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军对我进行全面侵略战争。1938-11-21日广州失守，年底，我国沿海港口概由日寇占领，中国人民被迫奋起抗击侵略者，广大华侨积极投入抗日。当时积存在香港的二万多吨军用物资苦于无法转运后方。 为加速滇缅公路的开辟，国民政府乃于昆明创“西南运输处”，直属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宋子良任主任。同时，在新加坡设立“西南运输公司”，目的是力争把积存在香港的军用物资分别由安南、缅甸通过滇缅公路直输云南，转运抗日前线。参加滇缅公路建筑的十二万名民工昼夜加班，经一年多苦战，于1939年初即将通车，但亟需汽车驾驶员和修车机械工，当时在国内招募诚非易事，为此宋子良乃电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请求在华侨中代雇司机和机修人员(简称南侨机工)。陈嘉庚即致函星、马等地分会，并于同年2月7日和3月9日分别发出第六号、第七号通告，征募汽车司机和机械工回国服务。 因为滇缅公路穿山越岭，道路崎岖，在当时艰难困境和急需的情势交迫之下，时时处处充满惊险，所以对应募者要求的条件很高，例如要求熟练驾驶和修配技术驾驶执照，有一定文化水平，身体健壮，无不良嗜好，品行端正，年龄在20－40岁间。特别强调要确有爱国热忱、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应募者经推荐担保，由当地筹赈分会考验合格后，发给证件。 星马各地华侨青年机工，抱定报效祖国的忠心，踊跃报名应征。第一期招汽车驾驶员500名，机修工50名；第二期招驾驶员350名，机修工50名。另有一批600多人取道安南回国，也有从槟榔屿途经缅甸入云南的，半年内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达3000多人。 南侨机工编制成21个大队，每大队配备150辆汽车，分四个中队(包括一个补充中队)；每中队配备50辆，分十个小队(包括一个补充队)；每小队配备六辆。小队长以上干部均由上级委任，组织军事化，纪律严明，被誉为“华侨青年义勇队”。他们订立“机工回国服务信约”十条，大概内容是：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主为最高信念，矢忠矢勇，不惜牺牲；必须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努力为国服务；必须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自觉革除一切恶习(如嫖、赌、饮、散)，忠实执行上方委派的任务；要虚心学习技术，爱惜物力，经常寄信安慰家属之怀念，等等。与此同时，马来亚之森美兰州制定“回国机工服务团简章”，槟椰屿则制定“槟城回国服务团守则”十七条。总领队是庄明理先生(现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应募者受到广大侨胞的拥戴，他们临回国前在侨居地受到极为热烈的欢送。本人(蔡惠仁先生)斯时侨旅马来亚吉兰丹州，亲临过那令人激励和鼓舞的场面。记得欢送回国机工服务团的大会在该州首府高打峇汝市的中华学校广场举行，丹州所属各地华侨和中华学校全体师生均参加。大会由丹州筹赈会负责人之一的马奇杰先生主持，筹赈会主席邱瑞珍致欢送词，机工代表莫志明在会上发表斗志昂扬的致谢词。会后胸挂大红花，一路上放鞭炮，在市区游行一周，盛况空前。 到新加坡集中后，由“南侨总会”发放冬夏制服各二套及日用品、车船票；每月发给30元微薄津贴。他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充满着“险、苦、紧”三个字。东石镇幸存的“南侨机工”苏美远回忆说：“我们车队驻昆明，任务是从缅甸仰光载运军火弹药武器及汽油等军用物资入云南。有一天，我正准备出发，突然警报，我立即发动驾走，不上二十米，炸弹爆炸声已接连不断，震耳欲聋，只见驻地的勤务兵和几位正要出发的同伴血肉横飞，稍迟几秒钟，我也会被炸死的。隔二、三天，我驾车欲往昆明宝山参加“五·四”青年会。我车开到时，见现场所被日机炸死者无数，惨不忍睹。”苏美远先生已七十多岁，离休在家，静度晚年，但忆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心潮翻滚。他老人家说：“日机的血腥罪行激起我们的无比愤怒，个个同仇敌忾。缅甸将沦陷，日军迫近惠通桥，这是一条由铁索牵系上架木板的悬空桥，十分险要。我们在日机轰炸和扫射下，争分夺秒抢运物资，拼过惠通桥。此地到昆明有二百多公里的巅簸险路，只用几小时就赶到。”苏美远以沉痛的心情缅怀生死与共的同伴：“我家乡东石华侨大都旅居星马，华侨机工也较多，如叶礼迁(47年转回马)，蔡世标、蔡世舵(病死)、蔡长世(牺牲)等，我和南安县的蔡汉良，厦门市的叶天来于1947年返家乡，从事汽运，现均离休。”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千多名南侨机工壮烈牺牲一千多人，幸存者国民政府不理睬。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极其关切，亲自广泛集资以供安置费。重返星马侨居者一千多人，其余有的与当地居民结婚，有的返梓自谋职业。 前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长存(嘉庚先生之侄儿)闻昆明市有“南侨机工联谊会”之组织，特地专程前往调查南侨机工的近况，并前往北京向有关部门提供意见。华侨大学和华侨史有关单位也数次来东石访问苏美远和蔡长世遗孤蔡崇宛先生。现在国务院已下达文件，凡当年南侨机工在国内参加工作退休后改离休，工资享受百分之百的待遇，以示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