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府(路)治所在地，原属晋江县辖内①文化教育开发较早。《府志》载：“泉自唐以来，席相、常衮倡导于前，蔡襄、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重以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海滨邹鲁，厥有由也”。故历来文风丕盛，列为“江南华夏”荟萃之区，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改朝换代，其间千数百年，“学问、事功、文章、气节，前后相望”，出类拔萃。明何乔远在《镜山集》里说：安平一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府志》上有文传的各类历史人物，多达三千五百五十四人(不包括列女)。为了说明本县的华侨兴学史，拟略述科举制度的兴亡，以疏通历史发展的顺序。 一、科举制度的兴亡 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持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科举仕途”方面，泉州府的晋江县，有其特殊情况和突出成就。史乘记载：宋代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泉州曾置“授以番人汉学的番学”；宋末，移居泉州的“南外宗正司”，还特设皇家子弟的“宗学”。故泉州历代均有成批士子，经过“十年寒窗勤苦读”，达到了“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朝政的显赫人物。而在“金榜题名”中，晋江县又是“鳌头独占”，名列前茅，数居首位。据《府志·选举》载：唐代以来泉州府晋江县考中进士科第的人数如下表： 在唐代，潘湖村的欧阳詹首登“龙虎榜”。直至清代最末的一任状元，也是钱头村的吴鲁。清末受到“维新”的影响。光绪廿八年(1902)福州省城创办了官立“全闽大学堂”。八闽重镇泉州府所在地晋江县城内，也于1903年创立“泉州府官立中学堂”。在科举未废，地方官能“俯念时局”，“造就人才”，“开先声”，“新创举”，诚有可贵之处！ 当时学堂各司事，如监督、教习、文案、支应等教职员，均由“总理”慎选分派，大多延聘举贡生员，杂以漳州教会“洋学”师生；行政统由监督掌管。教学方针，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学生灌输“忠君、爱国、尚武、尚实”的老一套。1904年10月，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学堂特设“寿堂”，“颂万岁”、“祝无疆”，以表示“忠君”。1908年9月，后死帝亡，学堂又以“宾天”、“驾崩”的“丁国忧”，设灵“哭皇丧”示“爱国”。但不少学生溜走。 讲堂中，竖立“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牌。课程分“内学科(经、史、古文、地理等)与“外学科”(英文、算学、博学、理化等)两大类。其中经学一年《周礼》，二年《春秋》。史学一年《纪鉴》，古文由教习“选授”与“批阅扎记”。英文始学“字母”，再读“译名”的《国学文篇》五册；二年再兼中文的《摄氏文法》的二、三册部分。学生英文，常“交白卷”或“吃鸭蛋”，故溜生过半。 二、华侨兴学的发起 晋江县华侨在国内外的兴学，始于清光绪、宣统年间，渐盛于民国初年；抗日前为一发展阶段；八年抗战，侨汇中断，急转为低潮；抗日胜利后，国内侨校又再恢复，并有新的、更高一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得更为普遍化。从整个的发展趋势上看，一般规律是先国外，后国内；在国内是先城镇，后侨乡；先小学，后中学；在经费上是集资合办的多，独资创办的少；临时捐助的多，有固定基金的少；在设备上，因简就陋的多，新建校舍的少。新中国成立后，扩建、新建校舍、礼堂的才越来越普遍。 (一)南洋华侨的兴学 晋江县的华侨，主要遍布在东南亚各国，而侨居于菲律宾为最多，其次是印尼、星马、婆罗洲，余在越南、缅甸、暹罗、柬埔寨等。华侨在南洋群岛的兴学，据国民党外交官员邱守愚《廿世纪之南洋》的考察著述，除越南昔为中国藩属，早曾设科举、尊孔孟，士人能通汉文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为闽侨兴学最早所在，如中西小学创办于清光绪乙亥(1875)年，其次是马来亚的养正学校，创办于光绪甘三年(1898)，印尼巴城、玛琅、岩望的中华学校创办于光绪廿五－廿六年(1900－1901)。当时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国外侨生，“能识中国字，能操中国语”。国语，晋江民间俗称“正音”或“官话”。华侨学国语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保持祖家唐山的语言、风俗和文化。 光绪甘八年(1903)戊戍政变后，康有为游历南洋群岛，在华侨中广泛地“劝办新学”。故在印尼泗水、三宝垄、谏仪里、万隆、讲里汶、北加浪岸、直葛等地先后创立中华学校。在新嘉坡，自光绪卅一年至宣统元年(1906－1909)，便有道南、启发、崇正、端象；在吉隆坡有尊孔、坤成两女校；在怡保有育才、怡保侨校。缅甸于光绪廿九年(1904)，有中华义学、益商夜校，宣统元年(1909)有福建女校。越南交趾、堤岸宣统元年有闽漳侨校。沙捞越的闽侨福建学校，暹罗曼谷的新民学校等，也大都同时创立。这些侨居地，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印尼的爪哇、东南婆罗洲、西伯里斯、峇里、龙目等，菲律宾的马尼拉、怡朗、宿务等，越南的交趾、堤岸，缅甸的仰光等埠，泉漳的侨民居多，故“用国语教授后，华侨社会能操国语者甚多”。 清王朝罢科制后，两广总督岑春萱于光绪31年(1905)，特派刘士骥到南洋“视学”，越年在印尼万隆召开各埠华侨的“玛腰”、“甲必丹”(地方官)会议，筹商侨校之进展，并提出组织“学务会”的指导机构，得到谏议里、玛琅的侨团人物徐博兴、陈景然的热烈支持。随后，南洋各埠，先后建立了“学务总会、分会”机构，使侨校进入了更有组织和指导的时期。 但在光绪卅三年(1907)发出了《皇太后懿旨》，要“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特别强调要“循规蹈矩，束身自爱”。实际上就是要镇压学潮，防止所谓“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这时，广东学务处又特派王凤翔到南洋各地去“查学”，并“规定学校章程”；印尼巴城由中华会馆主持的“学务总会”宣布退出，华侨国外兴学，因此遭受很大挫伤。 (二)华侨在国内兴学初期 清末，华侨开始在国内家乡兴学，光绪卅一年(1905)印尼华侨蒋报企等三人，首先发起创办树兜村的明新小学。接着，各埠华侨先后在泉州城内创办西隅、佩实、育秀、小山小学；城外有青阳壁立、衙口南浔、前港尊道、深沪明七、永宁行七、永和重华、池店中心、河市奎峰、暗林丰山、罗溪金溪等小学。其经常费、设备费、基建费，均由南洋各埠华侨捐助。此外，城内的培元、培英(教会)中学、彰化(日本办)小学，城外金井的毓英(教会)中小学，也得到华侨的捐助。 这时期，正处于废科举、兴学校的新旧交替阶段，清王朝镇压学潮，华侨在家乡兴学，同样受到影响和限制。因此，乡村“书垫”，依然比比皆是。 三、民初华侨进一步兴学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政体改变，促使华侨在国内外的兴学进一步发展： (一)南洋的侨教事业： 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把华侨视为“革命之母”。并亲自到南洋群岛，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组织同盟会，筹措活动经费，促进华侨教育事业的继续发展。据国民党教育部的调查，从1912年到1917年的六年中，新加坡、缅甸各有侨校数所，菲岛十余所，印尼各埠最多，有二百余所。各地还有“教育公会”、“学务总会”组织和指导机构。1935年国民党外交部邱守愚的《廿世纪之南洋》统计情况如下表。(见下页) 1930年为国外侨校发展的高潮，还有中学和女校的设立。如槟榔屿的钟灵、槟城中学，新加坡的中华、华侨女中，缅甸的侨中。但1931年后，又有停滞、倒退现象。主要是：各属殖民政府对华侨教育严加监督和限制，侨校的办学宗旨难定。如荷印政府对侨校采取取缔教材，驱逐教员，限制华侨知识分子入境等排斥政策。英属政府颁布《华侨教育注册条例》，内容“繁杂苛刻，顿成恐怖，再三交涉，亦未取消”。暹罗政府对侨校指派校长，教师又必须懂暹文，半年一考，若不及格，不得供职。交趾原有学校1584所，教员3935人，学生170，275人，自伦为法殖民地后，大都被迫改为法文学校，侨校仅存112所，学生960人，占校数的7%，占生数的0.56%。1930年印尼华侨学生已达38，294人，五年后下降为31，510人，减少了3.18%。外交官员邱守愚感叹说“每以取数不清，学潮叠起，南侨教育无显著之进步也！” (二)国内侨办学校的发展 据教育界前辈苏秋涛先生说：“抗日前晋江全县中、小学二百余所，其中包括省立、县立、私立、教会的；经费的来源，侨办学校几占80%以上”。也就是说，全县侨办学校已有160所左右(包括现在的泉州市区)，主要分布在城区及南门外、新门外。民初即1912年至1919年为初发展阶段，如杨家种、杨振盛在亭店办紫南，曾甲象在下辇办三省，曾焕彩在清蒙办清蒙，李秉传在浮桥办新华，尤应星在高山办高山，尤叶舟、吴文楚在新门办新隅等小学。永宁、龙湖、祥芝安海的华侨相继办涵溶、竞新、永明、朝霞、美江、松声、子英、琼山、灵水等小学。石狮华侨也在周围办爱群彭田等12所小学。1920年至1933年间，城南侨校有了进一步发展。城内再发展平民、晋光两所小学。南门外即今晋江县侨乡最多。如石狮有育龄、五社、青山、大仑、钞坑、玉浦、鹏南、震华、容卿、港塘、坑东；龙湖有埔头、英园、阳溪、霞浦、恢斋、鲁东、梧坑、石厦；永宁有银江、梅林、外高、洋山、坑边、港边、港埔；罗山有道南、瑞鹊、南塘、沙塘、沙峰；深沪有柳山、相镖、深沪；池店有溜滨、华州、雁塔、雁山、东山；安海有可慕、培基、启惠；金井有成美、溜江、围江、塘东、南岗、岱峰、瀛洲：永和有枋西、启蒙、英敦；青阳有希信；英林有英林；磁灶有紫坂；蚶江有锦江；东石有塔头；江南有山后、古圳；市郊有桥南、鹤山、凤楼、法石、清溪、谁圃碧峰等小学；其中，独资创办的有9所，如永和巴厝旅菲侨胞林景书，在国外停寄家费三年，以五十万元捐献给孙中山先生作革命经费。1919年归国时，到南京拜谒孙中山，陈述拟在家乡办学的设想，得到孙先生的赞扬与支持，回家后即创办启蒙小学。该校的校钟，也是他从菲律宾带来的，至今，乡人一闻钟声，仍缅怀其爱国爱乡精神。菲侨商总李清泉，独资在家乡石圳创办成美小学。陈春檺独资办西门外碧峰小学。此外，龟湖的鹏南、霞华、江南的古圳、斗南、山后，城东郊的淮圃等小学，也是菲岛和印尼华侨独资创办起来的。 小学迅速发展，师资出现奇缺。故华侨在此时期，筹办初级师范及中学，以解决师资欠缺问题，1920年后的十年中，计创办了12所。如1920年印尼华侨首创明新初级师范；1923年华侨黄奕住独资创办斗南初级师范；1924年由地方人士陈仲瑾、陈祖寅、赵祖建、庄恒生等筹创西隅初级师范；同年由傅碧尘到南洋募捐，得到菲侨蔡连芳、杨嘉种等的大力支持，创立泉州女师，同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还有归侨傅维安创办佩实女中；王庆冲、汪照陆、蔡序锵、王玉堂等创办南华女中；王岫松、蔡鼎常、汤文通、蔡杰士创办晦鸣中学，民办侨助。1925年安海地方人士蔡德远，华侨陈清机、桂华山也创办了养正中学。1930年由新加坡、槟榔屿华侨捐资，由苏秋涛主持办平民中学等。 华侨在这时，为了解放妇女劳力，还创立了女子职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附设机器，学习技术，发展轻纺生产。1921年旅菲华侨吴记霍捐资，聘请地方人士吴增(桂生)、伍淑畴主持，继城内承天巷女子职业学校，设立嘉福职业女校，有织布机二十台，聘请沪、杭技师，传授纺织、刺绣技术，培养生产人员。1923年张时英创办的民生农校，也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专门学校。各为公办，而基建、经费亦来自华侨。 此外，培元、培英教会中学，由英人安礼逊，到南洋向华侨捐资，单印尼一地，就捐得二十多万盾。培元中学还有纪念捐资者的建筑物，有郑成功楼，吴记霍堂，菲律宾楼等。天主教启明中学的神甫任道远(西班牙人)，往菲岛向华侨劝捐，也得到陈光纯、洪明炭等人的资助。 但1933年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违背了《训政时期的约法》，不仅增加了“教育捐”，而且乱加统制，规定凡私立的中小学，未经向省办理立案手续者，一律不准开办，已创办的要取缔，1934年西隅、平民中学和一批未立案的小学被迫停办，不少侨校也被“一刀切”。因此，到抗战前，只有再发展旦厝、新正、秀山、洪溪、建新、社店、迥从、松茂、仑后、塘后等一些小学。 四、侨校的低潮 抗日战争八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南洋沦陷，海外交通、侨汇中断，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而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苦难更为突出。侨乡中的侨校，也随之急剧转入低潮。这时，除少数原有筹集固定基金、有国内银行存款利息，或置有业产可收入作经费外，其余大部分的经费来源，都是国外校董会，向乡亲以常年捐、随时捐、月捐等方式筹集寄回的。海外交通、侨汇一中断，加上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即使有少量基金、利息、产业收入的，亦已今非昔比，无足轻重了。国家的辅助，又少得可怜②。因此，侨汇断绝的抗日中，侨校能勉强维持下来的，为数很少，多数被迫停办、压缩、合并了！ 五、侨校的重新恢复与发展 1945年抗日胜利后，海外交通、外汇恢复了，侨校也随之陆续恢复与发展起来。有的还基建规范较大的新校舍，如阳溪、希信、瑞鹊、霞浦、恢斋小学；灵水、桥南、鹤山、凤楼等小学，也扩建了校舍。金井毓英小学，在华侨捐资支持下，扩展为更完整的中小学。 除小学有新的发展外，重点侨区如衙口、石狮、树兜、青阳还创办了中学。1946年由施辑亭、黄星标、许经概与旅菲华侨施性水、施家罗发起，于是年9月创办南侨中学。亭店旅菲华侨杨厚翠，回国独资办凌霄中学。1947年旅菲华侨何恭寨、王茂航捐建石光中学校舍。1948年旅菲富侨庄万里、庄秋金捐资筹办大道中学，并进行基建新校舍。初步改变了侨乡人上初中必须进城的落后状态。 六、侨校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根据华侨、侨眷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先后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的侨务、侨汇政策，保障了归侨、侨眷的政治经济和物质文化生活，维护了他们正当的权益和利益，体现了伟大的祖国，是华侨有力的靠山，从而更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关心与支持家乡发展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其特点是，捐资多，建校增，分布广，校舍新，规模大，设备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侨办中学已有15所，比1949年增长四倍强。具体分布如下： 其中四中、侨中、东石中学等，是从华侨子女补习学校发展为正归中学的。金井侨补校，后合并于三中。 侨办小学发展更多，全县已有二百二十八所，比县市分治之前还要多一些。如果按现县治新地域计算，比1949年增长一倍以上。从具体学校看，原有的都有程度不同的扩大；若从各个公社看，各有差距，其校所分布如下： (注：石狮、青阳、安海、社镇；磁灶、紫帽社、场合为一个单位统计。) 华侨捐资办学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如1965年前十六年，全县华侨捐资共3，116，335元，平均每年近20万元。1977年前十年的捐资，则达3，157，140元，相当于过去的十六年的总数之多。在“四害横行”，十年动乱中，华侨的继续不断给家乡捐资办学，更是难能可贵。他们的爱国爱乡热情，在逆境动乱中，是可以经受得严峻考验的。华侨与“摇篮血迹”，“唐山阿祖”的血肉传统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粉碎“四人帮”后，华侨的爱国热忱，更为高涨。自1977年至1981年，华侨在这五年中的捐资办学，猛增至6，664，570元，比前26年总数还多出411，095元，也是华侨捐资办学最多的年代。其特点是以基建费为主，据统计自1977年至1981年五年中侨校的基建投资达6，486，350元，占捐资总数的97%。因此，全县中小学的新校舍，新礼堂比比皆是，而且是规模巨大的石头多层建筑，可谓盛况空前，史无前例。不少侨乡小学的大礼堂，本身也是影戏院，为侨乡人民提供文化生活的方便场所，有利于文明礼貌活动的开展！ 现在，全县侨办中小学的“桃李满天下”，有不少是分布在南洋群岛和港沃地区，虽侨居国外，却时常缅怀自己的母校与老师。有的踊跃参加校董会，组织校友会，继续关心、支持、帮助母校的发展，通信联系，尊崇师长，邀请访问，回梓拜访。国内每有校庆，则专门组团，或特派代表归国参加活动，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华侨先辈热爱祖国，关心桑梓，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把侨办学校向前推进一步！ 1983年6月 注： ①晋江县与泉州市分治，始于1951年。后来又先后把江南、东海、城东、罗溪、马甲、河市六个公社的地域，划出归为泉州市郊。因此一些有关史料，两者常有交叉。 ②战前全县二百余所中小学的经费，80%以上是由华侨捐献的。因为民初以来，闽省教育经费，年仅百万元，其中省城占半数，其余分摊给六十多个县市，平均每个县市不上万元。而当时军阀、土匪遍地，战乱不断，教育经费常被军、匪截留占用。1934年中侨委虽曾给侨校、中学拨下一次补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公立学校时闹风潮，索薪罢课，弄得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