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对华侨史的调查征集，研究编篡、十分重视，这是一件可喜的大事。 一部光荣的华侨史，对于贯彻落实侨务政策、调动广大侨胞和侨眷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作为归侨和侨务工作者的一员，有责任为华侨史提供点滴线索。 我过去是旅居菲律滨怡朗的。这里虽非首府、却是有代表性的城市。最近我阅读怡朗的一家华文报纸，其中一则新闻报导说，一九八一年美国出版一部关于怡朗华人的专著、书名：CHINESE MERCHANT FAMILIES IN ILOILO译为“怡朗的华人商家”。作者是美国人JOH NT OMOHUNDRO。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作为垊尼拉亚典耀大学的研究生，特地在怡朗生活了十八个月，进行华侨情况的研究。该书第一章，作者在阐明他之所以选择怡朗华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怡朗是垊尼拉以外，地区最大、历史最久、商业最活动……的华人社会之一，另方面由于菲律滨华人的同一性，许多我将得出的，关于商业活动、家庭生活……及其他等等的结论，对垊尼拉、纳卯、宿务、三宝颜及其他菲律滨城市的华人，同样是适应的”。可见作者想通过怡朗，透视全菲的华人社会。一位外国人，对华侨史，尤其是怡朗的华人史，那样重视。我是怡朗的归侨，当然更义不容辞。 然而我应该提供那些线索呢？华侨的爱国史是华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怡朗华侨和其他地方的华侨一样，他们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感。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注视着国内的每一政治事件和对外的关系，每当出现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他们无不挺身而出，给祖国有力的支援。正如我在前面提过的那家华文报，在题为“辛亥革命后至孙中山逝世，菲律滨华侨对中国政治的反应”一文中所阐述“……在民国成立后，一九一一年新的政府代表，访问了这个城市之后，遂即成立“怡朗中华国民公会”，在财政上资助了共和国，他们还选代表参加第一次南京议会，和一九一二年在北京召开的参议员选举。一九一四年孙中山派李济深到怡朗，又以阅报书社的形式组织“中华革命党”。……新成立的共和国受到帝俄的威胁。一九一二年八月“俄蒙协约”签订，菲律滨华侨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垊尼拉决定筹集一“大笔战费”。并将以人力支助，又决定采纳一个根据市民每一阶层收入能力的捐献标准。怡朗在一次三小时的集会上，华侨保证每月捐款一万五千元，直至在对俄斗争中，中国取得最后胜利时为止。接着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他们认为“抵制日货是遏制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好方法，因为中国人消费日本出口的制成品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一运动由四十三个社团组成的“救国社”为核心领导。华侨又为此而涌跃捐款，还准备组织敢死队回国对日作战……”。然而，我真正要提供的，是我亲历其境或参与其事的史实，我将尽记忆所及，陆续回忆，下面是我回忆“怡朗华侨救亡会”的若干情况。 “怡朗华侨救亡会”(以下简称救亡会)，是菲律滨最早的抗日救亡组织。成立于一九三六年，正式会员一百三十多人，在仅有三千多华侨的怡朗市、算是一支相当的力量。 “救亡会”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筹备和斗争过程。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壮大了自己的组织，推动了全菲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不少有觉悟，有血气的青年会员，在侨居地拿起武器，参加到抗日斗争的前列，更多的会员踏上抗日的征途，投奔祖国抗日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以后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浴血奋战沙场，为民族解放斗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有的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了，保存下来的，一直在不同战线上，担负重要职务，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值得追忆。 (一)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入侵我国东北大片领土之后，又调重兵威胁平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血腥镇压。 海外孤儿，身居异乡，心系祖国的兴亡盛衰，在此国难当头，我们旅居怡朗的一些华侨青年店员和进步教员，为了探索祖国的前途，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经常聚集在一起，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上海出版的《世界知识》，漫谈讨论祖国的形势，获得了不少教益和启发，奠定了后来组织“救亡会”的思想基础。随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进一步暴露，关心祖国的命运的华侨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聚会也随之而扩大了。大家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团体，来推动华侨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在一九三五年就正式成立了“怡朗华侨救亡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并推选我担任“等委会”主席。 “筹委会”一旦成立，立即发表宣言，公诸于众。宣言表达了爱国华侨抗日救亡的心愿和呼声，震动了整个华侨界，给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头一捧，揭开了菲律滨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但也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励志社”和社会上反动势力的打击。当时社会上的群团组织：代表上层的“中华商会”，部分人也站在他们那一边。代表下层的“平民社”，海萍社”、“协义社”则被黑社会(俗称歹狗)所控制，或已被国民党所撑握。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力量非常单薄，新生的“筹委会”面临着严竣的考验。但我们并不觉得孤立，因为大家深信自己的组织是为正义而工作的，是代表所有爱国华侨的意愿，随着形势的发展，多数人是会站到我们这边来的，而且我们的会员，有的在国内已经参加过革命斗争(如张幼廷，蔡振声参加过南安县岭兜农民起义)，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斗争经验，因此对工作也是很有信心的。在筹备过程中我们主要开展下列几项工作： 1.在侨居地，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凡是共产党都是坏人，国民党才是正统，尤其是华侨界的上层更甚。“励志社”就是利用华侨的这一传统观念，大肆叫嚣，造谣中伤、污蔑我们是“赤匪”宣传，“赤匪”活动，企图达到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从舆论斗争着手，和他们开展坚决的斗争，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正义才能伸张。 于是我们就开始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号召抗日救亡，宣传祖国形势，揭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特务组织的造谣中伤，当时经常刊载我们文章的有发行全菲的《华侨商报》(会员张幼廷在国内战地也直接发稿件给该报刊登)，《新闻日报》有时也刊登。但各家报纸对我们的稿件都有限制和选择。因此，大家认为必须有自己的刊物。那时我们的成员如陈曲水、郑士美、李烈等，以及“华侨商校”的进步教员，都是有见识，有学问，能写作的年轻人，大家都相信用我们生动活泼的体裁，通俗的语言，代表时代的思想，一定能战胜“励志社”那种文体古老、语言干涩的反动文章。不久“筹委会”自己的刊物“民族斗争”周刊就出版了。是由陈曲水主编的，起初出版单页，以传单的形式，通过各种渠道，轻快敏捷地赠送发行出去，后来不断扩大版面，发行数日增，影响日深。“励志社”遭到我们有力的打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作恶意攻击，但我们并不到此罢休，又把一些本来应该在报纸上发表而受到选择和限制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出去。 2.在舆论工作的同时，“筹委会”又分头做好各社团的工作。首先是争取“中华商会”。在支持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基础上，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把商会的主要负责人蔡木山、黄鼎铭、高标奢等人团结在一起(不久高标奢的爱人黄昭征也参加了“救亡会”)，这样就可以通过商会控制对怡朗华侨的领导。商会也渐渐成为“筹委会”正式的活动阵地，改变过去开会到处转移的局面，这对于影响其他社团迅速站到我们这边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华商会”是正统的组织、代表性广。 对于其他社团，我们则分工打入其组织。如陈曲水、李烈参加“海萍社”，郑士美和我参加“协义社”，通过交朋友，讲形势，把为首的头人争取过来，然后由他们去影响群众，最后都成为“筹委会”群众力量的组成部分。对于“平民社”则通过社与社之间的友谊活动，联络感情，削弱国民党对他们的影响。 3.在筹备过程一项大量而重要的工作，是以“华商学校”的进步教员为主，(按：华商学校始终坚持进步，保持革命和爱国传统，从来没有被国民党控制过，这是由于学校、校董、师生始终能够团结在一起。)组织“学习会”和“读书会”，广泛吸收华侨青年参加学习。内容以“生活周刊”“世界知识”和哲学为主。提高他们对形势的认识，激发爱国的热情。但也从根本上武装青年的思想，那时哲学也学习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阶级？是先有母鸡或先有鸡蛋等‘华侨青年对这些道理‘颇觉新奇入迷，兴趣十足，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这些学习组织，对于宣传鼓动，团结群众，以至后来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华侨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绪高涨起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为其主子所作的种种辩护，都一一被揭穿了，力量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孤立的是“励志社”而不是“筹委会”。但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又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破坏。记得蒋介石生日，他们雇佣“坏狗”偷偷把每天都升挂在“华商学校”前落的国民党国旗降下半截(前落是筹委会活动的场所)。然后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老年人，在周围观看，偷偷拍照镜头，紧接着就把事前印好的传单，当众散发，制造假相，叫喊“筹委会”在蒋介石生日故意下半旗，于是隐藏在周围的“坏狗”就动手抓人，但由于群众的觉悟和支持，而那天“筹委会”的主要成员都上垊尼拉去，抓不到人，所以阴谋很快也就败露了。 (二〕 “筹委会”经过大量的工作之后，具备了条件，就在一九三六年，正式成立“怡朗华侨抗日救亡会”。由会员大会选出委员，成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下设宣传、经济等股，经费靠会员缴交的会费维持。 “救亡会”成立后，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除了有一百三十多位坚实的会员之外，还有过去“读书会”、“学习会”的成员和各个社团，拥护抗日的爱国华侨都是我们的支持者。“救亡会”的力量确实壮大起来了，以“励志社”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削弱下去了。而国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抗日民族运动新高潮的出现，有利的促进了海外救亡工作的开展，“救亡会”在新的形势下，又开展了下面一些工作。 1.继续开展抗日教亡的宣传，孤立反动势力。“救亡会”成立后，每星期都举办时事讲座、时事座谈会、宣传抗日的道理，介绍国内形势的发展，到“七七事变”后，“怡朗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成立了。“救亡会”从中掌握宣传股，就更便于开展广泛的宣传，经常以“后援会”的名义，由“救亡会”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对象很广泛，甚至连国民党的党部书记林寿柏，国民党元老王尚琴也跟我们合作，经常参加集会。 当时王寿柏是搞印务馆的，兼办一家小报销售全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和他搞合作，签定了两年的合同，版面各占一半，各署各的名，这样“救亡会”又能通过这小报开展宣传。这时主要是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揭穿投降派及蒋消极抗战的路线，后来林寿柏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批评，取缔了小报才停止。 此时“励志社”在华侨界已经逐渐失去威信，尽管在公开场合，仍然破口大骂“救亡会”是“共匪”，但已经没有市场了，经常遭到群众当面的揭露，显得十分孤立。 2.团结各阶层华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在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逼蒋抗日，我们接到电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发出通电，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这时倾向“救亡会”的群众更多了，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活跃，走访、串连、加紧和社团的交往，介绍进步刊物、大讲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势，在“救亡会”的推动下，各社团也纷纷召开各种会议，敦促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日，于是救亡运动又推向新的高潮。 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就积极推动“中华商会”出面，组织代表各阶层的救亡组织——“怡朗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不久在“救亡会”的推动敦促下，又成立了“怡朗店员工会”，作为团结华侨店员和劳动界的一个群众组织，并以此推动“后援会”工作的开展。 此时各地的“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的分会，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起来，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在全菲律滨发展起来，这和“救亡会”的推动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到一九三九年就离开怡朗，以后对于“怡朗救亡会”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3.培养一批抗日救亡的骨干分子，由于时代的熏陶，“救亡会”一系列工作的影响，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热爱祖国的骨干分子。他们有的长期参加后援工作，有的参加侨居地抗日武装队伍，有的投奔祖国，站在抗日的最前列。我们的会员有三批二十多人回国。第一、二批十多人，是到延安参加“抗日大学”“陕北公学”学习的，然后又把革命火种带到不同的角落去。第三批七人是直接输送到新四军去的。他们为“救亡会”增添了不少荣誉。 由于我的年龄已大了，而“救亡会”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筹备到现在已经相隔四十七年了，许多事情已经回忆不起来，上述片断，虽已搜索枯肠，也难于体现“救亡会”的全貌，因此我想把一些对抗日救亡运动和参加祖国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较大的会员，做简略的介绍，希望借此能有助于对“救亡会”全貌的了解。然而遗憾的是我对他们的姓名仍然未能完全记清楚，情况也不完全了解，只好尽力而为，被疏漏的会员，敬请原谅，知情者敬请填补。现简介于下： 张幼廷：“救亡会”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南安岭兜农民起义，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以“华侨商报”记者身份随军工作，在汉口春县被日机炸亡。当时“救亡会”还为他召开追悼会，展出生平事迹、遗作，并将资料集成纪念册，其中有“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题词。 蔡振声：参加过南安县岭兜农民起义，一九三七年回国，在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后来再度返菲参加“华侨抗日支队”在垊尼拉抗日战场上光荣牺牲。 高铭轩：年纪最轻，最富生气之会员。大约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回国到延安“抗日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学习后情况不了解。解放后任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编过福建省“红与专”刊物，现任福建省华福公司副经理。 吴性白：约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间，与黄景熙，高铭轩，黄灿煌、黄登保、戴永美等人，经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学习，(经垊时遭其父极力阻挠，后斗争胜利)学习后情况不了解，现在哈尔滨市第三轻工业局任重要职务。 黄灿煌：与上述高、吴二人同时到延安学习，后在战场上牺牲。 黄景煦：与上述三人同时回延安学习，学习后情况不了解，现任武汉钢铁厂副厂长。 黄登保：与上述四人同时到延安学习，以后情况不了解。 戴永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回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学习后情况不了解，现在陕西汉中地区计委会任重要职务。 黄子英：现将陈列在哈尔滨烈士纪念馆，黄子英烈士遗像(复制照片已交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存)，照片所附简历全文抄录：标题——第八纵队二十四师教导员黄子英同志简历——。正文：黄子英同志，二十八岁，福建省南平县人，学生出身，先居于南洋菲律滨，后以抗战(下漏四字)远渡重洋回国，一九三八年入陕北公学及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入党，任缮写员、文印股长、、技术书记、正副指导员、副教导员等职，后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下漏二字)教导员，一九四七年冬季，作战中光荣牺牲。(复制遗像之背面注，南平县系南安县之误)。 戴碧轩：一九三七年赴延安学习，后来在战争中牺牲，具体情况不了解。 李烈：打铁工人，缮写会员之一。曾为张幼廷烈士整理纪念册，原“海萍社”负责人，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学习，学习后情况不了解，现在湖南省任重要职务。 高武碰：约于一九三八年回国抗日，参加新四军，只知道他的家属曾收到立功奖，其他情况不了解。 还有孙易杉、许飞鹏、王精华、郭华忠、蔡甘泉等人，也是和上述会员同时回国参加抗日，但对他们的情况都不了解。 另外如陈曲水(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所长)，傅秋元(现在广东省任重要职务)。郑士美(已辞世)等人，都先后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附：怡朗的福建移民原籍。)“怡朗的华人商家”一书提供，1973年数据) 晋江 59% 南安 23.7% 后山 7% 同安 0.2% 安溪 3% 惠安 0.7% 其他县 1.5% 人数 554人。 (赖培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