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玉· 一、“貘斋”趣话 和蔼可亲、温良敦厚的耄耋老人梁披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与古怪不沾边，却为自己在澳门的寓所取了个古怪的名称——貘斋。梁老并非标新立异，自命不凡。知道貘这种动物的人都清楚斋主的雅意。貘，能食铁，其貌不扬，前三趾，后四趾。这种丑陋的动物亦称为“四不象”。原来梁老是谦称自己属于“四不象”的人。 常言道：饱满的稻谷总是低着头。成就越高的人越是谦虚、抑损。这对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顾问、澳门归侨总会会长、澳门笔会会长、澳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华侨大学副董事长、黎明大学董事长兼名誉校长的梁披云无不合。不论是入座寒暄，还是集会邂逅，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彬彬有礼的举止，都让人如乘春风，如遇故知。他一点也没有“著名侨领”、“文化名人”的架子。当别人谈到他的个人成就时，他总是自谦“不象样，不足道也！” 其实梁披云学富五车，博采约取，折中百家而自成体系。他师无常师，不囿于某一领域或某一门派，既遍学英语、日语、法语、德语、印尼语、世界语，又爬梳于群哲之说，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书法艺术，是位饮誉海内外的诗人、书法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这就是自称“四不象”的貘斋主人梁披云的“白描”。 二、儒商渊源 梁披云乳名衮，学名龙光，号披云、雪予，1907年农历2月2日出生在永春县吾峰蓬莱巷一个亦儒亦商的名士家庭，累世经商。其父梁绳基是清末年少的秀才、全闽法政大学毕业生，曾执教于永春州立中学堂，因家道中落，弃儒从商。 梁绳基既宽厚仁慈，又精明能干，生前在其主持筹划下，家族性的经商网点从永春发展至泉州、厦门、福州、上海，商号从老字号“泉兴”，易名为“金泉兴”、“永泉兴”、“乾兴行”、“乾丰钱庄”，经营范围从京果、杂粮、棉纱布匹、百货到钱庄，还应好友之邀，向马来亚柔佛投资开发橡胶园。成为永春到上海开店办行和向海外投资的第一人。 梁绳基虽改弦易辙，但好文之习未改。每年往来榕沪等地，总要携几箧图书带回。有梁启超的、康有为的，还有不少新文化运动的优秀丛书，经书史地几乎遍及。从商之余梁绳基常手不释卷，手抄名家诗文及所作诗卷字课充盈几案。梁披云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父亲都要自书对联贴在居家厅柱上，其中一对是：“友善圣门溯齐国高贤七十子中分道脉，恭膺帝简为宋朝硕辅千百年后仰勋名”（冠头“友恭”两字取自居屋名“友恭堂”，寓意“兄则友，弟则恭”。“齐国高贤”系梁氏先祖梁鳣，字叔鱼，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宋朝硕辅”系“梅镜衍派”开基人梁克家，南宋状元、丞相，著有《三山志》、《中兴会要》等）。友朋交结，类聚群分，梁绳基往来大都佼佼学者。如优贡郑子莹（梁披云夫人陈雪如的舅舅，梁绳基同年秀才，亲如兄弟，曾任永春县长）、廪生潘鸿基（梁披云的舅舅，诗文俱工，是民国时期新修县志的主要撰稿者）、举人郑翘松（省立十二中学老校长，以诗词驰誉闽南的名士）等。梁披云的祖父梁第思虽然是个商人出身，但也颇识诗文。他常于秋夜庭中朗吟“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唐宋诗人佳句，常萦绕在幼年梁披云的脑海中。耳濡目染，难怪梁披云博古通今、中国古典文化功底扎实，“诗心”缱绻不绝于怀。 三、兴学家风 梁绳基在商界是个出类拔萃的健者，但古道热肠，保持着一个正统儒者的品性与修养。对店员关怀备至，慷慨大方而深受伙计的拥戴；与别人做生意讲诚、信、义，并总是谦让别人些，自然很受客户的支持。梁绳基常说：“与别人做生意获利百分，宁可自取四十九，让别人得五十一”。有恩定要报，有仇切不可结，这是梁父教育子女的为人原则。遗憾的是梁父英年早逝后，不过十余年，亲手创办的商业也随之消失了。 梁绳基的家庭算得上永春富裕人家，但素来自奉俭朴，生活十分淡泊。对子女的约束既宽又严，宽的是仁心好施，鼓励子女周济资助同学、老师。严的是俭德自律，不允许染上纨绔习气。连抽烟、玩钱币都视为应当力戒的恶习。 梁父禀秉梁家急公好义、尊师重道的风范。生意渐入佳境后，便独支全乡每年约500两白银的捐税，还广济贫苦，帮助家用匮乏的老师和升学无力的青年。基于一个儒者的人生价值观，梁绳基最想做的事还是办学，先在家中办私塾，广收贫穷子弟入学，不分姓氏和地域，又在家乡办起一所“进化小学”（即现永春南阳中学前身）。捐助1000两白银给省立十二中学（现永春一中）盖教学楼，补助县“劝学所”经费。 梁绳基十分敬仰陈嘉庚倾家兴学的义举，有步其后尘办一所中学的构想，便将弱冠早熟的梁披云送到集美中学修读，期望子承父志，做一个乐育英才的学者，而不希望子承父业，做一个商人。这样重视文教和严于自律的家风，不能不说对梁披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提及此，梁披云便感慨万千，称赞父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良师。 四、夙慧早达 梁披云六岁入村塾读书，教师是“不通童生”，四书五经读来如道士念咒，讲解囫囵吞枣，不知所云，早受家学的梁披云深感压愦。不是佯装肚子疼逃学，便是伏案装睡，无声的抗议是他幼年对付庸师的“秘密武器”。 摘果捕雀，摸虾网鱼，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村里潭边溪旁的“杂花生树乱莺啼”、“临水桃花照眼明”的美丽景色给梁披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山川毓秀赋予了他的灵性和诗意，使他的山水诗文清新隽永、意境深邃。当然童年贪玩的他，也难免要受严庭的一番教训。 其实梁披云并非厌学之辈，其父、舅的藏书、诗文他爱不释手，常挑灯夜读而废食。小学时，他就会写诗。文章常言简意赅，下笔有神。十三岁在厦门三育小学读书时，曾在《论他》作文中写道“他，人也，我亦人也。……他我同仁，何分彼此”，朴素的博爱和互助思想跃然纸上。 1922年梁披云入集美中学，课余常作文章，投稿厦门《民钟报》。少年勤于自学，才华横溢，难免头角峥嵘，惹人注目。 当时学校有个清朝时的拔贡，很受老师校长的尊重，也颇自负不凡。有一天他在礼堂大讲“论仁”，并印成讲义令学生阅读，不服的同学把先生的杰作转给梁披云，梁披云不看犹可，看了不禁捧腹，就著文批驳，文中引用了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墨子、老庄有关仁的论述，还有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等有关论点，把拔贡的讲演“佳作”批驳得体无完肤。梁披云的国文老师看到了，曾针对他清狂不驯的特点，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予如下批语：“作者为文，洋洋洒洒，动辄数千言，殊为难得。唯锋芒太露，绝少含蓄，实非立身处世之道……”。这段批语给梁披云极大的启示，之后他的性格、作风有了相当的转变。 不久他因参与发起集美中学“第二次学潮”受开除处分。校长私下却通过那国文老师，要他写悔过书，给予续学。但梁披云生性刚强不肯俯首，就决然离校。幸得到了其父的理解和慰勉，便拜别庭帏，背井离乡，和志同道合的窗友踏上北征的途程了。 五、恋教情愫 梁披云被集美中学开除后，即与思想超脱、辩才无碍的同学姜种因（后来曾任黎明高中教务长）来到太湖东山，参观索非、六不如创办的平民小学，该小学教唱的歌有几首是姜种因写的。梁披云记忆犹新的有“朱门酒肉又金钱，穿吃华丽妻妾淫，路旁饿死叫花子，从来无人去关心。”“闲人莫进是何言，重地榜标似禁垣。教育只为阔少辈，无钱莫进学堂门。”于此可见他们推行的平民教育，旨在振敝救偏，与众不同。梁披云和他们朝夕相处一段时日，很自然地受到一定的感染，于是他蓄积于内心的办学构想也逐渐地富起来了……。 1923年梁披云考入武昌师范大学英语系，翌年秋转读上海大学。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即梁披云的父亲不幸逝世，母亲和伯父希望他到上海后接管商业，为尽人子之职和勉慰慈母之心，他应命来上海营生。本来凭着梁披云的智慧和才干是可以驰骋商场，拓展家业的，但书香门第长大的梁披云过不惯应付钱财的生涯，更觉得儒者出身的父亲的为人和品德是一般商人所无法比拟的，早就对那孜孜为利的职业失去了兴趣。 步入大学校园后，梁披云更是体会父亲眷恋办学的一片苦心。三尺讲坛不仅容下了五彩缤纷的世界，还启迪了人们对民族、对人生的思考。旧中国太落后了，太缺乏教育了。立志改良社会、广开教化的他，宁肯放弃显赫的富贵前程来敲响催人奋发的“木铎”，宁肯不知止息地为沉睡的中国做个巡夜报时的更夫。而要办教育，首先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于是他把商务托付堂兄和表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上海大学中文系，第一次毫不犹豫地把成为富商的机会抛弃了。 六、负笈上海 二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商埠，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所在地。各种思潮、各类人物汇集而来。地处其间的上海大学更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秦邦宪、王稼祥、张治中、陈伯达、曾生、丁玲等曾就读于此；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俞平伯、任中敏、李石岑、沈仲九等曾在此设过教席。当时任校长的是著名的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副校长是邵力子。梁披云的书法成家，很大程度是得益于老夫子的启示，沈仲九的教育思想，对他也产生了影响。 处于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具有民族良知又满腔热血的梁披云自然不只是问道于圣贤书。“五卅运动”他挺身而出，上街游行，著文演说，面对军警枪弹而面无惧色，曾被华洋巡捕拘禁闸内，后因示威群众汹涌抗争才予释放。当时上海学联还派他与陈伯达一同往厦门等处搞反帝宣传。南下广州期间，曾寄读广东大学数月。 梁披云中学时就喜欢钻研诸子百家，醉心社会科学和诗歌文艺。入大学后，喜欢攻书、求友的他，当然不会忽视当时的各种思潮和派别。社会改良主义、共产主义、安那其主义，以及西方哲学、自然科学等形形色色的各种流派他大都接触过。兼收并蓄，博采约取，自有其折中的体系。而对克鲁泡特金的粉碎奴役枷锁、争取万人安乐的理论向往特深。这是当时许多有为知识分子情所难免的“通病”。毛泽东、于右任、沈仲九等早期都曾是安那其主义的追慕者。 七、婚姻佳话 梁披云的婚姻可说是很古老，也可说是新奇。在他十三岁的时候，母亲便以最旧式的文定仪式，为他订下了亲事，小佳人小他十个月，是他父亲挚友的甥女。父辈的情谊通过儿女的联姻而得以延续是双方长辈的愿望，当然被聪敏贤能的梁母看中的还是美丽清纯、端庄娴淑的女子本人，这就是后来成为梁披云夫人的陈雪如。 这个良缘在梁父去世后而缔成。那是梁披云在师范大学学期结束前，接获父亲病危的电报而返乡省亲并治丧。母亲按照俗例要在父丧百日内为长子完娶，孝顺的梁披云仰承慈命以慰母心，就在十八岁刚过的时候，与素未谋面的陈女士并缔连理。每提及自己的婚姻时，梁披云总风趣地说“别人羡慕我们一见钟情，其实我们是‘一见种情’”。 梁披云对婚姻的接受是传统的，但对结婚的仪式却是最革新的。因为他初上大学时曾与几位好友应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征文，讨论结婚仪式。有人主张采取西式，有人主张采取中西合璧，他却认为琴瑟和鸣自弹自唱他人何与，洞房好合一切从简为是。他说服了母亲，新娘子便由岳母和岳祖母的陪同下，自永春乘乌篷船到泉州（当时梁披云的家住泉州），小住月余。一个月圆之夜，在弟妹推引下他们进入了不经装饰的洞房。婚后一段时间，他送妻子上学堂读书，晚上回家亲自导课。想不到温柔贤惠的妻子在学习上也一日千里，不久还会赏评报章上的诗文，瞿秋白的绝命诗她至今还背得起来。“红袖添香夜读书”，风流倜傥的他能不倾心和陶醉吗？难怪与爱妻名字有关的诗、名、号相继问世了。如“雪予”（号）、《雪庐诗稿》（著作）等。这种情深意浓，濡沫与共之情还体现在《八十自寿》一诗： 八十虚生夫妇，天涯海角相随。 经惯风高浪急，静观鱼跃鸢飞。 陋室曲肱足乐，看云听雨何为。 三经犹存松菊，霸陵耕织知归。 说起梁披云的婚姻十分有趣，这对夫妇一共结了“三次婚”。第一次如上所述，泉州的友人称是“拉作堆”。而梁披云自嘲是“同居”。这种老式的婚姻颇具开放色彩，一时传为佳话。 第二次“结婚”是1953年夫人到印尼团聚。因没有婚书，不能办理居留手续，这位超凡脱俗的书生不得不也应时流，在类似教堂的政府所在地与夫人补签婚书，有趣的是“观礼”的嘉宾是他成群的儿女。 第三次“结婚”是迁居澳门后，为购屋需要夫妻结婚证件，偏偏婚书丢失，只好再次按照澳葡政府要求，重新办理结婚证件，并登报声明。花甲夫妇的结婚启事很是醒目，满堂儿孙捧腹不已！ 八、扶桑深造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对梁披云刺激深重。残酷的现实使他更加发愤图强，在名著要籍译本读物的影响下，他很想去日本留学，钻研社会科学，期能“师夷以制夷”，实现他改造中国、促进世界的宏愿。他下一番苦功学日语，终于在1926年夏成行，先入东京日语补习学校学习，并旁听早稻田大学的部分课程。 梁披云的确天资过人，他留日不过半年就显露出来。假期他和友好结伴旅游胜地，竟能用日语写信给东京的房东，向他描述沿途所见的风光景色。那娴熟的语法、富有诗情画意的笔调，着实令房东大吃一惊。 这时梁披云又对语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书坊里看见了不少有关比较音韵学的著作，已有英语基础的他，异想天开，生发了出本比较语法学的傻劲。于是他又拼命地学习法语、德语和世界语。书没有写成，动摇他苦攻雄心的是祖国发生了一件大喜事——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 关心祖国命运胜于追求个人名誉的他，又作了“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心报国从军行”的决定。他趁寒假回到了故乡，应上海大学同学秦望山的邀请，为其主办的晋江县宣传养成所担任政治科教学的工作。 国民党励行清党后，白色恐怖弥漫神州。苦闷忧郁的他问天漠漠，奔走途穷，于1930年又再次东渡扶桑，考入了早稻田大学政经部大学院（即研究院），研究农业经济。离开了亲手创办的黎明高中。“九·一八”爆发后辍学回国，从此积极献身抗日运动。 九、诗才横溢 1925年至1927年是中国革命进入十分严峻的历史时期。“五卅”运动，孙中山先生去世，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共合作破裂，中华大地阴霾笼罩。目睹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凋残，内战纷起，外侮日深，梁披云抱着救亡图存、弃腐更新的悲壮激情，写下了《别》、《长征》、《夜行》、《双十节》等四首新诗。 1927年夏厦门《民国日报》刊出了《长征》，接着《夜行》也在《民钟报》上发表。这两首具有强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新诗发表后，即受到读者的欣赏。仅在上海出版过两期的文学杂志《寒茄》的主编朱凡（原名一苇，当时已参加地下工作，解放后继李一氓接任湖南大学校长）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是“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走向火线”的作品。 梁披云的最初诗作是十二岁写的七绝《嘲烟鬼》：“吞云吐雾小神仙，一榻横陈意洒然。待到床头金尽日，沿街乞食有谁怜。”他也写了好些新诗。后来所以专写古诗，是因为当时形势严峻，文纲密布，写诗太露容易惹麻烦，不写出来又太压抑，于是他就专写富于含蓄的旧体诗，表达他内心的感受。这一写竟写了半个世纪，写出了饱含人间沧桑的近代中国史诗。诚如澳门名作家黄晓峰所言：“世事如大浪淘沙，惟独缱绻于怀之诗心在焉”。 若论写诗的篇数，梁披云也算是一位“多产”的诗翁。不过他并不以多求胜，即便有感而发，一气呵成，也要辄自吟诵推敲。他一直认为“未足名家愧为外人道”，而积稿尘封长达半个世纪，从未萌生结集出版之念。直到1991年澳门文化司署编印《澳门文化丛书》时，在知情者的征求下，《雪庐诗稿》才得以面世，并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而载史册。 梁披云还有一部夭折的著作，即1927年写成的《世界社会运动史略》。个别章节已有朋辈拿去发表，剪报拼贴并加缀补充逾十万余字。当时《民钟报》主编陈范予曾向他建议交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稿在他送胞弟梁灵光赴上海读书途经厦门时，应陈范予先睹为快的要求，他俩携稿乘小舢板往鼓浪屿。谁知途中骤起暴雨，为遮护幼弟，忽略了身边那包书稿，待靠岸时才发觉失落，回舟追寻，只见波涛滚滚，呕心之作付之洪流。梁披云遭此无妄之灾精神大受刺激，神经衰弱旧疾加重，累月失眠，不得不赴西湖疗养，经春至冬时逾半载。 十、办学缘起 与教育的结缘，还是发自于1927年，北伐军进入泉州后，国民党开明人士为了培养一批革命骨干，成立了宣传养成所。该所成立校务会议，下设政治、军事、秘书二科一处，梁披云任校务委员兼政治科主任，李良荣（解放前夕曾任集团军司令、福建省主席）任军事科主任，黄哲真（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立法委员、晋江行政区专员）任秘书处主任。梁披云渊博的知识和出色的才干深为秦望山佩服，因此后来创办黎明高中时便推诚相与，认定校长的人选非梁披云莫属！ 当时泉南地区除一所省立中学外，仅集美和培元办有高中。集美僻处海滨，交通不无阻滞，培元则是教会学校，宗教色彩浓厚。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马叙伦因浙江起义受折，南奔泉州，地方人士集会欢迎，东道主特就地方教育请教，二老力主泉州应创办一所平民化的高级中学。 1928年，秦望山邀同许卓然（时为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之一）、梁披云、张贞（国民革命军师长）、陈清机、叶青眼、杨逢年（驻军旅长）诸君共同发起，由梁披云负责筹备，定名为黎明高级中学，推梁披云为校长。本来梁披云已取得伯父的同意，由上海的店铺筹足经费，准备远赴德国留学。但看到地方人士如许卓然等前辈如此重视兴学，尤其是秦望山那股热情和干劲，更何况他自己素对教育情有独钟，遂毅然决定暂时取消深造的计划，还多次设计“办货”挪移上海店铺资金达申元6000两，亲自到上海购置大批图书仪器（当时梁家商业已摇摇欲坠，6000两申元现款的透支非同小可）。就这样他开始了人生中最辉煌、最令他魂牵梦绕、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之不懈追求和奋斗到底的事业——教育。这年他才22岁。 十一、黎明之光 1929年春，黎明高中诞生了，学校因陋就简，以武庙为校址，改修校舍，增筑茅屋，供师生起居讲肄。而图书仪器却充实足用。于右任题赠“黎明高级中学”牌匾，丰子恺设计“三鸽朝阳”校徽。 黎明实行男女同校，勤工俭学，提倡爱的教育和思想自由，师生一体参加体力劳动，开发校园场圃。这在当时很具开放色彩。从梁披云撰写的学校楹联、标语即可看出这个新型办学模式和独特的教育思想的雏形。其一是： 这里还不是学校，宇宙才算真正的学校； 我们并没有家庭，学校便是大众的家庭。 其二是： 少爷气、小姐气、书呆气、流氓气根本要不得； 平民化、社会化、科学化、艺术化着手做起来。 礼堂当中横披标语是“奋斗就是生活”。梁披云还在学校创办缘起的一文结句中写道：“夜在崩溃，冬在崩溃，黎明在到来。春天在到来，我们要迎着黎明的光辉，把春天的种子播遍全世界。”这种既深入社会，又卓然出群，既发挥个性，又推行互助协作的教育，与当时沉闷死板的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泉州教育注入了生机。一时文艺名辈如巴金、王鲁彦、丽尼、吴朗西、张晓天、陆蠡；生物学如陈范予、张逸飞；史学如杨人楩、周贻白；音乐学如黎昌仁、陈允墩、胡仲纾；农学如汤文通、柳子明等远道联袂来就讲席或考察游学，或开展革命活动。“旗鼓新，壁垒新，挟以俱来之思想见解新”，黎明的“火种”遍播鲤城，形成以黎明为中心体系的平民、民生、卓然、爱群等学校群。泉州的教育推广，文艺写作和戏剧音乐以及破除迷信、抵制日货的活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风起云涌，古城风气焕然丕变。黎明高中树起了与当时南京的晓庄师范和上海的立达学园遥相呼应的教育革命的旗帜，给福建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黎明高中这段生动感人的办学历程，还被当时三次来泉州体验生活的巴金收入了《春天里的秋天》、《星》、《电》等佳作中。 十二、闽粤风云 若放弃争取自由和追求光明，而仅从人际关系看，梁披云应走蒋介石的路线。蒋介石的得力幕僚邵力子曾是十分器重梁披云的恩师；而身居秘书要职，北阀期间曾屡为起草宣言和通电的彭镇寰也是梁披云亲如手足的同窗，他们都有意推介梁披云。但是梁披云不愿苟同，对师友的雅意只有心领，而敬谢不敏。 旗帜鲜明的反蒋，还是从闽变前认识蒋光鼐开始的。那是1931年广州召开西南特别会议，梁披云因友推荐也应邀参加。停留广州期间，曾数度和蒋光鼐接触。梁披云对这位足智多谋、英勇无比又风流儒雅的抗日名将十分崇敬，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契。那时梁披云还挂校长职衔于黎明高级中学。 蒋光鼐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其祖父是清朝进士，家学渊源又薰陶有素。淞沪抗日，他指挥十九路军孤军浴血痛击日寇而威名远播。但“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更加疑忌，便将其调任福建省主席，将其部队调驻闽西围剿红军，而蔡廷锴以副升正，接任总指挥。具有民族良知的蒋光鼐不愿任人摆布，终于在1933年易帜，并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 蒋光鼐入闽主政，便请梁披云离粤返乡，原要任梁披云为参议，联系地方知名人士相佐为理。适惠安县县长吸毒被免，便派没有官场习气的梁披云充任，并因为惠安财政空虚，亲赠大洋一千元，以备不时之需。 虽是文弱书生，梁披云却满怀刚正。上任后即解决了两件棘手的公案。一是收伏了一只“城内虎”（系贿选曹锟为总统的某国会猪仔议员的侄子）。这只“老虎”仗势凌人，欺侮百姓。拘捕后，南京和省会仍有名流高官多方说情和从旁干涉审讯，梁披云一概顶住，依法判罪，受到蒋光鼐的高度赞赏；二是深入民间，说理论情，晓以利害，调停了山腰林、刘两大宗姓的械斗，化干戈为玉帛。尽管就任没多久，堂弟梁祖辉和主席蒋光鼐馈赠的银两及自己的薪俸都“赔光”了，但他却赢得了“政通人和”的美誉（梁离任时，有厦门报章刊登惠安通讯，称为“政通人和”）。 梁披云调任永泰县县长后不久，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又改任兴泉省顾问。梁披云并非不懂得当时环境复杂，反蒋的艰危，但为追求人民自由平等和国家的独立富强，他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于脑后。正如他1933年《重游闽江》的诗中表述的： “又向闽江鼓棹行，数峰摇紫片帆轻。 闲云欲了溪山约，去往何心计雨晴。” 十三、侨教孤诣 1934年闽变失败后，黎明高中也被封闭。梁披云在恩师邵力子和同窗好友彭镇寰的庇护支助下安全北上。邵要他掌县篆，彭要他任日报主编，于右任老校长也要他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去教农业经济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设在武功，现为农林学院。当时由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兼任校长）。可是环顾左右尽是苦雨凄风，疮痍满目。适得南洋友好函电邀约，这又使得梁披云突然作出浮海南渡去国远游的决定。 1935年梁披云应黄光铙邀约，入吉隆坡尊孔中学执教，并筹划增办高中。未几又兼当时唯一华文日报《益群报》的主编。 那时印尼棉兰苏东中学，由于社会派系的纠缠，殃及校务的运作，两年内调换了好几任校长，只好成立个校务委员会来支撑门面，学校混乱不堪。 有几位校董事和董事会秘书，深知黎明高中的情况，力主聘请梁披云主持校政。1936年春，梁披云在苏东学校陷入困境之时应聘上任。首先他建立学校管理的体制，整顿校风和学风；其次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课程，尤注重师生心身的陶冶，于是创办《苏东月刊》，发表《我们的路向》，阐述华侨教育思想，并在教学中贯彻实施，深受学生家长和各界贤彦的欢迎。他还以谦诚、信毅的风度斡旋于侨界、商界之中，获得各方面的信赖和支持。一个混乱的学校不久竟井井有秩，风气骤变并影响到华侨社会，遂引起了荷兰殖民当局的侧目窥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披云把当地九所互不相属的小学、幼儿园，通过董事会的联系，统一规划，纳入中学的管理体制中，除后来一所小学分了出去，其余八所皆归附苏东中学领导。梁披云手订的管理体制一直沿用到所有华校被封闭为止。 最值得梁披云称赞的学校董事会的两位董事，他的许多与众不同的构想都能得到他俩的支持而顺利实施。比如苏东要增加巫文课（当地语言），遭到了一些教师和部分董事的反对（认为巫来由民族不高明，巫来由语言不值得学。巫来由即马来亚的旧译），但董事会主要负责人大力说服，使梁披云的主张一一通过并付诸实施。实践证明，印尼独立后，学习巫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十四、“中华”抗日 以拒绝“签证”延期居留的手段，逐走被怀疑、猜忌的人士，特别是从事文教的知识分子，是荷兰殖民当局的惯用伎俩。梁披云自然也难逃被逐的命运。同样，未获“签证”的还有学校的几位骨干教师。他们之中有位经梁披云介绍到麻坡中学任校长，其余的都转到尊孔中学任教。 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华人社会的分化。1939年夏，尊孔中学发生了无理易长的风潮，爱国师生深表激愤，遂由几位教师和梁披云联系黄重吉、陈仁堧、洪进聪、刘治国、叶养骞、姚金榜等人在文良港创办中华中学，又被推聘为校长。 当时和这所学校关系密切的，还有李光前先生在马来亚的企业总负责人李承枫先生，至今他还是中华中学的董事长，在他的“栽培”下，中华中学已“茁壮成长”为独立中学。李承枫和梁披云在黉宇巍峨、弦歌不辍的六十年校庆中久别重逢，李承枫幽默地说：“你生‘儿子’，我当‘奶娘’”。中华中学经过殖民统治、日倭侵略到联邦建国的风风雨雨，孤危虚弱不至夭折，正是在这些热心家任劳任怨哺育下出现的奇迹。 1939年中华中学在吉隆坡文良港一片绿叶掩映的丛林中诞生了。新校初创，筚路蓝缕，新盖的临时教室和住房是以棕榈叶为顶，木板为墙的“亚答屋”（马来人呼屋顶的材料为亚答），但是学校却拥聚了追随梁披云而来的原尊孔中学、苏东中学的精干同事和从星洲、上海新聘到的优秀教师。校长广纳人才、治校有方，同事合作、师生融洽。闻风转学而来的学生突增，学校阵容因此不断扩大。 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抗战最惨烈的时候，海外华侨更如火如荼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活动。中华中学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备受各方的瞩目。在校内他们组织抗敌后援会，展开学习和宣传工作，选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讲义，学校的抗日救亡合唱团和巡回筹赈祖国难民的师生篮球队也都远近闻名。 此些爱国进步活动深为英殖民当局所不容。适校外学生被捕，当局即召校董事会提出以校长“自动”辞职，不向学生公开实情，作为学校续办的条件，同时吊销梁披云、林珠光、陈君冷的教师执照。为顾全大局，梁披云只好不声不响地和林、陈两君忍痛离去。 但是梁披云最感欣慰的是他手创的中华中学经过停办、复办曲曲折折的几十年历程，如今已成为马来西亚最雄伟的独立中学了。 十五、回国劳军 梁披云离开中华中学后，得到了陈嘉庚先生的深挚的关怀，1940年春，他和林珠光以特殊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陈嘉庚率领的南侨回国慰劳团。 当他们来到“战垒萧条春草长，楼台歌管沸山城”的重庆时，看到偏安一隅、文恬武嬉的腐败气象，梁披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慨，写下了一首七绝： 灯红酒绿夜何其，燕舞莺飞又几时。 壮士军前酣战死，诸公负重抚腰支。 ——《腰支》 慰劳团分三团深入抗战的大后方，也走向对敌的最前线。陈嘉庚一行更冲破重重阻挠，进入延安，探察所谓“赤区”的真相。于是恍然大悟，人心的向背和大局的归趋，看到了东方升起的太阳，看到了新中国的前景。 梁披云十分敬仰陈嘉庚的“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的高风，更钦佩其不畏强暴，敢于揭奸嫉恶的正气。在重庆时（慰劳团完成任务分头南归，梁披云和庄明理等几位被英殖民政府拒绝回程签证而滞留重庆），他以陈嘉庚事迹为题材写一篇叙事长诗《星洲番客吟》，表达了海外赤子千里迢迢投奔祖国，却因苛政猛于虎，昏鸦已满林，孤掌难鸣，壮志莫酬，只好“又向星洲作番客”的悲怆之情。这首诗无留稿，至今除了结句之外，梁披云再也回忆不起来了。 国家多难，半壁江山沦于倭寇，他滞留重庆，感时抚事，无限悲愤，写下了《渝州杂咏》七绝八首。表达他对“小朝廷”的隐忧深虑，虽未见诸报章，却在爱国志士之间传诵一时。如第一首： 危楼独倚意何堪，万里关河百战酣。 最是嘉陵春色里，依稀烟景认江南。 十六、流亡奇迹 陈嘉庚一行回南洋后，翌年梁披云也从重庆飞抵香港，改乘邮船转回星马。由于他一向主张团结抗日而内外交忌，被华洋特务和当地政治部鹰犬嗅觉，视线集注他身上并窥伺跟踪，不久便把他拘捕，作为政治犯投入柔佛监狱。本来慰劳团在重庆向英国使馆申请回程签证时，梁披云和林珠光等几位的护照已被注明拒绝重回属地。梁披云因会晤师友心切，遂凭并未失效的居留证登陆入境。依法他原可以居留，但政治部却以不受欢迎的共产党嫌疑犯而加以拘禁。 在陈嘉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营救下，饱尝数月殖民地囹圄滋味的梁披云终于在太平洋战事爆发时被释放了。算起来，梁披云平生坐过了三次牢狱。少年时被“绑票”，蹲过土匪的地窖；青年时参加“五卅”运动，入过英租界捕房；中年时反帝抗日，坐过殖民者的监狱。不过中年这次狱历最长，印记最深。大概劫数未尽，牢狱之灾刚过，战争之灾又临，他只好抛下家人东奔西逃，备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先是从星洲逃到印度、缅甸，又辗转滇池蜀道之间，最后栖止于战时的首都——重庆。 不能说梁披云没有经商头脑，只是对奸商的形象深感厌烦，不愿效而为之。但是流亡的途程中，迫于生计，久闭的经济潜能伏而突出并不比做学问来得逊色。他知道国内频于战火，药材紧缺，文化用品奇俏，于是就与黄光铙等人分头筹款购买，终于历尽磨难由印度带回到了西南大后方，赚得一笔出乎意料的巨利，便在重庆与黄光铙联合星马华侨组建了华侨建设公司。当时公司的注册资金一千万法币，这在当时是一笔令人瞩目的巨资。流亡书生成富翁确极富传奇色彩。以他为首的“永春三光”（梁龙光、黄光铙、林珠光）也因此成了重庆归侨中闽人饭后茶余的一段谈资。 才干、财富使他出了名，不过财富似乎与他缘份不深。后来他返闽从政、黄光铙肺病住院，公司经营接替不得其人，加上战后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归侨又急于返回原居留地，无心经营，因此公司亏损关闭。他还是还其书生面目，一肩行李两袖清风，去来于戴云山下闽海之滨。 十七、书法成家 严格地说，梁披云不是一块经商的“料”，也难以将他塑造成商人。他不愿意投入精力，也不愿意为财所困，这就注定了财富“薄情”于他了。 财富“无情”，书法艺术却“有情”。三、四十年代他常追随恩师于右任左右，得其书法精髓，重度时获沈尹默、谢无量、汪旭初等诸大家的指引点化。他不仅悟出了各家书法的特点，还博取众长、熔于一炉，形成了自己古朴凝重、生动活泼的风格。步入耄耋之年，梁披云老笔益苍劲郁勃，尺楮寸缣世所重。 梁披云自幼受家学熏陶，偏嗜书法。“初习欧、褚、李（邕）、颜，继及苏、米、赵、刘（墉）。但仅浅尝辄止，不求深加钻研。大学时期，醉心社会科学，文艺思潮，视书法为雕虫小技不足学，临池之功几废”。东渡扶桑求学前夕，忘年老友、书法专家刘郁文（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馈赠一箧自殷、周、秦、汉、魏、晋、六朝迄隋，各体具备的书法碑帖以壮其行，并谓“此乃国粹，特殊艺术，有待发扬。勖以闲里临池，愁中读碑，兴至笔追，忙时指画之旨”。于是极受启迪，爱好之心复萌。正是这些碑帖，给他叩开了辉煌的艺术大门，奠定了他深厚扎实的书学理论和挥写水平。 禅学中多讲“悟性”，清代包世臣也说“书道妙在性情，然性情在于心”。梁披云认为无论学什么东西都要用心钻研，即“悟”。他不赞赏只天天伏案临池，除练字外，一无所从，那只不过是在划字，不能表达汉字的“气”和“神”来。书法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更多的功夫在字外。他是一个善于悟，善于在字外找功夫的人。 三十年代初梁披云创办黎明高中时，常往来于宁沪延揽贤俊，得便瞻仰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写字。深悟于师“神恬气舒，笔随意到，万毫齐力而锋敛劲藏，挥洒自如而不失矩度”的气势在于“胸无纤尘”和“腕运千钧”之功，又见“于师静坐沉思，右手辄作握笔状，频运指腕书空”，又悟出“心慕手追”和“意在笔先”之道。 梁披云对书法精辟的理解和独到的“悟”性，还见于他1991年中秋在华侨大学美术系上的精彩讲话中“……书法的书字，不仅是书写的书；还是输送智慧的‘输’字，舒展身心的‘舒’字；抒发情感的‘抒’……”。高深的书学理论和别具一格的书家悟性于此足见矣！ 大凡爱好书法的人，都知道香港早在1974年就办有一份《书谱》杂志（双月刊），该杂志后来还出版过一套《中国书法大辞典》。创办书谱出版社和主编该大辞典的就是梁披云。 这份杂志的问世，有它一段平凡的历史。那是国内还沉浸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候。这位充满民族情感的老人“看见连日本都有很多关于书法的书籍，反而我们没有”，再也压抑不住振兴国粹的激情，便以年近古稀之年强撑起重担。于是《书谱》在祖国文化事业还是一片凋残的严冬时节，来到了人间。一枝独放，光彩夺目，顿时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如今人们讲起近代中国书法发展史时，无不落墨称赞《书谱》和《中国书法大辞典》是中国书学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翰苑耆宿沙孟海临终前寄赠梁披云一幅墨宝，并附函称“先生在港主办书谱双月刊，风行海内外。当青黄不接之时，大言炎炎，名篇巨著，辉映国际，中夏绝艺，赖以张皇，文化上之贡献殆无伦比，私心佩抑为日已久……”。 然而在香港要创办这样一份纯文化的书法杂志谈何容易，更何况每年要倒贴十几万元。但是梁披云却硬凭着这股“傻”劲和“痴”情，使它顽强地生存了十余年，直到国内书法艺术繁荣，有书法刊物和书籍出现为止。期间多少艰辛是笔墨难以形容的。这岂只是香港十大奇迹之一（香港《明报》如是评价），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奇迹。 十八、淡漠利名 “锥入囊中，其尖必出”。梁披云的睿智和才干，当时在文化界颇引人注目。国民党高层也不乏爱才之士，于右任、张治中、朱家骅等就很赏识梁披云，他从未申请入党，也多次谢绝了送大中央高级训练团的“特殊礼遇”。还是被张治中邀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设计委员多属当时高级知识分子，郭沫若、张申府等均曾任此职），被朱家骅聘为中央组织部特约编纂（顾颉刚和北大几位教授均曾列名其中），这在国民党内派系圈子外知识分子中尚属罕见。 如有心沿此仕途行进，不出什么差错的话，相信梁披云不难更上一层楼。偏他满怀书生意气，厌恶派系倾轧、是非不分的官场，而独钟情于立己立人的教育，回闽施教，重圆兴学育人的美梦是他坚定的选择，亦是他淡漠利名的十分难得的超脱。多少宦海沉浮只知进而不知退，要么功名成就，要么身败名裂。而要做到激流勇退、黜华崇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吗？古往今来，多少英雄成粪土！ “淡泊明志，宁静致还”不也正是体现了他对教育的忠诚和执著，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应有的修养和真知吗？正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所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亲修实践，其知乃深，始为真知”。 1943年，他离去冠盖炫目的陪都，回闽重新开始了他的教育实践，这是他毕生难忘的献身乡国的时期。 十九、“保姆精神” 初入福建，梁披云的身份够特殊的。他主持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政时，还持着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头衔，这还是他返闽后被选举为省委第二把手的职位（当时全国唯福建省党部不是由中央委派，而是地方选举正式组成的）。久遭党政特务威吓之苦的学生自然对他心怀戒备，存有敌意。可是不久音专师生们却发现这位新校长不仅很和善，而且很开明，很能干。那些驻在校内、为广大师生所切齿的“特殊角色”被梁披云撵走了，以前被抓的学生也保释回来，学校吹起了一股自由之风，死气沉沉的校园又阳光明丽，歌声洋溢。“我们的‘保姆’——梁龙光校长”因此名声鹊起，“保姆”成了梁披云的另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昵称。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为开发海疆，又调梁披云接办国立海疆专科学校，为学校正式开课的第一任校长。上任伊始，他就极力界定“海疆”的含义，认为“海疆的范围，不限于台湾。海疆的建设，更不限于沿海”，因此海疆教育在国内要“使边远民族以及内部诸省之少数民族同沾教化，造成一伟大中华民族”，在海外要注重侨民“民族意识之提高，团体生活之改善，生产能力之发展”。宏谟远识在他《海疆教育建设方针》一文中发挥淋漓尽致。他还倡导“学术自由、兼收并蓄”的民主风气支持进步教师介绍新兴学说，保护师生中的进步分子和干才。还倡设五年制大专教育，开了优秀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大专学校学习的先河。 1947年梁披云又辞去国民参政员，转任福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成为省府“四大金刚”之一（当时，省政府只设民、财、教、建四厅）。还利用其有利的身份，保护了更多的进步师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性学生运动中，他坚持反对镇压学生、逮捕学生骨干。还告诫他黎明高中毕业的学生、当时的福州市警察局局长李逸云，不要抓学生，如必须执行命令，可先放出风声，然后再去抓人。因而为特务毛森所猜忌，差点遭其暗算，命丧其手。 梁披云的教育成就是显著的，在他厅长任内，曾广开教化，致力于扫盲工作，还大力支持多渠道的地方办学和华侨办学。大概自己曾经是个被开除的学生，他决不轻易使用“开除”的办法将学生“判处死刑”，即使前任已开除的学生他都想方设法恢复其学籍。梁披云最不赞赏的是“不教而诛”，最为欣赏的是孔子的“有教无类”。 充满爱心地呵护青年学子，力行“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正是梁披云教育思想的光辉结晶。 二十、机场议案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专制王朝如日落西山，一片昏谙。但是困兽犹斗，岌岌加固防线负隅顽抗，拓建福州军用机场、尽速铲除义序稻田的议案就这样摆到省政府议事大厅的圆形会议桌上。 会议室一片肃杀、死寂，鸦鹊无声。国防部派来的少将专员目空一切。 “说呀，拓建机场什么时候动工！” 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察言观色，三缄其口是明哲保身之道，在座的不少委员谁也不愿开罪军佬惹祸上身。 “我先说吧……” 大家惊愕地发现第一个说话的竟是儒雅温良的梁披云，在这件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还是要“锋芒毕露”，不能泯灭良知。 “……国防不但要靠工事的加强，更要注重民心的向背。那片良田的稻子已经开花结穗了，没多久就要收成，如果现在就拿来辟为机场，会引起民众的反抗。在这兵荒马乱的时期，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我看暂不宜行。” 虽然梁披云用的缓兵之计，但其用心大家心照不宣。 会议的气氛又活跃起来了。 紧接着两个福州籍的委员也表示赞同。省主席朱绍良也不失其正直为人，这位在福建生活了多年、福州话讲得很好的浙江人，见火候已到，马上做了总结。拓建福州军用机场的议案就这样搁浅了。 第二天，陈矩荪（宣统的老师陈宝琛之孙）来找梁披云，并向他辞行，说：“我们福州父老乡亲很感谢你……”，“你以后讲话要小心，有人盯梢你了！” 陈矩荪是梁披云挺谈得来的“澡友”（两人经常到福州澡堂泡温泉），陈未辞行前，梁披云只知道陈住在省调查室主任王调勋（军统特务）家里，经常是省府主席和国民党要员的座上宾，原来他竟是中共地下人员。 当然梁披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他已经豁出去了。陈矩荪的一席话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震动。他倒想了明朝忠臣杨继盛的一段名言“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如果真能为此一死，而使千万人免遭杀戮，梁披云认为还是值得的。 二十一、“虎口”脱险 美国一位名人说“在对付政敌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最大区别是：国民党用武力消灭肉体，共产党用政治划清界限”。明枪不行来暗剑，这是当时政局惯用的手段。即使节节溃败，仓皇逃命，恶魔也不忘杀人解恨。梁披云的名字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毛森罗列的暗杀名单中（解放后，在厦门市公开展览的国民党档案内，赫然有其名在）。 除了梁披云的个人表现遭来忌恨外，其弟梁灵光所部已进入闽浙边界，准备解放福州，也使毛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气急败坏，“不能放过准共党的梁龙光！” 合该梁披云“吉人自有天相”，毛森派去的杀手王某竟是十九路军入闽时得到梁披云救过性命，并让他充当警官去瓦解陈国辉旧部。大概是知恩必报吧，王某通过熟人传话给梁披云，叫他出去走走，后来见梁披云还没有动身的意图，就急了，深夜亲自从邻舍越墙到梁家吐露内幕。 那时梁披云和省主席、厅长的眷属已被当局先行迫送台湾，作为“人质”，全家落入危境。如果梁披云不逃并设法引接家人到香港，他全家的命运真不知伊于何底了。“梁龙光命案”就是一个无法揭开的谜了（听说王某不久也在金门被杀）。 在厦门警备司令李良荣（原任福建省主席，嗣任兵团司令兼警备司令，后这一兼职警备司令被蒋介石指令卸去，即将由毛森接替）、厦门机场经理林汝良和其他一些友人的掩护、帮助下，梁披云顺利逃出虎口，来到万商云集的香港。 到了香江，他见到了不愿赴台的恩师于右任。当时周总理已通过于老女婿屈武向于老发出赴北平的邀请，陕西同乡高岗也派专人向于老进言，碍于国民党元老的情面，于老一时还窘于出处的抉择。梁披云和蒋抱一就劝于师先到南洋散散心，得到首肯。但于师为了营救杨虎城，决定先到渝晤蒋，遂乘着朱家骅等来往香港的专机至渝，向蒋介石面恳释杨，谁知最后的努力终于白费。甚至朱家骅原与于右任预约同机返港的专机，也被勒令提前起飞，使于、朱依时到机场扑了个空，原来蒋介石已另派飞机把他们二人强行迫送台湾，使于郁郁寡欢，最后哀歌“葬我高山兮，望大陆”而抱恨终生。 梁披云到香江之后既认为非久留之地，又受亲友的邀约，遂决然重行南渡。他历尽惊涛骇浪，死里逃生时，不也和明朝王阳明相似吗？王阳明遭追杀逃亡闽浙海面时，写下了“险夷原不滞胸中，恰似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钖下天风”的绝诗。几临绝境，仍能泰然处之，梁披云深为折服。时代不同了，梁披云胸中已是另一番景象。想到自己的命运又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又一首新诗从他的心灵深处逸出： 云霞织锦水拖蓝，翦翦春风二月三。 万里无波天宇阔，乘槎又过海之南。 ——《四渡七洲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