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旧属香山县(现中山市)，称香山澳，别称濠镜澳。清人张渠《粤东闻见录》：“澳门，地名濠镜，在香山东南百二十里，地形如莲蓬插入海中，有南北两湾，海水环之。凡海滨湾环可停泊番船者则谓之澳。中有南台，北台二山相对如门，故曰‘澳门’。”宋元时期，澳门只是一个小渔村，居民不足百户。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人入据，后逐渐开发，成为中西方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在葡萄牙人开发经营澳门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不少晋江人参与经营活动，并发挥颇具影响的重要作用。 一、葡人进扰闽海与安平商人的贩海贸夷 正德九年(1514)，第一艘葡萄牙船舰随中国商船潜入广东沿海窥探，后即陆续在广东和福建的泉州、漳州沿海一带活动。 晋江的安海和漳州的月港，早在葡萄牙人东来以前的成、弘年间(1465－1506)，就已经形成闽南私商对外贸易的两大港口。 安海港原是晋江后渚古港的属港，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达，安海港也见盛一时。当时，许多安海散商，长期从事“贩海贸夷”的外贸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造就了一批好贸善贾的安平海商。明代厉行“禁海”，素以海为生的安平海商，凭籍安海港“地僻，制治有所不及；海近，扬帆即归大洋”的有利条件，使安海再度成为外贸大港。 葡萄人东来前的成、弘期间，闽南私商的外贸活动，主要是私造出洋大船，“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①(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东西二洋，包括交趾、占城、暹罗、柬埔寨、吉兰丹、柔佛、满剌加(马六甲)和吕宋、渤泥等国家和地区。在远洋贩运中，有不少华商长住不归，成为早期的华侨。如成化间安海商人颜嗣祥、颜贤民及其族亲等五人，出洋经商，侨寓暹罗不归；又有陈朝汉等客居柬埔寨的真腊；颜嘉冕先后在顺塔洋(今爪哇西部)和旧港山(今苏门答腊岛)一带经商。②当时远航东西洋的闽南商船，大都以满剌加作中西贸易的中转站；其中以闽南海商为最多。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强占满剌加，有不少华商被迫出走，但闽南贸外的海船却仍往来不断。 葡船初入闽海活动，大都利用泉漳私商为引水，潜入沿海较为隐僻的港澳，招诱近海商民与之贸易。于是漳州的月港、浯屿、海沧，晋江的安海、围头、白沙皆成为“番舶去处”，漳、泉商民竞趋之以为市，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③葡船在闽南沿海诸岛澳的走私活动，使原来直接远渡重洋贸夷的安平商人，“转而奔逐番舶窃据之港澳，以获巨利”(见《安海志》)。明人李光缙在《景璧集》中称道：“民无所征贵贱，惟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著矣”。何乔远在《镜山全集》中说：吾郡安平镇之俗，大类徽洲，其地少而人稠，而依食四方者，十家而七”。诸多的安平行商，甚至有妇人、女子和儿童也参与。安平商人的经商行贾，与“贩海贸夷”的外贸有关。其一，“坐地为贩”。从本镇发运物资到附近岛澳的夷船。如嘉靖间有数十艘夷船靠泊安海港外的东石白沙，“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市(安海)无知小民，亦乘风发出酒肉柴米，络绎海门，遂成市肆”④。其二，远贸南粤。到广东沿海外贸港口(南澳、澳门等)长住下来，与外商交易。安平郑氏夫人，“随夫贾于南粤，夫客死，遗两孤幼小，郑即羁粤自为商，扶两孤成人始归桑梓。”⑤又《景壁集》记载，安平商人陈斗岩、曾友泉、李寓西、均于垂髫之年就随人去南粤经商。李寓西十二岁“遂从人入粤”。后来，他又转到南澳等沿海岛澳，直接与外商交易，学会外语，受到外商的信赖，收入倍增。 安平商人的“贩海贸番”，是在同明代“禁海”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葡萄牙人窜入闽海进行亦商亦盗的活动后，明王朝加紧“禁海”。出海贸番者，既要想方设法避开官兵的缉捕，又要与外商保持正当的贸易关系而不陷入其为盗寇，因此必需有智谋策略与之周旋。由于安平商人“重信义”，故能与商盗保持长期的关系。 闽南的月港和安海港，并称为明代私商外贸的两大港口。但两港口的作用和际遇却大不相同。月港有一批“豪门巨族”组成海商集团，他们倚靠权势，造船贩货，无所畏惧，或“连结远夷，向导以入”或“连结为乱，溃裂以出”(见《筹海图编》)。有一次进泊葡萄牙船竟达13艘。当嘉靖间再度严申“海禁”时，月港多次受到官兵的摧毁，甚至引发战争。安海港作为外贸港口，往来的都是当地安平商人的走私船舶。安平商人以巧妙的辨法，“就海港附近小澳，轻舟分散出海，以就海舶转运；假给文引以渡关卡；或借官许通贸之琉球为转口，直运往日本或南洋各地。”⑦值得注意的是，安平商人宁可冒险出海，贸贩于海岛番舶去处，或远贾广东沿海岛澳，直接与夷人交易，绝不私引夷船进泊安海内港，滋扰地方港镇。因此，在闽南海禁与反海禁激烈斗争的年代，安海港却相对的比较宁静，很少受到“兵灾寇乱”的侵害。 二、葡人据澳后与澳门的晋江商人 自正德年间广东厉行禁海，葡人转入福建沿海活动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萧然矣”。⑧嘉靖八年(1529)，广东巡抚林富(莆田人)有鉴于海禁带来的不良后果，乃上奏朝廷，提出“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而开放海禁，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可以“助国裕民，两有所赖”。⑨朝廷准奏，使葡萄牙海船又到广东沿海的南澳、澳门等地贸易。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前山都指挥黄庆接受外商的贿赂，向上司请准将设在电白县的市舶司迁至濠镜澳(即澳门)。从此澳门正式成为“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外国商船可进泊澳内交易，只是船舶办完交易手续后，就得离港移泊浪白澳暂住，不许在澳门港内停留。 嘉靖二十八年，被赶出闽海的葡萄牙人回到广东后，就与原来留在广东上川岛、下川岛、浪白澳的葡人结合起来。屡受中国军民痛击的葡萄牙人意识到偌大的中国，决不可能像在满剌加一样，用武力可轻易征服的；任意杀人劫掠的海盗式的贸易，更将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和报复打击。于是他们改变策略，以谋取立足之地，作为外贸基点。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曝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⑩葡人以借地晾晒被水渍湿货物为由，登上澳门后，却赖着不走，开始只在南湾一角搭盖草房居住，后来即大兴土木建造楼房，并得寸进尺地逐步扩张占地。明朝政府仍对澳门严加管治，规定葡人每年纳税二万两和地租银500两；严禁买卖土地；凡建造或改建房屋要经中国政府批准。同时专设官署管理。明代，澳门行政管理归属香山县，并由负责广东海防的海道副使在澳门设营，防守兵千名。清代，香山县丞移住澳门，又增设海防军民同知。康熙初年还在澳门设立海关分关，行使关税主权。明、清驻澳的官府，均制定各项治澳夷的法规，刻石立碑公布。经受中国军民多次痛击的葡人，都接受中国政府管治，遵守各项法规。 葡人入据澳门后，以澳门为基地，开辟澳门三条国际航线：东通吕宋、日本，南联南洋各地，西进印度、波斯以达地中海。使澳门迅速成为对外贸易第一大港，构成通联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之间的国际贸易中心。对外贸易的昌盛，吸引广东、福建商民前来经商，其中福建商民绝大部分来自晋江一带的海商。当时，福建沿海正沦入倭寇大肆侵扰的祸乱中，许多贩海为生的闽南海商，尤其是原与葡商素有贸易往来的晋江商人，更是竟相转赴澳门。此时期见诸史志和宗谱“往南粤经商”的有名人物，实际都是到澳门做生意的，有安平海商曾友泉、陈斗岩、李寓西、郑氏夫妇以及沈小楼、伍荣辰、陈洁、颜宋吾等。稍后的，有泉州海商集团的首领李旦、郑芝龙的母舅黄程(晋江人)以及郑芝龙、芝虎兄弟。 郑芝龙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澳门找他舅父黄程，时年16岁。他在澳门常与葡萄牙人交往，学会葡语，还接受天主教洗礼，教名“尼古拉·嘉思巴特(NICLAS CASPARD)”。芝龙在澳门两年，广结各地外贸商人，还认识往来于日本、澳门的大海商李旦。万历四十年(1612)，黄程命他押送货往日本，搭的就是李旦往日本长崎的大船。李旦见他年青有为，收为义子。他跟随李旦往来澳门、吕宋各地贸易，并由李旦介绍与泉州旅日侨商翁昱皇的养女田川氏结婚，生下郑成功。李旦还“把几艘大船和大量财富交给他(芝龙)监管，委托他在支那和柬埔寨经商”，获得厚利，得到李旦的信任。天启初年(1621)，郑芝龙随李旦(有一说为颜)进据台湾，组织武装集团，纵横海上。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李氏在日本的部分财产和部众，成为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在闽粤沿海进行商盗活动。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受任为“五虎游击将军”。　受抚后，即在安平营造豪华的府第，并将安海港经营成为他垄断东南海域对外贸易的基地。规定：“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郑芝龙从此富敌国”。(11)郑氏外贸船队，川航台湾、日本、吕宋及东南亚各地。澳门更是其船舶必泊之地。他在澳门开设大商行，经营进出口物资，还从晋江各地招集150多名织锦工人，在澳门建工场作坊，生产锦缎出口。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澳门对外贸易开始衰落，才将所有织工接回安平城外继续生产。 郑氏船舶往来澳门期间，又有大批晋江商人附船到澳经商。据有关资料估计，崇祯初年，住居澳门的泉州晋江商人有一千多人(当时澳门总人口三万多人)。他们以莲花山下的天妃宫作为联络乡亲的聚合场所，相似当今的同乡会馆，经常兴办各项乡俗活动。 历史以来，凡有闽南人旅居的客地，都有同乡堂会的组织。其源始于宋元时代的泉州(晋江)海商。南宋以来，泉州的女神妈祖已成为举凡出海船舶都要设龛奉祀的护海神祇。船入港靠泊，要将海神请到岸上祭拜。泉州海舶较常停泊的码头，就是建有妈祖神阁或宫庙(阁为单间小屋，比庙小，庙的规模又比宫小)。于是妈祖神庙，成为泉州海船所到之处的标志。而有泉州人聚居的港埠，就以妈祖神庙为中心，组织同乡堂会，定期在庙中聚会。明代有许多泉州商人聚居澳门，在澳门半岛建有大小8座妈祖神庙，其中最具规模的是莲花山下的天妃宫。(12)集居澳门北区的泉州人，以天妃宫为依托，组织“泉敬堂”乡会。而现存靠近码头的妈阁，仍是当时泉州海船靠泊祭祀的所在。清代澳门衰落时，除少数留居澳门的泉州籍民外，很少再有泉州人涉足澳门。于是半岛上原有的妈祖神庙，逐渐废把。莲花山的天妃宫，也于清雍正年间改为佛教的莲花寺。现存的妈阁，也曾一度改为把佛的“正觉禅林”(又称“海觉寺”)，澳门妈祖神庙的兴废，标示着泉州人在澳门的盛衰。 三、清代澳门的畸形发展 明代末年，盛极一时的澳门对外贸易即已开始衰落。一度垄断海外贸易的葡萄牙，逐渐被西班牙、荷兰所取代。崇祯十二年(1639年)葡萄牙人在日本被全部驱逐出境。越年(1640)，明朝政府宣布不许葡萄牙人进入广州贸易，于是澳葡陷入四面楚歌，港口箫条，外贸市场凋落。居澳的泉州晋江商人，也因生意难做，逐渐离开澳门。 自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来，历经400多年历史。400多年来，虽风云变化，沧桑几度，但澳门作为中国神圣领土却永远不改变。从1557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280多年间，澳门一直是中国政府直接管治。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葡人不断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妄图霸占澳门，道光二十六年(1846)，葡人菲勃拉·阿马留被命为澳门总督后，捍然宣布居澳的华人向他们缴纳地租、人头税和华船靠泊税，接着葡军强占设在澳门的中国海关。对此，清政府虽口头提出抗议，却没有具体措施。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群起围攻澳萄市政厅，但受到武装弹压。华人忍无可忍，因而爆发爱国青年沈志亮等7人击杀澳督阿马留的事件。 沈志亮祖籍福建晋江，其先辈在澳门经商，后留居于澳门前山寨龙田村。他目睹葡侵略者在澳门横行霸道占地筑路，平毁华人祖坟，以及武装镇压华人的种种暴行，义愤填膺，乃联合郭金堂(祖籍晋江)等7位爱国青年，于1849年8月22日傍晚，埋伏在阿马留每日跑马必经的莲峰庙路侧，出其不意，一举搏杀。陈尸在庙左大石上示众。沈志亮等的英勇行动，使“诸夷惴惴不敢出驰马，十三行皆震惊。华人闻者莫不欢呼相庆”(13)沈志亮和郭金堂到县署自首，两人争着承认杀人主谋，被县官一齐收监。 澳督被杀后，澳葡军攻占拉塔石中国炮台，杀害军士并掳走三名清军为人质，胁逼清政府缉捕凶手。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杀害爱国志士沈志亮以偿。从此，澳葡认为清政府懦弱可欺，进而攻进望厦村，捣毁香山县丞衙门，又围占凼仔和路环岛。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迫使清政府在北京签定所谓《中葡通商友好条约》，将澳门割让葡人“永租管理”。但在条约中指出：“在未割定界线前，“双方照旧情形，不得增减改变”。由于签《草约》后，澳葡仍在不断扩占土地，勘界划线始终定不下来，使《草约》一直没有正式生效。 民国17年(1928)，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宣布该(草约)已自动失效，申明澳门的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中国有权随时收回。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由西康省参议会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澳门。全国各省(市)议会纷纷通电回应。1947年4月，广东省参议会通过回收澳门的三项决议，一时在全国掀起回收澳门的热潮。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热衷于打内战，将此事搁置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明确宣布，不承认过去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严正申明，香港和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未解决前维持现状。1974年4月，葡萄牙国内发生革命，推翻独裁政权，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正式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而由葡萄牙管理的特殊地区”。1979年2月，中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进行洽谈，达到共识。此后经过四轮谈判，于1987年3月26日发表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路环诸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联合声明的宣布，标志着葡萄牙对澳门400多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即将结束。 明末清初，澳门外贸衰落后，却转而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港口。葡萄牙人在澳门走私鸦片，在明代就有记载。万历十七年(1589)的关税账表中，就有“鸦片两斤价值银条二个”的纪录。清初，葡人从印度的果阿和达曼贩运鸦片至澳门，年约200箱，每箱133磅。至乾隆三十年间(1766)增至1，000箱。后与英国商人竞争，更是大量增加。因此，葡商实是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罪魁祸首。 鸦片战争后，鸦片可自由进入，并逐渐成为英国商人的专利，于是澳门转而成为贩卖人口的罪恶渊薮。《香山县志》记载：“鸦片自私议以后禁弛，澳夷不能专利，渐至穷蹙。而是时秘鲁、古巴诸国买华人回国供役、曰“猪仔”。在澳门设立招工馆，奸人以为利，诱骗华人出洋，澳夷坐收其利”。 葡萄牙人在澳门贩卖人口出洋，早在明代就有许多记录。如耶苏会士在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的纪事中，就有葡萄牙人贩运两批中国奴隶妇女650人以上往印度果阿的纪录。因此，明、清两代政府，都曾多次严申禁止澳门贩运人口出洋的禁令。葡人在澳门大肆贩卖人口是在咸、同年间(1855－1874)。据澳葡官方记录资料统计，从1856年至1875年的19年间，澳门贩运人口的“猪仔馆”从开始5家发展至300多家；19年间贩运去秘鲁和古巴的中国苦力共达182，179人，平均年运出1万人。故此，澳门被称为世界最大的贩买人口苦力的市场。众多苦力的来源，大部是由“猪仔馆”派人到内地农村，采取欺骗、拐诱以至掳掠而来的穷苦农民。他们到澳门后，被带上镣铐，打上印记，过着非人的生活。被押上船后，更受到惨无人道的酷虐。其中60－70%的苦力，在船上受尽折磨惨死而被抛入海中。如1870年5月4日，有一艘“多马加特号”大船，从澳门运载650多名苦力去秘鲁，到岸时只剩下50名，那600多人是在海上被酷虐至死而葬身大海的。到岸的苦力，被卖矿山或农场后，生活悲惨，活不了几年，就惨死异域。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贩卖人口，受到全世界正义舆论的谴责，逼使澳葡总督不得不向全世界宣告，从1874年3月底起停止贩卖人口出洋。 澳葡停止贩卖人口后，转向以赌博为主，包括嫖、赌、饮、吹为内容的特种行业的经营，使澳门的社会经济，又滑入邪恶污垢的斜谷，呈现虚假畸形的繁荣。据《香山县志》载：澳门停止人口贩卖后，“澳夷益穷。自内地严围(一种赌博形式)赌博之禁，奸人潜往澳门开设，恃夷为固，而澳夷岁收陋规数十万，遂因之渐富矣……罄百姓之财以肥澳夷，其害可胜言耶”！赌博在世界各国，包括葡萄牙本国在内，都列为禁例，独澳葡公行开放，自然吸引海内外各地的好赌之流，蝇集蚁聚，以在澳门一博为快。其赌场规模越开越大，使澳门成为世界三大赌场之一，竟有东方蒙地卡罗(欧洲最大赌城)之称。1961年，葡萄牙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定澳门为旅游区，并特准开设赌博为旅游娱乐服务。1982年，澳葡当局以赌博的名声不光彩，改称为“幸运博彩”，并称为“幸运博彩旅游业”。 四、澳门的经济腾飞与晋江新移民 80年代以来，随着澳门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使澳门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以赌博业为主体的澳门经济，已逐渐为新兴工业所取代。以1984年为例，是年澳门社会经济总产值为78亿澳元，其中工业产值28亿元，占总值38%；博彩旅游业19.5亿元，占总值25%(赌博专项20%、旅游业5%)；其他(建筑、金融、外贸、商业、渔业及服务业)产值21.6亿元，占总值36.9%。 澳门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在世界性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下，特别是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影响下，使澳葡当局改变观念，制定开放政策，引进外资发展工业。从60年代初，许多香港厂商和海外华侨纷纷来投资设厂。全澳工厂从60年代初100多家，发展至1985年1240多家；进入90年代，又有更大的发展，大小工厂已达2000多家。工业生产，以外向型轻工出口为主；以纺织、制衣为重点，约占出口总量的60%以上，玩具、电子、人造花和塑料制品等，也是出口的热门商品。随着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其他产业的振兴。澳门的经济，开始向现代化、多元化迈进。同时，引来大批移民涌进澳门。据资料统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涌入澳门的大陆移民达10余万人。历史上素以“好贸善贾”的晋江人，也应大陆改革开放之机开始第二次“进军”澳门。 晋江人第一次“进军”澳门，是在400多年前(明嘉靖年间)葡人初据澳门期间，有许多“贩海贸诸夷”的晋江(安平)商人，络绎不绝地到澳门经商行贾。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澳门半岛起码有1200多名泉州(晋江)商人居澳经商，他们以“能贸善贾、争时斗智、勇敢拼搏、敬业勤奋”的创业精神，以“诚壹务实、守信执义”的经营作风，在当时号称世界东方第一外贸大港口的澳门，大展身手，开创事业，成为澳门开拓对外贸易的一支生力军。及至明末清初，澳门外贸衰颓，旅澳的晋江商人，或转移南洋经商，或回归祖地立业。部分留居澳门的晋江人，分住龙田、望厦村一带，以种菜或小摊小贩为生。上述1894年愤杀澳督阿马留的爱国志士沈志亮和郭金堂，就是早年留居澳门的晋江人后裔。据妈祖阁碑文记载：泉州、漳州、潮州籍民，于清同治间在澳门分别组织“泉敬堂”、“漳兴堂、“潮和堂”(三堂组织应在明代，而不是同治间)轮值管理阁庙，后又于民国初年三堂联合组成“三州值理会”。“三州”籍民，亦当是早年客居澳门的“三州”人的后裔。泉州、漳州、潮州同属闽南语系，闽南人素有“离乡不离腔”，居异乡历数百年不改乡音、乡俗的传统。两省三州以闽南乡音为契机，联合组织乡团，守望相助。 第二次“进军”澳门的晋江人，有60－70年代从东南亚各国避难而来的晋籍华侨：有80年代前后申请入澳定居的新移民。据不完全统计，旅居澳门的晋江人，有3万多人。他们大多是赤手空拳的精壮青年。当他们一踏上澳门时，即四顾茫然，一无所有，然而，有着一股勇于拼搏、善于营谋的晋江人性格。他们发扬前人“务实、勤奋”的创业精神，从开始的打工劳役、走水负贩、地摊小点起步，一步一个脚印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经过10余年的艰苦奋斗，绝大部分晋江人挣脱困境，过上小康的生活。有的人还从小到大地积累资金，开办颇具规模的实业，如超级市场、地产公司、建筑公司、进出口公司、电器行、制衣厂等。更有一部分人脱颖而出，成为在澳门举足轻重的工商实业界巨子。其佼佼者如宝盛集团公司的总裁颜延龄，他于80年初到澳门时，还是终日彷徨无所适从的待业者。经过十年拼搏，终于成为在国内外拥有30多家子公司，年营业额10亿多美元的跨国集团公司的总裁。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许健康，1980年踏上澳门时身上只剩10元钱。他胸怀大志“虽处穷而不失创业雄心”，辛苦劳动稍有积累，即开设金龙贸易公司。事业稍有成就，乃与台商合资，回晋江创办东纶织造厂。后又在澳门和珠海创办十多家工厂企业。1990年与港商合资开办宝龙集团公司，开始在澳门经营地产，使集团资产成倍增长。在厦门投资7500多万元，建立厦门宝龙房地产公司，使宝龙集团一再扩大规模。再如，成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庄文才，原是东南亚避难来澳门的晋籍华侨，凭着他能贸善贾的才智，和开拓务实的创业精神，十年拼搏，先后建起包括建材生产和贸易的多家公司和工厂。吴锡琛也是80年代初赤手空拳到澳门闯天下的年青人，他从打工、负贩、开士多小店起步，逐渐积累资金，先后开设超级市场、经营地产和出入口贸易，以后又创办实业公司。1993年转到江苏常熟市，合资创建号称常州十大重点企业之一的长海铜业有限公司，受任为公司董事长。如王建忠的创办建东集团发展公司，张明金创立新雄星企业(国际)有限公司，何富强创办建富地产置业企业有限公司和出入口、制衣等三家公司。上述诸多创业有成的佼佼者，都是年轻有为的精壮青年。还有老一辈的创业者，如洪国显、许自励、曾俊宗等老先生，他们同样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成功创业者。他们有各自不同的遭遇和成就，但都经受一段艰苦奋斗的历程。正如晋江一位成功创业者所说：“我们晋江这一代的创业者，大都经过从乞丐到皇帝的艰辛历程”。从乞丐到皇帝的创业过程中，经历许多困难险阻，他们有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坚强意志，有运筹帷幄，把握战机，争时斗智的雄才大略去战胜它。在剧烈的商战中，老一辈的创业者显得比较稳健、扎实，并能较注意团结乡亲，发挥互济互助的作用。洪国显初到澳门时，虽然自己还是居无定所，但当看到许多涌进澳门的晋江乡亲流浪街头，无所依归时，即承租大屋，容留他们共食同住，又帮他们寻找工杂，以维持生活。后来，洪氏稍有积累，即开办福东建材商行，并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许自励在辛勤创业中，开办超级市场，还相准时机争时夺利，果断地在澳门、晋江、大田等地投资经营地产业。曾俊宗却另开蹊径，以贩卖古董字画为起步，先后开设澳门国际艺术中心、台北唐山艺术中心和珠海环球艺术中心，经营高级艺术商品。现他年高则远游欧洲、美洲、东南亚各国以至日本、南韩、北朝、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销中国艺术商品，宣传祖国文化艺术，为促进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1986年11月，由洪国显先生首倡组织澳门晋江同乡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87年11月正式成立，推举洪国显为会长，许自励为理事长。 澳门晋江同乡会发扬晋江前人创办同乡团会，连结乡情，互济互助，谋乡人之福利的优良传统，以“爱国爱乡，团结互助”为宗旨，在为乡亲谋福利，和为家乡建设事业服务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实事。如为乡亲解危济急，排忧解难；为多起乡亲伤亡事故争取合法补偿；多次募集巨资，救济国内灾区；组织鼓励会员捐资，为家乡兴建学校、医院以及架桥修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引导会员回乡投资开发地产、兴办工厂，以及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和原材料等等，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繁荣经济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晋江人，涌进澳门谋生，都能适时应机地“诚壹务实”，“争时斗智”“顽强拼搏”，逐步发展自己的事业，人们可以看到古代晋江先人的“能贸善贾”和“拼搏进取”的优良传统，在今日晋江人的身上，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今日晋江人的抱负、作为和成就，自非前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当代澳门的晋江创业者，都深深地体验到，他们的成就，主要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为他们开创了可以大展身头的新天地，因此他们一直记挂着孕育他们的母亲，将回归祖国放在重要位置，积极投资、引资或捐资，在国内办实业、开工厂和建学校、修桥、铺路等公共设施，以期将祖国一片改革开放的新天地，建设得更加美好繁荣。 1996年10月于厦门 注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②洪少录：《从安平诸氏族谱看明清侨外情况》 ③《东西洋考》卷七。 ④《安海志·海患呈》。 ⑤《安溪志》 《景璧集》 ⑦《安海志》 ⑧《天下郡国利病书》 ⑨《明史》卷325，《佛郎传》 ⑩张汝霖：《澳门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