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首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等政治运动纲领。在这场运动中，我先后参加初期的点上社教和后来面上“社教”工作队，在错综复杂革命运动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许多磨练，也学到不少东西，有些感遇至今记忆犹新。然而岁月无情，毕竟是“往事历经卅余载，白头搔首记忆疏，”有些具体的时间、地点以至人名却再也记不起了。昔年共事的战友也大都失去联系，一时无从查对。故《琐忆》难免有许多疏漏和错误，只好留待知情者给予指正和补充。 一、“四清”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起自1963年初，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会议在毛主席“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关于开展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发布后，新的“五反”运动便在全国各城市逐步展开。在会上，毛主席还推荐湖南、河北等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的“四清”运动。会议肯定了“四清”运动的经验。随后，党中央连续发布了几个有关“四清”运动的文件，并派工作组到农村，通过发动群众，清查“四不清”干部。从此，“四清”运动便在全国部分农村逐渐展开来。 1963年5月上旬，毛主席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议，在会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内部传达。 这一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激化，并展开中苏论战。因此，毛主席于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国内反修正主义，也是给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同时在会议中制定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此后，农村社教运动在部分县、社搞试点，并按“后十条”的规定，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就在这一年12月5日，福建省委派出以省府秘书长高明轩和许集美为首的社教工作队，到南安县的莲塘、美林两大队搞社教试点。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与一位外国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中指出：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毛主席的谈话反映了他关于中国和中共内部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修正主义的估计，并成为今后政治运动的斗争时期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重点”的伏笔。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农村“四清”运动与“反修防修”等问题。8月，毛主席明确提出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由刘少奇挂帅，邓小平、彭真协助。8月16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了《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的信，并向各地派驻“四清”工作队。不久，又向毛主席送呈《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毛主席批示同意印发。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以上有关“四清”运动的方针和部署，促使运动在全国迅速的加温和升级。 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教”问题，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制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毛主席对《纪要》很不满意，主持对原《纪要》作了重要修改，增加条款，于1965年1月14日定稿，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23条》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并推向全面。 在党中央对“四清”运动一系列的指示下，1964年春，晋江地委决定以晋江县石狮镇作为“社教”试点，由朱为斌组织社教工作团，并由所属各县分别组织一支社教工作队参加。 同年10月，福建省委决定以南安县作为“社教”试点，从各地区抽调组织工作队2万多人，进住南安各社、队。全县设立一个总团指挥部，3个总团队，20个分团进驻各公社，在全县各大队中全面开展“四清”运动。运动一开始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10条”)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直到1965年贯彻《23条》以后才略有扭转，但仍有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 二、点上“社教”的体验生活 1964年春，我与其他剧团4位编导人员，由地委宣传部抽调，参加地区在石狮开展的“社教”试点。主要任务是下去蹲点，体验生活，采集剧本创作题材。当时同行的有泉州打城城的詹晓窗、仙游(当时莆、仙两县辖属晋江地区)鲤声剧团陈仁鉴(名剧《团圆之后》作者)、莆田莆仙戏剧团朱国福、晋江高甲戏剧团陈述，连我共5人，另派原泉州高甲剧团领导林美仪为领队。为了工作和生活的方便，便借石狮戏院的剧团宿舍住下来。 当时石狮的“社教”试点，是由所属每县各组织一支工作队，进驻一个大队负责领导开展运动。我们到工作团报到后，团部将各县工作队所属大队情况告诉我们，让我们自选下队地点，我与陈仁鉴选择仙游县工作队住地塘边大队。这是因为陈跟我比较熟悉，而他不懂闽南话，我却懂得一点莆仙话，必要时可当翻译。 我们下队报到时，“四清”工作队也刚进驻不久，正在开始进入发动群众阶段。工作队长是仙游县一位副县长，他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介绍所在农村大队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进驻后组织发动贫下中农、调整充实、健全贫农协会组织和民兵组织，摸清阶级斗争形势，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为下一阶段转向“四清查”打下基础，工作队员大都分散住进贫下中农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我们都住在镇内，只能早去晚归，不能与他们“三共同”。白天下去，大都在工作队部了解情况或翻阅资料，有时在工作队的指引下进行个别访问。其间曾有两个晚上参加群众大会，一次是群众在揭发大队干部利用建神庙向群众摊派捐款，在村中大搞演戏酬神的封建迷信活动。会上群情激愤，情绪热烈，其中还有人振臂而起，高呼“打倒×××”、“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铺张浪费”等口号。 我们在这个大队来来去去走了一个多月。后来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多采集一些素材，就又到另外几个大队进行采访，记录了许多农村“四不清”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盗窃集体公共财物的各种情况；党员干部大刮资本主义歪风，搞投机倒把以至走私贸私活动；地、富、反、坏的反攻倒算以至隐藏农村中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等等的反面材料。同时也采集到一些被工作队树为标兵的贫下中农热爱集体、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正面人物形象。这些素材，成为我后来编写幕前宣传小戏《分红之后》、《夏收季节》，以及创作农村题材大型现代戏曲《渔火》的生活源泉。由于剧目创作来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为群众所熟悉和欢迎，因而成为剧团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这次参加点上“社教”运动，实际上只能说是参观、采编。原来打算下去蹲点半年，体验生活，实际却不到3个月便鸣锣收兵打道回府了。 三、面上“社教”的实践锻炼 1965年春，晋江地区全面开展“社教”运动，我与其他剧团的10位编导人员，再次由地委抽调参加晋江社教工作队。报到后，总团分配我们到磁灶分团工作。 我们一行10人赶到磁灶分团报到后，便被分成两组，分别安排在两个大队工作。我与泉州木偶戏的尤、惠安高甲戏的杨、南安芗剧团的林、永春布袋戏的郑等5人，安置在公社所在地的磁灶大队。到大队报到后，由大队安排我与杨下到一个叫宫前生产队的工作组，当天下午，就由工作组派一位队员和两位农民带我们去一户贫下中农家中住下来。 这户人家是一对中年夫妇带一个读小学的小孩，从其简陋陈旧的家杂看来是一家相当贫困的庄稼户。我们来了，他们腾出一间堆杂物的小屋，由几位农民帮助清理打扫，扛来两块门板，搭盖两张小床，又搬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就算是我们两人的卧房和办公室了。 把窝整理安顿下来后，主人夫妇送来茶水，我们便开始与他们套相识、拉家常。先作自我介绍后，便问起他们的生产、生活来。从谈话中，知道这个生产队人多地少，又没有其他收入，生活大半要靠国家的救济粮。说着，我们便送上粮票和伙食费，并再三交代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千万不要另弄饭菜搞特殊。心里想着，我们可能就要在这里与他们过上一年的“三共同”生活，不由产生了几分亲切感和苦涩感。 “三共同”的同住、同吃还勉强过得去，同劳动，对我这个长期没有参加体力劳动而又体弱多病的小知识分子来说，却是一番严峻的考验。 正是三月艳阳天的春耕农忙季节。生产队每天的主要劳动是早上出工时，每人从村头大粪坑挑两桶大粪，往离村3－4华里的田地里送，然后抢收麦子，收工时再将收割下来的麦子挑回生产队晒谷场交账，记工分。 第一天出工，我与杨跟着社员们走到村头，挑起早已装满大粪的木桶往地里送。杨正当年轻力壮，挑起粪桶轻快地跟着社员们往前赶。我平生第一次挑这样沉重的担子，只觉得肩头沉甸甸地直往下压，举步维艰地一步一步向前迈。走出一段路，肩膀压痛了就得放下担来换一次肩，最艰难的是走下坡路，肩上重担在压，足下虚怯难移。每跨下一步，都得等双脚站稳了才颤颤抖抖地伸出下一步。最糟糕的是偏偏在半坡上老胃病复发了，疼得浑身发抖，肩上横压着两大桶大粪，站在斜坡上，放又没地放，走又走不动，头重脚轻，真怕一挪动就会连人带粪滚下坡底！正在这危难关头，只见房东吴大嫂挑着两大桶粪忽地从路边闪过，就路侧大树下一块小平地上放下担子，随即飞奔上来，小心地接过我的担子，一手扶着我走到树下歇了下来。她见我捂着肚子，脸色苍白，虚汗直冒的狼狈相，手足无措，非常焦急。这时，正好走在后面挑送茶水的阿婆从上下来，她急忙冲过上去倒一大碗凉茶，端过来让我快喝。我从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着的苏打片，抓出一小把连忙用水送服下去，并告诉她我这是老胃病，不要紧，吃了药马上就会好起来。她将信将疑地交代阿婆照顾我，随即挑起我的粪桶，三步两跨地挑下坡底放下来，又登登走上来，挑起自己的粪桶迳直往地里送。我歇了一会儿，胃疼已大大减轻，便站起来缓缓走下斜坡，当我走到自己担子前，正蹲下去要试着挑起来时，吴大嫂又一路小跑过来，抢过扁担关切地说：“让我来挑，你还是照顾身体要紧”。说着，挑起粪桶就走。我木然地望着她健步而去的背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第二天，尽管他们再三劝我多休息一天，我还是等他们都走了以后，自己溜到地里，找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干，诸如收拾麦秸头烧粪堆、种地瓜放藤苗，种花生下种子等等，就这样跟班同劳动一段时间，劳动生活逐渐习惯了，跟社员也开始混熟了。虽然老胃病还经常发作，好在跟大伙在一起心情舒畅，有时多吞几颗苏打片也就过去了。但却完全没有想到，正当我们与群众开始建立深厚感情时，突然接到分团将我们5人调到另一大队工作的通知。我们不忍把这个消息告诉房东，便把一封告别信和粮票、伙食费压在桌上，趁他们上工时悄然地溜走了。但以后来分团开会，都少不了去看他们。 我们要去的大队，是公社与南安县接壤的边远大队。据说这个大队的阶级斗争比较复杂，故此分团派我们去加强那边工作队的力量。工作队长为我们介绍这个大队的基本情况，着重指出这里地处两县交界处，历来社会治安比较混乱，最近又发现有阶级敌人散发反动传单，以及有可疑的人在水库附近暗中活动，要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随后，即将杨等4人分别安排去4个生产队，独把我留下来，要我负责专搞企事业单位的社教工作，并由邵副队长向我介绍大队企事业单位情况。 邵是部队干部(解放军某部的机枪连长)东北人。据介绍，大队辖区内有小学、水库管理处、果林场、农业中学、保健站、供销社等6个单位，我一听说有这么多单位要我一个人负责，感到很为难，他鼓励我要大胆去干，并表示他会具体协助我把工作搞好。下午，邵带我去小学，安排我在小学住下来，当天晚上，召集各单位全体员工来学校开大会。会上，他介绍我跟大家见面，并强调说明我是分团特派来负责领导各单位开展社教运动的，要大家积极支持把运动搞好。 农村企事业单位的“四清”运动，同样是按《23条》规定与农村社教同步进行。只是一个人要负责搞那么多单位，开始有点无所适从，后来决定先从全面发动群众，通过“揭盖子、查问题”，在具体掌握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后，再以打歼灭战的办法，先易后难的各个击破。 经过一段发动群众的“揭、查”以后，基本摸清了各个单位的情况和问题，并根据各单位存在问题的多少、大小，依次列序，其中问题较多的首推小学，以下依序为水管处、果林场、保健站、供销店、农业中学。 农中是公社创办不久的新型学校，附设在果林场内。校长姓吴，是一位工作积极认真、为人坦诚热情的年轻党员，尽管学校僻处果林场一隅，办学条件极差，但却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受到公社干部群众的好评，因此在帮助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大会中，我只让吴在全校师生和果林场员工中作自我检查，很快就得到通过，我也就此将他列为社教积极分子，要他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 供销店只有3个员工，在发动群众揭问题，提意见时，没有发现什么严重问题，有的也仅是服务态度的小问题，我也只让其负责人在大会上自检，争取群众谅解而了结。 保健站，只有一位姓张的医生，跟家人住在一起，设一个小门诊部，由他妻子兼售中西药。在“揭、查”中收到许多揭发信，群众主要意见是“医生缺医德，看钱不看病，高价卖假药，小病变重症”。虽然群众意见很大，由于《23条》规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能随便整群众，只好在小会上对他进行严厉地批评教育，并将问题上缴给他的主管部门公社保健院，让单位派人协查处理。 果林场也是公社新开办的企业，场长是公社派出的干部，运动一开始便调回公社，场务领导由会计兼技术员代理。在清财务时，会计有经济不清的行为，被靠边审查，场务领导委托农业中学校长与场中另一位积极分子共同负责。 水管处，属县管单位，主任原为安海公安派出所所长，跟我算是老熟人，当知道我来负责企事业单位搞社教时，对我表示分外亲切和热情，经常主动找我反映大队阶级斗争复杂，阶级敌人暗中活动等“敌情”，并说这是他搞10多年公安工作的发现，决不会错，要我晚上不要随便出门，晚上睡觉要把门栓紧，同时要我特别注意学校那位老右派分子的破坏活动……我把这些情况随时向邵汇报，并提出这样的老干部不好对付，加上是老熟人更不好做工作，因为工作队部就设在水管处。邵对水管的问题以及主任的情况却较了解，因此，邵答应水管站的事由他负责要我专心搞其他单位的工作，特别是小学的工作。 我所在的小学校长是一位年轻的党员，有为能干，能写会说，加上党员的特殊地位及其政治抱负，造成恃才傲人，骄横自满，轻视群众，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此不仅严重脱离群众，甚至与教师群众形成严重的对立情绪。在发动群众“揭、查”问题时，便收到本校以至外地教师的许多揭发信。综观所有揭发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僚主义态度、家长式领导作风，粗暴地打击以至侮辱教师；另一问题是与女学生及代课女教师谈恋爱，乱搞男女关系，后一个问题，在社教《23条》中有新的规定，认为男女关系不属政治问题，不宜在运动中追究。 在召开第一次帮助领导“下楼”、“洗澡”的群众大会前(“下楼”、“洗澡”是贯彻社教《23条》后“批斗会”的代名词)。我曾分别对教师和校长做工作提出要求。要求教师在提意见时要实事求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随便上纲上线拿大帽压人。并要按《23条》规定，不在大会上提男女关系问题。另方面要求校长正视自己的错误缺点，做好自我检查，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做到轻松“下楼”，痛快“洗澡”。然而，尽管会前做了工作，一到实际开会却又闹僵了。 首先是校长的自我检查，他只在抽象上检查自己的性子急、好发脾气，一看到不顺眼就随便训人骂人，在实质问题上却又自我辩解，强调一切是为帮助同志，办好学校。他不疼不痒的自检，激起群众的不满，于是纷纷起来提意见揭问题，在群众揭发问题时，他又几次要起来争辩，于是把群众激怒了，把他所谓男女关系的丑闻都抖了出来。这一下把他给气疯了，扑上去要与人拼命，幸好来参加大会的邵副队长，以其军人特有的威严大声喝止，叫人把校长拉走。经此一闹，第一次的“下楼”会不仅没有开好，反而使校长与教师之间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深。 此后，虽一再做双方的思想工作，看来校长已铁了心，在第2—3次的大会上仍是坚持不检查，与教师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深，最后只好把他挂起来，将矛盾上缴给“整党”去解决，并由我把他的问题写成书面小结，同时提出对他处理的初步意见： 1、所谓男女关系问题，经深入调查，证实当时男女双方均未结婚，而且都已届婚龄(女学生为夜校学生，时已21岁)，谈恋爱属正常行为，应不予再追究。 2、领导作风问题，主要是思想方法的领导，认为自己才干过人，又是共产党员，以致傲横自满，傲视一切，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处处打击群众，造成与群众的严重的对立，建议党支部针对其错误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与帮助，不作行政处理，在不降职降薪的原则上，调到中心学校当教导，让其在别人领导下进行工作，使其在实际工作受到锻炼。 11月间，运动进入“对敌斗争”阶段，学校右派教师问题需要审查落实处理。根据掌握问题：1、祖居农村，为何要搬到公社原畜牧场独立小屋居住？2、去年南安社教后仍坚持单干不入社？3、1962年台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他告诉妻子说：“欢迎国民党回来，坏成份会变成好成份？4、社教以来，深夜常在公路上走动？ 正在此时，接到县教育局来信：“该右派教师1959年从南安转来，右派有否摘帽，请查明”。 根据上述存在问题，我决定先从“外调”入手。 首先去南安县委统战部查档，调查被划右派原因及是否脱帽。查档表明：他当时的右派言论是“苏联将来一定会变心”。罪责是“挑拨中苏友好关系”；处理为“一般右派分子，交原单位监管”。档案中还有一件1958年发出对他摘帽的《通知》文稿，收文单位为南安官桥中心小学。我把这些文件摘抄稿请统战部干部核对盖章后，随即赶到官桥学区查对。校长帮我找来一位当年管理档案资料的老教师，我拿出统战部抄来的文稿请他查对。他回忆说，当年确曾收到这份《通知》，只是收到时那位教师已随学校划归晋江，他的原档也移交给晋江教育局，当时认为它已不属本学区的事，就把《通知》压下来，既未当众宣读，也未通知本人，更没有转送晋江。天啊！就因为他们工作的疏忽，竟让人白白多背5－6年的右派包袱！ 第二步，去他的居住村了解为什么搬去畜牧场。最初找到一位村党支部委员。开始一听说社教工作队找他，不大理睬，一听讲要了解右派教师问题就开始热情接待。据其反映：此人是村里的恶棍，早年参加国民党军队，解放后，仍与岭兜一位反动军官勾勾搭搭，困难时期还挑唆他的哥哥，偷砍国防林……我急于要知道他为什么搬出村的？他说：后来他当了右派，明摆着是阶级敌人，村里人就把他赶走迁走。我把笔录念给他听后，要他签名盖章，他推说不识字、没盖章，就独自走开了。我感到他说话很不负责任，决定找支部书记了解。 好不容易找到支部书记，他看过我的介绍信后，认真为我介绍说：他出身贫农，有3个兄弟，为逃避抓丁，两个哥哥相继外逃，他也跑到岭兜他母舅家里，与他表哥一同进入当时从安海迁到岭兜的养正中学读书(当时读中学可以缓役)。初中毕业后，就与他表哥同时参加国民党的青年从军，但只到永安，就因为与人打架被清除回来，回来后，听说在一个小山村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后了解就在南安溪尾附近的山顶上，一个叫“宣化”<山外>小山村当单人学校的教师)，解放后才调回官桥本乡工作。 我问支书他是怎么被迁出村的，支书感慨地说：“他家里穷，房子少，结婚时不得不在旧屋外侧搭盖一间厨房，同房头的人说他是占公地建房，经常为此吵架。他当了右派后，那些人便乘机找上门来，挖门窗、泼大粪、砸铁锅，甚至拆屋盖。他走投无路，几次找上门来要我帮助解决，后来我到公社反映情况，公社也很同情他，同意把公社原来畜牧场废置的三间小土房，以100元5年还清的代价卖给他住。” 我又将上午那位支委的谈话记录给他看，他摇摇头苦笑说：“农村就是那么复杂，斗来斗去的。去年社教，他的哥哥当了贫协委员，正为拆毁他弟弟厨房的事整了他，看来他的气还没有消”。最后，我把谈话记录递给他，他仔细地看完后，点头默许，签上名，还特别加盖支部的公章。 下一个外调问题是南安社教时，他为什么不入社。找到他现住地所属的大队支部书记，想不到与支书的一席话，却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说： “去年社教，他曾多次向大队申请入社，可是大队所有的生产队却不愿意背这个包袱，他的居地在大队边远与晋江交界的山坡上，仅有可耕地是他屋前自己开辟出来不到一亩的沙渍地，缺水缺肥，只能种点蔬菜杂粮。他家里有一个多病的妻子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一家3口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他白天教书，晚上种地，养两头猪，常利用晚上到各村收集一些泔水饲料。因为他实在太穷了，谁也不愿让他入社背这个包袱。” 从这里，不仅弄清他“不入社，坚持单干”的问题，同时还解释了人们对他“深夜还在公路上行走”的谜团。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1962年他对妻子说“欢迎国民党回来，坏成份可变好成份”的“右派”言论，后经分析，他们住在郊野独立小屋，谁能听到他们夫妇俩的悄悄话，显然是笨拙的造谣，也就不去追究了。 至此，我终于为澄清一起“右派冤案”，并为其做出正确的结论而松了一口气。随后将结论附同外调的完整材料报送上级，为其重新宣布早已脱帽，使其得到及时的解脱。 就在“对敌斗争”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水库右侧的村子里，突然发生一起一位青年吊死在村边龙眼树上的惨事。有人从吊死者不吐舌头，以及当晚发现有可疑的人在水库大坝头暗中活动的迹象联系起来。认为是被人杀害后再伪造自杀现场吊上去的。这一说，使大家都紧张起来。即刻将情况紧急上报社教总团和地区公安处。公安处随即派出一位富有经验的特派员(即刑侦人员)赶到现场。 特派员一来，先简单查问一下死者的一般情况，又听取了认为有“他杀”可能的论述后，就对死者现场进行仔细的查察，最后作出现场分析说：“死者穿着整齐干净，是死前才换穿上去的，衣服上没有拉扯扭打的痕迹，尸体不仅没有致命伤痕，连轻微磨破皮的外伤都没发现，因此可以排除“他杀”的可能。接着他又模拟死者吊自杀的过程：死者先在树枝上挂上吊索活扣，然后顺树干上爬，一手把住树干，一手拉住右侧树枝，把头伸进活扣，放开双手这么一沉，吊索扣在颚下。大凡吊索扣在喉结部位就会吐出舌头，喉结以上就不吐舌头。 听了特派员排除“他杀”的分析后，大家都松了口气，但对他为何自杀还是一个谜。后来在检查死者遗物时，发现一张写在香烟壳上的遗书，上面写着：“想不到我一生会死在这一包烟上，我好悔好恨呀！”特派员问，谁知道“这包烟”的事？一位女团干部站出来介绍说： “他(死者)初中毕业后不再升学，回到村里很少参加劳动。社教开始后，团支部组织青年参加运动，动员他也来参加，开始表现不错，写标语、编墙报、事事都干，就是个性内向，不大喜欢讲话。不久前，听谈他偷了代销店一包香烟被当场发现，在众人面前被讥诮羞辱一番，从此好一阵子不再出来活动。听说昨晚还来我们活动场所门口站了一会儿，当时我们正在开会，没人招呼他，想不到他就这样走了……” 死者自杀真相大白后，特派员要我们带他去昨晚有人活动的现场看看，一到大坝现场，他仔细检查地上的废弃物，后来捡起几样东西看一看便说，昨夜确有3个人在这里偷钓水库的鱼。他指着手上从地上捡起来的东西让大家看说：这是包炒米糠用来诱鱼上钓的纸包，这是一小块鱼饵残余，那边还留着几片鱼鳞，于是问大家这里是不是常有人来偷钓鱼。有人说：偷钓鱼的事要问苏大伯，他最熟悉。特派员问“苏大伯是谁”，工作组长介绍说： “苏大伯是一位30年代参加安南永游击队地下斗争的革命老人，病退回来后就没有再出去工作，有一手打猎、捉鳖、捕鱼的好本事，经常东去西去人头熟，就是不大过问村里的事。村干部对他都很尊重，无事也不去打扰他。”特派员一听说便决定去拜访他。 找到苏大伯，一见面，他便直爽地说：“你们早该来找我了，也免得因为我的外甥与他的朋友来水库偷钓几条鱼，闹得人心惶惶，疑神疑鬼”。接着便把他外甥及其朋友的底细，如家庭出身、在官桥的工作单位，社会关系等等，像交代问题一样说得一清二楚，又说：他外甥从小就跟他学钓鱼，后来与他的几个小伙伴都成为钓鱼迷，每年夏季的夜晚，常约上几个朋友来水库钓鱼。他们钓鱼不为钱也不为吃，只是为了消遣好玩，来常了，连水管站的人都知道他们只是钓几条鱼玩玩，也不大过问。他接着说：“不知为什么，你们工作队进村不久便扬言‘这里阶级斗争很复杂’，‘水库是阶级敌人破坏的重要目标’，‘晚上经常有‘坏人’在大坝上秘密活动’等等。你们这么一说，把群众都镇住了。后来，你们又跟金门国民党南风天放汽球飘送过来的反动传单连在一起，越闹越恐怖，把民兵也拉出来要抓人。我也曾劝年青人避避风头，他们却说这样才热闹好玩。还说：不要说几个民兵抓不到他们，即使被抓到也不过是一场误会。顶多被作为偷钓鱼罚点钱了事。” 临别时，老人向工作队长提出一个疑问：“我外甥来水库偷钓鱼的事，水管主任早就知道，有时我外甥钓到大鱼还给他送去，他明知这件事，却为什么不及早向你们说明呢？”我在旁一听说，不觉心中一震！是呀，他不仅明知不说，还借此大造“阶级斗争复杂论”，散布“恐怖”气氛，为什么呢？这不正如有些资料所说的一样吗，“有的当权派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把水搅混，转移斗争目标，借以保住自己，蒙混过关”。也怪我们见识不高，经验不足，不仅受其蒙混，甚至还跟着叫喊。同时又没能深入实际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导致酿成一幕“庸人自扰”的闹剧。但就我个人来说，还亏他们这一闹，才把我调来这里，使我得以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受到锻炼与考验。 1966年春节过后，社教运动已转入“整党”和“整改”阶段。这段时间，我除了偶而去各单位走走协助他们整改外，主要是组织教师们学《毛选》、学政治时事，并关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与变化。 四、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 中国文化大革命，以1965-11-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为发端。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全面否定“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并以毛主席“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出发，将大批文艺作品打成“毒草”，大批作家和艺术家被打成“黑线人物”、“反革命”，在文艺界实行全面专制。3月，中央点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5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听取林彪以《政变》为题的讲话；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革五人小组”(小组是在1964年7月文艺界整风中由毛主席授意、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等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同时撤销鼓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职务，成立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改组北京市委；通过《五·一六通知》，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文件，文件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清洗“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城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全文，并提出“发动群众起来彻底揪出‘黑帮’”的号召。 5月28日，中央成立以康生、陶铸为顾问，陈伯达、江青、王任重、张春桥为正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同时，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并将《五·一六通知》内容向全国发布。 至此，在这一年的5月，中央已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组织，以及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并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发展。 5月，晋江县的社教运动已进入总结阶段，并准备要撤走工作队，宣布胜利结束。我与下队的几位编导人员，也由分团抽调下各大队进行检查验收，但不久便接到总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会上，高占杰政委首先宣布上级决定让工作队继续留下来，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指出在上级没有新的具体指示以前，仍以社教《23条》为依据，“重点整党内走资派”和“对敌斗争”，并说：有的社队已先走一步，在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对敌斗争”中，挖出了好几个隐藏很深的国民党老牌特务。另一方面要求大家要密切注意、认真学习报纸上有关文化大革命动态的新闻报道，特别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它对文化大革命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要大家回去立即行动，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会议过后，晋江的文化大革命便以燎原之势，迅猛地燃遍晋江大地。各机关、部门、学校、文化团体，到处贴满大字报，都在揭查、揪斗“反动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牛鬼蛇神”、“大黑帮”等等。因此，凡个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出身成分较高、社会关系较复杂，或是平时好写文章、爱说怪话以至业务工作比较突出、生活作风不大正派等人，都要受到揭老底、追根源、查问题、批危害等大字报的冲击以至揪斗。 在农村，也在到处揪斗“牛鬼蛇神”。由于对“牛鬼蛇神”具体对象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社队一下子划出30－40种人，除定性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外，凡传播封建迷信、买卖婚姻、讲古书腐蚀青少年，买卖行贩的投机倒把，以至诈骗、盗窃……等类人，都被划为“牛鬼蛇神”之列。五乡十里到处是押着一串串戴高帽、敲小锣的“牛鬼蛇神”在游乡。 6月上旬，我从验收的大队回到原工作队时，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水管处、农业中学和小学正在展开大字报的大论战。最有趣的是中学生之间的互贴大字报，如你贴我一张“反对洒香水的资产阶级小姐”，我贴你一张“打倒偷橡皮擦的小偷”。小学校的大字报主要集中于教师与校长之间的互骂指责，校长揭教师“搞反党小集团，反对党的领导”，教师们则将运动初揭发的资料搬上大字报，并上纲上线扣上大帽，如“披着党员外衣反党的叛徒”、“资产阶级腐化大王”等等。据说校长与教师在剧烈争辩中几乎要动武拼命，还是邵副队长及时赶来制止的。 农村生产队也跟其他村队一样，整天押着“牛鬼蛇神”游乡，面对这一片混乱的时局，我心中虽感到大以为然，但却又不便说出来，在工作上也就只能顺流而进罢了。 7月上旬，突然接到总团要我回剧团参加本单位革命运动的通知。工作队长按总团通知要求，召开会议为我做工作监定，监定对我的工作表现给予很好的评价，如“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能主动克服困难完成工作任务，被评“五好队员”、“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等等，第二天我带着“监定”上分团政治处签批意见，然后由其密封让我亲自带交总团。 想不到，当我刚走近单位门口时，便有一批人涌上来把我押住，给我戴上高帽，挂上黑牌，齐声高喊“打倒”，将我拥入大门，搀上早已摆好的桌子上，对我进行一场猛烈的“斗争”，然后将我推进宿舍。一位演员悄悄告诉我，这是团长和工作队安排给你的“下马威”，以后要多加小心”！ 我正躺在床上为刚才的突然打击感忿不平，并在构思一首自嘲小诗：“才为座上客，翻作阶下囚，恍若过场戏，何从计喜忧？”，这时，工作组长走进门来，要我去看群众贴我的大字报，准备好好做检查，我走进走廊大厅一看，啊！到处纷纷扬扬，全是批我的大字报，其中有揭老底、任意夸大的“反动军官”、“地主少爷”、“特务”、“流氓”；有无限上纲的“反动权威”、“反党分子”、“大黑帮”；还有锄毒草的大批判，如攻击“共产党一代不如一代”的反党大毒草戏《渔火》；还有断章取义、任意歪曲的批“黑诗”揭反动言论等等。 看了这些任意扩大、无限上纲、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大字报，既令人气愤，又感到莫大的委屈，当晚借口写检查，向总团高政委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信中以自身的实际情况，反诉大字报对我无理的攻击以至揪斗，同时还着重反映单位当权派，伙同工作队发动群众整群众的不合理现象。 第二天上午，我以分团要我亲送文件(密封的《监定书》)给总团为由，连同昨夜写成的长信，亲自送交总团政治部。真没有想到，上午才送出长信，下午总团便来了一位部队干部(后来才知道是县直分团、人称李铁铁的李团长)。他先参观大字报后，然后与我见面，当着工作组长的面对我说：“你的信高政委看过了，刚才我又看了群众贴你的大字报，我们都认为你没什么大问题。至于群众运动有时难免有点过火，但是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决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最后要我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要虚心耐心、冷静地对待群众的意见。 隔了两天，县直分团在青阳戏院，召开县直机关干部群众大会，李团长在大会报告中，号召干部群众要认真、正确地对待文化革命。在报告中点了我的名，并以我为例说：“他本也是工作队员，表现也很不错，但一回来单位参加革命，看到群众贴他的大字报便沉不住气，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态度是不对的。革命干部要在运动中接受群众的考验嘛，怎能与群众对立起来呢！当然，群众也要为干部负责，提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小题大作，不要歪曲事实，动不动就给人上纲上线扣大帽”。 接着，李团长又着重指出：“有些单位工作队竟然与当权派结合起来整群众，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文化大革命要“清洗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都是对准当权派吗”？他举例说：“一个剧团编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戏，怎么会不是你团长去支持或授意编导去做的呢？一个单位出现那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至‘反动权威’、‘反革命’，又怎么能说不是你，领导特意安排或重用的呢！我们有些单位放着当权派这个主要对象不整，甚至让他操纵群众整群众来转移斗争目标，这个情况还不够严重吗？有这种情况的单位，要立即扭转方向，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会过后，同住在文化馆的几个剧团，斗争方向随即改变过来，往日跟着工作队指手划脚的剧团领导，一下子全被隔离审查，大字报也一致指向“当权派”，而我这个未脱帽的“黑帮”已无人过问，可以自由出入，甚至可以回家去看望孩子的病。 进入8月份，晋江社教团队的部队干部全部撤走，不知道是不是工作队知道“不整当权派”的事是我向总团揭发的，存意报复，在部队撤走后，便加紧对我的管制，并召开名为“整态度”的斗争会，他们按李团长在大会上批评我对群众提意见有抵触情绪为由，加以扩大，在斗争会上，工作组一直在旁边挑动群众，说我在瞪目裂眼、咬牙切齿是在怀仇记恨，存心报复，不把我彻底打倒，以后会受到我的报仇雪恨，甚至还亲自把开水向我脸上泼来。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确定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8月中旬，《文革16条》贯彻后，我又再次得到自由解放，并于9月上旬被调到罗山湖格小学当教师。此后，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是“停课闹革命”、“大串连”，又是“破四旧立四新”，又是“打回剧团闹复团”、“批判反动资产阶级路线”、“闹平反”。我后来就在派性斗争的大混战中，引身而退，当上所谓的“逍遥派”。 1999.9.15于厦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