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祖贤(1913－1990年)晋江龙湖衙口人。清·靖海候施琅将军的后人，其父施健庵有文声于世。他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严格的语文训练，后来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再转菲律宾大学念新闻学系。在求学和以后工作中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到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侨乡的同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施祖贤有较长的时期居住于福州、上海、苏州，他敏而好学，记忆力好，稍学即会，所以能说多种中国方言，包括福州话、闽南话、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还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普通话更流利。因学习与职业的关系，他还学会英语、日语和马来亚语。因此，他被誉为东南亚传播界中有数的语言天才之一。 施祖贤虽然毕业于上海的名牌大学，但当时中国的工农业落后、商业不发达，大学毕业即失业，欲谋求一份可使生活安定的职业十分不容易，加上当时乡亲赴东南亚谋生成风，他也就出国寻求出路。菲律宾虽然给他以新闻学的启蒙知识，却不能给他一份好职业。施祖贤于三十年代中又转赴新加坡，获得亲友介绍进入《星洲日报》社。初期在编辑部的翻译组工作，后转到广告部，不久晋升为广告部经理而至业务部总经理，前后服务了两年余。《星洲日报》是三四十年代至今一直风行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甚至印尼、菲律宾部分地区的华人社会中的侨报，销路很广，影响很大。在编辑部他与胡愈之、郁达夫、俞颂华、林霭民等，过往甚密，有一年他过生日，上述诸家及徐悲鸿等书画家为他合写了一本集诗画大成的贺寿册页相赠。后来，施祖贤被聘为“星洲电台中文节目部”总主持。 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已侵占香港，新加坡的华侨，热情地投入抗日保家运动中。施祖贤、郁达夫等都是新加坡抗日运动的中坚份子，为组织及宣传工作而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所长。二月，日军攻占新加坡，他俩人逃到印尼雅加达，后来祖贤率队逃到印度，受聘于当时的英政府主办的全印度国际广播电台，负责主持电台中文节目部的主要工作；郁达夫则在印尼巴爷公务居留，后被日军杀害。 当时英国政府十分岐视和敌视中国人，施祖贤既以语言天才得到印度的“英国全印度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台节目主持的工作，也因他有语言天才而引起英国情报局的猜忌，曾一度怀疑他是受过特别训练的情报人员，在广播时向华人灌输不同政见。后来几经审查，水落石出，弄清真相，使他得以安心在电台工作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战后，他回新加坡广播电台从事了一段长达20年的广播工作，担任中文广播电台的主持。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又受聘《南洋商报》总编辑，《角度》月刊创办人。 1969年，施祖贤当上“星岛报业系统”总编辑。1974年，当时的香港《无线电视》和《南华早报》有意合办一份中文报纸，觉得施先生是主理这项目的最佳人选，于是重金礼聘他到“香港无线电视有限公司”工作。可是，不久“无线电视”的董事总经理、祖贤的知己余经伟因病逝世，办报计划搁置，他遂转到《香港电视》周刊任总编辑，兼任“博益出版社”高级顾问，实际上是领导“香港无线电视有限公司”辖下的出版工作。这期间，他努力发掘有潜质的写作人才，培养了不少年青的作者，使“博益出版社”能大量出版单行本，慢慢地成为香港的一大出版机构，至今出书几千种。 施祖贤的政论文章写得很好。早在20年前，英人称霸、白人独大而万马齐喑、英人专政的时局，他敢在《南华早报》长年发表时评，批评执政者之对国家民族的岐视与无视人权，呼吁市民起而抗争。这种作为在现在看来是小事一桩，可是在当年是要冒着政治迫害、被驱逐出境或囚监的危险的，但他是个智勇俱全不怕邪的人。 中英政府在关于香港“九七”回归谈判时，香港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施祖贤以“香港协进会”副主席的身份，不断参加社团活动，写文章发表演说，呼吁港人对谈判和香港发展前途抱积极态度。他一再阐述“中英双方会运用巧妙的外交方法，解决香港的主权与治权问题”、“自由民主制度与廉洁政治，是香港继续繁荣和安定的重要保证”、“现行法律制度应尽可能保持，这样，香港市民和外围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才会有信心”、“九七年后的香港繁荣安定，首重维持现行司法与议会制度”、“港人治港必须落实，法治的现状不变始能稳定信心”……这都是市民们的心声，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港人意向所在。这些警语可说明施先生的真知灼见。 施祖贤关心社会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他还是香港“北区扶轮社”的创社社长，“香港施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兼副董事长。著有《广播纵横》、《传播研究》等书。 1998年重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