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香港影评人李石的名字，人们很赏识。他是香港《文汇报》高级编辑。许多人还不知道他是一位由“书瘾”、“稿热”、“电影迷”的“自修生”到高级编辑的成功历程。 李石，原名李国咸。除乡亲和一些熟人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这名字，只知道他叫李石。他的名片也写李石，不叫李国咸。 李国咸的“咸”字，在粤语中，“咸”是“咸湿”、“咸虫”之意，很不好听，他很难为情。六十年代中期，国咸加入《青年乐园》周报工作，同事们代他取李石名字。“石”，表示“坚硬”，是有意志、有毅力之意。不过，家乡人仍然叫李国咸。 李国咸，原籍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石圳村人，毕业于石圳村成美小学，是校里品学兼优学生，被保送进入金井华侨中学(现晋江职业中学)念书。刚读一年级，经批准他往香港与母亲团聚，等待他还不认识的父亲由菲律宾来香港会面。可是事与愿违，直至父亲在菲逝世，父子尚不相识。 1962年，国咸到香港，生活只靠母亲做手工活的微薄收入维持，再没能力让他念书了。更没想到，家乡大嫂不久逝世，母亲悲伤回乡。他单独留住香港，在堂叔的杂货店里当送货员。这是李国咸14岁时的第一份工作。30多年前的往事，如今他记忆犹新。 所谓送货员，其实是打杂工。杂货店的杂务繁多，单是顾客购物，来个电话，柴米油盐醋等物，得由伙计远近送到。为了做得称职，不被“炒鱿鱼”，本是小学生年龄的李国咸，开始踩电单车送货。那时候，他年少个子小，只好踮起脚尖，多次摔伤，受伤流血，伤痕累累。好多次为闪避汽车，体力不足，单车翻倒，干的、湿的、流质的货物混在一起。更不幸的是有一次送货，单车被人偷走了，老板几次扳着脸孔，骂了又骂。那时，他从中午到夜晚，哭着找遍大半个港岛的大街小巷，结果失望而归。 当送货员期间，李国咸见识了方方面面的事物和人物。遇过小流氓、骗子；碰上恶汉和骄横的富翁；接触了坠落、不羁的年轻人……丰富了生活经历，见识了社会世道，留下了翔实素材。 温室里培养不出壮苗。李国咸在艰辛的生活环境中，经风雨，见世面。他说：“我到香港，一无所有，唯一拥有的是一点自爱和做事尚可坚持，持之以恒，这是做人的一种财富。”也许这是他自学取得成果的精神支柱。 李国咸没有条件继续上学念书，但杂货店有许多过时的报纸，他利用工余时间，认真地翻阅旧报纸。还在市面上购买《儿童报》、《少年报》来阅读。他总是一遍又一遍一字不漏地读，不懂就问，直至明理，熟练会讲，提高读讲能力。 在香港报上，李国咸看到少年儿童习作，产生写文章的冲动。第一篇稿子，他写《小幽默》一小短文投到《儿童报》去，被采用了。他高兴得跳起来。后来，看到别人写学校生活感受，就尝试。别的小朋友都署上学校的名称、学生姓名，而他呢？则用“自修生”，另取了笔名。他经历多，感受深，内容真实、生动，有写不完的素材，所以，刊登稿数，比在校学生更多更好。报社编辑对他印象很好。 值得李国咸高兴的，就是报上有位“张方能老师”，对作者每篇文章都写评语，指出优点、缺点与不足。他很喜欢、很尊敬这位“张老师”。 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位“张方能老师”被这位没见过面的“自修生”感动了。有一次，他在给李国咸小朋友的信中说：“……你生活很特别，你很聪明，你过早失学很可惜。但你的好学和恒心很感人。事实，学校并不是学习唯一的阵地，今后收到你的文章，没能刊登的，我一定给你批改后寄回。”慈母般的语言，对一个“自修生”的心灵有多大的慰藉和鼓励！ 30多年后的今天，李国咸老是想起那位没有见过面的、谆谆善导的“张方能老师”对他的关心和教导。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国咸从杂货店转到塑胶厂当杂工，又转纱厂当工人。后者这家美(国)资大工厂吸引他之处，就是工人工余时间，可免费学习英语。其实，那是骗人的招工术。几个月后，他辞工转到一家胶袋厂，通宵达旦守看热锅炉。 随着年龄长大，李国咸转看《青年周报》，还给《新晚报》写信求教写作方法。他依照指导自学，并写稿投送。 李国咸对电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胶袋厂上夜班，白天到戏院看早场电影，一些旧片票价特别便宜，许多西洋经典之作，他都在早场补看到了，为写影评积聚了丰富材料。 也许是精神的感染吧，《青年乐园》编辑约见李国咸，一见面则说：“小李，你双眼布满红丝，严重睡眠不足。你要注意健康，今后请多给我报写稿。”并约了他写胶袋厂的产品与技术、塑料工人的生活等稿件。编辑再次约见时，邀他转工《青年乐园》。李国咸看见报社有大量的报刊、杂志、书籍，似游泳者见到清澈的湖泊，纵身畅游。他在这家“乐园”，既当杂工，又当记者。外出采访，使写作能力得到不断的提高。 七十年代末，《青年乐园》关闭，李国咸转到《伴侣》综合杂志社采稿。两年后“杂志”也关闭了，在文化圈内他一时找不到工作，转工去送牛乳，工作虽然卑微，但他觉得这是另一种经历，可积累另一种写作素材。 无论做什么职业，或转到任何环境，李国咸始终坚持自修，坚持写稿，手不离书本，即使等电梯、乘汽车、坐轮船，随时把书拿出，看它三两页或十行八行；到了晚上夜阑人静，则多看些理论性、艺术性的书本。经常为了弄通一个问题，找来许多书本、杂志或剪报资料参考。 李国咸喜欢买书。他说虽然称不上“坐拥书城”，至少也可称上“与书共眠”。在他送牛乳的时期，睡的只是两块床板，但这“床”的底下，就塞满了密不透风的大包小包的书本；“床”的席下，用书铺出三寸厚的“床褥”；同时在贴墙的床板，再整齐地叠起一堵“书墙”，那是经常翻阅参考的书籍。 “大丈夫睡上这张书床，能屈能伸，每晚都得小心翼翼，生怕把书墙踏翻，但是乐趣都在其中。”他自嘲，却很有苦中作乐的满足感。 阅书、看电影、创作的坚持，李国咸真正做到“废寝忘食”。工余除了看书，就往戏院里钻，一连看了两三场电影是经常的事。买戏票的钱省不了，饭却可随便了，许多时候，他买了两个面包，带进戏院边啃边看就是一餐。 电影是香港的主要娱乐，电影最蓬勃的时期，戏院多达一百三十多间。除了香港电影，还有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影片，每年公映影片几百部。因此，报章、杂志都有电影的评介和指南，写电影评论文章成了李国咸的奋斗目标。 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要评论一部电影，李国咸就努力学习电影摄制理论和理解电影表现手法，以及创作的背景，同时要尽可能地熟悉音乐、剧本、造型艺术、演技等方面知识，以进行研究、探索，评论一部电影的优劣，给观众提出一些启发性的意见。 他说，虽说电影是娱乐产品，但每部电影都有编导的创作意图，大多数电影表面拍得热闹刺激、逗人欢喜、娱乐性丰富，但不少电影意识糟糕、道德败坏，例如美化黑社会、赞美流氓杀手。评论这类电影，特别花时间，但却迫使李国咸带着“问题”去寻求答案，提出比较客观的观点，这也是学习过程。知识，就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来。 长期以来，李国咸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如果说八个小时，才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但他对学习的自我要求，只好在有限的时间中，向睡眠里头“借用”了。 七十年代初期，李国咸开始向《大公报》、《新晚报》投稿影评，都被刊用了。《新晚报》辟了“影话”专栏，由他每天评述新上映影片。20年前，他加入香港《文汇报》当记者，也开始在《文汇报》写影评。后来，除了在一些报纸写杂文，《华侨日报》、《商报》也向他约稿写电影评论。他先后用了马驰、杨翼、石平、陆一平、夏江野、骆毅等笔名，发表了许许多多电影评论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而在报馆负责的版面工作编排也获得好评，则被提升为娱乐版高级编辑。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李国咸谦虚地说：“我当然不是什么成功的人士，但我得感谢我的太太，她是我的左右手。” 1975年，李国咸回乡同晋江市金井镇山苏(后寮)村村民施英黎结婚，李太太申请到香港之后，家务及照顾两个小孩全落在她身上。太太对丈夫的饮食起居特别留意，丈夫写稿，她给他冲茶、泡咖啡。她深知，丈夫为了准时交稿往往饭都扒不上两口，因此，特地准备简单的饭菜，让他边吃、边思考、边写稿。 李太太更知道丈夫睡眠严重不足，一有机会上床便沉睡，为了让他多睡几分钟，总是到了非起床不可的时候，才像闹钟似的叫丈夫起床。 在还没有传真机的年代，李太太便充当了送稿员，把丈夫通宵或上班之前写出的稿件，分别送到报馆去。许多时候，她带了两个小孩，一个抱，一个牵，挤上拥挤的公共汽车去送稿。 这些年来，李国咸写的评论文章数千篇几百万个字，他觉得这种意识形态的工作很有意义，然而，当《文汇报》提升他为高级编辑的时候，一位主任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愧不敢当。创作是没有止境的，我只是从一个人的责任心去要求自己。” 现在，李国咸一家四口人，生活过得幸福美满。他用几十年的稿费收入和工资节余，买了一层楼，生活安定下来了。大儿子读香港大学，二儿子是大学预科生，小家庭的温馨让他们很感安慰。 199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