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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菲律滨侨汇史初探

发布日期:[2016-08-16] 阅读人:1637  字号:      
晋江县菲律滨的侨汇史,源远流长,涉及面广,内容复杂,探讨一番,很有必要。笔者对此的接触和了解有限,仅作初步的一点探讨。 一、旅菲“番客”之由来: 据有关历史记载:菲律滨古称“澶洲”、“毗舍那”、“三岛”、“蔴逸”、“白蒲延”、“蒲端”、“民多朗”、“麻里噜”、“苏禄”、“吕宋”……。在晋江县侨乡的族谱中则有“宋脚”、“番邦”、“夷”、“夷邦”、“南洋”等名称。公元1543年(明嘉靖七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菲莉普二世,才开始把圣拉札勒斯岛改称为菲律滨。菲律滨是岛国,共有大小岛屿7083个,到1935年有命名的只2240个。故历史上地名繁多,这同它的地理与历史都是有关系的。正象外国人称中国为“唐山”,称泉州为“刺桐”、“唐城”,把华侨称为“支那”、“唐人”;西班牙占领菲岛后,称华人为”生理”、“商旅”,“常来”……一样。这同历史上唐、宋时期泉州港对外开放贸易,同各国友好往来互市有关系;也直接同晋江县人早期往菲经商交易,后来大量“住番”定居为华侨的历史有关 中菲往来,历史悠久。可追朔到宋元以前直到隋唐、五代。但晋江县人到菲岛“住番”定居为华侨,有具体记载者,是始于明代。因此,探讨晋江县菲律滨的侨汇史,也只能从明代着手来进行。 《明史·吕宋列传》记载“先是闽人……漳泉以其地近且富饶,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安平李光缙《景璧集》卷三说“吕宋沃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在宋末元初,中国“丝绸之路”,自北南移,至泉州港出口。由于当时福建沿海时有“倭乱”,明王朝对日本有戒心。因此,吕宋便随之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斯时,安平便是通吕宋“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往吕宋“经商行贾者”也比比皆是,蔚为风俗。明·何乔远在《闽书》卷四五“风俗”里也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安平”,即今之晋江安海,在当时之乡民就“不讳贾”,甚至于“弃儒束身从贾”,以“鬻财吕宋”。足见安平口岸,在明代对交通贸易上,占有重要地位,且有往菲的华侨,石狮上浦港,是泉州“十八渡头”之一。《泉州府志》载“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易上国及诸岛夷。”故“放洋出国”也很便利。 据安海、石狮、大仑、永宁、深沪、龙湖、金井等重点旅菲侨区的40部族谱记载,黄、柯、陈、高、蔡、林、吴、许、洪、李、王氏早年往菲的也是始于明嘉靖年间(1547),此后才大量增加。从明、清两代169个往菲的记载情况看,有两个大量出国的旺盛期。 (一)明万历年间(1573-1610)盛期出国者46人,占明代总数71人的76%。如大仑、塘东、金井巳很普遍;容卿此时亦特别多;安海也不少。当时这些侨乡,处于外有倭寇侵扰,内又封建械斗连绵不绝,乡民生无宁居,活无出路,而被迫外流往菲谋生者日多。如石狮蔡氏族谱记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博蔡洪连泉胜渺视我族”而械斗不断发生。当时出国的人,大都是“住番”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小商贩为最多:也有少数经商发了洋财,并屡带大批“番银”回“唐山”来办各种世事。如大仑的蔡景量,于明嘉靖年间(1547)往菲后,同家乡有云种经济联系:(1)寄银赡家和修房屋;(2)回家时分惠堂亲银两及拨赠田地;(3)在家乡买地盖屋:(4)回国为弟娶妇:(5)在家乡赎回祖业和坂地;(6)在外以钱本令亲人“经纪”。 (二)清代的道、咸、同、光年间(1821-1875)往菲者有178人,占清代出国246人的72、34%。其中道,同年间(1821-1851;1862-1875)出国113人,占道、咸、同、光出国178人的63.5%。主要原因是:清初强迫“迁界”,战乱兵灾、水旱、徭役等等。“迁界”的结果,使沿海村民“千年生居,一旦流离,死亡疾病,惨不可言。”石狮蔡氏族谱载:“又困于徭役,财产困乏,大异夙昔。”金井李氏族谱载:“清初,战争日繁之时,兄弟南北……奔走于吕宋外夷。” 《泉州府志》中载,从宋崇宁元年(1102)到清乾隆廿三年(1758)这650年中,泉州发生大旱11次。其中有6次造成了“民多饿死”、“民多游移”、“种不入土,民相食”等悲惨情景。在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困迫下,乡民大量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菲岛谋生,是明清封建王朝造成的社会现象。因“住番”定居国外,故乡人种华侨为“番客”。意如从“番邦”返“唐山”的“客人”。 二、“番畔钱”来之不易: 明·蔡清在《蔡文庄文集》卷二《寄李宗一书》说:“借人钱本,会当得兄弟义男,营运生理,决不害义……。”大仑族谱中的蔡安菊(1546-1617)“时年十七,奉嗣伯父教……跋涉山川经纪,甚至在数千里之外,而返之故乡。”明代的“义男”,有称“恩养”的主人为“嗣父伯父”的。蔡安菊在十七岁时,就奉“嗣父伯父教”,远走于数千里之外,去“跋涉山川经纪”。其历程艰辛可想而知。该族谱还有更详细的另一段记载:“景思景秩也(明嘉靖丁卯(1547)年间)……为弟,周夫为兄,均有骨肉厚爱。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赀,叠寄润于兄弟:二兄景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末后归来,仍分惠银两,各拨十五石与兄及侄掌管为业。秩季弟也……巳丑年(1565)自吕宋归,将所陈买地盖屋,与兄弟公分。周夫伯兄也……弱冠求求吕宋,初归娶妇,再归为二弟择姻娶妇,赎祖坟地及宅盖屋,皆自己赀,与兄弟公分。仍同二弟往吕宋,出本银令之经纪,日后各有四十金,归又拨租十石,付其管业……。”所谓“为兄”、“为弟”并非同胞兄弟,故强调“均有骨肉之厚爱。”实际上是“义男兄弟”或“行船兄弟”。据明律例有“奴婢,官民之家,凡请工作之人,立有文卷,议有年限者,以雇工论;只短雇受值不多者,以人定论;其财买义男,恩养年久,配有妻室者,同子孙论: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家以雇工论。缙绅家以奴婢论”之法制。景思、景秩、周夫在出国前,家境都很贫困,“居无宁处”,甚至连“祖坟地”也卖掉。周夫同“二弟”往吕宋,是“出本银令之经纪”的。可见其前身似“义男兄弟”而在发迹之后,“同子孙论”了。而且在明代还有“赉母子钱往市者”。即是“借人钱本”,当“义男兄弟”或“行船兄弟”去“营运生理”的。这种做法,也逐步流传到南洋华侨中去。故周夫在吕宋“出本银令之(二弟)经纪”,也是类似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赉母子钱往市者”,临出国前,须同债主订好归来还款的“契约”,往返一次后,本利一百。否则,要连同妻儿送给债主作“抵押品”(当奴隶),至债清后方能返回。因此,告贷贩易者,既“要冲风突浪”,远涉重洋去“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圩”,顷刻有“葬身鱼腹”之可能(如族谱中27个“殁于海”的)。而且时时都有全家陷为奴隶深渊的危险。故在晋江侨乡中流传着“吕宋钱,是风吹水走钱;侨汇钱,是卖子典夫钱”的谚语。说明“番邦”吕宋并非“金山银窟”,“番钱番银”来之不易。 三、“搭钱”与“寄银”: 明·何乔远在《镜山全集》卷四八说:(华侨)“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盖有新婚之别,娶以数日离者。”说明安平一带乡民,前早出洋谋生的辛酸历程,有“住番”国外“或十余年未返者”。同时,还带有移民性,不少往菲谋生者,都有一定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在菲从事生产劳动,与菲人友好相处,共同开发菲岛,授以各种技能。如金井王氏族谱记载着初期往菲的华侨,是以“打铁、裁缝为生”的手工业劳动者。据菲史学家林诺考证:“当时华侨移菲,多是裁缝、鞋匠、金属工,雕刻匠、锁、油漆、泥水、织布工人。”菲史学家赛迪博士说:“华人带来他们祖国的绝好文明、忍耐、勤劳和历史悠久的民族手艺。” 上述情况说明晋江往菲华侨,系生活所迫,才忍痛地“新婚之别,娶以数日离者”,“甚致于达十余年未返者。”他们有“两头重担”一头是祖家故土,尚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其地少而人稠”,主要或大部生活来源,靠其“搭钱”、寄“番银”来维持;另一头是只身“番邦异地,”一无所有,全靠勤劳勇敢之精神,披荆斩棘于“海岛绝夷之圩”,用双手和血汗去创造财富来。晋江侨乡有首民谣说得好:“唐山真无空,相招去番邦;番邦无好赚,无去不知空”。前早海行又是帆船,航程靠风力,季节、气候限制性很大。从吕宋回唐山,顺风也得一、二个月,若遇风逆流,要几个月才能到达。一叶孤舟,茫茫大海,望无边际,任其飘浮,在骇浪惊涛中,随时都有翻船覆舟,葬身鱼腹的不幸发生,族谱中27个“殁于海”者便是证明。故在晋江侨乡有“行船走马无三分性命”之说。唐山能收到番银是个莫大的快慰,说是“吕宋钱,唐山福。”当时都是使用中国用金、银、铜、铁、铅铸造的硬币。因此,长期以来,华侨把寄汇叫“搭钱”、“寄银”。解付侨汇叫“分批银”。接到侨汇叫“到番银”。而乡人把侨汇叫做“南洋银”、吕宋银”等等。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习惯语言。 四、“批郊”与“信馆” “批郊”与“信馆”,是前早为华侨传递银信的民间组织。据郑林宽1935年在《福建华侨汇款》一书引用《交通史·邮政篇》说:“民信局国内原有此种组织,考其来源始创于明永乐(1403-1423)年间以后,极盛于前清咸、道、同之交,专以寄递银钱信件为主要营业,业务范围之盛,遍及国内外,为邮政开办之前最大的民营通讯组织”。《安海志》载:“明洪武十二年,江夏候整理海域,设立递铺在西塔东,北至郡六十里,南至金门隔海十里,东至永宁街七十里,西至糠店驿十里。今废。”“民信局”,与“批郊”、“信馆”同类。这种“民营通讯组织”,专门收寄私人书扎。即如“会文堂”代收代发的“走文书”驿站。它同国外华侨商行,和国内的钱庄、典当联系在一起。古时泉州对外贸易商行曰:“郊”,仓库曰“栈房”,金库曰“钱庄”。浮海贩易的“散商”,和营运“走水”的“客头”以及舵手、船工,都是传递华侨银信、物品和带“新客”出洋的纽带。这种贸易通货手段和“民信局”经营方式,保留到清末民后。可从安海通商贸易,和首创的晋江县王源兴信局证实。 (一)1918年安平兵灾后,典当全部歇业。继而钱庄兴起,先后有振安、复原、通利、东南、和济、裕川、福安、顺利等10来家钱庄的设立。当时有大量侨汇涌进,所以吕宋华侨吴起顺、吴梓标(石狮)旅日华侨陈清机、许书致和当地部份商人投股开办起来。还有安平几个缙绅名流,借助吕宋大侨商蔡浅哥(戈)的雄厚资金,在安海设立“香港郊”,香港、神户有联号,安平大栈房,办户与买手,最早用“电报行情买卖”,大量营运港货。主营牛筋、海参、虾米、木耳、粉丝、金针菜、锁管干、蚵干、蛏干、大小鱼干等。其中精制的牛筋远销榕、沪与南洋。安海还有二。三盘同业商户四、五十家。石狮昌明布庄,华侨一次就“寄存”四万元。 (二)王宫村民王世碑,少时家贫,理发为业,清咸丰元年(1851)廿岁时,往厦谋生,经友人荐之为“往吕宋船工”,对往返华侨能照雇新客,关心旧客,并受其委托代递银信,颇受华侨之信任,故托者日多,求之甚众,有的闻讯远途赶来,几经辗转相托。居菲岛山村社里者,甚至有数年不得一寄。诸多华侨,愿付劳酬,以补川资。王世碑以盛情难却,毅然辞去船工,专营为菲侨传信递银的“走水”和“客头”,劳酬颇丰。但业务日繁,一手应付不了,遂于清末首创晋江县的王源兴民信局。继又在菲开顺兴隆布郊,在泉州新桥头设源兴钱庄。银信之业务,从几千元、万多元,到1935年高达五、六万元。 五、“生财”与“遇害”: 旅菲华侨,千百年来同菲人友好相处,为共同开发菲岛经济,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经过世代相传,辛勤劳动,艰苦经营,节俭粒积,白手起家,有的遇有时机,发了点洋财,也是“生财有道”的。在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岛的377年中(1521-1898),其时轮船未兴,海行多用帆船,船至欧美,为时半载,而到中国仅10余天至一个月,故贸易货物,多求诸于中国。因此,菲岛之商务,多掌握在华人手中。华侨十之七八为漳、泉之人,且多富商。1935年中国外交部官员丘守愚,经过九年时间,对南洋岛各属的华侨,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写成《二十世纪之南洋》一书。其中有“全菲华侨批发商3335人,居于首位。另售商8455人,占第二位。该年货值为三亿二千多万菲币,占全菲60%”:“有各种厂、店、行、郊405家。但富商多在农村收购土产,转售于西人,复以欧人舶来品供给菲人”。“全菲行家大米商,华人占28家,年购买大米7,500万菲币;内湖之椰、茶亦以华人为交易主雇,年在4,500万菲币;菜堤之,华侨购量年在9,100万菲币。惟岷里拉华侨则多经营小商贩,至今有三千多家。”全菲华侨总商会的首领,是晋江石圳富商李清泉等人。① 西班牙殖民者为了掠夺菲岛经济,便向华侨“开刀”,自明万历卅一年(1603)后,先后五次对华人进行残酷的血腥大屠杀,死者不下10万人,漳、泉人居多。安海陈氏族谱有明万历,癸卯年,崇贞乙卯年“吕宋夷变”而乡人“遇害”“遭害”的记载。黄氏族谱提到华侨8人中,被杀达6人之多。上郭乡五代华裔黎萨,②清同治十二年(1861)生于菲岛,1896年在反西班牙殖民者时被判死刑。菲人尊崇他为“国父”,辟有“黎萨公园”,供后人纪念游览。 由于欧战发生,国际商业不景气,菲岛侨商,特别是土产商,受到严重打击、被迫收盘和改行者日多。1898年菲隶属美国后,以轮船通货欧美,菲岛开放贸易;1902年宣布禁止“中国劳工入境”等“菲化案”逐步推行,华人受到压抑和限制;菲人则起而经商,与华人竟争日甚。在菲国际贸易中,中国输菲货值自1922年至1930年平均年虽在一千三百万菲币之间,但仅占其输入的4%,而美占75%以上;华侨没有祖国贸易货物的大量支持,便无能竞争,商业日缩,经济命脉完全操在美人手中,深感“不堪回首当年话”。哀叹“弱国无外交,华侨成孤儿”;异国番邦,寄人篱下,不如“摇篮血迹”的唐山故上;“吕宋山好看,终非久居之地”;“南洋街道易干易湿”;认为树高千丈,也要落叶归根。不少人想在国内谋摸资金出路,创办实业,同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一些富侨便先后投资于福厦漳泉,开铁路、公路,办交通运输,开矿设厂,垦植种菜果,买地盖房屋,等等。侨汇日增,到1935年南洋群岛共有民信局(批馆)515家,其中菲岛15家,均附设在较大的“行郊”里。厦门、晋江(泉州)设立分支局,晋江县有17家,(不包括歇业的9家),人员224人。分为“头盘”,能独资经营,国外收汇,国内解付;“二盘”,接受海外局委托,转驳国内的银信业务;“三盘”,则专营国内的派送业务。均是专营或主营吕宋侨汇的业务,年在1,300万元左右,最高年(1930)达二千万元左右。其中“锦昌”年在130万元,最高年达340万元。石狮“顺记”年在60万元之谱,最高年也达110万元之多。其收入均依国外银信往来数量、金额计付“佣金”和“手续费”。 六、“番银”与“纸币”: 从明代的“批郊”、“信馆”,到现代“民信局”设立后,都是直接在菲岛收“批银”带回国或就地变买“番货”回来,在国内口岸以货易银。向侨户分发的。信件往来,不贴邮票,不受邮政与银行监督检查。1898年菲岛隶属美国后,收汇要以“美钞”、“菲币”,带回国兑换银币解付。1900年后,有“泰山”邮轮川走吕宋厦门,每半月侨汇一帮,晋江信局到厦门提回来,要先“看银”,整理一番,从“拐银”、“龙银”、“鸟银”、“袁头”、“孙头”、“蒋头”、“帆船”等银圆中,区别出“铜银”、“锡银”、“焊银”、“色次银后,打平凸凹,方对外解送。每帮信件成千上万,也要细致整理,百封一束,用绳扎牢入袋,书写姓名住址,发运南洋。做到防止差错,及时传递,以巩固信用,争取业务。 中国银行、邮政的汇兑业务,虽始于1918年,但实际到1930年才在国内外全部通行。侨信要贴邮票,盖邮戳,经检查。1925年交通部还曾下令“取消民信局”。经同业请求交涉,方许暂存。但须向邮局申请执照,并每年向交通部“报审换照”一次,违者“吊销”歇业。邮票又从四分提高到一角二分,空邮达二角。但自1930 1935年的五年中,福建邮局国际汇兑业务,还不及侨汇总数的1%。侨汇的60-70%仍由民信局转汇进来。邮局不能取而代之。 1935年中国施行法币政策,金银收归国有,收兑集中。银行采取“钉住于英镑”汇价的办法。民信局均由国外头盘局,购买整批汇票汇入,向银行提取法币解付。中国历来使用硬币,对钞票叫“纸字”,红色钞票通常都说是“红底纸字”。经济困难的人则说“无钱无银无纸字通用”。 七、“买汇”与“山单”: 国际汇兑业务通行后,侨汇史出现了一个新特点,用法币与外币的“比率”计算,打破了过去“银汇率”固定的币值。其计算的公式是: 这种比率的新关系,在国际资金流通周转时,是按当时“汇水比率”高低来结算的。以一个单位来说,法币比率高,国外的汇率便低。反之,汇率便高。自1926年至1938年的十三年中,用法币计算侨汇收入指数,晋江县增加了19.8%,但若以外币计算侨汇的收入指数,却减少了67.3%。福建省政府秘书室郑林宽经调查研究《福建华侨汇款》后确认:1929年后三年间银价暴落,那是以国币计汇对外比率低”“1935年我国受银价影响国内经济疲弱,因而改用法币本位,该年以后侨汇按法币计算的指数上涨,是受汇价贬值的刺激。 由于在国际资金流通周转时,经常升降变化,故出现在侨汇“买汇水”上的投机性活动。民信局在国外的头盘局,也被卷进了“买汇水”的旋涡。这种买空卖空的“汇水”,非常敏感,比率时常变化无常,有时多日不变,有时一日数变,也有一时即变,情况复杂,实在难以对付。王源兴信局,是一个白手起家,历经两朝三代人的艰苦创业和辛苦经营,发展到国外有“布郊”,国内有“钱庄”,业务最高年达五、六万元的首创老信局,正是在1935年一次“买汇水”时夫利,造成了亏损倒闭的。在国内信局为解送侨汇安全和方便,即自发“山单”(信用票)。可以在市场流通,亦被人用以投机牟利,有的单位滥发造成“滚支”,亏损而收盘或倒闭。1935年9家歇业的信局,据晋江县统计员王家云的调查记载,其主要原因:(1)银信被劫信差被杀,损失和赔偿后收盘或倒闭者;(2)滥发“山单”,造成“滚支”,造成资金周转不灵,而歇业倒闭者;(3)营私侵吞,国外“倒钱”,“买汇”失利而倒闭者;(4)资力不足,无能竟争,业务短少,利不及费而歇业倒闭者。 八、“洋货”与“番物”: 侨汇同国际贸易,是不可分割的。许多侨批局,用外汇进口物资易卖,在国内解送国币。因此,重点侨区又是“洋货”与“番物”的消费区。据1935年统计:泉州、安海、浦内三个口岸输出物货总值7,890,134元,其中本地产品仅1,500,332元,占1 1%。输入总值13,870,998元,其中消费于晋江本地者就有12,370,666元,占91%。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都带上“洋”字或“番”字。如煤油叫洋油,番仔油;化肥叫洋肥,番仔肥;火柴叫洋火,番仔火:炼乳并干叫番乳,番仔并:缝纫机叫玛瑾,番仔针车;肥皂、线团叫番仔雪文、番仔线;还的番纱,西洋布,阿马加……。 当时侨乡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落后,经济基础薄弱。流传着不少民谣,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安海有“后库开布房,星塔伥粗桶,皇恩狗屎行,型厝嘉礼(傀儡)笼,西垵骡驮桶,金厝水果行,西宫牛磨房……”;在青阳有“赤狮米粉筒,湖丈缚烛芒,沟头烧瓦筒,双沟鸭仔房,曾井敲噹噹(货郎担),屿头设染坊,磁灶烧大缸,‘客头’行厦门,‘批脚’(信差)来就问……”;在石狮有“番银一下来,大厝相连排;番船十外只,洋楼红砖壁:侨汇到一单,胜过农民收一山;银行他有份,海口他去蹲(填)……”。 由于洋货的大量涌进,占领着侨乡各个市场,农付业和手工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安海地区就有“番糖推倒蔗坊,洋面取代磨坊,洋布淘汰染坊”。街市中的“一支针,一粒线,一个纽,不是来自欧美,便是出自东洋。” 九、断汇的深刻教训: 菲律滨地区的侨汇,长期以来,在晋江侨乡的国民经济收入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明显的是,每年“舶来品”洋货的消费,一般都值千万元之多,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侨汇,便无从开赀,比农民高出一、二倍的侨眷生活,便丧失了主要或重要的来源。抗日战争后期,侨汇完全断绝侨乡经济一落千丈,侨眷的生活十分悲惨。有不少民歌民谣,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活苦况的。如“规(全)家哮饫真正害,夫过番没通煮三顿,无田无园,底置断一丘,五谷粗幼,统统着买,草产茹干也着亲戚去共赊。停久批信,停久没批信全无镭(钱),赊无借尽,赊无借尽厝内空,那通岸(担)家事?心想,心想自来枵,子食乳无通食,阿嫂也曾去换来臭茹干,煮汤来饮,倒手阿九(孩子)目成酸皮鞋空气,皮鞋格空气高后跟,丝袜丝带,女大衣透身全新做短挂,短挂羊毛衫,嘴齿补金用双牙,今即会知钱银真重要,过肴开,这般无通用。苦痛,苦痛千万般,悔不当初无节准,侨汇断绝,一家大小,侵租借债与典田卖子,无想家庭看吾山!?”“番客婶,佬佬佬,落海坪,割海草,海草矮矮矮,不愿竖地馁(咒骂),馁甲日本夭寿不去死,害阮无柴又无米,无米着去变,中国在抗战:抗战还未煞(停),海草即着割。”那些已同华侨定婚的侨乡姑娘,也有“父母主意嫁番客,番客不来娶,一年一年大。在家中,受拖磨,无时通快活。兄弟一大拖,轻重总着我,但得无投活(不得已),抽签共卜卦,携神(向神许愿)托佛,我君会得早早返来娶……”。多少侨眷被迫抛乡外里,走乡串村去挑私盐,卖故衣,讨头路,做粗工来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有的因生活难以支撑,被迫改嫁于边远山村;有的撕不下脸皮,索性跳水或上吊自杀,等等。这一段侨汇史上的悲哀小插曲,使侨乡人民特别是归侨、侨眷以极其深刻的教训,真正认识到了爱惜侨汇和勤俭持家的重要性。 十、复汇后的货币贬值: 1945年抗日胜利,交通恢复,侨汇畅通后,侨乡经济又随之活跃起来。但因受到中国货币贬值的严重影响,美元外币,充斥市场。这是侨乡货币流通史上的一种新特点。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三百万元“法币”,才能换取一元“金圆券”。而一元美钞,却等于四元金圆券。据《星闽日报》报导说:“从1937年7月7日,到1948年8月19日,闽南侨区的物价上涨六百万倍。”到了1949年2月5日,白米每担又从金圆券20元左右,上涨至六千四百元之多。永宁侨眷邱秀恋,伯父卢谋豹从吕宋汇来二百元美钞,要给儿子卢远辉作出国路费。当时可买黄金五两重。因手续未办妥,故折合金圆券存入银行,经过九个月时间,提领出来只能买到一条草席。故当时华侨汇款,都要以美元直接汇入。这又是史无前例的新特点。到了1949年5月17日,泉州的交通银行与农民银行,只好把金圆券装进麻袋,运去惠安秀涂海面上填海了事。至于所谓“银圆券”,则还来不及发行,便宣告解放了!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一向没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而殖民地才是商业资本从海外龚断贸易中,吸取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同时,中国海外贸易商,也没有出现过那种在同等的售价下而尽力取得最大的利润,从而使商人成为包买主”晋江县旅菲华侨,是长期介乎菲人和殖民者之间的“中转商”他们所得的利润,其来源在于不发达的国家中的货物差价。同时,还要长期汇款回国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亲属。侨汇在全县国民经济的收入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也是广大侨眷归侨主要或重要的生活依靠。故侨汇在国计民生中,是不可忽视重大问题。这是我对晋江菲律滨侨汇史初探中,所得到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注 ①李清泉于1919年当菲律滨首任商会会长。 ②黎萨的高祖父柯南,系晋江县上郭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