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县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提前实现的基础上，从1957年开始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初阶段贯彻执行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地开展。但是，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日益发展，从1958至1960年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历史借鉴作用。 一、“左”的指导思想抬头和“大跃进”的发动 1958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会议，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那时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倾向，说成是“右倾”、“促退”。中央报刊上公开批判“反冒进”，并宣扬了“大跃进”的口号。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进一步强调反右倾，认为经过这次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出百分之几十以至数倍计的事业。”中共晋江县委于1958年1月26日至2月1日，召开有2060人参加的县、区、乡、社和县直机关干部四级扩干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的会议和有关指示精神，动员全县人民投入1958年大生产运动。会议通过参观、检查、评比采用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集中批判，解决各级领导右倾保守思想，鼓足干劲，修订规划，研究措施，讨论行动。3月4日，召开中共晋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中共福建省代表会议精神，通过《决战3年提前7年实现“40条”的跃进规划》，开展区与区、乡与乡、社与社的检查评比和以“两反”、“两比”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会议同意县委关于“精简机构、撤区并乡、整编下放、加强基层干部劳动锻炼，加强移风易俗”的措施。这次会议历时11天，至14日结束，前8天为预备会，后3天为正式会议。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21至24日，在晋江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县委第一书记作了《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晋江》的报告，并通过了决议。5、6月间，全县掀起一个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贯彻执行总路线的热潮。5月底，召开有工人、侨眷、青年、妇女、宣传文教、财经等代表共4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召开有16万人参加收听的广播大会。随后，各乡又召开了有万人以上参加的群众大会。6月8至11日，县委又召开有县、乡、社干部2500多人参加的贯彻总路线扩干大会，还组织万人宣传大军深入乡镇，向居民、农民宣传总路线。在此期间，全县受到教育者达61万人。由于总路线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一经宣传，确实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从而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 二、席卷全县的“大跃进”浪潮 1958年，晋江首先掀起了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运动。在春季100多天中，全县共投入1956万多个劳动日，挖填土方4255万立方，石方17万多立方。在大兴修水利的同时，大搞修筑堤岸和围垦。1958年，全县不同程度整修加高培厚海堤73公里，投工11.5万个工日，完成土方38万多立方。并种植海底红树林9935亩、350万株，种植咸草40多亩。6月下旬，晋江－南安两县五里桥海滩围垦工程开始施工，晋江县成立五里桥围垦指挥部。县人委还组织开挖马边港，投入17万个工日，挖港宽100米，长2000米……。 随着总路线的宣传贯彻，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势头越来越猛，晋江县的经济建设计划屡经变动，各项指标不断加码。1958年6月8日至11日和25日，晋江县委两次召开扩干会议，分别有2500多人和4000多人参加。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大张旗鼓贯彻总路线，掀起工农业生产为主的全面跃进的大高潮。县委在25日的大会上提出：这次会议是个跃进会议，也是一个插红旗，造“火箭”、抛“卫星”的誓师大会。会议决定：1958年，农业方面要实现粮食亩产双千斤，猛攻2500斤，力争2800斤。1958年要生产1万吨铁，1959年生产3万吨钢。7月2日县委在青阳双沟现场会上提出“破除迷信，无法无天，确保实现亩产3000斤县，力争4000斤县”。各公社下去贯彻后再修订为亩产6200斤。8月5日县委又提出“粮食保证亩产6000斤，力争1万斤，实现万斤县”。8月12至14日，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压南安、超闽候、赶孝感，力争全国第一”的口号，订出粮食亩产11000斤，争取15000斤，并提出211个项目“要争取全省、全国、全地球第一”。9月25日，县委又订出粮食亩产20900斤，全县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4亿斤。10月16至18日，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提出1959年的指标，全县每人搞粮食1万斤、猪肉200斤、生油100斤、食糖200斤、水果60斤。这种一改再改的高指标造成瞎指挥、浮夸风日益泛滥，各地竞放高产“卫星”。7月上旬，池店双沟放出一丘3亩早稻、折亩产1600斤，为晋江县的第一颗“卫星”，刊登上泉州报。7月底，与南安争花生亩产全国第一，石狮塘边放出亩产1300多斤，压倒南安1200斤。8月初，龙湖湖北放出亩产7000斤，压倒南安6000斤。继而南安胜利乡又以亩产万斤压倒晋江，并刊登上8月13日《人民日报》，还配发《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热烈向发射高产卫星的同志们祝贺”。当时报刊舆论对放高产“卫星”大加鼓吹，并运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有限论”，批判从实际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随后，晋江龙湖英湖连夜并丘，放出一颗花生亩产13241斤的“卫星”压倒南安。9月间，嘉排连干3个晚上，把20多丘晚花生并为一丘，面积1.2亩，放出亩产26968.75斤的“卫星”，居全国第一。其他方面的“卫星”，有石狮海鹰早地瓜亩产63000斤，金井柯坑、安海蚵亩产14940斤等。高指标、放卫星带来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曾估计全县粮食总产量达30亿斤，后来压缩空气下降为9.7亿斤，最后统计数字是2.299亿斤。1958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高达10800万斤，实际征购7331万斤，仍比1957年的3990万斤，增加3341万斤。 工业“大跃进”于1958年6月开始，县委提出开展“户户投资，全民办厂”的口号，发动群众特别是归侨侨眷投资和出售黄金、白银、钢铁、(铁窗、铁罩等)。据1958年底统计，全县共发动投资存款人民币3148.35万元，出售黄金51276两、白银93621两、银元83564元、玛瑙、珠宝、钻石1080件，兑换美元49578元。同时掀起一个全民办厂的热潮，据当时公布的数字，全县共兴办各种工厂达101494个。为了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当时的主要措施是大搞所谓“小土群”(即小高炉、土法炼钢铁、群众运动)。县委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为钢铁而战”、“全民献料”、“全民备料”、“树木直径2公分以上的全部砍”。罗溪乡等组织备料大军，上山安营扎寨、大烧木炭。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县共建立各种大小炼铁炉5273个。此时，全县到处炉群林立，炉火冲天。6月18日，县家具机械厂自行设制的小型高炉炼出全县第一炉铁。当时所建的小高炉实际上毫无用处，所产的铁，大多只是发动群众献出的铁窗、铁罩、铁锅等旧铁放进火炉里烧炼出来的。县里还提出“大办煤铁，要在县内大搞试验，县外大搞基地”。从6月开始，与永春、惠安联合在永春下洋、蛇头建2个炼铁基地、在荷殊建一个煤矿基地。晋江县抽调劳动力1800人、投资100多万元(荷殊煤矿1959年9月就下马)。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共炼出片铁600吨、产煤6000多吨。1961年结帐共亏本17万多元。在本县内建立安海、金井、石狮、青阳、祥芝等13个(炼铁砂)试验点。 在1958年“大跃进”中，安海、青阳、石狮的铁器、木器、竹器、皮革、工艺等12个手工业社、组，升级为地方国营企业，余下全部下放公社管理。据统计，全县地方国营及县办集体工业企业共有147个，职工11244人。由于经济体制搞盲目过渡，“浮夸风”盛行，企业只追求产值而不顾产品质量，造成产销失调和亏损浪费，加上全民大炼钢铁，严重冲击工业的正常生产。 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于文教、卫生、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大放“卫星”。县委提出大办果林场，决定要造林种果48－56万亩，力争年内实现绿化、果化。抽调石狮、龙湖、东石等6个公社劳动力近3万人开垦马坪坡，计花84273个工日，投资5万多元。要大办教育，提出“大发展、大普及、大提高”的口号。要求全县中学从原有19所发展至29所，招收新生8000人，农业中学招收3000人，小学招收2500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还创办晋江师范学校。大搞扫盲运动，大办“铁民校”，要求达到三个95%，即青壮年入学95%，扫除文盲95%，升入高小班95%。1958年，全县入学民校人数达23.6万人，其中农村扫盲对象137734名，占文盲半文盲的87.5%。大兴民歌风，安海被称为”诗歌镇”，曾接受中央文化部的检阅。大力开展消灭“四害”讲卫生运动。1958年9月10日组织42万人收听广播动员大会，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抽出3天半时间，学校停课2天，农村出动50%劳动力，投入全县卫生大扫除运动。总之，当时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怀着要求改变晋江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高潮，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无按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片面追求高速度，以致浪费了人民群众的大量劳力，也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大跃进”运动的主要错误就是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盲目冒进，急于求成，以为单凭主观努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迅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推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时期不能等同，三年“大跃进”期间，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动员了空前规模的人力、资金、物资、设备建成了一批重点项目。在“大跃进”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努力应该肯定。这种努力也取得一些实际成果。晋江主要有兴修水利、筑堤、营造沿海防护林等。如晋江唯一中型水库——新安水库及溪边水库、东山水库、草洪塘水库、东溪水库、紫湖水库、紫溪水库、奈清水库、达群水库等小型水库都是大跃进时期兴建的。 三、一哄而起的农村人民公社化 晋江农村实现高级合作化后，于1957年春季以后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顿，有些规模过大的农业社曾根据社员的意愿划分为较小的农业社。但到1958年，在农业问题上“左”的思想继续发展。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合并为大社”的文件。福建省提出“苦战一百天，农村实现五社合一，社社队队办加工厂”。根据以上精神，晋江县把955个高级社、204个信用社、167个供销社、125个手工合作社合并，组成“五社合一”的205个联社。8月中旬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认为集体经营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越高越好的“左”倾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起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全国各地闻风而动，一哄而起，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晋江县委8月下旬在河市、苏厝、石狮等乡试办人民公社，至9月下旬全县只用一个月时间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把全县205个联社全并为13个人民公社，分152个生产大队、1547个生产队，有130673户农户参加，占全县总农户数的99.83%。10月，以乡建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办起公共食堂3844个，有85%农户进食堂就餐。同时，在石狮公社搞15包试点，从11月1日起实行，即包吃饭、包菜、包穿衣、包缝纫、包洗衣、包工资、包理发、包抽烟、包托儿、包读书、包看戏看电影、包医疗、包结婚费用、包生育费用、包死亡埋葬。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同时宣布全县从10月份起取消食堂粮食定量，放开肚皮吃饱饭”。先后约2个月，全县估计多浪费粮食1656万斤。 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农工商学兵统于一体，实行政社合一。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全县平均每个人民公社有1.2万户。所谓“公”，实际上是刮“共产风”，实行“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和无偿调用)。原高级社的财物归公社所有，在公社范围内富队、穷队拉平。对社员实行供给制为主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还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和房前屋后的零星果树及林木收归公有，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也充了公，严重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及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又大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在人民公社的这种高度集中的劳动组织形式中，广大社员和基层干部丧失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切听从统一指挥和调度，这就为随心所欲地大搞“跃进”瞎指挥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由于大炼钢铁和开展各种“大办”的需要，不断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无偿调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助长了人民公社的“共产风”。1958年秋季，全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两个运动的相互推波助澜，愈演愈烈，形成席卷全县城乡、波及各个方面的“左”倾浪潮，搞乱了生产关系，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四、从初步纠“左”到“反右倾”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弊端，开始为人们所觉察，中共中央着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从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夏，中共中央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共福建省委贯彻中央有关会议和指示精神，采取了纠正“左”的错误措施。 中共晋江县委贯彻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纠正一些“左”的错误。1959年3月23至30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1554人。4月间召开有26万人参加收听的广播大会。这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是贯彻中央指示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对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核算、三级管理、体制下放的政策。5月8日至21日，县委又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769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贯彻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开展算帐整风。会议期间揭发了大量问题，主要有主观主义、独断专横、刮共产风、工作浮夸、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账目不清、贪污挪用等问题。会后，在全县各机关单位、各公社及大队开展以算帐整风活动为中心的夏季生产运动，掀起大整大改高潮。干部登门道歉，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并下放自留地17678亩，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夏季农作物获得丰收。 可是，纠“左”开始不久，一场从上而下的“反右倾”运动又使形势发生了逆转。1959年秋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错误地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反右倾”斗争，使初步得到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在这一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晋江县委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59年8至11月间，县委召开四次扩大干部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在全县开展以“反右倾、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其中10月18日至11月12日的四级干部会议时间最长，历时26天。会议采取层层扩大的方法，10月18日至28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要解决公社党委一级问题。11月3日至12日，召开四级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大队、生产队干部问题。会上批判、斗争重点对象381人。会后，全县农村立即由点到面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1960年3月中旬运动才全面结束。主要是批判所谓“攻击总路线、诬蔑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上级核算、包产到户、分散集体、扩大私有、搞小集体大自由、取消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瞒产私分、粮油投机”等等。据当时统计，全县在运动中共揭发批判和斗争了重点对象5043人，其中有干部1857人，占干部总数的8.2%；社员3563人，占社员总数的0.64%。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党员受处分的293人，占党员总数的5.6%；团员受处分的120人，占团员总数的3.4%；非党团干部受处分的182人，占1.9%。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1960年2月5日至12日，县委召开4000多人参加的四级扩干会，继续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动员全民大搞春耕生产运动。秋收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粮食高征购又有新的发展，中共晋江县委确定全县征购任务为1亿斤，实际征购8006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35.88%，比1957年占总产量18.79%高出17.09个百分点。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没有改变，省委强调发展社有经济。在1月16日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传达贯彻公社过渡问题，提出队有经济向社有经济过渡的条件是：“按人口计算，每人纯收入200元；粮食每人平均2000斤；贫队赶上富队；公社所有制成分占50%至90%；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整个公社过渡要求在3－5年解决。主要依靠三条：一是集体养猪大办养猪场；二是开荒办场，发展经济作物；三是大办综合工厂。于是4月间县委又提出大搞技术革命，要求在5月1日、7月1日、10月1日分别实现“52化”，其中农业“13化”、工业“30化”、交通、邮电、基本建设“6化”，财贸“4化”。这次大反右倾“继续跃进，使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一次遭受严重打击，生产力继续受到破坏。而由于农业生产刮“大增产”浮夸风，搞高征购，大办食堂又浪费不少粮食，加上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实际上是减产，因而秋季出现了全县性的粮荒及许多群众发生水肿等疾病。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晋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发动全县干部、社员群众开展抗灾，克服消极情绪，渡过难关。根据全县存粮情况，妥善地有计划地安排人民口粮，并发动大种瓜菜、杂粮，在全县开展一个全党总动员，全民齐行动的“瓜菜代”运动，大搞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发放救济款45.1万元；还将库存物资中拨出部分大米、猪肉、大豆、食糖等，让卫生部门及时抢治水肿病、妇女病等病人71500多人。 五、初步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一些“左”的错误 1960-12-28日至1961年1月9日，中共晋江县委召开了有社员代表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共有2966人到会。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省委关于执行“十二条”的补充规定等。会议分三段进行：(一)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训，发动“大放大鸣”，解决领导问题；(二)系统学习政策，抓住四个问题：1、讨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2、讨论分配政策，解决按劳分配问题；3、讨论农业基础，解决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方针问题；4、讨论如何执行政策，解决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问题，然后制定1961年生产计划和征购任务。(三)提高认识，研究做法。会议期间共提出24192条意见，突出有三方面的问题：1、“一平二调共产风”纠正不彻底，整风算账以后又再刮平调，各种东西折款计达550万元；2、领导主观主义，乱指挥严重；3、领导遇事不和群众商量。弄虚作假，浮夸作风现尚存在。会后，在全县开展一个以纠正部分地区在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命令风、浮套风、特殊风、瞎指挥风”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五风三害的整风整社运动，并退赔无代价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劳动工资及占用社员的东西，折人民币274万元(其中省退赔114万元，县退赔31万元，公社退赔129万元。)许多共产党员、干部都带头检查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到1960年底，贯彻落实“整风算账，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方针，全县以大队为单位，分为205个核算单位，下分1824个生产队。宣布取消15包。 六、“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 1958－1960年，由于经济工作采取了“大跃进”的指导运动，经济指标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不讲效益，引起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上自然灾害，城乡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人们把1959到1961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从晋江县的情况看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1957至1960年，全县工业产值由1069.89万元增加到2681.25万元，增长了1.5倍。由于工业发展过急，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在大力工业，大炼钢铁的过程中调用了农村中大量的青壮劳力，参加农业劳动的大多为妇女等老弱半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城市人口过快增加，以及高指标、浮夸风影响下，对农业的高估产带来了对粮食的高征购。从1957年到1960年，全县粮食征购从3990万斤，分别增加到7311万斤、7249万斤、8006万斤，粮食征购占产量的比例也由18.79%，分别增加到31.79%、31.67%、35.88%，农村中粮食留量的减少，增加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困难，加上刮“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1957－1960年，全县农业产值由4640万元下降到3521万元，下降了24.12%。1958年粮食增产，1959年、1960年连续减产，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花生产量下降36.20%，甘蔗产量下降22.93%，水产品产量下降28.72%，生猪存栏数下降35.65%。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实行“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提倡公社办“万头猪场”，大队办“千头猪场”，小队办“百头猪场”，平调农民私养的猪来发展集体猪场。生猪存栏数反而从1957年的90620头，下降为87837头，1959年、1960年又继续下降为72685头、62461头。1959－1961年生猪收购量也直线下降，3年间仅收购47283头，只是1958年一年收购量的近70%。由于粮食和农副产品大量减少，从1960年起，明显地出现了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导致1961年、1962年全县工农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二五”计划遭受严重挫折。到“二五”计划的196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4705.36万元，比1957年减少1004.53万元，下降了21.35%，是1957年以来的最低谷。 上述困难局面，虽然与自然灾害有关，但主要的原因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严重失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失误的原因不可能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探讨，才有了比较正确全面的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吸取“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努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宽松的政治环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特别一定要讲实话，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