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1年12月中旬至1952年5月的这将近半年期间，晋江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整风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当年县直属机关的整风(即内部镇反)运动，是采取分批进行的。县委会和县公安局作为试点，先走一步，然后全面展开。县委“整风委员会办公室”在不久之后开展的“三反”运动中，即改成“晋江县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三反’办公室”。该办公室设在县府内西边楼下，楼上为县长室，(现均已拆掉重建)。参加“三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县委会秘书原鲁山，县委政策研究室傅孙梗、洪我荣、邱定国，县纪检会陈泗三、曾美英，县委组织部郑秀惠，县委宣传部陈方圆、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子明等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县委整风委员会办公室的原班人马。“三反”办公室主任是原鲁山，我是负责保管登记群众检举来信及有关材料(然后分门别类转交有关单位及县委领导审处)，以后又兼任《三反快报》编辑。办公室成立后，领导再三强调保密工作，一切内部事务均不得外传，否则要受党纪处分。 晋江县直机关干部通过前段整风学习，思想都有所震动。在这基础上，于12月23日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由县长高霆同志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即“三反”)的动员报告。学习文件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为主，规定各县直单位上午半天学习，半天工作。通过学习讨论，大家都感到毛主席的号召十分及时，响应毛主席的增产节约号召，杜绝享乐思想及贪污浪费行为，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一件头等重要大事。 这时候，“三反”运动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各地报刊都以显著版面报道各省、市、县党的领导如何动员干部群众行动起来，与贪污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由于党中央下大决心，运动的势头十分迅猛。 1952年元旦过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震动人心的报道：河北省天津市郊地委领导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联合贪污，数目十分巨大，触目惊心。这两个大贪污分子不仅在经济上贪得无厌，在政治上也野心勃勃，搞独立王国。对于这种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尽管他们过去对党的事业做过贡献，现在又身居要职，但他们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实属国法难容。不久天津地区便召开公审大会，把张青山、刘子善执行枪决。 通过这一典型案例，以及从各地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虽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贪污腐败的思想便已经侵蚀到我们革命队伍中来。大家说，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时开展”三反”运动，再过两年，就不堪设想。 晋江县“三反”运动在刚开始时也不是十分顺利，不少县直单位领导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加以重视，存在“空雷无雨”现象，运动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三反”办公室通过深入了解，听取各单位的汇报，发现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人不带头检查，把自己游离于运动之外，个别领导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揭发有抵触情绪，有的很害怕群众起来检举揭发，在运动中搞“小动作”，而很多干部群众对检举揭发领导人的问题也存在思想顾虑，怕打击报复。“三反”办公室虽然也经常收到一些群众检举来信，可是都写得很含混，不具体，也不敢署上检举人的真实姓名和单位，成为“无头公案”。有的单位对被揭发出来的贪污分子斗争不力，对一些抗拒坦白的顽固分子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总的一句话，干部群众要求领导人要以身作则，带头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推动“三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县委又决定进一步扩大“三反”运动的范围，除县直机关外，通知各区的主要干部也集中到县里来参加学习。各区干部分组进行检举揭发和自我反省。接着，由县委书记张平在党团大会上作“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他检讨前段我县“三反”开展不力的主要原因，并传达地委对“三反”的指示，要求全体党团员从思想上充分认识“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不要麻痹大意，不要认为本单位是“清水衙门”，事实上有的部门的大小老虎(指贪污分子)是成群结队，气焰嚣张，群众敢怒不敢言，而领导人却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他号召党团员们在运动中要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接着，又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张政委(解放初期称“书记”为“政委”)、县检察署长温致富、县公安局长王继堂带头“脱裤下水”，公开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在大约半个月时间中，先后由高县长、县委宣传部长张若晨(女)、县妇联主任王经贤(女)以及其他县委委员相继在干部大会上作公开检查，暴露自己的问题。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党团员及干部之间都敢于打破情面，与领导人开展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有的批评十分尖锐。如有的领导人在检查问题时避重就轻，或把贪污与浪费混淆在一起，耍花招，便受到下属的批评，并要求他重新作检查，不要存在“混过关”的思想。县委领导上台检查后，便由各科室的科长、主任们上台检查，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们也在全县区乡扩干会上作公开检查，并接受大家的批评揭发。通过这样“层层下水”，由上而下的发动，有利于各级领导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大胆领导运动。 领导干部带头“下水”，不少犯有贪污受贿的机关干部看到领导决心大，要想混过关不容易，便自觉在小组会上坦白交代问题。县委抓住时机“培养典型”，让一些贪污分子上台现身说法，检查他们如何开展思想斗争，走坦白自新而获得宽大处理的道路，以此来启发其他贪污分子及早回头，取得人民的谅解，这样的做法效果甚好。 但必须指出，各单位仍有不少贪污分子冥固不化，他们存在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仍然在负隅顽抗，如县税务局有两个贪污分子相当顽固，其中一位是原国民党的税局人员。此人在伪税局工作时就是有名的大税虫，解放后人民政府留用他工作，他不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渎职盗窃税款，而且在运动中死不坦白，其贪污受贿行为都是群众揭发检举的，在事实面前他还百般抵赖，因而引起公愤，在斗争大会上，人人高喊“把他抓起来！”领导上为了挽救他，让他再回到组里反省交代问题，如再顽固不化，则要根据其贪污罪行依法扣押，送交法院处理。 为了推动“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穷追大贪污分子，围剿“大老虎”，把运动搞得更加细致，各单位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干部组成检查组，下到各个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同时，在城镇中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开展“五反”运动(“五反”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并发动各地工会组织，依靠店员、职工，大胆检举揭发不法商人的上述“五毒”行为。“五反”运动与机关内部的“三反”运动一并开展，这样“内外夹攻”，有利于进一步发现贪污分子与不法商人之间的贪污行贿的罪行，对他们之间的互相包庇、攻守同盟等阴谋诡计，则予以及时揭穿。这时全县人民群众基本上被发动起来了，不法商人与贪污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原本怕打击报复的人胆子也大起来了，据当时“三反”办公室统计，在不到一个月时间，收到群众的检举信达1100多件。 晋江县人民政府于2月20日那一天，在青阳镇大操场(现市实验小学大门口)举行“青阳镇反贪污反行贿斗争大会”，到会群众有好几千人，包括工人店员、农民、工商业者以及机关干部。斗争对象是两个贪污分子×××和×××，以及青阳镇一位有名的大老板、不法商人庄××。几位在押的贪污分子也被带到台前“陪审”。会上，由各界群众及干部代表起来揭发他们的贪污行贿行为，在事实面前，两个贪污分子表示低头认罪。最后由高县长讲话，他指出，这次“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清洗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运动，党和人民政府有决心把运动搞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他还在大会上重申人民政府对贪污行贿者的政策：凡自动坦白而且主动退赃者，可免判刑，行政处分也可以从轻，号召贪污分子赶快觉悟，走坦白从宽的道路。通过这样的大会，广大群众深深感到，共产党实在是光明磊落的党，它敢于公开发动群众起来检举揭发党员和国家干部中的贪污腐败行为，这与国民党政府那种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官官相护的腐败作风恰好成为对比。因此，有些到会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拥护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各乡镇各单位也自行召开群众大会斗争那些抗拒坦白的贪污分子和不法商人。大小老虎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人人心惊肉跳。通过政策攻心，也有不少贪污分子坦白交代他们的犯罪事实。 随着斗争的猛烈开展和运动的节节深入，有些单位也出现过火行为。对贪污嫌疑分子不是靠政策攻心，而是拳打足踢。记得有一天银行、税务局在县府大礼堂召开大会斗争贪污分子时，一位年轻的银行干部竟用脸盆水泼贪污分子的脸，另外有一个则走到台前，举手打一位女贪污分子的脸颊，这显然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当“三反”办公室把这事件向张政委反映时，张政委即叫办公室的人分头到各单位调查这种体罚的情况。经初步调查，各单位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种“逼、供、讯”的现象。有的单位相当严重，体罚的种类包括罚跪、绑、吊、打、手举石头、面盆水以及日夜不停的连续审讯的所谓“疲劳战术”等等。张政委听后，即交代办公室通知各单位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到县府大礼堂开会。会上，张政委向大家讲党的斗争历史，说明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过火行为，在这种时候，掌握政策和工作方法就十分重要。他又举例说明过“左”行为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他越讲越气愤，指名道姓地叫一些犯有“打人”错误的同志站起来，批评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运动中逞英雄，搞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党在历史上有几次遭到失败，就是败在你们这种人的手中。”他说，今后如果再发现哪个单位有打骂贪污分子或不法商人的现象，唯领导是问，严重者要受党纪处分。 各单位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第二战役”，即对几位顽固不化的贪污分子进行“攻心战”。这一阶段没有再发生体罚现象，而是在充分做好调查研究之后，掌握了贪污分子的犯罪事实，然后与之“斗智”。他们不坦白，便摆出证据，把他们伪造的假收据、假发票及群众的检举材料摆出来，让他们抵赖不了，低头认罪。不久，打虎阶段接近尾声，中央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分子及浪费案件的有关规定。县直机关在3月下旬召开了“三反”运动最后阶段工作的动员大会。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追赃和甄别老虎。要求各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追赃与退赃工作的指示，掌握好政策原则，实事求是又十分细致地搞好这一阶段工作。 晋江县的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这场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教育。大家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资产阶级不法商人对党的进攻仍十分猖狂，其方法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他们用金钱和美女来引诱我们的党员、干部下水，成为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其中有些案件的确令人触目惊心，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是不择手段的。一位不法商人公开说：“从前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我要把‘鬼’字改成‘党’字，有钱能使‘党’推磨，我就是要拉共产党的干部来为我推磨！”他真的说到做到，拉了不少党员下水，互相勾结，牟取暴利。从另方面看，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的确有一些同志经不起资本家的种种诱惑而堕落变质，跌进罪恶的泥坑。正如毛主席告诫我们的，在我们队伍中有那么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在战争年代不愧是英雄好汉，但是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他们在“糖弹”面前吃了败仗、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进城时就向全党敲起了警钟。通过这场“三反”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英明论断的正确。由党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反贪污反腐败的伟大斗争，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其影响无异是十分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