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推行愚民政策的清政府还在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伦常毒害民众和妇女同胞的时候，由家父林登宾(前清贡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创办的永宁行实小学，就开始兼收部分女学生。我和十多位女孩子，便是首届女生。由于家父思想开明，我们和男生一样上国文，算术、常识等课程。这在当时，对于只背诵“子曰”“诗云”的私塾，是一大进步，被称为“新学”。六年之后，我和林宏芳、林垣、林朝皇等男生同时毕业。男女同校，而且教以“新学”，这一颇具胆识的新生事物，作为晋江早期女子教育的先声，引起四乡的巨大反映。但多数乡民，在封建习俗的束缚下，还是不肯送女儿来男校就读。 辛亥革命之后，侨乡妇女处在求知识，求解放的觉醒之中。为适应妇女就学的需要，我深感冲破旧礼教旧习俗、举办女校的必要。于是经过半年的等备(1916年秋)我在行实小学毕业，就协同家父林登宾建立了侨乡晋江第一所女子学校“晋江竟新女校”。竟新者。即女子应与男子一同竟赴新潮之意也。 女校草创之际，一切因陋就简。校舍借用华侨林允柱之祖厝，厅堂就是唯一的教室，课桌椅则把行实小学老旧残缺者稍加修理使用。首任校长由行实老校长林登宾兼任。两位女教员除年仅十六岁的我外，另一是因不满封建婚姻而毅然携子女出走的安海人杨济清女士。 通过我们深入四乡挨户宣传女子受教育的必要，首届招生竟达30多人。足见侨乡女子要求接受文明教育，争取平等地位己相当普遍。学生中有行实低年级女生，故按程度分成甲乙两班复式教学我任国文，常识课程，杨任算术、音乐、书法和手工。学校办得颇有生气，四乡五里如沙尾头、金埭、梅林、港边、沙堤、许厝、龟湖，甚至远在十里以外的衙口乡都有不少女子来入学，全数达60至70人，班数增至三、四班，校舍不能容纳，只得暂借华侨林书概家的“莺山书舍”上课。家父林登宾为此四处奔走，向泉州开明绅士许卓然、秦望山募捐。许、秦先后应邀来校视察。在介绍中我强调侨乡女子求知的愿望和女校的发展前景，二人所获印象甚佳，乃慷慨解囊，并倡导华侨捐建校舍。华侨林书概、林书汉、林该得和本地商人林谋板、林海参等踊跃响应，大力支持。略有文化并颇得人望的家庭妇女邱瑞禧深感学习文化之重要，乃自愿献地建校。这样不但解决了日趋拮据的学校经费问题，而且在“行实男小”对面建起了拥有数间宽敞教室的校舍，生数则猛增至百余人。此时“行实男小”与“竟新女校”隔街相对，书声相闻，俨然男女平等精神之象征。女校所聘教师，均有志于妇女解放运动。邱瑞禧任名誉校长，教员有泉州刘瑜璧女士、陈玉贞女士和我。我们这些女青年感受到“五四”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热情向上，以致力于妇女解放为己任。所以女校中反对封建礼教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空气很浓厚。女学生们学习认真活泼，校务蒸蒸日上。 1921年，女校成立五周年。为吸引更多妇女接受新教育，扩大妇女运动的影响，我们便借此机会举办“竞新女校学生成绩展览会”，并演出“文明戏”(新兴起的话剧)。成绩展览会规模颇大，共分三个展览室，第一室为学业成绩及作文；第二室为美行绘画、书法；第三室为手工艺品。其中，多才多艺的泉州刘瑜璧女士设计并指导制作的刺绣、木雕、泥具、纸工等作品，新颖精巧，特别引人注目。女学生们所显示的才干证明了女子具备着并不亚于男子的潜力。 文明戏的演出更是盛况空前，震动一时。节目多为唤起妇女觉醒的内容，如同情被虐待的小媳妇，讽刺蛮横的恶婆婆等。我当时没有上台演出，但在后台从幕缝中看到台下观众情绪十分活跃，达到了反封建的演出目的。 1923年2月，我因就读集美女师而离开竟新女校。1927年毕业后被留集美男小学任教。但这时竟新女校经费缺乏，几乎处于停办局面，我为此特地辞去集美男小职务，偕同原竟新女教师亦即当时集美女小教师王清理渡海赴菲，为女校向华侨募捐，五个月时间内走遍马尼拉、宿务、甘马仁等埠，得到华侨们的大力支持，终于募得经费二万多元，让女校在永宁街建成五间店面，作为校产，以维持学校日常经费。 女校在爱国华侨的支持下又充满生气，校园里又传出朗朗书声。为加强对女校的联系，旅菲华侨成立了“竞新女子学校董事会”，热心教育事业的詹孟杉先生被推举为董事长。 1929年董事会为充实女校领导，力聘在赴菲募捐表现良好的我出任校长，直至1938年我才离开。在我任教及出长女校的前后十六中年，自问尚能竭思殚虑、不辞辛劳，对得起家乡的侨胞和女同胞。 爱国华侨大力支持的“晋江竟新女校”从1916年至1940年(校舍被日冠炸毁而与行实合并)的二十四年间，培养了成千名侨乡女学生，其中不少成为各行业的女强人，如在菲律宾宿务的女企业家林振华、女教师林昭绵等，同时为侨乡培养妇女人材，为提高侨乡妇女的文化水准，为她们争取自身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