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医传入 辛亥革命期间，台湾西医陆续来到晋江县，而以二十年代后期为多。这些人中，正规医学院校毕业或取得台湾总督府的医生证书者很少，多是经医院或诊所学习三、五年者。他们来到晋江，多以石狮、安海、永宁、金井、深沪及县城为落脚地。他们通过教会，及宗族关系，依靠士绅送匾捧场，或登报鸣谢等形式进行开业行医，对本县的医药卫生事业发挥过良好作用。 二、遣送台民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金门、厦门失陷。1938年5月，福建省突告紧张，国民党当局深恐台民中良莠不齐，受敌利诱，因而对晋江和福州的台民统一强制遣送。 1938年5月15日夜，驻泉州的二三九旅。会同晋江县政府，令饬各区公署，凡留居晋江之台湾人，全部集中遣送。当夜石狮区警假称集训医生救护队，连夜将台籍居民柯水治、苏婉容、曾子炉、陈振义、高墀显、王仲甫、周燕福、张亨寅、廖荣华、王者令、康松龄等30多户带到石狮礼拜堂对面集中。第二天早上，两人一对，手腕对手腕用绳捆绑，并在背后编号，押送县城城隍庙。王仲甫的妻子张绢在城隍庙临盆产一男孩，取名王隍生，因产后感染发高热，母子被送进医院治疗，仍不幸双亡。5月15日，安海区警押送台籍居民程德生、张子明、吴文清、叶逢春等到县城。当时声称凡有到过台湾谋生者，或与台籍人有婚配关系者，或有亲属关系者，悉被押送县城。县政府用汽车10辆，军警20多人把台民押送福州，在遣送的台民中医生57人。临行，县长何震声称：“此次集中台民，是为了保护台民及地方之安全，盖因厦门沦陷，台民竟作内应，致丧国土，亡我同胞，而给国人以不良之印象，诚恐我国人激于一时义愤，对台民有不利之报复，同时晋江地处海滨，战争时可发生，台民中难保无不肖之徒，效厦门台民之故智，作敌人之内应，于我军有不利之企图。为台民本身之安全，与我抗战之前途计，乃奉令将全县台民集中遣送安全地带，各安其业，至于台民在晋江之财产，政府已令饬各区妥为保护”。到了福州，改乘船到南平。途中，有个嫁给中国籍医生的日本妇女投江自杀。 三、在崇安督管 这批台民南平转崇安后，即按保甲规范编入管理。晋江遣送去的编为第一保，下编六个甲；福州去的编为第二保。第一保的七个保(甲)长都是医生： 第一保保长刘荣春。 第二保保长杨熊。 一甲62人，甲长郭汝候； 一甲42人，甲长杨熊； 二甲41人，甲长刘道荣； 二甲53人，甲长傅依财； 三甲43人，甲长叶逢春； 三甲22人，甲长魏依七； 四甲38人，甲长张亨寅； 四甲19人，甲长林阿相； 五甲31人，甲长邓秉辉； 五甲24人，甲长潘科题。 六甲37人，甲长李国星。 第一、二保设有第一、二日台民管理所，各配备一个管理员(负监管之责，人月薪14元)。台民居住在文庙和民权路一带的“台民宿舍”(为“冂”字形的旧屋)。晋江遣送去的全住在文庙。初到台民宿舍时都是席地而卧，虽多数携带有草席、毛毡可铺地为席，仍有少数尚未具备，因之受寒湿而病者往往有之。后管理员签请崇安县长批准，向当地朱尔英、万钟琪两家借用晒谷竹簟各五张，作台民宿舍铺地草席。过些时日，才设有双层木床。 起初三个月，所有膳食由省政府拨给崇安县转发。成年人每天每人一角，儿童每人七分钱。当时崇安县生活水平较低，一元钱可分别购得大米36市斤，猪肉6市斤，鸡蛋100粒，木柴750市斤。崇安地广人稀，当局责成台民垦荒。即于三个月后，准许有能力自谋生活者，在县城谋生；无独立生活者，加入台民垦殖所参加垦荒。对老弱病残实行定额救济，开始每人每月发3元，后加至4元，后期增至10元；13岁以下的儿童集中送“台童教养所” 1939年7月，又将遣置连城的台民54人(含原居住晋江9人)，和各部队及各县府留置的台民21人，一并送崇安。 台民生活受严密管制，各甲长于临睡前及起床后各点名一次，尚有台民缺少，立即报告管理员查缉；各甲每天推定三人值日，由甲长发给臂章，负责出外买菜、挑水和洗扫清洁。出外采买、挑水也应在限定时间内回所，并向管理员报告。台民遇有要事须外出者，应于前一天下午二时至三时向所属甲长报告，经管理员批准后持外出证，并应于当日下午五时前回所；妇女外出洗衣，定于上午九时至十时和下午三时至四时，须在就近处，不得走远；台民投寄邮件应先投县政府所设信箱，经管理员代封代寄；台民非经许可，不得接待外客。上述管理规定由县政府核准，违反者予以严重处分。 对台民还进行财产和职业调查(1938年首批遣送到崇安的)： 这些人中自愿迁出台民宿舍自谋生活者12户；备好职业用具及款项，能自谋生者43户；愿受政府支配做工者104户；无能力谋生者2户。 三个月后，台民化整为零，分散安插在城关居民区内。对台民除按保甲规范管理外，还进行“特别户”管理：特制一块长7.5公分、宽11公分的木牌，上标明联保、保、甲、第×特别户台民等字样，挂于各自门牌上方，以易于对台民督管。其督管办法规定：台民户应分别插入各保甲，户与户之间应有相当间隔，不准毗连；台民外出时间在一天以上，且其地域逾越城厢者，应报经该管保甲长查实核准方可成行；遇有增入人口，无论男女老幼，非经报由该管保甲长层转批准，不得留居；联保主任定期抽查，其抽查时间，不予事先通知，查讫即应将结果上报区署。 被遣送到崇安的不完全是日本侨民和台籍人，有的是遭受报复，有的被错遣，有的受诛连，有的是为找亲人团聚而自愿去的。如世居惠安县城的康松龄，后在石狮定居，只因曾与第三区署吕区长不很融洽，即被以违服公路工役之罪，充作台民，独身遣送。安海西垵人颜再来，原籍厦门，结婚石狮人的吕恶、石狮人许添寿，结婚安海原籍同安的李金治等，则被误当为台民被遣送之。陈式秋、、蔡英、林飞宾等人原是台籍医生的学徒或佣人，而受株连被遣送。陈木耳、林秦等人则是不忍夫妻离散、去寻夫而到崇安过督管生活。 1939年1月26日，崇安县长刘超然，签呈省政府主席陈仪文称：“查遣置来崇安台民四百余人，间有确系国籍无辜受累者，经奉钧府先后令准保释具报在案，惟其中尚有老弱妇孺林映氏等25户，既无生产能力，又乏家中接挤，异乡孤苦，衰老茕独，情实可悯，虽以国籍不明遣送来崇，惟查其到崇后平时行为均尚忠厚，倘使觅具妥保，准予开释，由其亲属或原籍保甲长保回，当不致发生任何非法行为，县长奉令妥为管理，未敢默然，拟请准予取保开释，以副钧座痌瘝为怀，泽被兆民之至意，是否有当，理合缮具该老弱妇孺林映氏等调查表一份，随文签呈察核示遵”。同年2月1日，陈仪亲笔批示：“准予照办”。 四、台民垦殖所 1938年9月1日起，对有能力自谋生活的台民，当局停止补助膳食费，无法自谋生活者，编入台民垦殖所(设在现在的民权路46号)。其时政府当局认为台民复杂，良莠不齐，又农事经验浅薄，不能按移民办法分散垦植，要集中一处，严密管理。为防意外，垦地分在城厢附近之鸭母洲、晒谷洲荒地约四百市亩；并于垦地附近民宅修理居住(户发修理费十元)。采取合作垦作，共同劳动，视其劳力分配收成。种植麦、豆、水稻、花生及甘薯等作物。凡垦殖者，伙食费每人每日一角，农具每5户发犁、耙、谷桶、耕牛各一；户发谷节、谷箩、粪箕、蓑衣、镰刀、锄头各一；每亩种子10市斤、肥料5角；每户家具二付床板、一张方桌、五张椅、一担水桶、一只锅、一付碗。并于两处各配有经验农夫一人(每人月资5元)。以上费用采用贷款，各户收获后逐渐偿还。晋江县台民先后编入垦殖所者共205人，绝大部分于1939年底退出，小部分至1940年与1942年7月才退出垦殖所。退出后绝大部分参加台湾义勇队或台湾少年团，个别分配到第二工厂(建瓯樟脑厂)做工。 五、台童教养所 政府当局鉴及台民生活困难，无力扶养子女，1939年创办“台童教养所”，所址设在台民宿舍西侧，直属福建省赈济会。1940年春改称为“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总部崇安台童教养所”。晋江县遣送去的台籍医生叶逢春、高墀显任正副所长，福州遣送的台籍医生黄春霖担任会计。并配备保姆、工役各一人，授予初小教育。1940年3月，在教养所台童共81人，其中由晋江县遣送去的61人。每人月发糙米30市斤，及按时令给衣物。创办初期每个儿童月发给救济金2元，后因物价上涨增至10元。 1945年10月，台湾党部迁台湾，教养所转托省政府管理，其教养经费、职员薪津、米粮等由省政府发至年底。抗战胜利后，除返籍外尚留有台童41人(其中晋江县10人)，因各父兄纷纷要求。1946年1月，所务继续维持下去。 由于福建省教养事业费支绌，未便接济台童教养所，所务一度陷于徬徨。旋请善后救济总署浙闽分署福州办事处，将教养所列入救济特赈，按月分配台童救济费及员役补助费。1946年10月，发给旧衣82件，罐头82磅，小麦3690市斤，救济台童及老弱台民。1947年1月，又发面粉3080市斤、罐头912磅、汤粉180市斤、牛乳624瓶、毯40条、布200码、棉被10床、纽扣2盒。 六、台湾义勇队 1938年11月，李友邦和张一之由浙江来福建崇安，县长刘超然迎接，并召集在崇安的台民开欢迎大会。李、张两人先到台民垦殖区视察。李友邦对台民演讲时操闽南语，他们聆听到激动之处，深受感动。当时台民政治上备受歧视，报国无门，悲愤交加。李、张两人详加劝导，县长刘超然也动员台民以技术报国，参加前线抗战。台民纷纷报名参加台湾义勇队。奔赴前线。李、张两人亲眼看到台胞报国热情，特地到福州与福建省党政当局磋商，陈仪表示支持。第一批报名参加台湾义勇队43人，于1939年2月19日，由省政府派专车送浙江金华。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正式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李友邦为台湾义勇队少将队长。当义勇队开拔时，留在崇安的台胞和当地民众开大会欢送。县长刘超然亲自为这批抗日义勇队拍摄合影，他按了自动快门后，从容走到前列当中的李友邦身旁，刚好“咔嚓”一声，围观的人群发出赞美的声。台湾义勇队留在崇安的家属(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子女)每人补助生活费37.74元。《台湾义勇队队歌》由张一之作词，贺绿汀谱曲。歌词曰：“我们是抗日的义勇队，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我们是抗日的义勇队，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1940年3月13日，第二批台民参加台湾义勇队，前往金华。途经龙泉、云和、丽水等县时，具受热烈欢迎。这时义勇队增加到108人。1941年7月，又有第三批台民参加台湾抗日义勇队。此后有少数零星陆续前往金华参加义勇队或少年团者。当时多是全家参加的，如王克明、邓秉辉、石康玉、庄添和、刘荣春、刘道荣、李国星、柯水治、黄国瑞、黄邦荣、黄邦显、郭汝候、曾健龄等台籍医生。晋江县共有95人参加。若辈或善于医术，或善操日语，在战地担负救护工作。当时他们的工作是以抗战救亡为目的，因人设事，使大家各尽所能。主要开展几项工作： 1、医疗工作。第一批台湾义勇队43人中，晋江县遣送去的33人(其中医生26人，名单详附表)。到达金华后，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到浙江省儿童保育会第二保育院、金华二仙桥中心小学、金华县民众运动工作人员训练班等单位义医，或体检、种牛痘，或诊病。还到金华城乡为民义务看病，当地人称之为“台湾医生”。1939年台湾义勇队还在金华城内设立一个医疗所，医治伤病员，台湾医生之名声更传遍遐迩，来求医者甚多。4月，又在金华东关箭头塘设一间医疗所，方便乡村农民治病。同时，还组织几个巡回医疗队，分别到金华附近村镇为民医病，后将流动的医疗队改为医疗站或医院。后来，在金华、衢县、兰溪分别成立台湾第一、第二、第三医院。此外，还派医生到浙东战地前线服务，或参加当地野战医院的工作，或在浙江前线国民党抗战部队与新四军担任医疗工作。经常参加这项工作的队员有陈永裕、邓秉辉、吴木铎、邓秉仁、黄汉岳、曾健龄(这六人均系晋江遣送去的台籍医生)、刘敏夫等七人，还曾派人送医疗器械和药品给新四军。 2、对敌工作。台湾义勇队经常派遣熟悉日语的队员到各抗战部队，帮助翻译日军文件和审讯战俘、收听日军广播、分析问题，调查敌占区经济、政治等情况。这些人多数是台籍医生。他们在前线抢救伤病员，还教习士兵用日语喊话、唱日本歌曲、对官兵介绍台湾情况，鼓励斗志，既当医生又当教员、宣传员，很受部队欢迎。台湾义勇队队员李钟庆、王宏容、邓秉辉(以上三人系晋江遣送去的台籍医生)、郭裕民、蔡雨传、周文钦、邹伯齐、高苏等人经常出去做这些工作。1939年3月，在金华欢迎由新四军护送到大后方路过金华的两个俘虏(日俘三谷端一和台籍俘虏林琬钟)。三谷端一说：“自己本是一个工人，被强征入伍，8月入伍，9月到中国，12月就被新四军俘虏，经新四军的教育，才知道是为日本军阀卖命，如今认清日本军阀才是敌人，以后要为中国抗战出力”。林琬钟从日本国内经济困境和日本人民反战情绪说到中国抗战必胜。这件大事当年轰动金华。 3、从事生产。1939年3月，台湾义勇队派队员李升平到浙江协助云和县政府的樟脑制造准备工作(另外，还曾派他到福建协助建设厅在崇安设立樟脑制造厂)；同年8月，派庄添智等协助浙江建设厅在丽水建樟脑制造厂；派庄添和、黄邦荣等在金华协助东关药品生产合作社，采用国产原料生产战场急需的一般药品。 4、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4月15日，台湾义勇队创办《台湾先锋》月刊，16开铅印本。主要宣传台湾要摆脱日本统治，回归祖国。派往前线的宣传队高擎着“台湾义勇队战地工作队”的旗帜，奔波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深受将士欢迎。1941年10月，台湾义勇队秘书潘超带领几个队员从金华到漳州，沿途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5、抗日统一战线。台湾义勇队与朝鲜义勇队，在抗日战争中同仇敌忾，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并肩战斗，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两个义勇队曾在桂林共同接待过法、美、苏等国记者，中国国际宣传处、国际宣传委员会和国际新闻社的同志派人参加。三百多人的记者招待会开得很热烈，外国记者对中、韩、台联合战线的成立，表示无限的同情与兴奋。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代表“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发表讲话，宣传效果极好，扩大了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影响。 台湾义勇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台胞抗战组织，队里有中共地下秘密党支部，张一之(原名张启权，后改张四维，现名张毕来)1939年2月至1940年12月任义勇队秘书，并任该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现任民盟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张离队后，高阳接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3、4月间，周恩来同志视察东南时指示：“要尽量避免暴露台湾义勇队与共产党的关系，充分运用可以运用的合法形式，开展民族团结抗战工作，同时坚持共产党对这个工作的领导”。台湾义勇队还陆续收留了新四军的战士、赤石暴动中脱险的勇士，和从上饶集中营越狱的难友。台湾义勇队不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另一支坚强队伍，有广泛的影响。 七、台湾少年团 1939年2月，随同第一批台湾义勇队前往金华的6名台胞子女，组成“台湾少年团”。此后，留居崇安的台胞子女，陆续报名参加少年团北上抗日。到1940年初，台湾少年团增到50余人。李友邦兼任团长，黄志义、李炜(又名夏云、张一之夫人、中共党员)分别担任正副指导员。《台湾少年团团歌》由张一之作词，牛光组谱曲。歌词曰：“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人五百万，不自由；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我们带了枷锁来人间；我们受着麻醉过生活。离了家乡，奔向自由，要把自由带回家乡。我们会痛恨，不会哭泣；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在压迫下斗争，在斗争里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要造就宇宙般宽的胸襟，要锻炼铁石般硬的心肠，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 少年团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抗战。他们在浙江前线和后方的城乡流动宣传，形式多样，有演戏、演讲、画画、唱歌等，还学习日文，做日俘的反战工作。 1940年2月，台湾少年团在诸暨县后方，就同日俘梅本源用日语交谈，向他进行反战教育，这日俘知道这是一群台湾少年时，既感惊奇又觉惭愧，表示愿同台湾人民合作，打倒日本军阀，并同台湾少年团小队长王宏宜(又名正南，现名林云，现任全国台胞联谊会理事)合影留念。另一名台湾籍俘虏林琬钟还从集中日俘的“和平村”给台湾少年团写信：“祖国当局宽大为怀，教育我们，使我们真正地把握住人生的意义……”。 1940年5月，南侨慰劳团(即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浙江时，曾慰问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慰劳团的代表陈忠赣先生接见了少年团团员，并赠款表示敬佩和鼓励。 1940年6月18日，台湾少年团员20多人受团部的委托，由该团黄志义、李炜等率领，经上饶于20日回崇安县进行慰问。在台童教养所开会欢迎，少年团代表向家长和兄弟姐妹们报告在前线的生活、工作情形，家长和小台胞听了都十分感动。26日上午，县长刘超然在县政府召开会议，欢迎台湾少年团。县长、秘书、科长、职员等五十多人出席。县长热情洋溢地致词欢迎，对小台胞在抗日前线的义举表示嘉许。少年团在欢迎会上向县长献旗，旗上绣了“台胞之友”，以答谢县政府对在崇安台胞的关怀照顾。29、30日少年团演出儿童独幕剧《为了大家》和保留节目《打倒汉奸》及舞蹈、歌咏、相声等，参加慰问演出的各界人士一千多人，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少年团团员每天坚持上课外，还做发展新团员工作。共吸收了10名团员。此外，还建立过一个“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吸收了几个小朋友参加，成立一个小组，由李炜对他们讲八路军、新四军的故事。因怕暴露，这个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就没有再发展和活动。当时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的小朋友，现在留在大陆的几位都是共产党员。七月九日，全体少年团员返抵金华。 1942年6月，金华吃紧，台湾少年团撤到浦城，步行一天半达崇安。他们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后，多数成员返回台湾，有的仍留在大陆。当时台湾少年团的小朋友，而今已是花甲老人了。 八、归回原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陆军总部于1945年11月1日，对台民去留作出规定。1947年1月，善后救济总署又登报具体规定：台籍同胞欲回乡者，于2月28日以前须随带证明文件，向福州办事处索取登记表依式填送，遣送难民以回台者为限，发给难民遣送途中膳食费以到福州报到人数为据；决定2月18日全部由崇安雇民船向福州出发。 晋江县集中崇安之台胞，确切人数尚未见到完整的名单，只有片断资料：1938年刚遣送到崇安编入保甲时共412人，其中晋江县为第一保共252人；福州编为第二保共160人。《崇安县新志》1941年版第十卷：“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将居留沿海台民432人遣送来崇，其中从晋江来者262人，从福州来者170人(内日妇3人)。二十八年七月，又将留置连城台民54人(其中晋江9人)及各部队各县政府留置台民21人并送县集中”。1942年2月，《崇安县台湾同乡会月报表》中统计：集中人数569人，台湾义勇队293人，死亡94人，逃亡36人，现有146人。 本文附表中名单，系从分散的档案中搜集而来，共297人(包括到崇安后出生的22人)，先后返回晋江86人，返台湾51人，转邵武3人、转长乐1人、死亡33人，去向不明123人。 附：1938年晋江县台民被遣送崇安的名单 1990-12-25 主要参考资料 1、武夷山市档案馆，馆藏民国二十七年至卅六年有关档案； 2、晋江县档案馆民国二十七年档案； 3、《崇安县新志》1941年版； 4、《崇安地方志通讯》创刊号，1986年； 5、《革命史资料》第八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1982年9月； 6、《泉州日报》民国二十七年五、八月份； 7、1986年3月，走访台籍医生陈振义等记录材料。 1938年晋江县台民被遣送崇安名单 表中未标明年龄者除陈秋式、蔡长经、吴宗明外均系被集中遣送后出生的。 附户：系指单身被遣送。郑美琴、郑美瑟、谢振雄3人户主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