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上台湾的地名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早有史载。史书称它为“夷州”、“流求”、“留仇”、“流虬”、“瑠求”、“琉球”、“鸡笼山”、“港”、“笨港”、“北港”、“大员”、“台员”、“大湾”、“台湾”。明代还称为“东番”，有所谓“东番诸山”或“东番诸岛”；且对不同聚居地，还有不同称呼，如对北部的山居人，叫“生番”或“野番”；对南部海岸的平埔人，则叫“熟番”或“平埔番”。台湾，原是平埔部族的名称，自清康熙四十年(1683)在台设府，汉族人口与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后，才逐渐形成为全岛的地名的。 此外，外国对台的侵略者，也有不同的叫法：葡萄牙的佛郎机番叫“渔夫之岛”；日本之倭人叫“高砂国”或“高山国”；西班牙之佛郎机番、荷兰、法兰西、英格兰之红毛番和利美坚之白毛番都叫“福摩萨”。 二、早期移民的发生 台湾，特别是澎湖列岛，与晋江仅有一水之隔，历来有“烟火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之说。晋江沿海先民，由于从事渔业生产的关系，一叶小舟，经常飘浮到澎湖海面捕渔活动，固“天有不测风云”，海难事件经常发生。澎湖岛上尚无人居，广大沿海渔民，为生活和安全，开始移居。从记载时间上看，是发生在宋代以前的事。《汪大犹神道碑》载“海中大洲号平湖，郡人就植粟、麦、麻”生产，并且经常受到来自菲律宾的“毗舍邪”番人的突击，“刈尽所种”的破坏，甚至“负笈篱”(竹排)浮海深入到晋江的“围头、水沃”等村庄扰乱。因此，汪知府于宋乾道七年(1171)在澎湖建房屋两百间，派水军长期驻守保护。宋·赵汝适的《诸番志》亦说“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元继宋制，并于至元末年(1290)还在澎湖设“巡检司”，征收租税。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说有“泉人结茅为屋居之”。在生产与生活上的情况是：“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孽生，数万为群”。并能“以花布为衣，煮海水为盐，酿蔗浆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等等。说明岛上早已移居泉人，过着农牧鱼兼有的生活了。记载又说明澎湖为中菲往来船舶的“中继站”，有贸易之货，“海外诸国，盖自此始”的“工商兴贩，以乐其利”的盛况。入明之后，因海禁时续时断，故对澎湖的巡检司，也随之设而复撤。 三、集体移民的开始 晋江对台湾的集体移民，始于明末清初，有军事移民、自由移民和强制移民三种方式，而前两种为主流，起决定作用的。 军事移民：黄宗义《赐姓始末》载：明崇贞间(1628)闽南大旱，郑芝龙“招饥民数万人”，用海舶运载到台湾，开荒自给，所有耕牛、种籽、农具等生产资料，由他一手供应。由于台湾土地，肥沃，“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自食之余，纳租郑氏”。《台湾纪外》载：以郑成功部队及家属为主力和先驱：1661年郑亲率复台大军，首批十一个镇，约二万五千人；次批六个镇，约一万二千人。1664年(康熙三年)郑经败退入台时，带去士兵及眷约六、七千人至万人。清康熙十七年(1678)5月，郑经攻陷海澄后，将“清军骑兵二千余人载到台湾，分配屯田”。不久，又“悉促海澄降将于台湾”。康熙廿年(1618)郑经败退入台时，带去的残军一千多人。 自由移民：康熙初(1662年前后)，清政府在沿海五省厉行“界迁”，大批劳动人民流离失所，死亡相继。郑成功闻讯，“驰令各地，收沿海之残民”移入台湾。此外，在台军将吏的多方招引下，入台垦种“文武官田”的，为数可能更多。 强制移民：台湾初垦，劳力不足，妇女尤缺，沿海妇女时有被掳往台湾，但详细记载主要发生在潮汕。在晋江所在，只有郑经在西渡大陆期间，曾于康熙十三、十四年(1674－1675)间，把永春马跳寨起义军首领吕华，及降清的洪承畴、黄古、杨明琅等人亲族流放到鸡笼、淡水充军；又于康熙十七年(1678)7月“移乡勇之春口过台安排”(《台湾纪外》) 从族谱的简单记载中，可以同上述问题得到一些互相印证。最早晋江迁台的仅个别人，时间发生在明嘉靖间。如《安平颜氏族谱》载“颜龙源，字日盘，生嘉靖甲午年(1534)，葬于台湾”。晋江大量移台的开始，是在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招饥民数万人”和“收沿海之残民”移入台湾两个高潮的时期。史学界认为：郑芝龙“招饥民数万人”入台，是第一个移民入台的高潮，也是史上破天荒的首次。在这期间族谱的记载是：晋江农林，“天启七年(1927)，饥。宗贞元年(1628)春，斗米银两钱”。在这种严重灾荒的年头，移入台湾的有安海颜姓，黄姓，永宁高姓，金井新市曾姓、东石郭岑郭姓，青阳庄姓，均属沿海居民，可以印证。同时，安海的颜开誉偕妻蔡节勤；新市曾宏循偕妻吕氏；郭岭郭一景偕妻陈氏；同时迁移到台。 郑成功“收沿海之残民”入台，为第二个高潮。在这期间，族谱的记载也更多，单安海的颜、黄二姓，就有十三人。因为它是郑芝龙称雄东南海上的据点，又是郑成功起师反清的所在，因此，战乱、迁界特别严重，有“安平成平埔”之说。同时，携眷同迁者增多，甚至还全家迁徙的。如东石郭岑郭一景皆妻吴氏；郭一程皆室林氏、继室吴氏同往。《永宁霁霞高氏家谱》载：“九世公祐，娶蔡氏，生男一，甲辰年(1664)搬住台湾”。“九世印柱，(移台后转南洋)殁于番邦。娶陈氏，葬在台湾”。 四、移民入台再高潮 由于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外贸易任务加重，打破了清廷对台的海禁。乾隆四十九年(1784)，不得不宣布开放鹿港与晋江蚶江间对口通航。但还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故又在五十七年(1792)再开放八里岔(淡水河口)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间对口通航。因此，又再次出现了移民入台的高潮，在晋江县，由于有蚶江同鹿港、八里岔间对口通航，移民更为方便，故在这时期入台的人数，较前更多，就地方族谱记载上看，亦可印证。 最突出的是石壁林姓，在郑氏政权时往台仅二人，康、雍时三十二人，乾嘉时则达二百九十人之多。最迟如永宁鳌西林姓、泉州龙笋曾姓等，则是到乾隆末年，始有移民入台的。 五、在台的聚居分布 泉晋移民入台最早，人数也最多，主要分布在平坦肥沃的沿海平源地带。据姚莹《鹿港防剿始末》载；“海口多泉，内山多漳，再入上生番毗连，则为粤人”。另《海音诗》注文说：北路多福建人，故“先分漳泉，继分闽粤”；南路广东人多，“则分闽粤，不分漳泉”；中路的彰化，闽粤人外，尤多泉人，不仅“分闽粤，且分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据1929年调查，全台汉族人口375、1万，福建藉有310余万，占83%强，其中泉州府各县占44、8%。晋江县藉人为最多，分布面也很 广。 六、台湾、晋江一家亲 晋江入台之移民，由于人数众多，可自成村落、社里、街道。因此，“语言相通，习惯相同”，易于保留祖家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 大陆修谱时，都把迁台定居的子孙载入族谱。如清咸丰年间续修的《东石汾阳郭氏族谱》；光绪九年重修的《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之延科公派家谱》；1914年续修的《玉山林氏宗谱》；1925年重修的《锦江林氏五房宗谱》；1931年重修的《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新市派)》等，均把分支于台湾各地的族人记入谱中。在修、续族谱，修建祠堂、进木主，修祖墓的活动中，台湾裔亲，无不派人到祖家参加。如嘉庆廿五年(1845)，石壁村玉山林氏修谱时，淡水商人林正心，曾“积金满千，公鸠佛银，交入行中，言念宗谱未修，以为修谱之用。又巩不充，自独加捐以补足”。1914年该谱再次重修时，经林逢辰往台与诸族人联系活动后，于是“时则有若在台诸人赞襄于外，而事乃纲举目张；又有若在乡诸人协助于内，而事乃势就功成”。在台的林华注，对祖家修谱之事，“心力俱备，其尊宗敬祖之事，可谓至矣”。林士郁则“与众倡议续修公谱，一切事谊，罔不勉力办理，以期其事之厥成”。1947年东石月窟蔡氏修谱时，台族特派蔡衍贤为代表到祖家商谈事谊，并写志文，附于谱中，介绍在台的分布情况，便于后代寻根认祖，联宗睦族。 谱中还记载着本族在台的移民，就地兴建祠堂很多，均按祖藉祠堂模式、称号举办，保留民族传统。如永宁鳌西林氏在鹿港的“林厝祠堂”；衙口粘厝埔粘氏在彰化粘厝庄的“桓忠堂”等等，都寄托着移台子孙后代，对大陆祖家的深切怀念，与浓厚的血统骨肉情谊。 几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台湾与祖国，移民与祖家，都经历着沧海桑田，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口的增殖，是它的主流。血统之亲，骨肉之情，构成了闽台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