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蔡冤”参与者，103岁老人李汉经口述整理) 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秋，晋江县塔头村刘姓家族修建祠堂，地基比原来筑高了些，邻近郊墘村蔡姓家族认为这有伤其祖祠“风水”，而蔡氏宗祠据说就是蔡忠烈公祠堂，不容妨碍，因而出面交涉。刘姓拒不解决，蔡姓随即下帖邀请晋江一带蔡姓宗亲，集中到塔头劝阻。但刘姓仍执意不肯退让；双方争执不下，导致动武，列械扑斗，演成了震动海内外的“刘蔡冤”(或称“都蔡冤”。“冤”，闽南方言，意为“吵架”或“打斗”)。 械斗初起，刘姓处于劣势，遂邀集十一都全都、埭边、柯村、伍堡、湖尾、岑张、三欧、后头、谢厝街、高后、埕边等会帮助阵；蔡姓也不示弱，立即商请型厝、前埔、张塘、柯坑、东石、东埕、后湖、社坛、瑶厝、塘下、洋宅下丙等村参战。于是战场日益扩大，形成了一场十分复杂的大混战。 在这场械斗中，南都(属现在金井、深沪两镇)各村，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经过串联集结，也逐渐趋附于械斗的两大集团：支持蔡姓的有“四乡内”和“八乡内”，即石圳，晋井、古安、坑西、坑前、坑后、二宅、西尾、东山、柳山、坑边、石兜、埕边、南埕、坑口、塘东等村；支持刘姓的是“五乡内”，即后安、所内、埔宅、曾坑、新市、洲等村。只有溜澳、围头和科任保持中立。 当时，械斗的双方所用的大都是原始武器，多数为农工器具；稍好一点的有类似古代兵器的“矛”(木棍顶端装上尖形铁器，俗名“串仔”)；再好的就是“铜炮枪”(以铜帽引信引爆而发射的小铁粒的火药枪，也叫“鸟枪”)；最先进的是步枪(俗称“后螺”)，但为数极少。南部只有石圳村拥有步枪十三支(因石圳浪人李昭顺与厦门水师某头头有交情而搞到)。 械斗期间，一旦“打锣出家俬”(闽南方言，意为鸣锣召集村民，携带武器出击或者拒敌)，双方交战，参与者有时数村，有时数十村，常常短兵相接，乱坎乱杀，战况十分惨烈。某年八月初一，“五乡内”聚集了一千多人围攻石圳，“八乡内”各村全被分刈隔离，无法支援；石圳虽然孤军奋战，但依靠手中所拥有的步枪，仍然杀退来攻者。仅这一仗，就打死打伤围攻者三十多人，可见战斗激烈程度。 这场“刘蔡冤”，先后牵涉到二百多个村镇，历时六年，有三百多人无辜惨死，至于伤者则不计其数，堪称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械斗。由于争斗双方积仇结恨，不断节外生枝，遇事不分大小，一触即发，互相撕杀，反复无常，极端残酷，即使至亲戚友也在所难免。而地方已呈无政府状态，盗匪四起，奸淫虏掠；交通绝断，商旅不行；田园荒废，民不聊生。正如“泉州知府处理刘蔡连乡械斗”的《碑文禁令》中所志：“天地荒凉，道路荆棘，山川为之变色，神鬼为之含悲。” 为处理这一公案，晋江县令，五易其官，仍然得不到结果。最后，泉州知府李增霨不得不亲自干预，先后两次下乡督办。李知府(村民称“李本府”)两次下乡都选驻石圳，下榻于石圳村四房份溪墘李谷斋(土名“李广”)家中。第一次下乡，冠带齐全，仪仗执事，前呼后拥，大张旗鼓地进驻，且随带数百官兵，分别进行弹压；第二次下乡，微服私行，秘密调查，落宿石圳时，曾召集该村乡绅李云垵等人进行训谕，要李云垵等人协同从中斡旋，俾使械斗早日停止。 前后五个月，在李知府镇压与安抚的两手施为下，终于查明了案情来龙去脉，除追捕了有关罪魁凶手三十多人，并把刘姓和蔡姓中各一名罪恶昭著的杀人犯砍头示众外，还作了必要的绥靖工作，收缴武器，拆除枪楼，恢复交通，抚恤死者……。至此，混战六年的“刘蔡冤”才告平息。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年)六月，为毖后惩前，泉州知府特地“勒石示禁”(该石碑现尚立于东石镇塔头村祠堂口，碑文见《晋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附录： 李汉经先生，晋江金井镇石圳村人，现年一百○三岁，侨居于菲律滨马里拉(现尚健在)。 “刘蔡冤”大械斗期间，泉州知府李增霨两次下乡办理此案，都驻扎过石圳李汉经家，并通过汉经的二伯父李云按(铁峰)从中进行斡旋，汉经曾参与其事，故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