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闽浙赣区党委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指示，按照闽中地委的部署，领导革命武装，于1947年5月11日攻打晋江县重镇安海，取得了胜利，随后组建一支小型精干的游击队，挺进安(溪)南(安)永(春)地区，并于6月26日抵达南安八都山，与闽中游击纵队(即戴云纵队)会师。攻打安海和挺进安南永，是解放战争初期泉州党组织从分散隐蔽转向公开游击战争的一次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解放战争时期泉州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显示了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作用，壮大了游击战争的声势，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我党在广大群众及海外侨胞中的政治影响，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及其活动地区，锻炼了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战斗意志，提高了广大群众反“三征”求生存斗争的积极性，为后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一、游击战争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晋江沿海地区相继发生“科任事件”和“五一事件”，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晋江、惠安沿海地区以及德化等地的地下党进行了多次“清剿”和搜捕，有的党员被捕牺牲，有的转移外地开辟工作，有的转移境外隐蔽，有的失掉联络暂停活动。泉州党经历了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1946年6月下旬，闽中特委调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侯如海和许集美、李绵绵到长乐玉田参加特委会议。会议针对“五一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批评了侯如海的严重错误，决定给予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处分，任命许集美为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并报省委批准；同时根据特委大雾山会议精神，布置许集美、李绵绵负责整顿泉州地区党的工作。7月，我和李绵绵回晋江后，一方面把在厦门等地工作的黄竹禄、朱义斌、郑种植、施能鹤等调回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力量，另一方面通知各县区的领导干部陆续到南安岭兜集中。经两个多月的积极准备，于10月25日在岭兜召开泉州中心县委干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集美、李绵绵、郑家玄、许远目、黄竹禄、朱义斌、郑种植、施能鹤、王经贤、史爱珠、林金言、李淑英、杨惠珠、郑秀宝、朱义振、许寿汉、蔡文化、郑秀治、郑秀凤、刘庆、林金链、朱仁修、陈英兰等20多人。会议首先传达特委指示和玉田会议关于处理侯如海的决定，宣布任命许集美为泉州中心县委书记。接着由我总结“科任事件”和“五一事件”的沉痛教训，做了开展整风学习的报告，启发同志们自觉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和纠正错误思想，端正作风，加强组织纪律性，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与会同志在批评侯如海所犯错误的同时，自觉地检查各种形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后由郑家玄、郑种植综合大家检查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编成一首歌，歌名叫《反对错误思想》。这首歌体现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和成果。这次为期7天的整风学习，始终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沟通了思想，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振奋了精神，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战斗。其次，由于全国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调动其正规军对我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扎在泉州的省保安团以及各县的自卫队对地下党组织及人民武装的“清剿”也随之升级。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粉碎敌人的“清剿”阴谋，会议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确定今后的工作是：“注意秘密活动，提高警惕，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争取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安全立足点，积极恢复老根据地”。并重新调整了组织分工：郑家玄负责晋江县工委，许远目、黄竹禄负责上中南安，朱义斌负责晋(江)南(安)同(安)工委，施能鹤、史爱珠负责安南永工委，王经贤和未到会的林平凡、张海天负责惠安县工委，郑种植、林金言负责厦门(包括海澄)工委，李绵绵负责中心县委机关。 会后，各县、区工委负责人都分赴各地，积极开展工作。晋江县工委负责人郑家玄，到沿海区传达岭兜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由于“科任事件”和“五一事件”影响一度失去联系的科任、吕宅、塔头、港塔等党的支部；还成立内坑区工委(由中心县委直接联系)。年底，中心县委派林金妙配合安南永工委到永春桂地开辟游击据点。厦门工委面对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特务恐怖活动大大加剧的情况，坚决贯彻省委关于城市工作既要向学校发展，又要向农村散开的方针，一面教育党员、干部保持高度警惕性，防备突然事件的发生，同时加紧设立秘密据点，派党员到海澄、漳浦边界发动群众，逐步开辟了隆教、浯屿、宫浔、浮宫、过溪等新区；派梁明富等人到高崎小学任教为掩护，建立泉厦交通站；派郑秀宝等人到城郊禾山塞上村小学任教为掩护，建立禾山掩蔽据点及流动联络点、商店联络点。中心县委还把革命工作做到境外，于1946年8月就派倪永图、郑星辉去香港，与原先在港的党员周德明接上关系，建立党小组；47年1月，为加强驻港党的力量，又派陈篱香、郑秀宝、高景春去香港，成立党支部。支部成立后，就组织党员利用亲友关系，联系在港的同乡和开明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建立党的活动据点，提供各种方便条件，为以后做好到港同志的联络掩护工作，宣传报道家乡革命斗争实况，组织泉籍华侨和港澳同胞从财力、物力支援家乡游击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泉州中心县委岭兜会议及其后几个月的活动，为游击战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准备。1947年2月，经闽浙赣区党委批准，闽中地委委员许集美兼任泉州中心县委书记，委员有郑家玄、黄竹禄、朱义斌、郑种植、施能鹤、王经贤。中心县委辖晋江、晋南同、安南永、惠安、泉州、厦门和香港等地党组织，各县区工委也先后健全了组织，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 二、攻打安海的部署 1947年2月，我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从3月开始，抽调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随着内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用于作战的兵力减少，军费开支猛增，于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征兵、征粮、征税，疯狂掠夺人民的财产，致使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工人失业，无法生活；灾害频繁，农村经济急剧衰退，饥民遍地；物价飞涨，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人们食不果腹。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内战，横征暴敛，深恶痛绝，怨声载道。因而在城市，以学生为先锋的各阶层人民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征税的求生存斗争也广泛展开。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了武装起义。 为了支持陕北、山东解放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声援台湾“2·28”起义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党中央和华中分局多次发出关于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目前蒋管区后方甚为空虚，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并无正规军，……因此，在蒋管区发动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与时间是完全具有的。”要求“选择一、二个敌我力量对比与地形条件对我有利及群众斗争成熟地区，进行周密布置，发动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未成熟地区应当耐心进行必要的准备。”闽浙赣区党委《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中提出“将过去隐蔽分散的斗争方针改为公开进行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求闽中党组织“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地方，发动公开武装斗争，扩大政治影响，吸引敌人，配合闽北、闽东北建立游击根据地”。据此，闽中地委在闽侯尚干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和区党委指示精神，分析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研究部署以福清的龙田、高山为中心，举行福(清)长(乐)平(潭)武装暴动。同时要求莆田县委抓紧组织地方武装，配合暴动，准备发动游击战争。3月上旬，地委又在长乐玉田黄居里召集泉州中心县委全体成员：许集美、郑家玄、黄竹禄、朱义斌、郑种植、施能鹤、王经贤以及颜嘉祥等人开会，贯彻尚干会议精神，研究在泉州选择一个“经济比较繁荣的地方”举行武装暴动问题。泉州中心县委的同志提出“攻打安海”的方案。其有利条件：一、群众基础比较好。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就在安海内坑一带活动，特别是1946年10月岭兜会议后，中心县委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已扩展到安海内坑附近的30多个村庄，后山、后桥、上岭、前山、张坑、后厝等村已是比较巩固的掩蔽据点。安海镇内有党的组织作内线，能随时掌握情况；二、安海镇内国民党武装力量较为薄弱，便于乘虚而入，打进镇公所、警察所、银行和邮政局能够搞到枪和钱，补充游击队的需要；三、安海是晋南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侨区，旅居港澳和海外乡亲多，攻打安海对港澳和东南亚颇有影响；四、安海地处福建沿海水陆交通要道，攻打安海等于在福建敌人的后院点火，既可以壮大游击战争的声势，又可以牵制敌人兵力，支持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我还汇报已同闽西南党组织打通关系。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认为这对整个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发展有重要意义。地委同意“攻打安海”的方案，并决定由泉州中心县委负责领导攻打安海镇，“以扩大影响，牵制敌人，建立游击队，开辟安南永游击根据地，与闽中游击队会合”。黄国璋教育大家要学习张鼎丞当年发动闽西暴动的革命精神，大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反霸和反“三征”，筹粮筹款，进行武装斗争。他还估计攻打安海后，敌人必定反扑，斗争将更加残酷，要求中心县委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党内团结，防止内奸活动，坚持革命气节，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会后除我暂留地委机关，中心县委的其他成员分批返回晋江。3月下旬，黄国璋向我传达区党委福州紧急会议精神和区党委书记曾镜冰3月16日给各地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各地扫清保守思想残余，立即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抽丁、抗征粮和打谷仓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并要我去福清了解和学习龙(田)高(山)暴动的组织工作和经验，加快攻打安海的部署。 三、攻打安海的经过 4月初，泉州中心县委全体成员先后回到机关所在地——晋江内坑后山村，立即进行紧张的工作。一是分头向各县、区工委作关于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报告，传达中央、区党委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指示和闽中地委的部署，教育党员提高革命的自觉性，在思想上从分散隐蔽向公开游击战争的方针转变，以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二是积极筹枪筹款。一方面发动和依靠有组织的基本群众，采取各种办法(有的借贷、卖粮、甚至卖青苗)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同时，针对侨区侨眷中大多数有防盗自卫的枪支子弹的情况，派出侨属党员特别是妇女干部深入侨乡，广交朋友，筹借枪支。还通过香港支部和爱国人士协助募集一些经费及药品；三是组织武装队伍。除抽调晋江、晋南同、安南永工委一部分武装骨干组建游击队外，还动员和组织内坑、安海附近有组织的基本群众参加；四是加强安南永地区的领导。先后派施能鹤、史爱珠、李淑英和郑智民去恢复和开辟安南永山区的工作，准备在攻打安海后，游击队转移到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五是依靠掩蔽在安海镇内的党员和群众摸清安海镇内敌情动态，相机制定攻打安海的计划。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根据安海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中心县委确定攻打安海采取夜间突然袭击、及时撤退的办法。因为在夜间，敌人摸不清我方兵力情况，即使有增援之敌也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参加攻打安海的群众武装也不暴露身份，有利今后继续进行隐蔽斗争。并决定5月11日晚行动。是夜，参加攻打安海的武装队伍从各地汇集到内坑东村埔，共有300多人，其中主力武装180人。具体部署是：成立指挥部，许集美任总指挥，朱义斌、郑种植任副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尚楚、颜嘉祥指挥主力武装主攻安海镇，攻击的目标是安海镇公所、警察所、银行、邮政局等4个单位。另一部由朱义振、蔡文化等组织群众武装负责安海外围破坏公路、桥梁、通讯，狙击来援之敌。出发前，我作了战斗动员，宣布行动计划、攻击目标、纪律，规定联络信号和撤退路线等。随后，队伍预定目标向安海镇进发。总指挥部设在龙山寺旁，由颜嘉祥负责队伍的总联络。 晚上10点，攻打安海的枪声打响了。主攻安海的主力武装分4个队向各自的目标发起进攻。由张尚深率队攻打镇公所，敌人发现首先开火，我方猛烈反击，镇长兰经明及镇警仓惶逃跑；许寿汉、朱清云率队攻打警察所，逼近目的地时，与敌巡逻警相遇，我方主动出击，稍一交火，敌人溃退，跑到海埭躲起来；朱义化率队攻打银行，火烧前门，银行职员从后门逃走；朱永忠率队攻打邮政局，所长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其余人逃跑。在上述战斗中，毙伤少数敌人，我方无一伤亡。 在主力武装攻打安海的同时，由朱义振、蔡文化、林其平、许自然分别率领100多人的群众武装，一部分埋伏在安海近郊风炉角等处，准备狙击来援之敌；另一部份在安海四周东起社店，西到小营岭，南到东石，北至官桥等方圆几十公里的公路上，设立岗哨，破坏公路桥梁，砍断电线杆，剪断电话线，以断绝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联络。此外，组织宣传队，由朱仁修率领进入安海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红军游击队进入安海”、“反对征兵、征粮、征税”、“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有一个卖水果糕饼的小贩，看到大队的游击队，一时害怕，匆忙逃跑，不慎跌倒，所有水果糕饼倒得满地皆是，我们的游击队员看到这情形，赶快帮他捡起来，并向他宣传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是帮助穷人打倒贪官污吏的，叫他安心做生意。他连声说“共产党好！游击队好！” 5月12日凌晨2时，总指挥部吹响了撤退的号令，参战的各路队伍全部安全撤出安海镇及各个埋伏点。 攻打安海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的反响。镇内群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都说昨晚红军游击队几百人攻入安海，专打国民党反动派，爱护平民百姓，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专员于5月12日即下令各县实行宵禁，随时抽查户口；泉州市区还出动装甲车巡逻警戒。5月13日，厦门《江声报》报道：“共产党有男女百余人，以有组织之武装配备，夺劫安海邮政局”、“包围警察所”，“鸣号扫射排枪千余响，火力甚烈”，“并在市内张贴标语，以打倒贪官污吏为题的口号。”同日，《福建日报》刊载消息，说共产党“数十猛，骚扰安海”。该报又于5月17日发表社论，说共产党“骚扰安海”，“从容而来”，“大闹安海各机关，才从容而去”。香港的《华商报》和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导报》均报道“新四军打进安海”的新闻。 四、挺进安南永地区 攻打安海第二天(5月13日)，泉州中心县委开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攻打安海取得了胜利，一方面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威信提高了，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另一方面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很快就会调集军警对安海地区实行“清剿”、镇压。因此，中心县委采取分线作战的办法，由郑家玄、黄竹禄、王经贤以及朱义振、颜嘉祥等人组成留守工作团，在本地区坚持斗争；同时，决定由许集美、朱义斌、郑种植等人组成一支小型精干的武装游击队，挺进安南永地区，以牵制敌人和转移目标，减少敌人对安海地区的摧残，创建游击根据地，迎接闽中游击队。会议还根据闽中地委5月10日来信：“必须立即动员武装干部……参加军区主力部队”的指示，提出要集中一切力量，组建80名左右的武装队伍，与省委(闽中)武装队伍会师。 5月14日晚，由许集美、朱义斌、郑种植率领的游击队计30多人，从晋江内坑后山村出发，当晚到达南安榕桥下坪村，安南永工委书记施能鹤也到下坪村汇合。队伍在这里休整3天，总结攻打安海的经验教训，研究游击队挺进安南永地区的行动计划和安南永工委的任务。会后，施能鹤即到深垵作接应队伍的准备。5月17日，由于坏人告密，国民党南安县自卫队、警察局和官桥、东田驻警等近200人，分三路包围下坪村。敌人占据下坪村对面的山头，向游击队驻地开枪射击，情况危急。但我们分析当时敌我形势，决定不采取就地防守的办法，而是趁敌人包围圈尚未合拢之际，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向格岭山转移，突出包围圈，甩开敌人，让敌人扑空。 游击队突围后，白天掩蔽在格岭山密林深处，夜间向凤巢、罗山进发。由于黑夜行军，又下大雨，山洪暴发，道路被冲断，向导林花迷失方向，把队伍带到牛寨村。这个村是个土匪窝，情况复杂，我们又无工作关系，不敢停留，队伍急速转向另一个方向前进，走了一段路，在迷雾中发现前面隐约有一个村落，经问向导，知道这个村叫芹菜坪，只有10来户人家，过去没有工作关系，也没有熟悉的群众。怎么办？那时天快亮了，如果队伍不能在天亮前隐蔽起来，我们行动就全部暴露，队伍就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采取断然措施，利用村民还未起床之前，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对进出村的各条路进行严密封锁，不让村民外出，然后派干部进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请乡亲们帮助做好掩蔽。经过宣传教育，群众消除了顾虑，不仅主动站岗放哨，还帮助游击队买米做饭、做菜、洗衣服，打听国民党的消息。游击队在这里住了3天，于5月20日黄昏告别乡亲，向墩坂的崎山边进发。行军中，细雨不断，路陡苔滑，下半夜抵达溪边，溪水猛涨，岸边没有船只，无法渡过对岸，天已快亮，我强泅过溪，找到一条木船，将队伍分批安全渡过，并于天亮前急行军到达崎山边地下党员吴子忠家。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队伍乔装打扮，三五人一组，继续上路，渡过西溪，再走一天，经过小眉、大眉等地，到达南安县金陶乡的深垵石笋，与施能鹤、史爱珠、李淑英、王朝阳等人会合。深垵石笋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南永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施能鹤等人来后，依靠老革命群众，很快打开局面，建立了一个隐蔽的据点，使游击队有落脚的地方。游击队在这里住了3天，听了安南永工委的工作汇报，讨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布置攻打国民党乡公所和破仓分粮的任务。 5月24日中午，游击队得到情报，国民党保安总队一个中队和安溪、南安县武装警察、自卫队以及金陶、诗山、码头等乡镇的反动武装计1000余人，兵分七八路从金陶、诗山、码头等地向游击队的驻地包抄过来。游击队迅速转到靠近安溪边界的观音尖山，占据最高山头，摆开阵势，准备迎敌。就在这时，我到最高点观察敌情，只见几路敌军来势凶猛，对我游击队阵地呈四面包围之势，情况危急，但尚有一条小路未被敌人封锁，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和突围的准备，决定随队行动的病号施能鹤、李淑英、高景春、郑秀治等人，由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王朝阳带路，向安溪坪殊方向急速转移。施能鹤等人下山后，南安方向来敌已向我阵地逼近，安溪方向来敌已向我阵地开枪，游击队处于四面被包围之中。这时，我第二次带游击队员叶简到最高点观察敌情，发现从安溪镇抚乡龙潭庙方向来的一支敌军约50多人，从穿着及行动判断是自卫队。这是敌军的薄弱点。为了及早甩开敌人，毅然决定从龙潭庙突围。游击队居高临下，像猛虎下山，冲向敌群，敌人仓惶逃窜，溃不成军。在战斗中，俘虏敌队长1人，缴获驳壳枪1支，游击队全部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深垵石笋突围后，游击队翻过几个山头，转移到王朝阳家乡附近的山头上，那时天已黑队伍中午没有吃饭，又经过反复冲杀，肚子很饿，我派当地干部王李去村里找老群众做饭，过一段时间，革命老群众王屋挑了一担香喷喷的白米饭来给游击队吃。他告诉我，村里已驻进敌人，你们快吃快走。今天我还能做饭给你们吃，明天我恐怕会被敌人抓去杀掉。当时我听了还觉得言重了。但为了预防万一，我要他注意隐蔽。可万万没有料到，后来我听说王屋同志第二天就被敌人抓去杀害了。这么好的同志，在游击队危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竟然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革命精神，怎不令人肃然起敬，毕生难忘。 游击队吃饭后，我和朱义斌、郑种植紧急商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减少游击队行动的目标，决定分两路活动。一路由我带领游击队骨干张尚楚、张水镜、王水法等人，坚持在安南永地区开展斗争，迎接闽中游击纵队；一路由朱义斌、郑种植带领冲出敌人的包围，返回晋南同游击区。队伍分开后，我们这一路转到深垵垱溪山上草皮寨附近的一个大山洞掩蔽，依靠当地干部和基本群众利用夜间和拂晓给我们送水送饭及通报敌情。据当地的同志侦察，敌人在深垵抓不到游击队，仍不死心，策划大规模搜山“围剿”，派重兵约800人驻扎在这一带山区的各村庄，并在各条山路的出入口设有很多岗哨，严密监视来往行人。根据这一情况，我们感到再坚持下去就有可能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所以决定转移。我们换上当地干部叶文洪准备的土布衣服及砍柴工具，打扮成砍柴农民，挑着柴火趁天黑顺着山沟往外走，摆脱敌人的包围，于5月26日到达永春桂地村党员林金妙家，设法与闽中游击队取得联系。朱义斌、郑种植带领的游击队，除有几位是本地人就地分散回家乡隐蔽外，尚有15人，因随身携带冲锋枪、步枪、手榴弹，目标大，白天不能行动，只能夜间突围。游击队了解到，夜间敌人怕游击队摸岗哨，而把岗哨设在村中屋顶上，不时用手电四下照射，监视游击队的行动。因此，游击队决定利用夜间下着细雨的漆黑天，由当地干部叶燕包带路，连夜突破敌人山道的封锁线。队伍到达高田村时，一个接一个巧妙地从敌人岗哨下的小巷穿过去，终于顺利地冲出敌人的大包围圈，安全返回晋南同游击区，等候与闽中游击纵队会合。另外，从观音山下来的施能鹤等4人，由王朝阳带路，也冲出敌人的包围。后来他们又分两路行动，一路是施能鹤和郑秀治，他俩到达安溪县的溪口村，住在一群众家时，因不知这家群众早已自新，结果被捕(施能鹤在狱中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48年6月28日夜，泉州中心县委组织武工队成功地进行“泉州劫狱”，营救施能鹤等同志出狱；郑秀治因未暴露身份，不久保释)。另一路是王朝阳、高景春、李淑英，化装成老百姓，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安全脱险，于5月27日到达永春桂地与我们会合。随后我们转到南安诗山、码头一带活动。6月24日泉州中心县委获知黄国璋、林汝楠、罗迎祥率领的闽中游击纵队已到达南安五台山，与高祖武、毛票率领的仙南永游击队会合，朱义斌、郑种植立即通知我并率领游击队计36人，连夜行军于6月26日到达南安八都山与闽中游击纵队会师。纵队领导决定把仙南永游击队和晋南永游击队编入纵队，组成闽中游击纵队直属支队(也叫戴云纵队直属支队)。 五、“五县壮丁大同盟”的活动 攻打安海、转战安南永德第一系列公开的游击战争，给国民党反动派很大打击。国民党福建省第四行政区新任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拱北，竭力奉行“戡乱总动员令”，一方面加紧军事镇压，在安海设置“晋南同边区剿匪联防办事处”，派常驻泉州的省保安总队一营营长吴玉璞任主任，在晋江、永春等县成立“戡乱委员会”，调集保安总队及各县反动武装，在我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反复进行“清剿”、搜捕，杀害我游击队员和基本群众；另一方面，加紧征兵、征粮、征税，尽力搜刮一切可能搜刮的人力财力，继续进行内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泉州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继续发动群众开展以反征兵为主要内容的求生存斗争；组织小型灵活的武工队，打击地方反动分子；同时建立分散的活动据点，发展党与群众组织，粉碎敌人的“清剿”阴谋。 开展以反征兵为主要内容的求生存斗争。国民党的“三征”，在农村对广大群众危害最大的是抽丁。一些乡、镇、保长趁机敲榨勒索，往往一个适龄青年要出钱雇替壮丁二、三次，最后还是本人被抓走，弄得家破人亡，群众对此恨之入骨，因而纷纷自发组织“次子会”，反抗国民党的抓丁。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正是根据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和广大群众抗丁的迫切要求，从反征兵入手，发动群众开展求生存斗争，发起组织“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壮丁大同盟”，并发表了由郑家玄同志起草的第一号宣言，深刻揭露国民党强抽壮丁的罪恶。宣言指出：“出征壮丁未能解甲归田，壮丁家属生活无靠。骨肉离散，家园破碎，至为悲惨。我们要向政府讨人、讨债”。“为抗战而死，死的光荣，为内战而死，死不甘心”。宣言警告：“反动分子如不识好歹，甘与人民为敌，决心以最严厉手段对付，决不姑息”。宣言最后号召：“被压迫的壮丁，我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同盟，共同奋斗”。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还以“壮丁大同盟”的名义，把宣言大量印成传单，在各地广泛张贴、散发。也把宣言寄给国民党乡、镇、保长等人，警告他们不要与人民为敌，进行分化瓦解。宣言对广大群众起着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各地群众纷纷响应，积极加盟。晋江县的康乐、沙塘乡报名参加“壮丁大同盟”的近千人，仅英墩村就有200人。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征兵，打击和牵制了敌人，配合戴云山的战斗。7月底和8月中旬，朱义斌、许集美和郑种植等人先后突围脱险回到泉州中心县委机关内坑后山村，领导力量加强了，中心县委继续运用“壮丁大同盟”的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抗丁活动。英墩支部通过“壮丁大同盟”，实行“组织群众，集体行动，敌人来村，集体逃避，有人被抓，协力抢出”的抗丁办法；有些地方采取集体立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反抽丁”的誓言，制定盟约，抽丁期一到，青壮年就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块“看山”、“守更”，随时随地都可以集体抗丁；有的地方则采取抗、跑、抢、拖等软抗征方式，对付国民党的“三征”队；有的乡村，男女老少齐发动，看见征兵队走近村庄，便自觉大声呼喊报信，因而敌人未进村，壮丁早已躲开。晋江沿海侨区，为了防匪盗，各村均组织有“看护队”、“巡逻队”、“看更队”，所在的党组织或“壮丁大同盟”，就把这些看家护院的自卫武装组织起来，成为护乡自卫队进行抗丁活动，如遇壮丁被抓，就依靠武装抢回来。晋江灵山区工委就是用这个办法，从乡公所抢出12名被抓的壮丁。 泉州中心县委还从戴云山战斗中吸取经验教训，更有意识地根据平原、沿海、山地、侨区的特点，组织了小型灵活的武工队打击敌人，支持群众性的生存斗争。他们开列100多名替国民党政府抽丁、征粮、征税的乡、镇、保长和地方恶势力的名单，分别发给警告信，要他们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同时组织出动武工队，镇压为非作歹的反动乡镇保长和地头蛇，坚决拔掉敌人安插在农村基层的坐探和钉子。如8月21日晚，晋江县工委组织的武工队配合科任支部，枪决在“科任事件”中带领国民党军警特务围捕我闽中游击队的国民党自卫队中队长张宜发等人，为“科任事件”死难的烈士报仇；9月3日，中心县委派武工队在安海镇枪杀气焰嚣张，扬言要在3个月内逮捕泉州共产党领导人的国民党晋江县“戡乱委员会”主席许文波。这些神出鬼没的行动，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使国民党中极端反动分子防不胜防，惶惶不可终日。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9月10日凌晨，安海联防保安队三个中队分三路“围剿”我革命基点村科任村、桥头村和中心县委机关所在地内坑后山村，抓不到许集美、朱义斌、林萱等人，就抓去许集美的父亲和侄儿许自强、林萱的父亲、朱义振的母亲、朱义物的父亲和哥哥，把他们关押在安海国民党军队的住处。不久又去围剿上岭村要抓朱永中。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围剿”，中心县委一方面做好老革命基点村党和群众组织的巩固工作，一方面开辟和建立分散的活动据点，发展党与群众组织。派郑家玄、朱义振、蔡文化等人去南安四都、晋北河市马甲一带协助吴序阳、吴秀琼、倪章屿、王惠玑等人开展工作，建立隐蔽根据地；派黄竹禄、傅维葵等人去南安开辟美林、金陶、诗山、缺塘等活动据点；派王经贤去惠安，协助惠安县工委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反“三征”筹备武装，在港乾、前林、东园等发展一批农民骨干入党，建立据点；还有晋南同工委在同安、金门、南安南部的石井、安溪的新康、长泰的林墩和清洋，海澄的海沧等地开展工作，建立据点。因而尽管敌人的反复“清剿”，泉州中心县委的活动地区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不幸的是，由于坏人的告密，郑家玄、黄竹禄同志于1947年11月7日在金陶岭后村温后小学和缺塘村被捕，1948年7月12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莆田，泉州中心县委失去了两位领导同志，党员、干部、群众都十分悲痛，他们在泉州地区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业绩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六、发动游击战争的体会 攻打安海取得了胜利，基本上完成上级交给的“扩大影响，牵制敌人，建立游击队，到安、南、永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与闽中游击队会合”的任务，得到闽浙赣区党委的肯定，认为这次斗争，从实际出发，符合游击战争的原则，是正确的。也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第一，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全国内战爆发后，针对蒋介石实行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严重情势，党中央作出英明决策，要求南方各省广泛开展反抽丁、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开展爱国游击战争。泉州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区党委的指示，领导群众武装攻打晋江重镇安海。虽然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又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未能完成预定的缴枪筹款的任务。但是攻打安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是泉州党组织从分散隐蔽向公开游击战争转变的历史转折，是领导群众武装公开进行游击战争的一次重大实践，不但使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惊呼共产党已入侵沿海城镇，甚至香港、菲律宾的报纸、刊物也指导新四军已打到安海来了，扩大了党在广大群众以及海外侨胞中的政治影响。攻打安海后我们建立了一支小型精干的武装游击队，转战安南永地区，承担了牵制敌人、支持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完成了与闽中游击纵队会师的任务。 第二，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例如攻打安海，我们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夜间突袭，迅速撤离”的战术取得了胜利，震慑了敌人，又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避免了当地群众受摧残。转战安南永地区，我们在深垵石笋，面对国民党保安总队等反动武装1000余人的重重包围，情况虽然危急，但我们沉着机智，先是在敌人包围圈未形成之时，组织非战斗人员迅速转移，后又“选择敌军的薄弱点，”居高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群，打跨敌人，活捉敌队长，冲出重围。这既不是与强敌拼消耗、打硬仗，又摆脱了敌人的包围。还有采用“捉迷藏”的方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跟游击队爬山头、穿树林，甩掉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第三，在斗争中摸索出一条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办法和经验。泉州地区大部份是平原，交通方便，无险可守，无林可蔽。在这样的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必须与群众求生存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全力支持。攻打安海和挺进安南永后，面对敌人“清剿”和抓捕，白色恐怖笼罩泉州大地的情况下，我们从反对征兵入手，发动群众求生存斗争，创造性地发起组织“晋南惠同安五县壮丁大同盟”，发布第一号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强抽壮丁的罪行，号召“被压迫的壮丁，加入同盟，共同奋斗”(这个宣言被中央军事博物馆收藏展览)。“壮丁大同盟”是从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出发，反映了当时群众抗丁的迫切要求。为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是团结群众求生存斗争好的组织形式，因而很快形成广泛群众性反“三征”求生存的斗争热潮。我们党在反“三征”的斗争中，注意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同时组织武工队，严厉镇压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地主恶霸，铲除蒋根，反过来又支持了群众性反“三征”求生存斗争的深入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武装游击队，扩大了武装队伍，培养了军事骨干，锻炼了干部，开辟了新区，为以后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摧毁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巩固游击根据地，夺取革命胜利打下了基础。 在过去革命斗争年代，许多革命先烈，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老根据地革命群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崇敬。要使我们的年青一代了解革命的历史，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懂得创业的艰辛，十分珍惜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