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屿位于南洋群岛马六甲海峡的北端，现属马来西亚的一重镇和第二商业贸易大港口。面积108方里，岛长十五里，阔九里，最阔处十四里，与马来半岛仅一小海港分隔，阔为二至五里，距印尼苏门答蜡最近处仅150里，为我国历史上对外贸易在星马“中转站”的组成部分。槟榔屿开埠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比新加坡开埠还早33年，距今有198年了。现在，已从一个满目凄凉的荒岛，变成为百业蓬勃的“东方花园”，号称“山水甲全马”的一座美丽都市，为世界旅游的一大圣地！ 槟城闽泉之华人，在这个“海上花园”的建设中，对复被大地之参天古木，原始森林施了第一斧，于猛虎呼啸，毒蛇盘据之险境中，披荆斩棘，架桥梁，平道路，辟胶园，开矿山，填沼泽，搞种植，兴商务，筑街市，通贸易……。可谓辛勤之“园丁”；他们用双手操劳，以血汗浇灌，使之“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新加坡前总督雷顿咸爵士曾赞曰“马来半岛之有今日，皆华人劳动所赐”。其光辉史绩，值得作一番纪实。 一、槟城之由来 历史上，槟榔屿的地名繁多，叫法不一。据新马华侨叶苔痕、吴允德1949年编辑的《槟榔屿大观》(以下简称“大观”)一书说：“槟榔屿共分二区十八乡，首镇乔治市，位于岛东之海角上”；“槟榔屿有许多名称。在书籍上有‘母呵老王子岛’、‘勾栏山’、‘交栏山’”，但不知所据。1592年英人兰开斯提氏航行到此，才名为浮炉槟榔。槟榔为巫语，浮炉槟榔义为槟榔屿，即槟榔子岛。莱特氏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时，适为威尔斯太子诞辰的前夕，所以名为威尔斯太子岛以为纪念，昔时政府公文，多用此名。但现在已通用槟榔屿一名了”。 至市镇则名乔治市，是纪念英王乔治三世的。此名至今公牍中仍多用之，但民间都用槟城一名以代之”。“马来人叫丹绒。丹绒为巫语，意思是海角，因乔治市凸出海中，成一锐角，所谓关仔角，即在此锐角之顶点。丹绒一名，闽侨亦多用之”。 但广东人则写“庇能”，系由英文译音而来。亦有称为“新埠”。而日本人写为“彼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占领槟城时，有人听到东京广播，说将把它改为“东条岛”，但未实现。 “至埠榔屿一名，世人多以为因其地盛产槟榔而得名，实则本的槟榔之种植面积，仅1441英亩，较之椰树，不过十分之一” 二、华侨先驱之足迹： 槟榔屿华侨先驱之足迹，据有关史藉记载，早期多因船艘遭风流寓，但人数很少；开埠之后，才有大量移民定居。根据有二： (一)《元史·史弼列传》载：至元二十九年(1293)元世祖征爪哇，发舟千艘，给粮一年，十一月，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因风急涛涌而又匆惶收兵：于越年四月廿四日，登舟返航，舟行六十四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这次劳士远征，出师不利，致使有少数华人流寓于槟榔屿的“勾栏山，”与当地渔人杂居。故在1786年英占领槟榔屿时，岛上已有华人与马来渔民58名了。 (二)从地方族谱具体记载上看，泉属乡民最早往新槟者，远在明代万历，而大量的增加，还是在清代乾隆之后。据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六县77部族、宗、房、家谱的调查统计，自明万历至清末往新槟者共有507人，其中明代仅2人，而在清代505人中，乾隆时31人，嘉庆时33人，道光时80人，咸丰时65人，同治时104人，光绪时164人。 以吾省县份看，安溪最多，有195人，其次是永春188人，第三为南安72人，第四为晋江33人；此外，德化10人，同安2人。 三、殖民之跳板 十七世纪欧风东渐后，英殖民者的东印度公司，不仅同印度通商，而且是经营远东商业的大本营。当时通往中国航程捷径，须经马六甲海峡，而荷兰殖民者，已占有控制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使英、荷成为海上贸易的竞争敌手。英人深感船赴中国、遇风损坏、停泊维修、增加给养等，全赖租借于荷兰控制的马六甲港口，收费苛刻高昂；倘有战事发生，则至中国的商业航线，必陷荷人包围，华印贸易，便告中断。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如马来海峡之良港。故槟榔屿虽荆棘丛生、满目凄凉，亦为英人所注目。英青年冒险家莱特，为此进行了多年的探察与收买活动，终于1786年以年费六千元西班牙银币为“租赁”条件，经吉打苏丹同意签字，归东印度公司使用。是年八月十一日，莱特大佐，在槟榔屿的“关仔角”沼泽地上，举行竖不列颠国旗的典礼，宣布英国正式占领槟榔屿。如今关仔角灯塔下的“康华丽斯”古堡，便是这个历史转折的活见证。从此，遂开英国在马来亚半岛占有殖民地之先声！ 自是而后，1800年又以年租四千元银币为条件，由槟榔屿总督乔治利特爵士向吉打苏丹商订，准许任意扩充地盘，面积达280方里，阔八里，长四十五里，比槟城大出一倍土地，概归槟城管辖。此宛若在槟城这顶“皇冠”上，再镶上一颗“钻石”一般。1819年莱佛士又再开辟新加坡，1824年更和荷人订约，以苏门答蜡及明古达换取马六甲。1872年至1896年，又相继同马来半岛各苏丹订立保护条约。1874年霹雳苏丹，再把“天定州”割让与东印度公司，归槟榔屿管辖，至1935年才收回。1909年经暹罗政府的转让，英人又获得吉打、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的统治权，进一步奠定了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地位。 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槟榔屿的地位，亦几经随之转化。1805年槟榔屿被划为印度的第四省区。1826年马六甲及新加坡由孟加拉政府改归槟榔屿管辖，越年取消关税，开放贸易，奠定了英国在马来亚的一贯殖民政策。1830年取消省区体制，将海峡殖民地降为“驻扎官区”。1832年新加坡上升为殖民地首治，槟榔屿从此反屈居其下。1876年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由印度政府移交英国“理藩”直辖。此后，三者即成为海峡殖民地。1948年2月1日，由九个马来州，及槟榔屿与马六甲，均属英殖民地，另由新州总督管辖，也就是所谓“马来亚联邦”了！ 四、华侨人数之骤增 据史籍记载，槟岛最初仅有华人和马来渔夫58名。自经英莱特占领、开埠二年后，居民逐渐增多，至1788年计有千人左右，其中华人占40%。迨至1804年被划为印度第四省区时，竟达一万二千余人。此后，由于不断移民与开发，槟榔屿和威尔斯两城的人口在迅速骤增中，出现了两个特点： 一是华人中闽侨比例大。如1947年的新官方人口统计，槟威华人有247，360人，占总人口55.42%。而闽泉侨民107，052人，占华人总数的43.27%。因自1830年至1840年后，每年往槟威的所谓“新客”，约在二、三千人之多。这和莱特采取移殖垦荒政策有关的。据英人芬理逊记述：新加坡开埠第三年，即1821年1月18日，第一艘中国帆船自泉经厦直接航抵新加坡，认为是新马史上的一件大事。斯时航新一趟要二十至四十天时间。后帆船为轮船取代，往新槟的闽泉华人，当会更多。 二是槟城市区人口为全马最多，而槟城的华人区，更是人口最密集地的段。据1947年槟榔屿市政局的人口调查统计情况与比例是：平均密度由1931年之每方里15，894人，增至20，114人，上升26.5%，使乔治市成为全马来联邦中，人口最稠密的城市。1947年乔治市区域为5，848英亩；市区居民有189，068人，每英亩平均为33人。以各区而言，则华人区域之牛干冬、大门楼、新街、汕头街等区之人口最稠，每英亩平均达263人，比全市区居民平均密度，高出六点九六倍；莱特街、椰脚街、吉宁仔街、庇能律、风车路折回瑞典咸大桥一带，每英亩平均人口亦有150人，为全市区居民平均密度之4.54倍；其他普通区域，华人比居民的密度也略高。 五、开埠之变化 槟榔屿自1786年开埠之后到1949年的163年中，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如下： (一)初期，莱特把槟榔屿作为香料种植基地，大力发展垦殖，斯时南渡的闽粤侨胞，直接投入胡椒种植者，就有万余人。年产胡椒逵四百万磅，贸易颇盛。但不久市价狂跌，以致惨败，胡椒的种植，遂成绝响。 (二)把种胡椒改种橡胶、椰子等特产。1877年马来橡胶业执世界牛耳。全马胶园达328万英亩，槟威86，001英亩，占2.62%。但自1930年胶价暴跌，加以抗日战争的破坏，胶园面积缩少，到1949年槟榔屿与威尔斯较战前减少五万多亩，下降58.13%。 (三)1789年莱特向加尔各答上峰报告说：“槟榔屿的商品入口，每年达六十万元”。故1827年英政府确定新槟开放自由贸易，取消关税，促使商业贸易更加兴盛起来，槟城成为新马第二大商港。1794-10-21日，这位槟榔屿殖民开辟者莱特病逝。英政府特别为他造铜像，立街名，以为永久纪念。 马来亚高原，如金马仑、福隆港；海滨如波得申，都是马来风景优美的地方，而槟榔屿却兼有两者之盛，以山水吸引游客。难怪《槟榔屿大观》的编者曾赞叹说：“槟榔屿初开辟的目的，是为军事，为商业；但是，自被认为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归入大英帝国的怀抱后，槟榔屿的这种重要性逐渐消失，转而变成山水甲全马的游览区，享有东方花园的荣誉。这该是开辟本埠的莱特大佐所予料不及的吧”！ 六、历史的功绩 到1949年槟榔屿的人口已多达廿十余万，百业繁兴，被誉为东方花园的美丽都市了。回顾1786年开埠前的荒芜景象，满目凄凉，全埠住民不及六十人，岛上全是荆棘与沼泽，前后相去163年，而苍海桑田，变幻如此迅速，这一期间的史实，真是值得大书特书。(原文见槟榔屿大观)。其实，造成槟城今日的繁荣，其主要功绩，应归属于勤劳勇敢的我中华侨民，这是历史事实，毫无容疑的。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华人，都是受不了国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相率亡命海外，以求一线生机的劳动者。他们南渡槟岛后，赤手空拳，备尝艰险，然斗志昂扬，一齐奋发，披荆斩棘；开矿山，垦荒地，建城市筑港口，到处都留下先驱者的足迹，到处都洒遍了宝贵的血汗。无论如何，华人在开发与建设槟榔屿中，历史功绩是极其辉煌而不可磨减的。 当时华侨居住乔治市，街道只有数条，房屋参差不齐，拥挤不堪，楼下做生意，楼上当宿舍。一般华侨都希望住在市区，谋生较易；但是大多数的华工因受生活环境所迫，不得不到荒芜的乡村去垦殖土地或开矿。于是，对岸大陆，遂为华侨发展活动的区域。据史籍记载：早期华人在威省分布情形是：在马东夏里，有一排华人商店二十间，锯木场一间；葛牙甲巴，有50名锯木华工，其他则烧贝壳，煅石灰；在不赖河对岸，有一个砖窑和石灰窑。峇东埔的华人，则和马来人一起种稻，峇眼赖有百名华人，操渡船和捕鱼生活；其他许多地方，都种菜和种蔗；在峇都交湾，华人开辟卤水芭地种蔗。二十几年后，欧人才开始栽种树胶。 综观上述情况，可以想见当时先驱者——华工，如何筚路褴褛，惨淡经营之一斑。 七、建筑之形式 槟城的建筑，不论是街道、屋宇、寺院、祠庙的建筑形态，都具有中国古代格式，更兼有泉州风味，兹说明于下： (一)乔治市的街道、商店，都是有“五脚架”的建筑物，如同泉州、厦门街道。 (二)寺院建筑，以椰脚街“广福宫”为最早，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为闽奥两省侨胞所共建故名，宫中供奉观音大士，香火甚盛。而规模最大者，则在亚逸淡的“极乐寺”。占地约三十英亩，建有二座佛塔，一为古缅甸式，一为七层佛塔，名“万宝塔”。寺中碧阁丹梯，大雄宝殿，宏伟壮丽，实为东方式建筑物之最精美者。该寺是由马来亚、暹罗、苏门答蜡、安南、爪哇等地佛教徒集资、闽僧妙莲主持，建于清光绪(1876)年间。仅次于“极乐寺”者，是升祈山腰的“天公坛”。琳宫绛阚，掩映在绿林中，远望如天半朱霞。确是十分堂皇富丽。据考坛内遗物，当建于一百七十多年前。坛内祀“玉皇大帝”，塑像垂绅正笏，甚是庄严，两殿旁有十二天神佛。水声淙淙，确是一修禅的好去处。 (三)祠庙建筑，到处皆有。据英巴素博士的调查，共有105座。分为“宗祠”、“神庙”两类。各姓宗祠，以邱、谢、林、杨、陈五大姓者为最堂皇富丽。最早以“谢氏宗祠”，建于嘉庆六年(1801)。五大姓的宗祠，均在滨海的中街一带，至今有百三十多年。其中最受人赞赏者，当推“邱氏龙川堂”，其祠门、墙壁、石柱都刻上人物花草，工极细致。祠前含抱石柱，神龙缠绕，雕刻玲珑，宛如微型象牙雕刻。堂上木刻的花卉，皆髹金色，真是金碧辉煌。祠外置有荷枪木立的石雕孟加拉人像，作司阙状，形容毕有，惟较常人略小。据重修碑记所载，乃光绪三十二年(1906)重修者。两次修建，计费款甘万金，比极乐寺的建筑费为巨。新加坡总督金素泰观之，备极赞叹。其他姓氏宗祠的建筑，屋宇大同小异，脱不了古色古香的风味，而保持家乡的习俗，使海外华侨子弟，有“观堂如观乡”之感。 海珠屿的“大伯公庙”，建庙时间最早。据父老相传，有张理、丘兆进、马福春，同乘帆船南渡彼地，结为金兰，亲同骨肉。张教书，丘烧灰、马打铁为生。张居于长，一日忽在今建庙旁之大石边“坐化”。丘、马葬之，祀之以神。及丘、马殁，居民亦为之葬于张理墓旁，亦以神祀之。到嘉庆四年(1799)才立碑建庙。 以奇异著称的“蛇庙”，华人尊曰“青龙宫”。位于望加兰的青云岩。庙门口有石狮子一对，上刻“同治十二年(1873)”，外设拜亭香案，庙内大殿三楹，旁为客堂，殿内神龛供“青龙大王”。殿内各处如香案、灯台、花瓶、神龛以及墙壁间，凡可供蛇盘据的地方，都有青色的“天公蛇”，蜷伏其上，作睡眠状，以物拨之，蠕蠕而动。最大粗如甘蔗干，长二、三尺，小则如幼线，全身绿色，章以黑斑，头四方形，圆睛扁喙，形颇骇人，但性极驯静，终日蜷伏一处，未闻伤人。据庙僧言：青龙嗜食鸡蛋，绕蛋一周，便吸进蛋内物，但夜间以蛋饲蛇，旅客无此“眼福”。庙右旁一瓦屋戏台，每年旧历正月、六月、十一月六日三次节日，请戏演出，善男信女，赴庙进香，摩肩接踵，热闹异常。据“庙祝”言，得知庙神是“清水祖师”，姓陈，名普足，福建永春人。生于宋时，自幼持斋戒，出家修道于永春大云院，后在安溪县清水岩坐化，故名。另据“庙祝”说：该庙初为茅屋，因带香火到槟之人，是位有本事的法师，善假神力，为华人治病。时有西人患重疾，百药罔效，服祖师药物后，即告霍然。遂即拔地建此“青龙宫”。自是香火日盛。 八、地名之来源 闽泉侨民，善于以其地之原始故事或人物来起名，与现在英文的名称，虽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十分通俗、有趣，而且富有纪念意味，可谓别出心裁之一事。 以原地人、物起名者，有如“沓田仔”，“四方楼”，“吊桥头”，“柴桥头”，“日落洞”等是。有以民族、藉贯聚居地起名者如：“汕头街”，“面线街”，“吉宁仔街”，“宿娼街”“日本街”等是。有以行业、职业起名者如：“打铁街”，“打铜街”，“拍卖街”，“猪肉巷”，“车水路”等是。有以机关、医院、社团住地命名者如：“克林贺巷”，“法院巷”，“医院街”，“义兴街”，“大伯公街”，等是。有以寺庙所在地得名者如：“城皇庙”，“大伯公庙”等是。 有以“香巢”、“金屋”得名者如：广福居俱乐部旧址，昔日参加者多为富人，富人多私纳妾，不敢带回家居，而在此巷另辟“金屋”，作为二、三细姨住居的“香巢”。故称为“二奶巷”。 有以大街分段起名者如：槟城大商业区“美芝街”，系英语译音而来。华人则另分段命名为“土库街”(土库巫语为大批发商行)，“巷仔口”，“中街”，“缎罗申”(西名)，“打铁街”，“社尾”，“头条路”至“八条路”等是。 九、华人之宣教活动 槟城华人之宣教活动。是在清末民初才兴盛起来的。光绪28年(1903)戊戍政变后，康有为游历南洋，在华侨中广泛宣传劝办新学，大力提倡废科举、兴学校。民国七年(1919)，教育部派黄炎培、林鼎华到南洋视学，使侨民益加勉奋兴学。据邱守愚《廿世纪之南洋》调查统计说：1930年时，槟城已有中、小学七十七所，生数万多人。并曾创设“华侨学务总会”组织指导机构。最早创办和规模较大的是钟灵中学(民初年间)，福建女校和槟城中学等。当时华人兴学的主要目的，一是要使国外侨生能识中国字，能操中国语。所谓“国语”，即泉州民间俗称为“正音”或“官话”。而华侨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保留“唐山”的祖家语言、风俗和文化；另是在日益兴盛的经商贸易上，急需欠用“字墨算盘精”的人才。华文侨校兴起后，因用国语教授，华侨社会人士能操国语者相习成风，盛极一时。 但斯时清王朝仍在顽固推行所谓“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以及“忠君、爱国、尚武、尚实”等的陈朽教育方针，强调“循规蹈矩，束身自爱”。光绪33年(1907)下达《皇太后懿旨》，要“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会理为范围，以明伧爱国为实效”，而着重于防止“离轻畔道”、“犯上作乱”以镇压所谓“学潮”。广东学务处，因此再派王凤翔到南洋“查学”，并规定“学校章程”。故“华侨学务总会”也相继停止活动。更有甚者，是民国九年(1921)英政府颁布《华侨教育注册条件》，内容繁琐苛刻，侨校极感困恼。虽经侨民再三交涉，亦无成效，拒不取消。从此，华文教育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惨遭、排挤和打击。 槟榔屿在1930年时，已有《光华日报》《槟城新报》和《电视新闻》三家华文报刊，以及“阅书报社”、“鸿雪庐诗社”等文艺社团组织。《光华日报》及“阅书报社”、“鸿雪庐诗社”为孙中山的同盟会所创办，均由泉州爱国侨领刘惟明主持并担任董事、经理及负责人。《光华日报》的董事还有庄明理(现为全国侨联副主席)等九名进步侨领。还聘请洪丝丝(现中央侨务办副主任)、王济溺(现泉州市侨联和致公党之负责人)等8人为编辑和记者。该报几乎远销至整个南洋群岛，影响面较大。 十、华人之爱国 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尊称华侨为“革命之母”。并在槟城组织同盟会、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同时槟城亦是“广州3·29起义”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曾亲临槟城鼓吹革命；历史上有名的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就是在槟城发动的。打铜街720号是筹款策动广州起义的地点；柑仔园404号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瑞和园曾供同盟会集会。因此，槟榔屿华侨，每以槟城是中国革命策源地而自豪：“(见槟榔屿大观)这些革命轶事，凡稍知槟城掌故的，多能历历道出如数家珍。 同盟会在槟城进行革命活动中，华侨起了很大作用，表现出他们团结爱国的伟大民族精神。其中突出的人物有刘惟明、庄明理及王济溺等。1906年孙中山派胡汉民、李烈钩到槟城活动时，同刘、庄等人接上了关系，得到了很大支持，刘不仅在经济上资助李烈钩及孙中山的家属，而且四出秘密串连鼓动，筹措经费，并致力于华侨社会文化事业，为同盟会主办《光华日报》《阅书报社》及《鸿雪庐诗社》。在槟十年中，还参加筹办钟灵中学、福建女校、丽泽小学等。在30年代，又为家乡河市奎峰在南洋筹集建校经费，也为泉州开元“慈儿院”募捐经费等等。义风仁举，众所钦敬。 抗日战争期间，刘惟明同庄明理，不仅在华侨社会慷概陈词，宣传爱国抗日思想，而且还积极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先后组织起《槟城华侨东北伤兵难民委员会》，《槟城华侨筹辰祖国难民委员会》，筹措大批抗日活动经费，及时悉数交付以陈嘉庚主持的“筹辰总会”，汇交国内抗日前线。刘惟明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38年在槟城不幸逝世，享年59岁。但他的团结爱国伟大民族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记忆和追思的！ 十一、华人之金融 槟城华人，同样不是殖民，而是移民，是华工，是农业或手工业劳动者。故初到海外，是“一身之外，别无长物”。甚至连出洋帆船费，也得由雇用他们的殖民者代还，而后“按月回扣”。因此，只好用“赤手空拳”去打开出路，靠的是勤劳勇敢精神，而白手起家。一方面，勤俭储蓄，积聚小本，作贩易经商行贾准备；另方面，要按月寄款回家，以瞻养其国内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这“两头重担”，是万万不可推卸。因此，一般都要经过漫长的艰苦岁月，才能有点“家底”的。他们从劳工、小商贩，直到“中转商”，是必经的具体发展过程。但又时常受到英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垄断与掠夺、排挤。加上马来人起而经商，竞争日盛。有所谓“番仔穿裤，唐人走无路”的叹语。斯时华人既没有祖国的政治保护，又没有物质的支持，华侨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时刻刻都有改行、合并、停业、倒闭的危险。其间虽有少数人，侥幸发了点“洋财”，也是历尽风险而得的。 据邱守愚《廿世纪之南洋》说：槟城1931年华人有“和丰”、“华商”、“华侨”、“广州”、“中华”银行五家。前三家为闽侨经营，占银行总资金60%。其中以华商银行资格为最老，创立民国元年，营业最稳健，资本为一百万元。和丰银行则以营业最发达而闻名，有分行十余家，创于民国七年，资本四百万元。再次为华侨银行、创于民国八年，资金为五百二十五万元，资本最大。惟近年来三行均受世界经济不景气浪潮之冲激，影响甚大。1932年7月27日，华侨三大银行，如华商、和丰、华侨，宣布合并，称华侨银行。盖以应付环境，不得不大联合也。但也未能扭转局面，因为在合并后，其股票大涨。根本敌不过英、荷殖民国家之“汇丰”、“渣打”和“东印度公司”等大银行的经济垄断势力。 邱又说“信局为吾侨之重要金融机关，一般劳工及中等商人，每多以信局为汇兑机关。南洋华侨信局之势力极大，凡侨民汇归家乡之款，多由信局。以信局虽在一县之地，亦设汇兑处，如吾国之钱庄然。此类信局，每多由较大之商店经办，故信用尤著。据1930年之调查，南洋各属之信局，约515家。其中英属马来、缅甸、婆罗洲210家、占40。78%，荷属东印度160家、占31.05%，暹罗80家、占15.53%，法属越南50家、占9.71%，美属菲律宾15家、占2.91%。 邱当时没有把槟城信局具体区分出来。但据了解，当年新马最大的信局，当推槟城之“福建民信局”，几执新马批汇业之牛耳。为泉州人吴恩恕等所经营。香港、厦门、泉州均有分支局，由其弟吴恩惠主持经营。 十二、语言之特色 槟城漳泉华人，特殊的一点，就是保留通行闽南话。在华侨社会中，操闽南话的人最普遍；广府、客家、潮汕、琼州、莆仙、福州藉的华人，也把它作为同泉属侨民交往的“普通话”。但自开埠后，居民虽多为华人，却五方杂处，语言各异，惟互相交接，则都能各表己意。由于久居关系，生活习惯，也随环境之变迁，学得一口异族的语言，以便于谋生交往，招来生意。漳泉华人，一般都能操点英语、巫语、暹语、印度语等，尤其是“菜仔店”、另售小商贩的小东家，同各族人接触繁多，故还会操一口流利的外族语言。相应的，印度人、马来人、西欧人，会讲几句闽话粤语也不稀奇。惟闽南话在槟城之应用，其腔调和词语，含有海澄县三都一带乡音成分为多。故闽泉华人、华裔的语言中，在操闽南话、厦门话、泉州话时，口音亦略有差异，而统归曰“通用话”。同时，在连续语句中，又渗透着几个民族的语言、也已司空见惯了。如游艺晚会遇雨要改期举行时说：“暗暝(今晚)阿惹(巫语——娘惹)斗宝(海澄语——比赛)。雨来(闽南话)无(闽话)惹里(巫语——成功)。波士本(英语——改期)，明暗暝(闽话)恁人(马来亚化的闽南话——你们)多郎(巫语——请求)者阁(闽话——重再)来看(闽话)。当今(闽话)爱做(海澄话——表演)暹(闽话——暹罗)弄迎(巫语——土风午)甲(闽话)妙失(音乐——英语)……。 再如说“准字领到了，摊位找到了”即说“礼申”“嫌”了，“实都”也“嫌”了。槟城一般侨生的语言，即同英巫语混杂，语法亦有差异，很多人说出来的话，是闽南语音，但语法却又颠倒。如“请在这边吃饭”一语，侨生则说“吃饭啦这边”……。 无论是闽籍或他籍人，在槟城住久了，有意无意之间，便懂得了很多地方性的语言一—“通用话”。但仅知意思，而不知出处，或如何用法才算正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语言的特色。 十三、风尚之保留 槟城闽籍之华裔，善于保存“唐山”祖家风俗习尚，绝不“数典忘祖”。由于他们在风俗习惯方面，世代相传，根深叶茂，遂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特点。兹举数事说明于下： (一)古历正月十五的“元霄”，二、三月的“清明”，七月十五的“七月半”，八月十五的“中秋”，和十二月尾的“年兜”，或正月初的过年、春节，都同“唐山”故土一样地“做节”活动；他如“圣迹日”即“庙会”活动，亦然。 正月十五的“闹元霄”，灯火辉煌，五颜六色，前街后巷，车水马龙，鼓乐阵阵，喧闹欢腾，男女老少，举家游赏花灯，为一年之春的一大盛事，乐趣无穷。 二、三月的清明节，亦举家上坟，到祖宗莹墓之前祭扫一番，献上三牲果合、压遍“纸钱”，表示对祖先的哀掉追思。对祖先的生日忌辰，亦按时奉祀。大族姓者，还建宗祠、立木主、举行春冬二祭。编写族谱、宗谱、房谱、家谱，以志“木本水源”，供乡人“敦宗睦族”的联谊活动之用。 七月十五日之七月半节，如同国内的“盂兰赛会”活动，戏曲连台，热闹一番。此外，在“观音生”、“城皇生”、“大伯公生”、“玉皇大帝生”、“清水祖师公生”……。尤以“蛇庙”青龙宫的清水祖师“庙会”，每年旧历正月初六、六月初六、十一月初六三次节日，均传统演出，善男信女，进庙烧香，接踵摩肩，十分热闹。 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不仅吃饼赏月，举家团聚，亲朋言欢，文人则吟诗咏月，作赋相赠。早年汽车未兴，每逢佳节，富商巨贾，闺秀名媛，则驾“高车驷马”，“兜风赏月”。深夜时，青年男女，常到海滨作掷果求凰，祈求佳偶”，细声唱着“俚歌”：掷葱嫁好翁(夫)。掷菜嫁好婿。掷枣年年好。掷土豆食老老。掷龙眼好光景。丢鼓娶好某(妻)。掷箸娶个好媳妇。掷石头起红毛楼(红毛指英人)。 十二月“年兜”，为一大节日，街道张灯结彩，家门张贴春联，更新衣，放鞭炮，“辞年送神”，除旧迎新。公共场所，文艺演出，南音戏曲，舞龙斗狮。街头巷尾，人流如潮。亲朋戚友，拜年道贺，共同欢庆“人寿年丰”、生意“宏图大展”。大有“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的一番太平欢乐景象！ (二)男婚女嫁的仪式，女方亦有“上头”古礼。如国内叫“梳嫁”之俗。一般要择好日子举行，这些时辰，要不与新娘、新郎有“相冲”或“带煞”。“五果六斋”、两枝粗壮甘蔗尤不可少。所不同的，是新娘的穿戴若“白衣天使”。大门口有鼓吹手在演奏。但从内室姗姗走上厅堂时，要在“上头棹”前椅上坐下，脚踏“簸箕风炉”，请肖龙的童子，替新娘假意梳头，边梳边念吉利口词：“坐正正，对宝镜，父母疼，兄弟疼。梳头毛，梳到后，掠云鬓，戴凤冠，穿袄褂，即成人”！“祝词”完，然后“拜天公”，礼毕。在吃“红汤米圆”时，复念“食红圆，双双对对，万年富贵”。…… 食完“红圆”，行“答谢父母恩礼”的仪式，一端茶敬父母，二向父母行跪拜礼，少者三拜，多则十二拜。再由亲而疏，“拜谢诸姑伯叔”如上。最后，还要“拜祖公”才算“上头礼毕”，放炮闭幕。 在男婚庆典上，有时亦渗杂些马来人的习惯，如在吃完喜酒后，宾客要跑到新婚房中去“看新娘”。但要念“四句”，如同国内的“闹洞房”之俗。但“四句”要用马来语，轻松有趣，语意双关，虽是随时拼凑，却又“出口成章”，敏捷流利，十分动听。 连新娘有时也忘了应有的矜恃风度，跟着新郎和宾客，哈哈大笑一番。如果新娘在“斗四句”输了，他的父母，还要破钞办酒席宴客一次。 赴宴的“峇峇”和“娘惹”(侨生或华裔男女)必穿中国式的珠拖鞋。平时各家衣橱里，都是不可缺少的物。在侨生婚嫁风俗中，男女一定要交换一双锈金银线的“珠仔鞋拖”！ 宴会的酒菜，既有福建面，鱼丸，肉九等家乡风味，也有“咖厘鸡”等的西菜，每席八至十道菜。老叶、槟榔、甘蜜等，惹娘各自备用，咀嚼喃喃不停，口如涂脂，十分艳丽。 她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吃饭菜时，手抓并举，特别是用咖厘加椰浆、番椒的“峇拉煎”，番味极浓，和着白米饭，用手指抓捏着吃，感到是“最有滋味”的了！ (三)宗教的信仰，侨生所信奉的有中国、印度和马来、西洋三种宗教的混合体。对祖先遗下的宗教，或祀祖仪式，至今仍奉行不懈；迂到什么节日的时候，都要烧烧香，叩叩头，献上香花果品，祀奉亡故的先人或亲友，并向“土地神”“司命星官”祈祷。也有到佛庙去进香的，在菩萨像前叩头如捣蒜的。更有在家中设立“司龛神位”，晨夕焚香的。而一些“娘惹”，有时也到马来人的墓地，拜拜“那督公”。廿世纪后，不少“峇峇”，转而信奉基督教，到教堂去做“礼拜”。故在一个华人家庭单位中，往往出现离奇现象：父母信奉着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习惯，祀神拜祖；母亲不时到马来人墓地拜“那督公”，而儿女们却到基督教堂去“做礼拜”。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仍和谐融洽相处。用的日历，依旧是中国旧历与西人新历对照。因须查阅年中各个传统节日，故非有古历不可！ 十四、恶习的沾染 鸦片、娼嫽，是社会上的黑暗罪恶深渊，一不小心，便陷了下去，误人子弟，成为“烟鬼”和“浪汤子”，致使事业荒废，倾家荡产，形消骨立，终而身败名裂，遗恨万年！二十世纪之初，即由于英殖民帝国主义者的大批贩运鸦片、吗啡，对国内外华人毒害之深，达到空前程度，惨酷至极！ 槟城的鸦片，斯时为政府专卖，大宗进出，牟取暴利，以致“瘾民”比比皆是，成为华侨社会的一大弊病。据邱守愚《廿世纪之南洋》说：1930年新加坡共有鸦片专卖机关56单位，其中槟榔屿就有20单位，占35.71%。瘾民达42，751人。年销烟土882，190两以上。由新槟运往马来联邦的烟膏，年在1，418，325两以上。上等烟每两值七元。以此推算，年值9，728，275元。因而烟灯与娼嫽到处林立，为祸之烈，骇人心目！鸦片为英政府的大宗收入，人民吸毒无罪、故烟馆甚多，而华商即以“开灯”为交际之应酬品，殊可慨也。华妓多至数千人，牛车水、豆腐街一带之‘琵琶仔’，‘堂子班’通霄彻夜，喧嚣不休，实国人之奇耻大辱也！ 在国内，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英国的鸦片，亦向中国沿海大量输入，泉州、晋江、惠安也是它的重点。英·格林保在《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说：仅1832年英轮《约翰比加》号一次运来的鸦片，在泉州出售后，就“装回价值数十万元的现金”。此后，鸦片更是大量输入国内，毒害同胞、而侨乡子弟，患有烟瘾者，其父母则将其送往南洋，任其颠沛流离老死异域。由此，可知鸦片之流毒，遍及海内外之同胞，诚可叹也。 上述情况表明槟城之闽侨，实则多为泉侨；闽话，亦多为泉州话。无论是风俗、习惯和语言，还是街市、住房、寺院、庙宇之建筑艺术风格，无不带有泉州的乡土色彩与家乡风味。总而言之，华侨对于槟城的开发、建设和贡献，其丰功伟绩，无与伦比；至于高度的爱祖国爱家乡的伟大精神，更是令人难以忘怀也。 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