼是东石的马来亚华侨，他参加“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回国后，分配在西南运输处工作，后奉派潜入印度尼西亚工作被日军杀害。 “南侨总会”当时驻滇缅公叚代表庄明理(现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也是晋江县城内人。回国前他是马来亚槟城筹赈会的领导人之一和汽车司公会主席，负责发动和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有很大贡献。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是按照国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章程、队伍、队徽组织起来的华侨抗日群众团体，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先在新加坡成立，随后缅甸、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相继建立，遂建立南洋总队部以资领导，其发起人和领导人有好几位都是晋江藉华侨，如总负责人张楚琨(现任全国侨联顾问)、组织部长李白涛(原名阿陶，原任中央第一工业部局长，己离休)、店员委员会主任李文陵(曾任厦门市市长，已去世)和锄奸队队长黄文良烈士(被日本侵略军杀害)。他们曾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取得联系，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欧战爆发后，英殖民当局取缔“民先”组织，李白涛、李文陵……等被逮捕并驱逐出境，他们即回国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南侨总会”副主席兼菲律宾华侨捐款委员会主席李清泉早在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就积极带头并发动侨胞们捐款支援十九军路抗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义愤填膺，更加积极发动广大侨胞捐款捐物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他的领导和发动下，菲律宾华侨从一九三八至四○年，共筹募菲币一千一百余万元，寄回祖国支援抗日救国。他的夫人颜勒(也是晋江县人)是当时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分会会长，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成绩斐然。据一九四○年六月四日延安《新中华报》报道，当时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分会仅救伤袋一项，就筹募十万个寄回祖国前线支援抗日。是年二月三日，该会还电汇十万元交给中国银行救济祖国伤兵和难民。正当李清泉先生为祖国抗日救亡而四出奔波时，不幸于一九四二年病逝于美国加州，终年五十三岁。他病危临终时，犹不忘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其遗嘱中交代：“将十万美元遗产捐献祖国作为抚养难童费用”。充分体现海外赤子一颗热爱祖国的忠诚心意。在他这种至死不忘救国的精神鼓舞下，菲律宾的侨团及其生前好友决定再募捐四十万美元，捐助给祖国抚养难童，以继承李清泉先生的遗志。 当时，在菲律宾有一百四十三个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其中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是在华侨工人、店员中影响最大的联合团体，其领导人是晋江县华侨许立(即许敬诚)同志。 一九三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发表了党央中抗日救国纲领。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许立同志在海外立即响应，团结华侨各界人士，先后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等团体，出版刊物、传单，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推动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到海外，许立同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为了挽回民族危亡，顾全大局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华侨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拥护。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立同志团结各界华侨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特别是工人，店员等抗日救国团体，并同在香港的廖承志同志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在海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部队的抗日战绩，以及各解放区、游击区的抗日战争成就。广泛发动广大华侨并争取国际友人从政治上、物质上支援祖国的抗日部队。他曾多次组织菲律宾华侨“义勇军”和“慰问团”回国，一批一批地组织菲律宾华侨青年到延安学习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抗日杀敌。他为了推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军，曾于一九三九年带头把自己当时唯一的尚未成年的独生子许呈伟送回祖国皖南参加新四军。 当时，仅由菲律宾“劳联会”和“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会”)于一九三八、三九两年发动两批回国参加新四军奔赴江南前线抗日的菲律宾华侨青年就有四十多人，其中晋江县籍的华侨青年有沈尔七、许振文、王天华、陈扬德、蔡培团、施炳文、蔡忠义、李铁民、林振声、庄汀来、杨奕万、王西雄、张匡时、郭汐江(现名郭建)、王爱奎(现名王汉杰)、高天雄、蔡紫茵(女)、蒋仁坚、郭志坚(又名郭席排)、许呈伟、吴华光、张伯钧、吴身彩、邱尧、施义钳、林四季等二十多人。其中沈尔七同志原名沈庆渠(池店乡清茫村人)，一九三○年初到菲律宾马尼拉时，白天替两家小商店记帐，晚上参加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属下的“青工俱乐部”活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因在“青工俱乐部”表现积极，被选为俱乐部的执行委员。一九三六年初，正式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沈尔七同志被选为该会负责人之一。他在“民武会”中工作非常出色，经常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旅菲华侨踊跃捐献财物，支援祖国抗战。九月间，“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许多华侨青年报告要求参加。从中挑选二十八人，经过短期训练后，由沈尔七同志亲自带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日离开马尼拉回国，经厦门、龙岩转至皖南参加新四军。 一九三九年沈尔七同志奉命再次出国，并带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团长王西雄、财政张匡时、宣传曾心平、管理王汉杰、文书郭建及大多数团员都是晋江县的菲律宾华侨)回国慰问坚持在大江南北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慰问后，他们都留下来参加新四军。 一九四一年新四军又派沈尔七同志去菲律宾发动华侨支援抗日活动。同年十一月间，当他完成任务准备回国继续参战，离开马尼拉在香港稍事逗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于是，沈尔七同志同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以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步的文化人，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了广东省的东江游击区。 到东江地区后，沈尔七同志被安排在东江游击队担任连指导员。在一次对敌作战中，沈尔七同志负了伤，再加上他患有肺病，组织上送他到阳台山区我伤兵医院住院治疗，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同年五月，在一次反击顽敌袭击我伤兵医院中，为掩护伤病员撤退，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是菲律宾较早成立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是由高作楫，(安海镇人)、郑士美(安海镇人)、许飞鹏(龙湖乡人)和南安县华侨张幼廷、陈曲水等同志发动和组织的，由高作楫任主席。在怡朗华侨救亡会的领导和发动下，除筹募大量物资支援祖国抗日外，还选送二十多位爱国华侨青年投奔祖国抗日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或青干班学习。其中有晋江县的菲律宾华侨青年高明轩、吴性白、(又名吴道真)、许飞鹏、王清华、郭华忠、杨志民、李烈、董华盛等人。 当时，晋江县旅居海外华侨青年怀着满腔热血，历尽艰辛，毅然回国到延安学习的还有菲律宾的华侨青年施纯亮、王唯真、林兆南(原名桂邦杰)、王寄生(笔名白刀)、桂炳煌(桂朝枝)、高廷棋、张道时、吴志光、杨约、林育、杨志民、高烶炮、庄新远；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青年蒋金钗、蔡其矫；缅甸的华侨青年许金荣；新加坡华侨青年陈文基……等同志。 菲律宾归侨李子芳同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调任新四军组织部部长，并曾回福建带领叶飞等闽东游击队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抗日。一九四一年蒋介石悍然制造“皖南事变”，李子芳同志不幸被捕，囚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他在狱中组织地下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与敌人针锋相对地进行坚决斗争，坚贞不屈，一九四二年惨遭敌人杀害，英勇就义。同在上饶集中营遭害的还有一九三九年回国参加新四军抗日的晋江县菲律宾华侨张伯钧和蒋仁坚等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回国参加新四军或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晋江县华侨还有新加坡的李文陵、印度尼西亚的蔡其鹿……等同志、新加坡归国华侨李昭秀(池店乡人)，早年曾在晋江、泉州、厦门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二年曾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惠安县委书记，积极参加和领导惠安县的抗捐武装斗争。一九三五年任中共惠安县特别支部的宣传委员。他在惠安工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扣留毒打，经群众保释后被迫出走至新加坡与粘文华同志一起领导人力车工人运动。抗日战争爆发时，回国至福建继续从事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一九四四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押至永安县活埋。 王雨亭同志，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参加反袁(世凯)斗争。“五四”运动时，他在印尼华侨社会宣传反帝救国，提倡白话文，为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引渡回国，幸经香港时为友人救出，后赴日本留学。“九一八”发生后，王雨亭同志写了《东北印象记》一书，主张抗日救国，打回东北去。鲁迅先生主编的《名家游记》一书，曾收入这篇文章。一九三三年，王雨亭同志赴菲律宾，在庄希泉同志大力帮助下创办《前驱时报》反对蒋介石当时所谓“攘外必安内”的卖国政策，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的黑暗暴虐，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胜利等消息。该报当时是海外最有影响的爱国侨报之一，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华侨社会中起过重要的宣传爱国主义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雨亭同志同廖承志、成仿吾同志取得联系，从菲律宾介绍多批爱国华侨青年(包括其子王唯真)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他自己也毅然回国参加共产党，后接受党的委托再到南洋各地宣传动员华侨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并做了大量华侨统战工作。 旅居印度尼西亚的晋江县华侨蔡钟泗、蔡钟长、陈启紫……等也积极在当地参加“筹赈会”和抗日救国活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并相继将铁蹄入侵至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等地。侨居国是华侨的第二故乡，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保护第二故乡，华侨和当地人民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其中有许多晋江籍的华侨。如一九四二年在菲律宾成立的“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其领导人郭健，(晋江县金井镇人)。“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是洪门系统的抗日武装团体。 一九三五年，菲律宾洪门五个团体响应祖国团结抗日的号召，共同发起组织“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总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日寇占领菲律宾期间，洪门进步人士在许志猛(晋江县龙湖乡石龟许厝人，现任中国致公党副主席)领导下，于一九四二年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创办地下油印报纸《侨商公报》并成立“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的武装组织，总指挥王全忠(即志猛同志)和副指挥庄芬士(即庄杰鹄同志)都是晋江县人。 一九四三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抗日迫击团”第一任团长陈培德(一九四四年在芯省加邦社战斗中牺牲)和被敌杀害的三名团常委胡翰清、蔡水波、姚贴沙同志都是晋江县人。 名震中外在菲律宾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简称“华支”)，其领导者和游击队员有许多都是晋江县的华侨。这支游击队的总队长黄杰(即王汉杰)、参谋长陈村生、王西雄。第一大队副指导员蔡希年；第三大队副指导员王子华；第四大队队长蔡汉源(即陈坚)和马尼拉大队队长李标夫等都是晋江县人。 “华支”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援下，同菲律宾人民抗日武装队伍以及美国同盟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三年多时间转战十四个省市，大小战斗打了二百多次，歼敌二千多人，缴获敌人长短枪和轻重机枪九百四十余支，为抗击入侵菲律宾的日寇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菲律宾人民和华侨的普遍赞扬。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这支抗日游击队曾计划在消灭入侵菲律宾的日本侵略军后要把队伍开返祖国，与祖国人民共同消灭日本侵略者，后因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未果。 当时还有一些晋江县旅菲华侨参加国民党所组织的抗日组织，如“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等。曾任“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的总指挥庄材传(青阳镇人)。 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等地晋江县华侨在日寇入侵这些国家时，也积极拿起武器，与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浴血奋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如晋江县旅居新加坡的华侨林江石曾任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的民众武装部主任；张楚琨曾任以郁达夫、胡愈之为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宣传部长。 内坑乡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吴梦超同志还担任新加坡抗日义勇军第三独立大队司令部的政治委员。 四、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宣告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了多年战争灾难的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保证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实现全国统一，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全国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稿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得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得被断送。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全国才有和平民主的希望，人民的生存和利益才能保卫，民族的独立才有保障。 从此，晋江县广大华侨又积极关心、支持或毅然回国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解放战争，其中有不少人还在解放军或游击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除原来在国内坚持革命的晋江县归国华侨外，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仅由菲宾先后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晋江籍华侨就有好几十人，此中有“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的负责人许立同志；有曾任“劳联会”常委及所属各工会负责人王汉杰、吴锦南、郭建、许良枫、许瑟亮(即许昭明)、魏文基、魏振奋、陈董顺、沈福水、蔡希年、陈永石、蔡派忠、蔡文山、陈平山、张孙云、谢清、陈汉泽、蔡祖敦等同志；还有施耀、庄云潮、庄清华、王子华、沈慧、庄秋心、郭席排、许龙权、杜金枝、吴青山、蔡长泰、庄进来、李焕来……等许多同志。其中许立同志回国后即直接北上到中共中央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王汉杰同志在闽西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总队闽南支队(后改编为第八支队)的副支队长、副政委，一九四九年一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参谋处当主任兼作战科科长；王子华同志担任第八支队第十一团的政治委员；许瑟亮(即许昭明同志)担任中共闽西南地下党泉州工委书记；施耀同志担任厦门市工委书记；庄秋心同志担任晋江县工委书记；蔡派忠同志担任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陈董顺同志担任县武工大队负责人；在闽中坚持革命工作的郭席排同志担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部参谋长；张孙云同志担任中共闽中地委沿海区委书记和泉州团队独立大队第一中队的指导员。当时回国参加革命的还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的晋江县华侨，如陈孔才、陈振亚、柯竹山、吴超、柯鸿图、郑泮水、吴泰……等许多同志。他们都为祖国的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晋江县旅居海外和香港的郑士美、王雨亭、庄明理、张楚琨、张珠明、庄明思、欧阳朝宗……等许多同志和进步人士也对家乡的解放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其中仅由郑星辉和倪永图同志直接从香港转寄回来支援闽中泉州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经费就有三千多美元。菲律宾归侨高金燧为了支持地下革命斗争，不但自己捐赠大量粮食，还协助动员有关单位捐赠美钞一万元给闽中泉州地下党。 至于支援和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侨眷属，那就更多、更普遍了。如安海镇侨属郑种植同志一家参加革命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就有十六位；石狮镇的侨属林贵攀，积极支持革命，掩护地下党的同志秘密进行工作。她筹集粮食百担，并拿出自己的手表、金戒指等供给地下党买曲七手枪打击敌人，所以许多地下党同志都称她为“曲七嫂”或“赤壳仔婶”；永宁镇沙美头侨属陈碧娥，也积业支持地下党工作，并将自己的金银首饰转卖供给地下党购买曲七枪，外号“曲七婶” 半个多世纪以来，晋江县的许多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一定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进一步发扬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