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晋江华侨同全国广大侨胞一样，身居异域，心怀祖国，当祖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他们同祖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波澜壮阔的支援祖国、抗日救亡的热潮，他们与侨居国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法西斯侵略者，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在我东北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1931年7月炮制“万宝山事件”；8月，以一名日本军官失踪为借口，向沈阳一带大量集结军队；9月18日，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接着攻占沈阳、长春、抚顺等20多个城市。一周内，日军长驱直入，辽宁、吉林两省丢失。蒋介石政府妥协退让，一再令东北军“绝对不许抵抗”，十九万东北军被迫退入山海关内，以致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我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未退入山海关内的部分东北军，在抗日群众的影响和支持下，“违反”蒋介石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进行武装斗争。其中有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参加领导的东北义勇军。 广大华侨得悉后，群情激昂，十分愤怒，既痛恨日本侵略祖国的罪行；更谴责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速息内战”、“武装群众”，对日作战。晋江的菲律宾(下简称菲国)华侨陈三多、李淡、颜文初、桂华山、史国铨……等，和菲国一百六十三个侨团、三百另三位代表悲“自‘九一八’暴日以兵袭我东省，守土军政长官持不抵抗主义，锦绣河山拱手让之敌人”，于1931-11-26日至12月2日午夜，在菲国首都马尼拉市召开“全菲华侨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李淡被选为大会五人主席之一，颜文初为大会秘书长。大会成立“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宣言说：“倭寇乘着我国天灾人祸之际，不宣而战的强占了我东三省。有守土之责者，既持不抵抗于前，任由倭寇凶横无忌，复倡和平镇静于后，致使淞沪之难再作，坐视十九路军援绝败退。事实告诉我们，国家危急到这样田地，专赖着几个拥兵自卫者，或几个常持着弱国无外交官去挽救那么危迫的狂澜，那是梦想的。……为着自救计，我们不能不以全力去做反日救国的运动。我们为着保卫我们的国家，为着保存我们的种族，我们不能不拼命的去和倭奴斗争。”大会提出菲国华侨抗日救国四项原则：一、抵制仇货；二、储金运动，为政府筹备一笔抗战经费；三、必要时，回国赴前线参战，“用我们的鲜血去保护我们的生存”；四、团结一致，对敌人下总攻击，“对政府亦要求和平统一，一致对日”。 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和航空救国 菲律宾华侨救国会成立后，“惟因工作上时感不周”，马尼拉市中华总商会有鉴于此，乃于1932年2月3日召集各侨团代表联席会议，“共策一切救国方略”，会议议决组建“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为筹募战费之专责机关”，已组建的“华侨救国会”作为国难后援会的团体会员之一。会议选举李清泉(晋江石圳村人)为主席，薛芬士(厦门人)、陈迎来(厦门人)、陈三多(晋江人)、许友超(晋江人)、桂华山(晋江人)、王泉笙(惠安人)、薛敏老(厦门人)……等人为执行委员。该会成立，积极向侨胞发动战费募捐，取得很大成绩。不上一年，即汇5万元国币支援淞沪抗战，20万元为福建国防建设经费，2万元接济东北义勇军。 1932年11月7日，参加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到菲国马尼拉市，受到了侨胞们的热烈欢迎。在8日晚的宴会上，翁照垣呼吁：“航空救国是一条出路，请为航空协会帮忙，俾航空救国得以实现。”并提出组织航空协会分会。这呼吁一宣扬，捐募购机的热潮很快席卷全菲国各地华侨社区。马尼拉市华侨立即行动。11日，菲国华侨国难后援会及各行业商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捐款购飞机一个中队(15架)，并筹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分会成立后数日内，报告登记会员近四千人。分会成立宣言说： 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体侨胞为主体召集大众之能力，造大家之事业，具毁家救国之心，免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捐款，专为建设空航，决不移作他用。 所有购造飞机，专备对外作战，决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私人利用。 马尼拉分会理事会主席李清泉“慨然独捐战斗侦察机一架，约值彬银(即菲币比索)二万五千元，以为侨界倡。木商会同意捐航空会二万元”(《华侨日报》1933年1月19日)。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奕住(南安人)当时正好在菲国，见当地华侨热烈踊跃捐款，非常感动，当即捐献五万元。至1933年1月，菲国各地已组织航空建设分会35处，捐购飞机款约合国币三百万元。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一份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会长蒋介石(1940年2月27日)给行政院的一封信：“查本会直属菲律宾支会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五月成立以来，认真抓动会务，努力从事征券，迄至本年一月止经募机捐，计解缴菲币约合国币四百二十三万余元，成绩卓异，为海外各支会冠”。蒋介石还建议对菲律宾华侨明令嘉奖，以达到“藉资鼓励，并以激励各地侨胞以及其它海外支会闻风兴起，踊跃输将，益加奋勉”。行政院于同年5月1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签发了嘉奖令。菲国华侨晋江籍占80%左右，可见其募机捐，主要是来自晋江籍华侨的贡献。 菲律宾“劳联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 抗战时期，菲国华侨建立许多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是“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二是“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抗敌后援会同各地的筹赈会、爱国会一样，工作对象主要是中上层华侨，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劳联会则与马来亚的“抗敌后援会”相似。工作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店员、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自由职业者等中下层侨胞。海外华侨中，劳动者占绝大多数；中下层侨胞众多，且比较勇敢，这是他们的优势。这两方面的侨胞团结合作，扬长避短，把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轰轰热热，有声有色。 “劳联会”是菲国华侨劳工的全国性组织，其前身是20世纪二十年代初建立的华侨工人协会，后改组称“菲律宾华侨总工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华侨总工会倡议及各劳工团体的筹备，于1938年4月在马尼拉召开第一次菲律宾华侨职工以表大会，成立劳联会，推选著名华侨工人领袖许敬诚(许立，晋江龙湖石龟村人，曾参加过泛太平洋职工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为顾问(最高领导人)。属下按行业成立劳工团体，有锌器、家器、铁工、木工、餐馆、旅店、建筑、糖饼、理发、印务、皮革、首饰、镜业、铸造、汽水、面包、店员等等，还有以地区为单位的职工团体，以文化娱乐为主的戏剧、音乐、歌咏团体和以互助为目的的结义团体，计四十多个组织。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需要，劳联会的方针和任务，以团结抗日救亡为宗旨，开展华侨工人运动；采取与资方协商的办法，妥善解决劳资纠纷与矛盾的问题，尽量避免采用罢工等方式。对国民党驻菲总支部也以团结抗日为目的，对他们发起有利于祖国抗日事业的活动，尽量给予支持和配合；凡有损于团结抗日救亡的活动，则坚决予以抵制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劳联会”组织职工进行理论学习，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鼓励和组织会员回国参战。 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和拥护。他们在实际中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在延安。对延安、对八路军怀有崇高的信任，许多华侨爱国青年，为了参加抗日，报效祖国，历尽千辛万苦，爬山涉水到延安。晋江籍华侨到延安加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八路军的有菲国的郭华忠、许飞鹏、吴性白(吴道真)、张道时、董华盛(董克)、高明轩、白刃(王寄生)、李烈、王唯真、施纯亮(安岱)、吴一舟、吴志光、杨约、林育、高烶炮、庄新远、洪涛、林兆国(桂邦杰)、林权民，有马来亚华侨陈文基，有印度尼西亚华侨蒋金钗、蔡其矫，有缅甸华侨许金荣……等同志。晋江籍菲国华侨施纯亮、吴一舟等4人于1938年2月抱着“不到延安誓不停”的决心，从马尼拉动身回国，历经四十多天的征途，到达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对他们说：“你们飘洋过海，冲破长途难关，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再步行八百里。以往你们没有走过长途，没有爬过山。参加革命队伍，第一步就要学会走路，这也是你们上延安学习的第一课，能走得动吗？”施纯亮等同志回答：“能，再远的路，那怕是爬也坚决爬到延安。”晋江籍菲国华侨林权民要去延安，侨胞们闻讯，特地托他带两盒珍品——吕宋雪茄烟送给毛主席，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敬爱。 参加新四军 投身抗日前线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937年10月5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中共中央从延安调回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的晋江籍菲律宾归侨李子芳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到任后，奉命南下接叶飞同志率领的闽东游击队北上，到安徽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叶飞任团长。 海外侨胞知道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英勇善战，颇负盛名。他们除从财力、物力援助新四军外，还有许多华侨爱国青年奔赴新四军参军。菲国第一批参加新四军的是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会)发动和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28人(其中晋江人11名)。晋江籍华侨沈尔七以“民武会”代表担任总领队(1938年1月18日从马尼拉出发，3月1日到达新四军军部)。第二批是由菲国“劳联会”发动和组织的“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共23人(其中晋江籍16人)，团长王西雄，指导员沈尔七，财政张匡时，保管王爱奎(王汉杰)，宣慰曾俊峰(曾心平)，文书郭汐江(郭建)等干部全部是晋江县人。该团慰问新四军后，全部参加新四军。 晋江籍华侨参加新四军的还有马来亚、新加坡的李白涛、李文陵、柯竹山、陈天国，印度尼西亚的蔡其鹿……等同志。 西南运输线上的南洋机工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国沿海门户尽被日寇控制。中国赖以沟通外界的路线，只剩西南和新疆两处，而以西南的滇缅陆道尤为重要。当时国内汽车司机及修理工非常缺乏，大批军事物资屯积境外，无法运入。1939年2月7日，陈嘉庚先生应西南运输处总处主任宋子良关于聘请华侨机工的要求，由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发布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驾驶人员回国服务》，招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志愿人员。 通告一发出，各地纷纷响应，踊跃报名，他们甘愿放弃在海外的丰厚收入和优裕生活，奔向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为国效力。马来亚槟榔屿筹赈会接到通告的，当晚就召集有关汽运业人士商谈，并专门成立“汽车司机公会”(由晋江籍华侨庄明理负责)。1939年2月18日至4月10日，槟城第一批报名回国的华侨机工99人，实际回国的有104人。在欢送时，会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筹赈会主席刘玉水(惠安人)主持并讲话，汽车司机公会主席庄明理向他们授予华侨机工队队旗。 南洋各国晋江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人很多，如菲国的李明起、蔡联壁、庄国华、王玉走、王炮，马来亚、新加坡的叶天来、苏美宛、林章省……等等，其中王炮还是一位飞机驾驶员。他们绝大部分被分配到西南运输线工作。滇缅公路运输线，高山峻岭，深山峡谷，非常危险，且常受到敌机的轰击；深山老林，气候剧变，疾病很多，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坚决抗日，捍卫祖国，他们再苦再累也不计较，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颜敕和菲律宾华侨“妇慰会” 颜敕，全名颜受敕，晋江金井下洋村人，与菲国华侨李清泉结婚后，随夫到菲国。其夫后来成为菲国的“木材大王”，马尼拉中华总商会会长。颜敕是殷富人家的阔太太，平时很少出门。为了抗日救国，她毅然走出家门，不怕酷暑炎日，刮风下雨，走街串巷，到各华侨妇女家里发动支援祖国抗日。1937年8月20日，她发动组织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下简称“妇慰菲分会”。直属中国妇女慰劳总会领导)，被选为主席，漳州杨启泰夫人为副主席。该会除发动募捐、义卖、买公债外，还组织华侨妇女赶制救伤袋寄回(14.5万个)祖国前线。又筹募和采购药品，运交新四军和第五军。自1937年8月，“妇慰菲分会”募捐菲币253606元汇回祖国。随着祖国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寄回国的捐款，药品及救伤袋更多。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6月4日)发表《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中给予充分表扬。1938年3月6日，“妇慰菲分会”汇国币一万元购雨具给八路军。10日，该会主席颜敕致信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表示赞扬和慰问：“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跃”。4月2日，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复函中说：“承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置雨具，慰劳敝军，厚意热情，无任感奋。当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忱，拥护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将为之感动”，……定要“再接再厉，誓报国仇，……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务求不负侨胞之期望，而尽军人之天职”。 1940年“妇慰菲分会”发动“七七”献金运动，第一批汇回祖国捐款国币226571元，第二批计国币179722元，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 至死不忘救国的李清泉 李清泉，原名李回全，清光绪十四年(1888)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石圳村。13岁随父李昭以往菲律宾。后来他成为菲国最大的木材出口商，被誉为“木材大王”；创办菲律宾第一所华侨金融机构——中兴银行，先后创办《华侨商报》、《新闽日报》。被选为马尼拉中华总商会会长，并连任六届。他工作认真，谦逊务实，敢为侨胞打抱不平，备受侨界拥戴。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他阅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印象颇好。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主席。1938年，向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倡议组织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先生当选为主席，李清泉和印度尼西亚华侨庄西言当选为副主席。 李清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发动菲国华侨筹募国币20万元支持马占山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淞沪抗战”时，又筹集80万美元支持十九路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清泉在三年中共发动华侨捐款1200万菲币(折600万美元)汇回祖国支持抗日。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赞扬菲律宾华侨的捐款是南洋各国华侨捐款之冠。在捐献飞机支援祖国抗战时，李清泉曾独资捐献战斗机一架。 1940-10-27日，李清泉因糖尿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医院。临终前他留下遗嘱，捐给祖国救济受难儿童10万美元。在他的影响下，其生前好友纷纷响应，筹集40万美元作为救助祖国难童资金。李清泉的义举，被誉为是“至死不忘救国”的爱国华侨。1940-11-13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国民党中央社报道： (中央社马尼刺29日路透电)菲岛著名华侨、“木材大王”李清泉，最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逝世，其家属以其遗产一部十万美元，捐助中国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又马尼刺公共团体及李氏之友人，为纪念李氏起见，将再筹四十万美元捐助难童，送交重庆蒋夫人收。按李氏生前系菲岛华侨银行董事长，华侨捐款委员会主席，并为菲岛中文福建时报之创办人。 用笔和枪刺杀敌人的司马文森 晋江籍归国华侨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笔名林娜、林曦。生于1916年。自小酷爱文学，10岁因家境贫寒，飘洋到菲国马尼拉当童工谋生。14岁回国，在泉州黎明中学读书，并参加进步群众组织互济会。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支宣传委员，投身土地革命战争，主编《农民报》，宣传发动群众，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4年春转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他在《申报》、《时事新报》、《文学界》、《小说》等报刊上发表革命文学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他满怀强烈的爱国热忱，以旺盛的斗志，奔走于上海、广州、桂林等地，用笔和枪痛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9月至11月，他在上海《救亡日报》、《时事新报》、《民族呼声》等报刊发表《伤兵颂》、《与敌人以彻底的打击》、《战时文艺青年的动员》、《保卫大上海》……等文章。11月21日，上海沦陷，他同郭沫若、夏衍等人乘船撤往广州。1937年12月至1939年5月，在广州、桂林的报刊发表《抗战文艺的路》、《在我们的北方》、《京沪线上的空防》、《上海三月记》、《不要看轻自己的武器》、《战时文艺通俗化运动》、《爸爸不要当汉奸》、《不要说我们年纪小》、《广州在轰炸中》、《为死难者复仇》、《把文艺种子传播到战壕、兵营里去！》、《向世界提出中诉》、《叶剑英将军谈战局》等一大批抗战的文艺评论和作品。 1938年7月，由党组织安排，他参加第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宣传组(少校军衔)，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广州沦陷前夕，他随四战区长官部撤往粤北山区。1939年5月，以共产党“嫌疑重大”之由，被四战区“遣散”到桂林。10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理事。1940年3月，他和艾芜、李桦等发表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文章：《我们的声讨》。4月6日，又同胡愈之、夏衍……等人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用团结和进步打击汪逆》的文章，其编者特加上按语：“下面所发表的，是桂林文艺界同仁声讨汪逆的文字，各文先后，系按来稿次序排列。这是文艺界联合讨汪的第一声，我们希望这一运动，能普及到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中去吧！用我们的笔杆儿，来杀尽无耻的汪逆汉奸卖国贼！”8月3日，文协桂林分会由司马文森主持，召开鲁迅诞辰六十周年纪念会。1941-10-15日，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时，他发表《不死的鲁迅，永生的鲁迅》。1943年9月，由他主编的《文艺生活》杂志被广西当局封闭停刊。但他仍然继续从事抗日的文艺创作。 1944年9月12日，桂林沦陷。司马文森携眷撤退广西融县，后告别亲人，奔赴七十里外的永乐乡，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武装斗争。1944年底，他与当地党组织配合，组织成立抗日青年挺进队，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武装队伍。后这支队伍称抗日纵队，出司马文森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战斗在龙岸一带山区，直至日本投降。司马文森因此被誉为文武双全，既能用笔杆子，又能用枪杆子刺杀敌人的抗日战士。 与侨居国人民共同抗击日寇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即开始轰炸和进攻菲律宾。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菲国首都马尼拉市。5月，菲国全境沦陷，备受日本侵略军铁蹄的残踏和蹂躏。与此同时，日军进攻和侵占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广大华侨既积极开展支援祖国抗日救国运动，又同侨居国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1年12月底，菲律宾华侨联会顾问许敬诚(许立)亲自带领三百多名华侨青年从马尼拉撤到中吕宋阿悦山树林中，开办游击训练班，并派出部分青年参加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对日作战。1942年5月19日，在阿悦山地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番号为四十八支队(FORTY EIGHT SQUA DRON)，其意：学习中国新四军和八路军的精神、特长和经验。总队长黄杰(王汉杰，晋江人)，政治委员蔡建华(余志坚，广东人)、副队长高华岳(南安人)，参谋长陈村生(晋江人)、王西雄(晋江人)；第一大队队长郑显玉(惠安人)，指导员吴紫清(吴扬，南安人)、蔡希年(晋江人)，副指导员蔡奕慈(晋江人)；第二大队为广东队；第三大队队长郑智民(惠安人)，指导员黄宜国(晋江人)，副指导员王子华(晋江人)；第四大队队长蔡汉源(陈坚，晋江人)，指导员郑曼如(金门人)；第五(美骨)大队队长胡桂枝，指导员郭赞吾(郭钢，南安人)；驻中吕宋代表尤鸿源(晋江人)；驻马尼拉市办事处主任林季良(南安人)，副主任高剑峰(南安人)；马尼拉大队队长李标夫(晋江人)。 “华支”成立后，坚持与日本侵略军作斗争，作战地区遍及菲国14个省和马尼拉市，历时三年半，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60多次，歼敌2000多人，缴获敌人轻重机枪、步枪、短枪940多支。得到菲国人民和政府、军队的密切配合、支持和赞扬。在菲国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等盟军“也不得不称赞‘华支’是好样的”。 华侨在菲律宾参加华侨抗日团体和部队还有：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主席许敬诚(许立)；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简称：迫击团)，第一任团长陈培德(晋江人)第二任团长蔡振声(南安人)；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洪门组织的武装队伍，简称：抗锄)，指挥王全忠(许志猛，晋江人)，副指挥庄芬士(庄杰鹄，晋江人)，以及由国民党方面组织领导的华侨战时血干团(简称：血干团)、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简称：特工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简称：抗义)。他们都在菲律宾的抗日战争中，做出各自的贡献。 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晋江县华侨，同样积极参加各侨居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分别在泰国和马来半岛登陆，不久即攻占这些国家大部分地区。占领新加坡前夕，陈嘉庚先生于12月30日召开各界华侨代表大会，成立“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联络地点设在新加坡晋江会馆。文化界方面设立的“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惠安籍华侨庄奎章任训练部长，晋江籍华侨张楚琨任组织部长。1942年1月1日，在马来亚雪兰莪建立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华侨为主体的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大队，同月分别在森美兰、柔佛建立第二、三、四独立大队，后又建立第五、六、七、八独立大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新加坡、马来亚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中有许多晋江籍华侨参加，晋江籍华侨吴梦超(小林)还任该军第三独立大队政治委员(党代表)。他们浴血奋战，与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