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籍载：泉州道教，来自中原北方，若以“巫师”、“方士”来泉影响算起，可追溯到秦汉时代，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道教同其他事物一样，从无到有，由兴而衰，是沧海桑田之必然。如今地方上遗存的一些史志、庙观、寺院、道经、道藏，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是探索问题的重要依据。现把有关史迹分叙如下： 一、早期道教的传入： 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首先在北方发生与发展，秦汉以后，经官方、民间、战争关系，先后传播到泉州： (1)，《泉州府志》载：“秦，大道，不知何许人。尝出游，逢人哭，问之，日：长城之役，独子无兄弟，因出身代之，尸解而归。修真清源左峰，后人供奉之，名曰大道岩”。 (2)，《晋江县志》载：泉州城内的“玄妙观，(西)晋太康中(280－289)为白云庙”。为道教传入泉州建庙观最早的记载。 (3)，据史籍载：“晋安帝三年(399)孙恩、卢循以‘五斗米道’组织农民起义。元兴之年(402)为晋将刘裕所挫败，追杀至晋安海上崩散，余部遁入闽”。《太平寰宇记》说：“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 上述是早期泉州道教活动的史迹。 二、唐代道教的发展： 从方志、庙记、石刻记载看，唐代泉州道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晋江永宁《虎岫寺》，据宋代重修庙记载：“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祀北极玄天上帝”，旧址尚存。 (2)，德化九仙山“玄洞石室”，于唐开元间(713一742)始建为庙，今有“斗杓”、“化身石”、“出米石”、“醉仙石”、“仙足迹”、“飞升台”遗存。 (3)，紫帽山“金粟洞”，据《泉州府志》载：“唐德宗时(780－784)，元德真人郑文叔居此修道。”故“西峰有石鼓、丹邱、试剑石、棋局、仙迹、石掌；南山有古元室、小丹邱、盘石洞”等古迹记载，惜今已无存。 (4)，惠安“净峰寺”，宋重修庙记载：“始建于唐咸通二年(816)”。今庙中尚有“灵运道人居此”的石刻遗存。 (5)，唐末流寓来泉的名士隐者，也是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进士施肩吾，流寓到泉，后举家移居澎湖岛上。秦系唐末流寓来泉，在九日山“筑石室隐居”，长年“足不离山，弥年不出，精心致力于《老子》笺注”。罗隐在罗裳山上也有“画马石”之遗迹。 由此可见，唐代泉州道教已有所发展，但主要分散在山区与沿海地带。 三、五代更趋于正规： (1)，据范文澜《中国通史》载：“王鹤寿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造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神像”。泉州在新加坡已故华侨陈允洛《泉州怀古》一文可印证：“元(玄)妙观，观在东街倚南(今新府口)，中奉玉皇上帝，是泉州最大的道观”。“两廊装雕廿八宿像，雕塑之精，国内罕见。正月初九为玉皇诞辰，例演正音班(京戏)，我小时曾往观”。“由广场而上即中殿，名三清殿，把上清、玉清、太清三天尊，由留全发的道人，在该殿主持香火。后殿祀玉皇上帝，像甚高大，惟其至尊不让人看，故皆围以密帐”。 (2)，道士得封号。在王延昶执政时，授予泉州道士谭紫霄为“金门羽客正一先生”的封号。这为官方正式承认道教的最早记载，也说明“正一”教派已经确立。 (3)，山上续建庙观，如晋北丰山的“天心洞”，祀何氏九仙，庙创于五代，今尚存。晋南灵秀山上，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扩建，易“棲真寺”为“金厢院”，庙址今存。 上述情况说明，泉州道教五代时更趋向于正规化的活动。而且已开始从山区沿海，逐步转移到泉州府城内。 四、宋代道教之鼎盛： (1)，离府城北六里许的清源山，一名齐云山、北山或泉山。宋代为“三十六洞天”的道教胜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罗武山下的“羽仙岩”，俗名“老君岩”，有道教主李耳巨型石雕像在。至于宋建之“北斗殿”、“真君殿”、“元元洞”建筑群庙观及摩崖石刻，今已荡然无存。此外，清源洞、纯阳洞、碧霄岩、瑞象岩、狮岩、虎岩、尊岩、龟山岩、赐恩岩、齐云岩、巢云岩、弥陀岩、南台岩等遗迹，分布于清源山中，成为“清源鼎峙”奇观，为泉州十景之一。有诗赞云：“泉南佛国几千界，闽海蓬莱第一山”。又有“洞天福地”石刻遗存。 (2)，建庙型像奉祀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泉州花桥慈济庙、晋江深沪宝泉庵，祀民间医生吴本，称吴真人或大道公，朝廷加封为“保生大帝”。安溪蓬莱清水岩，祀永春人陈普足，因陈出家到此修真羽化，后人为其建清水岩奉祀香火，称“清水祖师”。洛阳桥南《蔡忠惠公祠》，是祀主持建洛阳桥有功的蔡襄。以上各庙皆存。 (3)，各种斋醮祭奠法事活动。据庄为玑教授的《晋江新志》载：自宋而后，泉州有坛祭、庙祭、祠祭三大类，各种祭奠活动，就是道教的斋醮法事仪式。包括“禳灾祈年”，祭土神、山神、谷神，上祈五谷丰登，下祷人寿年丰。谓之“坛祭”。再是“祈风盛典”，设有道场活动。求托“海神”保护，航海“一帆风顺”、“一路顺风”到达彼岸与返回，谓之“庙祭”。此外，对于历史名贤、节烈也有祭奠仪式。谓之“祠祭”。所有这些，都是道教鼎盛的重要证明。 (4)，“三教”鼎立与融合。宋代泉州道教鼎盛，与儒、佛两教鼎立，合称为“三教”。也就是“泉南佛国”中的一大教派。但在一些庙观史迹上，已留有儒、道、佛三教融合的迹象。如泉州孔庙，亦称府学，大成殿东西墙壁上，就有砖头嵌镌的八卦图案。宋扩建后的永宁“虎岫寺”，增设“文昌祠”、“聚星阁”、观音罗汉、关圣夫子、森罗宝殿。晋北“天心洞”旁有“水观音”，“五文昌夫子”。永春“魁星岩”，宋乾道间扩建时，左增魁星爷，右奉清水祖师，并有“梅盘仙塌”古迹。安溪清水岩，楼阁三层，第一层为“昊天口”，第二层为“祖师殿”，第三层是“释迦楼”。 凡此种种，都有“三教融合”的迹象。 五、元代道教之衰落： (1)，元代与唐、五代、宋统治者相反，信佛抑道。据史籍载：在1255年、1258年两次佛、道大辩论中，蒙古统治者偏于佛教，致道教惨败。蒙哥汗因此下诏：除《道德经》外，一切“道藏”均属“伪经”，予为焚毁，并令清退庙观财产，道士削发为僧。至元十七年(1280)上层道士还被诛杀、劓刖、流放十多人。越年忽必烈又再次下令焚毁道经道藏，对道教进行残酷打击。 (2)，元代统治者法定“四等人制”，泉州的汉族“南人”被列为第四等，社会地位最低贱，任其统治宰刈，生活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道教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但为北方汉族所创造，又受元统治的抑压。元代泉州的道教处于衰落状态。 (3)，元代统治近百年时间，对泉州道教未有新建，对宋代以前的道观建筑，破旧损坏，也不复修。如清源山的“北斗殿”、“真君殿”、“元元洞”等建筑群，元代后荡然无存。祀玄天上帝的法石“真武行宫”，亦称“圣殿”。宋末张世杰、陆秀夫奉帝昞南下，欲入泉城，蒲寿庚闭门不纳，乃驻跸于此庙中，后庙毁，今仅存一山门 六、明代道教之复苏： 明代为汉族人统治，皇帝又对道教虔诚信奉。因此，泉州道教有所复苏，但一些庙观，建于农村，在城镇则多修建。 (1)，新建庙观，仅青阳农村就有两处：一是赖厝村的“紫霄宫”，祀玄天上帝，占地面积一亩，为四回廓宫殿建筑结构。于明正德间(1506－1521)，由九世祖赖凤官拜陈谏议大夫“后所主建：二是屿头村的”慈济宫，“建筑结构仿紫霄宫，面积七分多，祀保生大帝。为明嘉靖乙丑科进士、先后官雷州知府，两浙、雨淮转运使、四川参政的七世祖洪国富所主建。庙址尚存，近年重修。 (2)，泉州的“花桥慈济庙”，和涂门“通淮关岳庙”明代重修。晋江青阳下行张村大书法家张瑞图，为重修题写匾额：《真人所居》、《充塞天地》，真迹今尚遗存。 (3)，因“倭乱”时毁而复建。如安平“霁云殿”，古称“佑圣官”，祀玄天上帝，嘉靖三十八年(1559)遭倭寇乱，殿毁。“玄坛宫”，“古九节祠”、“关帝庙”也程度不同地祸及。隆庆间(1567－1572)由安平“士大夫耆老纠众醵金，在蔡经之地的檀树旁建三层台，结真武殿，匾日‘武当行宫’，旁列四法师。座前铸铜为祭法器数千斤，以供香火”。此外，还有“三公楼”与“卢候生祠”之建。 上述情况，是泉州道教在明代有所复苏的说明，并有转向农村民间的趋向。 七、泉州道教之南传： 明清两代，泉州道教有南传，包括向东南亚各国和台湾宝岛的广泛传播。 (一)、新加坡为最突出。在清道、同年间，已有“天公坛”、“大伯公宫”、“青龙宫”、“天福宫”之建筑，“天福宫”祀莆田湄州妈祖神；“青龙宫”祀安溪清水祖师陈普足。新加坡道教主脑陈高迨，系“晋邑冈乡”，自1925年出国，羽化后，其符录由三子陈国显、四子陈铭继承。陈氏原为泉州东岳庙主，自宋代延袭下来。高迨在新设“混元道堂”，成为主脑。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为了研究道教的法事仪式，即往新加坡拜陈氏为师，认真学习了道教大小斋醮祭祷仪式，前后用八年时间，仅学敲木鱼鼓点节拍就足足花了一年多，领略到不少从书本上所学不到的道家内涵和奥秘，成为陈姓道家第廿四代嫡传弟子。 (二)、菲律滨传播早，但发展慢而且杂。如明初安海人陈景弘，伴随郑和下西洋时，曾到青阳山石鼓庙，“奉顺正王香火以行”。青阳在菲律滨华侨有长期香烟，世代相传，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始建七层高楼的“顺正王庙”。深沪宝泉庵的“大道公”香火，是1948年才由菲归侨带出国去的。在菲祀为“正炉”，建立董事会，到1986年已历三十一届。至于“关帝庙”，则遍布全菲岛，当地民族也有信奉香火的，称为“单爷哥”。 (三)、泉州道教传到台湾更广泛。据《台湾府志·庙宇》载：澎湖妈公镇上的“妈祖宫”为最早，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明末台湾也有府、县之城隍庙、东岳庙。到清康熙廿六年(1687)，岛上已有上帝庙一、关帝庙三、天妃宫二、慈济宫四、沙陶宫、混沙宫、水仙宫、二王庙、大人庙、王公庙各一，观音庙(包括有天、地、水三宫和关帝神祗)二。在澎湖有天妃宫一、大王庙四、真人庙、将军庙各一，太子庙、关帝庙各二。台澎有庙观三十座。到清末民初。全省共有大小寺庙教堂六千四百多所。谓之“三步一庙，五步一寺”。单“清水祖师”，在台北、基隆、澎湖等地，就先后仿建了三十六座寺庙。 台湾道教，有灵宝、老君、瑜珈、天师、三奶等不同教派。1949年第六十三代江西龙虎山天师张恩博到台，在台北市觉修宫成立天师府，从此张天师以“正一”教派，成为台湾道教的主脑核心。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曾带家属在台定居，专门研究台湾汉学和道家法式。故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演唱正统的南音，是欧州研究中国道教史的权威人物。 由此可见，泉州道教南传史，同华侨出国史，台湾移民史，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 八、泉州道教移民间 (一)、何乔远《闽书》载：“正月初九日，泉人谓是日为天诞。道观多报赛，近则里巷有之，乡村之间无定日，谓之天香”。“泉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妆装故事，饰珠宝，钟鼓震阙，一国若狂”。 (二)、《府志，温陵旧事》载：“凡会皆于正月初，择其境之齿德而裕财者首事，鸩金定期设醮，然后迎神，周期境内，人家置几椟焚香楮甚恭。绅富家之先有祈请者，妆为神像，名曰赛答”。队伍浩荡，“乐之部有马上吹，有步吹，有五音铜鼓；旗之部有高招旗、五方旗、帅旗、三军司令旗、清道旗、飞虎旗、巡视旗；执事则戈、锤、矛、戟、箭架、剑盾、龙头、钩镰等，无不皆具；而材官、骑士、执盖、拖马，奚奴、军校、苍头、旗手之类复百余人”。“神皆四舁，惟通淮关大帝、花桥吴真人、南门天妃、虎山王相公、古榕元坛元帅则八抬”。“神之前为道士，锣声震天地，久之而神始过矣”。入夜通街灯火齐明，“关大帝、吴真人灯牌以数千计，钟鼓架、香架以数百计，火炬亦千百计，长街一望，如星宿，如燎原”。 从“道观多报赛”，和迎神赛会队伍中“神之前为道士”的记载上看，可见道教转向民间活动的情况。 (三)，民间“杂神”大发展，大多是从道教派里出来的。突出如石狮城隍庙，清末创立，后殿有“七大巡”王爷，十分凶恶，在民间大显神威。凡封建械斗、村社失窃、民间纠葛世仇，无不请其主持解决。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王爷公”、“夫人妈”小神庙，更是遍布侨乡各个角落。甚至在野外不知名的“杂神”，也信奉虔诚，香火不断，延续至今。如泉州城东琯头公路边和晋江陈安桥横坂，有所谓“杂阴公”。至于家中设小神龛，也比比皆是。 民间“杂神”的大发展，是同道教世俗化有直接关系。 九、道教与民俗关系： 泉洲道教，与民俗有多方面的密切关系，有些内容还是比较健康，如福、寿、康、宁皆是： “福”，宋泉洲有“洞天福地”在清源。居泉者有“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之说。后“福”字多集中体现春联上，如“五福百福全家福，千春万春总是春”。“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以人高龄者为“大福”或无危转安为“福气”，劝人要“知足常乐”，“惜福”，“知福”，不可“身在福中不知福”。生活上是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的。 “寿”，道教求长生不老，就是要益寿延年”。因此，民间对老寿星形象，格外敬仰，常悬挂于厅堂，以示吉利。在祝寿对联上，也常见有“鹤寿龟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字句。可见“福”字是建立在“寿”字的基础上的。没有“寿”就谈不上“福”。 “康”，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坚持长期身体修练，并制药以治病，力争达到健康长寿。道教既为朝廷提供“灵丹圣药”，也为民间制作“丹膏丸散”，济贫施药。泉洲花桥善举公所，就一直继承宋代民间医生吴本的遗风，至今仍自制药品十九种，对民间实行免费施药治病。 “宁”，道教有所谓“逢凶化吉”之术。后逐步衍化为民间排难解忧、祈求平安的愿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已世俗化为吉利象征。秦叔宝，尉迟恭奉为“门神”，也为“镇宅平安”，生活安宁等等。 十、道教有多边学科： 泉洲道教，历经千年，道观庙宇道经道藏，至今尚有遗存，或分散在民间。“渊源杂而多端”，内容包括天上人间，人神典故极其丰富，涉及政治、经济、交通、文化、艺术、音乐、体育、医药、卫生、民俗等多边学科，待研究的问题很多。拙作仅是“沧海之一粟”。且限于认识水平，错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大力斧正之！ 1987年6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