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我受内兄资助，进入上海大学附属高中部肄业。上海大学有共产党的组织，瞿秋白、陈望道等同志都在上海大学任教，我在学校中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育。1926年秋，我由顾根兴（上海人）、江锦维（金山县人）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C、P、）组织。入党后参加宣传与组织民众工作。不久，北伐军东路军进入福建，我即申请回闽工作。经组织上同意，由陈少微（即陈明，龙岩人）介绍，回到本县开展工作。在永春工作期间，我与颜步青（本县东山村人）、林诗必（本县罗口村人）等同志协作，组织农民协会，发动永春东区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1927年1月，兴泉永政治监察署成立。陈文总任监察员，我党派李松林、林超然（辜仲钊）、左明亮等同志参加监察署工作，我被任命为兴泉永政治监察署驻永春特派员。当时，永春禁烟处以禁烟为借口，强征所谓“田亩捐”（即“烟苗捐”，又称“鸦片捐”），不管你田地有没有种罂粟（即鸦片），一律按面积强征。为了抗议这种苛捐，3月10日，我们在东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要求“田亩捐”必须由有种罂粟的负担，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有数千人。示威游行结束后，东区群众即普遍开展抗捐抗税的斗争。禁烟处没有办法，只好请驻在永春县城的民军营长涂飞凤（即涂友情）派兵协助催收。三月十三日，涂飞凤派兵数人到罗口、花石一带催收“田亩捐”，遭到群众的包围，并与说理辩论，公开抗拒不交。士兵无法，空手而回。次晨，涂飞凤又派士兵三十余人，荷枪实弹前往罗口村，准备用暴力强征“田亩捐”，群众见士兵来势凶恶，纷纷逃避，士兵遂开枪阻止，结果弹中老妇邱爱婶（即颜芋，娘家东山村人，与颜步青同志同里），重伤致死，士兵见出事，慌忙撤回复命。东区群众立即组织一支上千人的队伍，由颜步青带领，抬着邱爱婶遗体到县城示威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征收“田亩捐”，并严惩凶手。涂飞凤又出动大批兵士进行开枪镇压，由于参加示威群众没有受过训练，一闻枪声，纷纷逃散，结果被捕去五人。事情发生后，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即令县长何宝军查办，并致函要我协助处理。我们首先要求立即把被捕的人释放出来，但禁烟处和涂飞凤坚持要东区保证交清“田亩捐”才要放人。监察署又派李松林同志到永春调查处理，也不能解决。接着，反动派派人对我跟踪，我只好离开永春，回到监察署与李松林同志一起工作，又因与国民党秦望山等发生冲突，工作开展很困难。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我在闽南没法立足，即前往上海参加地下斗争。是年夏，因在日本海军司令部散发传单，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拘捕，关押在北四川路的日军一个大队部里。经多次审讯，我始终坚强不屈，大约被关押四十余天，才由组织设法营救释放出来。适值陈国柱（莆田县党的创建人）由武汉返回福建工作，途经上海，我同他会面后，由他介绍我前往武汉工作，到武汉时住在宋庆龄同志经办的闽浙赣三省招待所内。这时，武汉的国民政府也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组织上就把我们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同去的有永春人杨邦彦（即杨文生），泉州人高子农，原籍台湾的厦门人程敬安和一个惠安人等。到莫斯科后，我被分配在东方大学军事政治特别班学习。在东大学习期间，先后聆听过周恩来、瞿秋白、叶挺等同志的讲话；三次参加过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典礼，受到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同志的检阅。在东大学习一年后，我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该校中国班有一个连，但闽籍学员只有我一人，其余闽籍学生都分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我于假日常到中大找闽籍学员闲谈，那里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参加了托派。到整党时，我因此被作为托派嫌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仍留在步校继续学习。在步校学习期间，有机会听到刘伯承同志的讲话。1930年夏，组织上决定我与一部份同学回国，由海参威化装秘密乘船到达上海。当时中央领导是李立三同志，他派负责交通的同志与我们联系，嘱咐我们要自己找工作、找生活，要在工作中表现，党才与我们连系等语。我到上海后虽然多次前往丰田纱厂及其他厂矿去找活干，但都被拒之门外，理由是：上海不断有罢工风潮，而青年正是危险人物，更主要的是资本家为了多剥削，他们宁愿招收女工和童工，不愿招青工。尽管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我还是继续为党工作，做些宣传活动。后来听到同学江雄风（浙江人）说：他认识了一个名叫胡公冕的人，前在浙南一带打游击失败，因缺乏干部，现来上海物色一些人，准备回去再干。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就与同学陆丕承（云南人），杨伯（湖北人）等随胡公冕去浙南的平阳、永嘉一带打游击，当时是1930年冬。游击队共有一千多人，但枪只有二百来支，编为红军第十三军，总指挥胡公冕、参谋陆丕承，我任教导总队长。本拟集全军精锐，训练一个阶段，再与敌人作战。但因环境恶劣，国民党反动派集中数个保安团，日夜跟踪“围剿”，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停留三天，根本就没法训练，加上与党失去联系，没有党的核心领导，缺乏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队伍伤亡日见严重，最后弹尽粮绝，全军瓦解，队伍没法再恢复。我与胡公冕等四人只好再回上海，仍然没法与党取得联系。由于生活无着，我只好写信回家，由家中汇款三十元做路费，于1931年春回到永春。是年秋在本县崇实中学当教员。1934年春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蒋军36师106旅李良荣部进驻永春“剿共”，由于崇实中学过去我党有过活动，共产党员徐贻泽、翁祖武（均莆田人）均在崇实中学任教，遭受陈国辉的镇压过，加上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这就引起了李良荣的注意，派人盯梢监视，我只好与曾绍舜（本县冷水村人）一起逃到南洋去。曾绍舜在南洋参加了马共，一九五二年在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斗争中牺牲了。我在吉隆坡，怡保附近任小学教员。为了回国继续参加革命，于1935年冬再回永春，仍在崇实中学任教。抗日战争开始时，我认为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参加抗日，一致对外。刚好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即于1938年春经上海转赴武汉参加抗日工作，在武汉由韦永成（李宗仁的外甥，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介绍，前往河南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团任军事教官。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前方危急，不数月该团遣散。是年冬，我即转往广西，1939年夏任广西绥署军官大队军事教官。1941年该大队并入桂林伪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我仍任教官职。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阴谋全面发动内战，我决心不干辞职回家迄今。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革命。我的弟弟王水海，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要抓他。我父亲把他带到厦门，买好船票要送他到南洋去（同去的有辞联瑞可证明），但他毅然离开我父亲去找组织参加革命工作，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听说被反动派张贞抓去在漳州腰斩。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年老体弱，但仍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誓尽残生之力，为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永春党史资料通讯》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