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府中学，是清末由官方主办发动地方士绅筹备成立的一所学堂，它的全衔叫“福建省泉州府官立中学堂”。这所学堂自筹备开始到成立，为福建省府属的中学创办最早的学堂。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创立全闽大学堂(后改为全闽高等学堂)，是年春季正式开学，是科举制度未罢废之时，福建省首先创办的公立学堂，也是福建省在科举时期创办学堂的先声。泉州为福建省所属府治之一，亦在省会大学开办之时(即光绪二十八年)，开始筹办福建省泉州府官立中学堂。 泉州府官立中学筹备成立较早的原因 清朝末造，科举取士制度还存在，开办学堂是一个新的创举。榕城省会既得风气之先，在科举罢废之前三年(清朝的科制罢废于一九○五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有全闽大学堂的开办，泉州为闽省八府之一，自昔文风丕盛，省垣风尚所趋，往往被及较早。 省会筹设创办学堂，缘起于当地巨绅潘炳年、叶在琦、陈宝琛配合当道共策进行。潘、叶、陈诸人与泉地巨绅如陈仁(戟门，又号铁香)、黄谋烈(佑堂)、黄抟扶(祝堂)均有寅、年关系，声气互通。省方开办大学，各府应举办中学，除官方咨文泉州知府金学献发动当地士绅酝酿筹议的同时，亦由省方诸绅以私人关系鼓励其进行。例如全闽大学成立之初，全省俱没有中学，第一期学生招收举、贡、生员或能文的童生入学肄业，陈仁即以其侄陈鏊(景溪)，黄抟扶亦以其子黄祖堉(序斋)报请泉州府保送赴省就学。二人均系生员，陈鏊进省肄业，旋因事回籍，泉州府中学堂开办乃在泉肄业；黄祖堉仅经保送有他故未赴省。总之省会既已兴办大学，临时虽以举、贡、生员、童生为吸收对象，然将来学生来源则有待于中学培养毕业的为基础。泉州府治首先有中学，亦当时形势使然也。 筹备经过 根据搜集有关泉州府官立中学开始筹备的一些资料，当时除由官方泉州知府金学献发动地方士绅筹备外，在酝酿过程中，实际上只有陈绅仁、黄绅谋烈、黄绅抟扶等三人为主干，遇有必须集合众绅商讨事项，均由陈、黄等片请(用名片邀请)会商，征求意见。大约是在一九○二年的下半年，省垣全闽大学已在是年春实行开办之后，泉州才开始筹议。但诸绅俱系科甲出身人物，对于学堂事务未谙，商议结果，必须首先物色能熟悉办学的人作指导。众以晋江祥芝乡人蔡凤禨(镜湖)久寓漳州龙溪，进过龙溪县学秀才，在漳担任该地教会设立的学堂的教职，提请知府聘任为学堂坐办。蔡于一九○二年冬应聘来泉，参加筹备事宜，首先择定校址，租赁城东新府口左侯祠。该祠系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旅泉湘人筹资兴建，规模相当宏大，以全座祠宇尚不敷用，并征用祠的左畔鱼配局，即清提督石栋旧府第的一部分(石因触犯清廷被抄家，其第宅没收于官)，合左祠石第的一部分，经修缮刷新，居然成为一所规模颇有可观的校舍。它的内部，有教室(其时称为课斋)、礼堂(原称讲堂)、膳厅、厕所、员生职工宿舍，应有尽有。不过其中有些场地如礼堂、操场，是因陋就简而设备的。 总办职务辞让未决 学堂的地址择定之后，筹备诸绅认为创设学堂，兹事体大，参照省垣全闽大学，设有总办一职，府属中学，应无例外，并且可按照当地情况增设付总办一席。蔡风禨应聘为坐办来泉之后，亦感到学堂经始之际，没有领导主持之人，各项事务难以开展，所谓坐办，亦非名符其实，于是提请府署，早予决定。当时筹备主干的陈及两黄在地方上均负有名望，而陈曾主掌泉州之清源，晋江之石井、鹏南，同安之双溪，厦门之玉屏、紫阳，漳州之丹霞，龙溪之霞文等书院，先后凡三十余年，学堂总办一职，在知府金学献以书院的旧观点对待办新学，最属意于陈。无如陈正在卧病，筹备中有必须征询事项，两黄亦以其在养疴中未便造访面谈，均以书信致达。间曾通过两黄的敦请，俱以年老体衰未敢承乏，坚为辞让。在这种情况下，筹备诸绅曾提蔫在籍翰林李清琦(石鹤)。李在陈、黄诸绅中年龄最少(那时四十五岁)，故金学献曾示意请陈为正总办，延黄绅谋烈为付，以资襄助。其时清源书院山长已改聘黄主掌，而黄与陈原有姻亲关系，故又藉黄向陈劝驾，以冀能获得陈之允许。为什么知府金学献坚持总办一席，必须由陈担任呢?请看下面附录黄(谋烈)致陈的函中有“必须山长望重”，“必须藉重名镇压”，这正反映科制未废，学堂新兴，可能有顽固派在反对。黄函云: “(上略)日前承示，备悉一是。昨晤祝丈，言学堂总理曾提蔫李石翁，太尊云必须山长望重，虽见时身体未尽复元，必须藉重名镇压。在祝丈意，山长要推辞，无人承任，学堂断办不成，嘱侄代恳，并邀侄帮些琐务。侄答以山长总理，帮些琐务，原不敢辞，但公事归公，俟山长承许定规，当片传众绅，集议办法。迩来东洋都外各学堂嚣然不靖，有‘旨’京师及各省厘定章程，乘此时集众妥议章程，或仿照十科取士之法，各尽其长，不须求备。……特请台端示教，如肯俯就学堂总理之任，侄即转达祝丈，传集各绅妥议，不则侄只得袖手，不敢干与。迩来调摄，想用平补之剂，深为系念!(下略)” 如期进行招生与考试的情况 总办一席，虽陈绅尚未表示肯就，但两黄仍冀其身体复原之后，不致坚执推辞，原定在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筹备完成，正式开学。金学献也按照预定计划准备于是年春初举行招生考试，事前将草拟牌示(即招生通告)及招收名额交筹备诸绅知照，他们接到通知，遂由黄绅抟扶写函转达于陈，并提出对名额有所限制的意见，连带提出办事人员的延聘等问题，请陈决定。函云: “(上略)近日接到太尊来函并牌示考生一纸，谨呈尊阅。查钦定中学章程内开学舍须筹足容五百人，如至八百人另立一所。现租地左公祠内，位次虽狭，正取四十人，备取四十名，五县青年英才似亦不少，似此限额，未免令人向隅。可否请太尊不限名额，改换牌示，庶报考者乐于趋赴也。如谓将来录取人多，入学无期，有月课季课，统正备诸人于考棚扃试之，得上等者奖膏伙，应可以鼓舞人才，亦足瑰励在学诸生。未知尊裁以为然否?……蔡镜湖回家有事，待信方能来城。支应文案未定，诸事无从分办，谨将情形敬请卓裁，抑俟太尊考过以后再议也。(下略)” 以泉州府名义的牌示一经发布之后，报名应考的就有几百人，大部分是晋江籍贯的童生，还有一部分距晋江较近如惠安的洛阳，南安的丰州的童生。其余距府城较远的晋江乡镇及惠安、南安、安溪、同安等县，则于开学后，或通过保送，或迳自投校申请，临时补考，先后录取入学。当时也有已进过秀才的生员不参加招生考试，而准予肄业的，这在开学之后，我所知道至现在能记忆的同学中进过秀才的就有龚宗猷、陈鏊、施豫、郑章华、张文彩等人。招生牌示仅在泉州府署所在地(包括晋江县治)的泉州城内发表，而考生除大多数在府城居住的而外，还有离府城较近的士子，这正如黄致陈的函中所云“正取四十名，备取四十名，五县青年英才似亦不少，似此限额，未免令人向隅”。但当时筹备诸绅，却未将黄所提意见，向知府反映，大概以黄提出如录取人多，以书院式处理，不合定章，故仍以知府所拟招生正备各四十名。折衷办法，俟开学后，请知府行文各县，准县保送或直接来学随时报考，以资补救。 就在这年春天(时间记不清)，在泉州城内的考棚举行考试，我也是应考者其中之一。当天考试形式一如科举考取秀才时府县考其中的一场相类似。知府高坐公案点名，府礼房唱名发卷，考生尽一日之长，作四书义一篇、史论一篇。应考生大约有四、五百人。因为牌示发布仅在泉城府署前，在城士子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大多数的考生都是住居城关的人，其他个别乡镇和与府城接近地如南安之丰州，惠安之洛阳，也许是他们的消息比较灵通才可能参加。从学堂招生的角度来看，这所学堂性质为普通科(那时章程规定的名称)中学堂，学生入学年龄没有明确规定，这次招生考试的特点，年龄在廿五岁以上四十岁以内的占多数。那时我年刚十六岁，在人群中注意环顾一下，当中和我年纪相当的究竟很少。那时科举还未废止，为什么一逢到创办的所谓普通科中学招考学生，那班三、四十岁的童生就这样趋之若鹜，甚至开学了，还见一些已经进了秀才的也来肆业，这是他们响往新学吗?不是的。原来清廷颁布的章程，普通科中学为五年制，毕业经过提学使覆试，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级，按其等级，奖以拔贡、优贡、岁贡等名目。年纪大的童生，经过多次的科、岁试(清制考取秀才，每三年举行两次考试，在夏季举行的为岁试，在冬季举行的为科试)，未能获售，得一秀才可不容易，即使是秀才，要登上拔、优、岁的贡生，也认为是种荣贵的功名，如今有这样别开生面的奖励，只要肄业五年，一次覆试，就获得一名贡生，在科举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益使那屡考不第的士子，急于走上这一终南捷径，因此投考的踊跃，成为这次招考生徒的特点。数日之后，评定发榜，计开名额，恰与知府的牌示符合——正取四十名，备取四十名。 接受聘请安排人事 由于设备尚未就绪，招生工作虽告完毕，而正式开学未能决定。蔡风禨负责坐办，感觉人手不足，尤以支应文牍尚未聘定。蔡有业师张应拴(杏舟)有干才又长于文牍，认为以张充任，定能胜任裕如，为避免引用私人之嫌，乃示意由张直接具函致陈自荐。张原系晋江县学廪生，陈掌清源书院任山长时，张屡次当斋长(每年书院第一个月课名列榜首的为斋长)，为陈所赏识。科举时，凡考书院的生童，便与山长发生师生关系，而斋长与山长之间关系更为密切。适知府金学献欲以聘请总办的照会送陈，嘱蔡作事前先容；蔡又以陈在养疴中，未敢造次，请张以书面代达，张遂在函后表示自荐之意。张致陈的函云: “(上略)窃受业久违师范，随侍终疎；想日来贵体当益臻安健矣。本早小徒蔡凤禨来茅，据云太尊拟于本午恭送照会到府，敬延夫子总办学堂，意似嘱渠先容，代达诚悃，并恳俯念时局，出为造就人才。渠原欲诣府禀安，因夫子现在简出，未敢造次，特为函禀。窃期化雨均霑，行将出而副斗山之望。查学堂各项司事如监督、教习、文案、支应均由总理慎选分派。受业驽骀贱质，于学堂事宜未能悉其万一，何敢妄为毛遂，第自念伏枥已久，展步无从，或有可承乏之处，恳请栽培，俾得以微长自效，则受赐良多矣。” 陈未接受府署聘请的照会之前，通过黄绅谋烈的劝驾，他在病中虽仍辞让总办的名义，而实际上已负起总办之责。筹备进行，有必须向其征求意见的亦经常以书面代达。招生工作府署既已办竣，人事方面不但支应、文案目前急需聘定，即当时学制规定，中学应设置监督掌理全学堂行政。这些人事的推荐安排亦在与两黄商讨和考虑，故于接受聘请任总办的照会，即先应张应铨的函请，以文案兼支应一职，提请府署札派充任。兹将张致陈的谢函附录如下: “(上略)窃受业重荷栽培，委办中学堂文案、支应，所有府署谕札，业经领受，自惟驽钝，感愧交并，理应诣府禀见，敬申谢悃，缘道躬正在静养，未敢造次，谨先肃函禀谢，其应办事宜，及堂中器用，当如何酌量购置，俟款项付到再行敬请训示，以便祗遵。(下略)” 这函写的时间，据张的函末书署的月日，是夏历六月廿六日(那时通用旧历)，即一九○三年八月十八日，那末全年两个学季中的上季已经过了。函中所云，学堂的支应，还在等待款项付到购置器用等等，无疑地正式开学当推迟至下季了。 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是年夏历七月初四日(公历八月廿六日)学堂总办陈仁病逝。筹备诸绅乃向府署提荐在籍翰林李清琦接充，李又因病辞谢(李于是年九月间去世)，府署遂决定延请黄绅谋烈为正总办，黄绅抟扶为副总办。两绅俱进士出身，在当时士林中负有名望，称为泉州二老。 两黄就聘为正副总办，首先解决了监督问题，经酝酿研究，推荐施菼(悦秋)为正监督，蔡谷仁(迺赓)为副监督，均由府署照会聘任。施、蔡就职之后，积极准备开学，在坐办协同之下延聘各科教习。从科举习尚札根已久的观点对待学科，当时有所谓内科学与外科学的划分，即所谓中学与西学的区别。一般以经、史、古文、地理等，称之为内科学；英文、算学、博物、理化等称之为外科学。内科学就当地延聘知名之士担任，外科学如英、算均由坐办介绍曾在漳州教会学堂毕业的前来担任。学监一职，由监督延请坐办蔡凤禨兼任。至是，学堂的人事自监督以下，如文案、支应、学监、教习等均组织就绪。 学舍内外的布置与开学的仪式 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秋，这所筹备将近一年的泉州官立中学正式开学了。学堂的布置及一切设备，大概都出自坐办与文案兼支应的规划。以左侯祠及石栋旧第的一部分为学舍，在当时看来，算是郡城中最好的公共场地。它的所在地为新府口，临街大门崇阶五级，大门前后屋据轩敞，门楣上端挂起“福建泉州府官立中学堂”白地黑字的巨额，门内屋檐之后，石埕尽处，高墙屹峙对照前门，白里粉壁，墨画巨龙，殆取清朝国徽龙旗，用以象征。石埕左侧，又一大门，入门长埕一道，其长度与祠的宽度相称。埕北即为祠的正门。入门，便是全部学舍(包括石第的一部分)。学舍最后进的大厅前面，有上书“讲堂”两大字的匾额，它的命名，采取书院规制，而用在学堂里就等于现在学校的礼堂，惟规模很小。讲堂里面，供一木牌，上刻“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这就是清末带着浓厚封建色彩，而在八闽开办最早的中等学堂。 一九○三年九月(日子记不清了)，泉州府官立中学正式开学，泉州知府金学献亲自到临参加开学礼。仪式简单，正副监督陪同知府进入讲堂，然后率入学诸生入席，由礼生唱仪注，向孔子牌位行两跪六叩礼，再向知府行一跪两拜礼，最后向监督行礼亦如之，知府和监督均答拜如仪。 招考的学生正备取共八十人，早在发榜后不久，就宣布一律可以入学，但是日到堂仅四、五十人。教习前来的亦仅有几个，都不参加开学仪式。据说他们表示谦逊，不受拜师之礼。开学仪式除拜孔子牌位之外，其他礼仪均与清源书院年初第一次官期考试考生向知府、山长行礼相同，在科举观念习见已久的新学堂生，自然不觉其异。他们自走上学堂外门以至进入讲堂映入眼帘的墙壁画龙和孔子牌位，无非是一种“忠君”、“尊孔”的标志，然而君主制度存在，所谓培养人才的教育宗旨，受过科举熏染的学生，也不知不觉地认为是应有的设施，而不感到奇异。 学科的门类与施教的方法 未参加开学仪式的学生，到了开学后也来了，正备取学生八十人，几乎百分九十以上的录取生，都高兴地前来这所创见的学堂尝试封建王朝所谓新学的滋味。开始的第一学期，合了几个没有参加招生考试的，如前由府署保送上省的陈鏊，及通过介绍而特准其肄业的，学生人数已超八十人以上。但以后变动很大，在下章另述。 学科方面随各学期教学进度的发展，有所变更。从开学的第一年，即一九○三年秋——一九○四年春，学堂称它为外科学的只有英文、算学两科，每周各占六小时。此外大部分是读经、史、古文和作文。课程的分配，因为时间太久，记不大清楚，约举每周所习的科目时数:英文六小时，阅史六小时，古文四小时，国语(即普通话)二小时，图画二小时。每周作文一次，时间限两小时。 经学第一年读《周礼》，至第二年接读《春秋》。史学第一年阅读《纲鉴》。古文由教习选授。上述的学科中，有些课程在教学方面令人觉得创见: (一)阅读《纲鉴》就是等于上历史课。开办之初，担任这科的教习，根本谈不到怎样编写历史讲义，于每天安排在下午第一课，集中在课斋(教室)阅读一个课时，教习因为《纲鉴》无从讲解，只能指定从某个朝代阅起，记得当时指给学生们的是从秦汉读起，上古部分全部省略。教习有时坐在讲座，有时也不到课斋来。但阅史时间一到，学生都带着书本到课斋里，各就各位，集中精神，注意浏览，虽然是默读，而哼哼的声音，充满着整个课斋。阅读虽然仅一小时，但教习却规定每次读后要做劄记，所以一到晚上自习时间，各人都必须开动脑筋，做若干则劄记，备为下次上课时呈交教习批阅；而教习教历史的任务，也只是批阅劄记而已。读《纲鉴》当做上历史课，到了第二年以后才废止，担任这科的教习，得到福州全闽高等学堂所编的历史讲义做参考，也编写讲义来授课。 (二)国语教学。国语，泉人称它为“正音”，也叫做“官话”。从地方特点说来，专制统治时代，除了极少数做过“官”的，或在府县衙门当差的，能懂得讲普通话(正音)，此外无论任何阶层，总是通行以土生土长所习用的方言。学堂开办之初，办学当局对于学生必须学国语这件事，认为很重要，经多方物色，果然聘到一位老贡生黄槐(生甫)来当国语教习。黄系多年在省外做过大官的幕友，一口普通话说得十分流利，而最讲究的是北京音。他选用木版的《正音撮要》做课本，来传授他那种准确的京腔。虽然是学习语言，可是这位老师教导学生却非常认真，每一字如学生读了不准确，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纠正，大祗年纪较轻的学生，口舌灵活，仿效容易些；但学堂初办之时，年纪大的老学生占多数，他们口舌既钝，不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半句的普通话，就连听人家说的也少，所以，他们初学这种语言时，有个不约而同的发音姿势，卷着舌头来说普通话。这样一来，弄到上国语课，老师花了许多力气，还纠正不好学生的发音。由于纠正字音的次数多，课斋的秩序就差了。但他的教学认真，其中有部分年轻的小伙子，倒也学得有些收获。 (三)英文教学。提到英文教学，连带要说到算学。开办之初，这两科教习，泉州找不到师资，坐办蔡凤禨特地从漳州聘来英文教习蔡恩慧(柏龄)、算学教习陈亮(智君)。学堂当局把这两科列为西学，开办之初所谓西学，也只有这两科最先开课。由于蔡、陈俱系漳州教会学堂毕业(陈曾进过秀才)，他们到校时，衣服井饬，居处清洁，饮食讲卫生。学堂当局也以他们是新式人物，特别安排他们在左祠隔壁，即石栋旧第的一所静舍叫“碧梧轩”住宿。学生对他们的观感，自然和“中学”的教习有所不同。从英文教学来说，比之学习普通话更是陌生的。开始读过字母以后，接着读ROYAL READER(中文译名“国学文编”)。第二年兼读NESFIELD′S GRAMMAR)中文译名“聂氏文法”)。“国学文编”在甲班至毕业读完五册，“聂氏文法”读完二册及三册一部分。在上课时，课斋的秩序很好。特别年轻的学生，接受不感到有困难；年纪大的就感到比学习国语更难吃得消，他们在每个生字下面都注上汉字方言，教习叫他们读时，他们就一字一字地将所注的汉字音念出来，有时弄差了，读的简直不象样子，到了默写的时候，就一字也写不出来，只好交白卷，吃鸭蛋。所以到第二、三年，学生数量变动很大，大概因为英文念不来，而自动退学。但年纪较轻的却也陆续补进来。原先每班各有几十人，而淘汰至剩下十数人不等，虽然淘汰原因不一，但英文这关难过，却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开办后一个时期，在堂肄业的，大约不过六、七十人，而年龄平均在二十岁左右。 科举与学堂为师生交相活动的场地 一九○四年，即清光绪三十年甲辰，也就是这所泉州府官立中学堂开办第一年交第二年，此时科举制度还存在，在这年有考取秀才的岁试，有考取进士的会试。当春初还未开学之时，担任经史、古文教习吴增(桂生)、宋应祥(云五)、龚显鹤(筠史)等就离泉进京，以举人资格赴春闱的会试，他们的教习职务，由文案张应铨及临时延请的吴铭珪(荇璋)代课。会试完毕，吴中式进士，仍履旧职，旋辞职他就。教师这样一面在学堂任教，一面留恋于科举的考试，不期然而然地影响到学生猎取功名的虚荣心的滋长。在堂肄业的学生，在这年里逢到岁试，就有一部分离开学堂，参加县考、府考(县考六场、府考五场)，至学院考(称学台考)。他们边在学堂当学生，边在各原籍以童生去应试。如晋江籍的就参加晋江的童生去应考县府学院诸场。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等县籍亦然。最特异的，是在堂肆习未参加县府考，到了学院临决定录取秀才的最终两场，竟然准许由学堂有限额的保送应试。这一种破例之举，在学院到临泉州，才由学堂当局传知到学生方面。已经县府考的学生，当然用不着学堂保送；未参加县府考的，他原无意于这次岁试，消息传来，倒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学堂当局却认为这是对学堂的特别优待，就从准许的限额内保送两名。科举的岁试完竣，这所创办开学不久的学堂肄业生，考上进秀才的计有保送获进晋江县学庠生(即秀才)庄为哲；在校肄业而直接参加岁试，获进晋江县学庠生蔡玑、施成，惠安县学陈书，原籍南安而越籍进龙溪县学的郑拔卿。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二年)，科举废后的第二年，清廷不甘心那种取士制度的死亡，在京开了一次保送举人的会考，在各行省开一次选士考。国文教习宋应祥、龚显鹤均参加保送考获录取，由省提学使保送晋京会考，龚中式“主政”名目，签分法部，从而离开教职。同年图画教习王孝士赴省应选士考试，中式矿学科，获得“选士”名目，王仍回校任原教职。在这种科举气氛笼罩之下，所谓官立的中学堂，师生逢到各种考试也就活跃在谋取功名的途径上，教与学自然脱不了受到一定的影响。 设备与管理 开办的初期(一九○三——一九○五年)，除了课斋的椅桌、讲台，宿舍的床位，膳厅的席位及教职员工日常用具外，看不到其他的任何设备。中期(一九○五——一九○八年)置有体操用的木哑铃及体操挂图、博物挂图等。后期(一九一八年)才从上海购来理化仪器及试验物品等。 自筹备至成立起，学堂全部职权，概归监督负责。在开学之前，所有学堂的规章制度，由坐办指导文案拟具条文，制置若干块的大粉牌，悬挂在各个场所，如门禁规则、课斋规则、宿舍规则、膳厅规则等等，看来好象例行文字，但应用在当时新办的学堂，却非办过学堂的蔡坐办是拟不出来的。学堂成立，当局将学监一职请坐办兼任，是有着作用的。他们为要能够顺利管束学生，就得找这位熟悉学堂规章具有应付才能的蔡凤禨，可是开学仅一学期，这位坐办兼学监就因有重要职务离职他就。正监督施菼处事有方，为学生所折服，蔡去后，他对管理任务，自己承担，学生倒也遵守规则，起床、熄灯、上课、自修，按步就班指导学生符合管理的要求。其中，一项最特别的堂规，固定每晚十点钟，在自修休息时间，监督先生必亲自到各个宿舍巡视一番，叫做“巡房”。休息钟敲响了后，门房司钟的职工挑着一部长二尺、阔尺半、宽一尺、张纱布的大灯囊，一面书“泉州府”，一面书“官立中学”的红色大字，导着监督先生到各个学生宿舍去巡视。这个“巡房”制度，自一九○三年开学到一九一一年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间断，有时正监督不在，就由付监督执行，付监督不在，文案兼支应便来代替。在施菼的监督任内，每次巡房，经常作了简短的讲话，常见在一个宿舍前讲起话，而附近别的宿舍生也走过来围着听。巡房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当时体现不出来，不过他对学生讲话，学生对他也特别好印象。 在皇朝教育制度下两件突出的现象 (一)“祝万寿”。一九○四年十月某日，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泉州城这个府治中心，文武衙署为着这次的祝嘏，大肆渲染铺张，什么“普天同庆”啦，什么“万寿无疆”啦，这些恭维的字面，都显现在各有关处所悬挂的红灯或纸扎的横额上面。泉州府的官立中学，在那时算是唯一新式机构，居然也集中表现了皇朝“忠君”教育指导下的庆祝活动。首先，学堂当局预示将在学堂举行盛大的庆祝，提前悬挂牌示，什么“恭逢”，什么“大庆”，“放假三天”等等，并号召学生布署寿堂。这个意图传开了后，学生们倒也不管什么“恭逢”，什么“盛典”，他们高兴的是放假三天，趁着热闹，尽情玩乐。当中有一部分比较好事的，担起布置任务。人多手快，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把整个寿堂装置得富丽堂皇。在装饰中，有一个姓杨的学生自撰一对祝寿联文:“慕邠民之颂万岁”，“效华封而祝三多”，用了竹节的纱囊灯，贴上乌绒剪制的字，入夜同纸糊横额及“万寿无疆”的红灯燃点起来。原来姓杨的学生平素被同学绰号为“道学先生”，联文撰就，有个同学说:“毕竟是道学先生才能做出这样的联文”，分明是讥笑的话，但不敢太露骨反对他，恐怕会戴上“反清”的帽子。祝寿的那天，学堂也花一笔款大摆筵席，入晚师生欢宴一堂，猜拳行令，吃得酩酊大醉，反说是“金吾不禁”的日子。庆祝的三天，学堂公然召来两班京戏，日夜轮流演出。学生玩得热了，要求延长续演两天，学堂当局也以事关庆祝，准如所请。这一来，学生们就做新样的文章来了。原来，那时候泉州两班京戏，一班名“福升”，一班名“四喜”，通过三天的演唱，一些“顾曲周郎”的学生欣赏够了，哪班须生好，哪班青衣佳，他们都瞭如指掌，就在这延长演唱的两天，将两班所有好的角色调来合作演唱，本来三天的演戏，是用官厅的召单召来，况且是为着庆祝“万寿”，戏班自然不敢不遵。延长两天的演唱，果然演得更精彩，好事的学生，竟有人出来鸠资发赏。 (二)“哭皇丧”。一九○八年九月下旬，慈禧逝世，越日光绪亡故。专制王朝所谓太后“宾天”、皇帝驾崩的“音耗”传下，泉州文武官员各在县衙署设灵哭丧。这所新的学府也无例外地连续举行七天的“哀礼”。大约是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间(时间记不清了)，在学堂里一处宽大场所供设慈禧、光绪灵位，连续七天集合师生，举行哭丧的仪式。参加的人都穿着白布孝服，监督和教习在前，学生随后，依着地面摆置的白布奠，由司仪呼唱，先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呼唱“俯伏”，一律跪下伏地；再唱“举哀”，于是呜呜地哭了。迨司仪唱了“止哀”，哭声止，再来一声“礼毕”，这群“如丧考妣”的孝男才起立依次退场。君主时代碰着“帝”、“后”死亡，叫做“丁国忧”，做官的和中上层人士以至老百姓都有守“制”的礼则，做官不用说要严格遵守它，就是中上层人士也要严格遵守它。可是这次的“丁国忧”，恰是学堂开办至此已有五年，学生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在每天规定八时举行的礼节，总得由监督或教习去拉拢几个来应数，大多数的都东躲西闪。每天被拉而勉强参加的也寥寥无几。 从“祝万寿”到“哭皇丧”，在这五年相距的前后，在学堂领导和教师方面，却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与学生态度冷热的表现，恰成了强烈的对照。 学生思想的变化与进步教师的影响 学堂开办初期，一般青年学子，受过封建科举制度思想的毒害已深，他们一旦离开风气闭塞的学塾，走进学堂，仍然脱不了思想锢蔽。若说当时有点比较新的思想可能接触到他们脑子里的，唯一的就是主张维新改良主义的梁启超《新民丛书》的文章。有不少学生对于梁氏“饮冰室”发刊的论著十分欣赏，争相传诵，风行一时。学堂里没有图书室，也没有阅报室，但部分学生却能自订报刊，如《申报》、《民立报》、《国粹学报》等。思想方面也逐渐冲破闭塞，由锢蔽而开朗一些。一九○五年，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旅居美国的华工进行迫害，中国人民坚持正义，要求废除一八八四年美国和清朝续订而已经期满的“限禁华工条约”被其拒绝，激起了“拒美约禁华工”的反美斗争。学堂里一部分关心时事的学生从报上看到有关这次爱国运动的消息，便三五成群地纷纷聚谈，表示愤慨，当时学生没有组织，自然作不出集会、游行示威等运动，但情绪非常激昂，在提倡“抵制美货”的实际行动中，如果见有些同学不大注意，便用“冷血动物”来刺激他。有的学生对报上发表为拒约而牺牲的冯夏威烈士的追悼文章，抄录传诵。 学堂开办的第三年，学生数略有增加。学堂当局延聘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江大疆，担任数学兼地理。这位江先生到校未久，也许是学堂当局留意观察的结果，在学生中就传来一个暗示，说:“江教习行动有些‘古怪’。”可是学生对他的印象很好，他担任的课程代数，学生感到非常满意，教授地理，每在黑板上画地图，亦为从前担任这科的教习所没见过的教学方法。江大疆不但教学好，而且能接近学生，常于假日邀同学生游山玩水，观览名胜。就在这种情况下，联系了几个和他最接近的学生，如吴堃、庄为哲、陈铭、陈庆，秘密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出版的宣传革命刊物《民报》、《复报》等。这些刊物能够运到古城泉州，输入这所“官立”中学，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江先生曾告诉他可靠的学生，知是邮政局里有革命的同志从甲地到乙地，用巧妙的方法传递而转到的，江即秘密从邮局的同志领来。这是学堂里少数学生受到革命思想的灌输，而江原系同盟会会员，却没有暴露他的身份，亦没有介绍他认为可靠的学生入会。江领来的刊物不多，每次仅有三五本，几个人互相传阅，严密收藏。学堂当局对学生没有什么防范，对江则特别注意。江担任的学科数学、地理，有一次地理考试，其中一则涉及太平天国的问题，大意是，“假使洪秀全攻破金陵之后长驱北向直抵燕京，其成败得失如何?”(原题记不清)。这次考试命题，引起学堂当局和教师纷纷议论，以前认为他“行动古怪”，这时则说他是“危险人物——有革命党的嫌疑”。学期结束，江大疆突然向学生告别，说他已经辞去教职。江到了福州，还用油印的留别信寄给几位和他最亲密的同学，但未说出他离职的原因。同学们意识到他那次期考出题的涵义，各自心照不宣，然而一部分学生受到江氏的影响，思想上起了变化，却是无可否认的。 “忠君”、“尊孔”的教育逐步加深 学堂开办之初，学生们经常从监督先生的训话中听到学堂创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既有奖励，也有惩戒，勉励学生要循规蹈矩，束身自爱；也时常听到什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忠君、爱国、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和教育目的。那时，所谓“培养人才”，简直是叫青年学子俯首贴耳，俯伏于专制统治之下。后来，学堂当局便把“忠君、爱国、尚武、尚实”用为“堂训”。有了这个“堂训”，学堂当中有几个比较敢出头露面的学生向监督提出一项要求，原来学堂开办已经过了几个学期，体操还付阙如，他们便拿堂训里“尚武”这项，交涉增设体操，改变课程。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据传学堂接到一道“上谕”，内容说的是什么，学堂当局却没有遵“谕旨”将它“恭录”一通。悬挂堂上。是不是恐怕公开出来，学生方面会起反映，也莫从而知。这通“上谕”直至第一届毕业，复试及格，在发给的文凭前面刊录，才得窥其全豹。而当时关于其中重点概括的:“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早就从监督、教习和学生接触中得知了概要。但其中着重防止所谓“离经畔道”、“犯上作乱”，则掌握在管教部门。管教尽管越来越严，而学潮却仍然接连而起。兹将当时奴化教育的“谕旨”全文附录如下: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节经谕令学务大臣等详拟章程奏经核定降旨颁行奖励之途甚优董戒之法亦甚备如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畔道联名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原期海内人士束身规矩造就成材所以勖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踰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諆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士为四民之首士风如此则民俗之敝随之治理将不可间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饬不可着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务各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定章广为刊布严切申明并将考核劝戒办法前章有未备者补行增订责令实力奉行顺天府尹各省督抚及提学使皆有教士之责乃往往任其偭越违道干预貌似姑息见好实系戕贼人才即如近来京外各学堂纠众生事发电妄言者纷纷皆是然亦有数省学堂从不出位妄为者是教法之善否即为士习优劣所由判确有明征嗣后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务须于各学堂监督提调堂长监学教员等慎选器使督饬妥办总之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若其始敢为离经畔道之论其究必将为犯上作乱之人盖艺能不优可以补习智识不广可以观摩惟此根本一差则无从挽救故不率教必予屏除以免败群之累违法律必加惩儆以防履霜之渐并着学部随时选派视学官分往各处认真考察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革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倘该府尹督抚提学使等仍敢漫不经心视学务士习为缓图一味徇情畏事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除查明该学堂教员管理员严惩外恐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及管学之将军都统等均不能当此重咎也其各懔遵奉行俾令各学堂敦品励学化行俗美贤才众多以副朝庭造士安民之至意此旨即着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通悬挂堂上凡各学堂毕业生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俾昭法守钦此”。(见第39页“吴堃的毕业文凭”) 按照这道所谓“上谕”，很明白地可以看出，专制王朝要“兴”的是什么样的“贤”，要“育”的是什么样的“才”。这时青年学生倘有不守它的条规，触犯它的“例禁”，教师、管理员都要受严重处分，甚至府尹、督抚、提学使及管学之将军、都统等亦不能辞其咎。可是学堂当局并没有将这道“上谕”悬挂起来，或者是把它的“精神”，通过教师和管理员去掌握贯彻吧! 几次学潮 学堂成立以后，新旧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开学不久，课程方面、管理方面也曾发生过若干次的小波折，但未至扩大，遂即消弭，由于监督施菼应付有方，遇事经他解决，便告平息。 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大约在秋季的学期中，外来引起的学潮发生了。起因于晋江县官立小学堂学生吴建成假日外出，道经学堂附近的镇抚巷，巷里一家赌场门外，有流氓骆某等三、四人聚在一起谈天，见吴穿着浅蓝长衫，辫子结在衣裾的扣子上(时中小学生穿着相同，一般都将辫子结在据下，表示厌恶雉发垂辫的意思)，加以讥笑，发生口角。骆某欺吴年少，竟挥拳动武，被路人拦阻，始得脱回。县小学与府中学地址相连，门户相通，中学的监督又是小学的堂长，吴回来生怕受责，未敢将受侮经过报告。但中学生闻知此事，咸为之不平，乃由吴堃、庄为哲等向学堂当局要求处理，未得允准。学生中有人倡议直接交涉，傍晚集合十余人，前往骆某住宅，欲找骆论理，骆避慝不出，前往诸生不得要领而回。骆前代做过武官，自以为官家门第，竟被学生集众登门，有损其尊严，越日，遂由其亲友杨凤轩到学堂向学堂当局交涉，要求查出前往骆家的学生，予以处分。杨风轩是个佐杂人员、流寓泉城的闲吏(清朝有种小官用钱捐纳空衔而无实职的，叫做佐杂班，各府州县均有此等散员，他们专门等候府州县官派遣临时差事，一般称为“委员老爹”，或单称“委员”)，这次急急忙忙地来到学堂交涉，分明是受着骆家的买嘱。杨来堂交涉的态度和要求的内容，一经传播，立即激起学生的愤慨。当天下午，骆某自恃有杨的支撑，又带同一个无赖在学堂附近的玄妙观口往返徘徊，企图寻衅生事。有人报知这情况，学生张时英立即偕同学四、五人驰至该处，双方仅小冲突，旋各自分散。官中学生为官小学生吴建成的事，闹出事来了。由于学堂当局对开始发生的事件，不能及时妥为处理，反而听任杨风轩无理交涉，唯唯诺诺，无所表示，助长骆某有恃无恐，蓄意招惹事端，从而导致冲突。杨凤轩遂藉此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一天，学堂忽然接到泉州知府李增霨一道照会，大意是指责学生不守学规，在外滋事，其中特指出吴某某之侄而略其名，责令学堂严加处理(词意要学堂将该生开除)。所谓吴某某之侄，即系甲班学生吴堃。这分明是杨向知府报告，一时未知吴之名，乃举其关系人之名而已。其实元妙观口的冲突，吴并无参加。李知府的照会送达以后，全校学生大为譁然，三五学生纷纷聚议，越日全体实行罢课。前在原学堂肄业而中途赴省考入优级师范的同学，亦由陈铭领衔电泉声援。在罢课中，有一天，三四个学生结伴外出，刚走至观东巷头，迎面而来的正是那个作威作福的杨凤轩。这四个学生不约而同地露出一付愤怒的颜色，杨转头向原路大踏步地出观东巷，四个人也大踏步跟着他的后面。他惊惶地走入晋江县署，四个人也跟着他进入县署。走入县署时，杨回头一看，见学生仍跟着他，慌得面如土色，入大堂了，入二堂了，学生还是跟着他，最后躲入县官的内署，四个学生才退出(四个学生记得是陈常、庄为哲、张时英及×××，但年久记不清，未敢肯定)。据说他们尾追杨，是要拉他来质问一顿。这虽然是罢课风潮中的一个插曲，不想这插曲竟起了作用。罢课已将近一星期了，学堂当局格于知府的照会，迄无妥善办法说服学生复课，解铃系铃，杨凤轩本是这位到任不久的知府初来泉州所倚畀的耳目，大约是杨在吃到学生跟踪的滋味，感到和学生作对，于己没有好处。据说杨凤轩尝了被追逐的苦头之后，知府遂请学堂负责人商议解决学潮办法，内容如何，外人莫知，不过学堂当局劝导学生复课，曾以知府前此来的照会，经已将其误解之处解释明白，暗示处分学生已经取消；另又表示小学生吴建成与骆纠纷事，将由小学解决。至是罢课风潮才告平息。 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春季的学期中，又来一次风潮。起因于乙班学生惠安籍黄晓如、陈国璋为首十余人，他们以晋江官立小学在这年春季将有一班修业期满(时小学章程规定四年毕业)，举行考试。该班(中学乙班)系一九○四年秋入学，肄业期间，至春季结束恰好四年，，想趁此小学毕业机会，来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请求中学当局将该班转到小学参加毕业考试。这固然是一种奇想天开的反映，然黄、陈等其所以愿意由中改小，降级求一毕业，归纳其原因有: (一)该班学生多数年龄较大，英文一关，感觉难过，毕业时恐怕有问题。 (二)甲班学生自开办就入学，至是年——一九0八年已满五年，照章符合中学五年毕业规定。首届毕业何时方能实现，尚在不可知之数，轮到第二届(乙班)，更在虚无缥渺中。 他们考上中学，原为五年毕业有拔、优、岁贡的奖励，鉴于甲班毕业尚遥遥无期，而自己对于学科又存在着缺点，欲达目的，确有疑问，今见小学行将举行首届毕业考试，照章亦有廪、增、附奖励的头衔，不得已而求其次。在科举时代，十年寒窗，博得一衿(秀才)，殊非容易，如果能够改在地址相连、如同一家的官立小学毕业，获得廪、增、附的功名，亦不负当年负笈求学的初衷。这是当时主张降低等级，参加毕业的想法。黄、陈等征得惠籍同学的同意，以全班名义向学堂当局表示其志愿。他们的请求，当局是否允许考虑，或断然拒绝，一时尚未分晓，而他们请求经过，即已传播开来了。首先反对的是甲班全体学生，其他班级亦起响应，甚至该班晋(江)南(安)学生亦多数不以为然，认为黄、陈这样请求，如果获准，便是淆乱等级，违背章程，此例一开，甲班毕业将受妨碍，其他班级亦受影响，简直是将中学变为小学吧了。于是甲班学生开始以文字、漫画，针对惠籍学生作精神讽刺，激起他们的反感，酿成罢课。嗣因晋、南籍学生不同意此举，内部起分化，南安人黄清逸停学赴省，谋转入省校，至是黄、陈等不得不接受当局劝导，全班复课。后因官小推迟一学期始举行毕业考，中学当局亦未准黄、陈之请(一九一○年黄、陈及其他惠籍学生均在第二届毕业，并参加复试)。由黄引起的风潮，固然随学期的结束而结束，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当时以黄、陈为首的惠籍学生提出由中就小的请求，学堂当局对此未能及时作明确解答，反对最力的甲班，对学堂当局持模棱态度，导致同学之间的摩擦，深感不满；而学堂当局对该班亦有微辞。学期甫结束，甲班生庄为哲、吴堃遂相约离开，往省垣谋转学或投考省校。他们弃旧谋新的动机，固然由于学堂设施未能符合他们的愿望，而在这以前，即一九○七年，学部视学官董修袆来闽，到泉州视察，通知选派优秀生投考福州师范选科。在堂肄业学生陈铭、陈庆、吴明友、赵雪琴等上省报考，均获录取。入校后，来信遍告同学，亟称省校设备的完善，教学的认真，使同学们对省会的学堂不胜羡慕，心怀响往，故学期甫结束，庄、吴就决然作赴省准备。后庄因他故未能成行，吴则独自赴省，暂时入“格致书院”的暑期补习班补习英、算。学堂当局闻悉吴赴省，庄下季亦不来学，逆知开办以来这个由二十余人，几经变动，至今仅五人的班级，势将垮台，为了维持原状，亟力向庄、吴的家长疏通。是年八月，吴的家长承学堂的委托，到省促吴返泉。庄、吴仍归原班。而上季风潮的余波，也就这样平息。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大约是四月间，上海某报刊登一则骇人的新闻，据说外国某天文学家根据精密的推算，测定这年五月十九日地球将与慧星冲突，尔时大地陆沉，世界毁灭，人类将同归于尽。这种惊人的预言，接触到青年学生的脑子里，免不了有些疑惑，连日来都有人在谈论这件事。有的相信天文家推算是有根据的；有的认为偌大的地球即使与慧星冲突，最多不过局部受些影响；有的疑信参半，说预言的时间未到，不须抱着杞忧。预言的时间一天天地接近了，大祸将临的概念又在青年的脑子里起伏着。一天夜晚，几个同学正在同住的一间宿舍里，开始自修，忽有人提到可怕的末日快将到来，自修有什么用呢?倡议醵资痛饮，尽情享乐一阵。原来这间宿舍住的有上季毕业等待省方批示复试日期，仍留校复习的学生吴堃，有乙班学生吕钟、张鸿等，另外还有别间宿舍前来参加醵资聚饮的三四人。他们叫来餚馔，沽来美酒，正在豪情纵饮、酒酣耳热之际，学监高先生(忘记其名)来了。他见学生在宿舍聚众喝酒，犯了堂规，大为恼怒。可是当他大踏步进入宿舍时，除了吴堃、吕钟、张鸿三人在其原住的宿舍无可避开，其余的一见学监走来，都各自离席，回到自己的宿舍去。高在匆忙中认不出避走的姓名，乃在该宿舍大闹一阵，终于查不出那些参加者的姓名。学生在宿舍喝酒，肯定是犯规的行为，即使高在纠正时态度过于生硬，也不致引起全校学生反高的风潮，可是事实上，反高的风潮就在越日发生了。原来，高是这学期新聘请的数学教习，漳州龙溪人，是个基督教徒，他科任数学，在黑板上演算课题时常弄错，屡被学生驳倒。高兼职学监，利用巡房时间，宣传基督教，为学生所厌闻。他追查参与喝酒的学生不得要领悻悻而去之后，大家就议论起来了，提到他的教学，大家在不满情绪中，有人倡议不上他的课，于是此唱彼和，大家都一致赞成。越日高的数学课堂，遂成了真空，他所教的班级，全部没有人上他的课。 学生在宿舍喝酒，高于越早提交学堂当局处理。不料单独罢高的课的风潮发生，学堂当局集中注意于解决学生反高的问题，而喝酒犯规之处分反而搁置下来。大约有两星期，通过学堂当局向学生进行说服，高的课程才恢复原状。地球与慧星冲突，天文家预言不验，天没有塌下来；而高却于学期未结束就辞去教职，回家去了。 教师增加教学改进 学堂开办初期，所有学科多偏重于国文、经、史，当时称为外科学的除了英、算及第二年增设的体操而外，并无其他任何新的学科。一九○七年秋——一九○八年春，先后聘请陈祖陶、黄师焜担任博物、理化兼数学。一九○八年春又添聘留日毕业的张翊专任理化，并先后向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购到博物、生理卫生标本、理化仪器及化学用品。设备方面有了增添，教学方面亦有改进。为了说明教学的进展，从教师的增加可以窥其梗概，惟时间已久，变动年月记忆不清，兹制从开办第一学年即一九○三年秋至一九○四年春教师(包括监督及职员)如下的甲表。一九○八年秋至一九○九年春教师(包括监督及职员)如下的乙表。一九○四年春至一九○八年秋以前教师先后任退，如下的丙表。 甲表: 1903——1904年春教职员表 乙表: 1908年秋-1909年春教职员表 丙表: 1904年春以后至1908年秋以前先后来去的教师 十年历史两届毕业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春季，学堂开办首次招收的学生编为甲班肄业的，算来是足六个学年了。季中，学堂当局对这班学生宣布至本季终，各生所修的学科将予以结束。照章五年而延长一年的首届毕业，当局已作出这样决定，故在学期终了之前，各科进行一次考试。不料又起了波折，因为这次季终考试与一般学期考试同样地要将各科平均分数合计平均，然后按各学期合计平均，再合毕业考试成绩呈报提学使听候覆试。当中有国文一科，担任的教师据称平时分数都遗失，仅开列一纸，其中将以前各期俱列第二名的学生吴堃降为第三名，而将第三名名的学生宋馨升为第二名。学堂当局发现有问题，而吴堃亦提出 吴堃的毕业文凭异议，因这事迁延时间未能解决，直至秋季开学后，才由泉州知府管元善亲自到校出题举行全班面试，当场评阅，折开弥封，结果吴列第二，宋列第三。这次的波折影响到甲班毕业考试时间直延至本年秋季学期末才举行，而全部成绩呈报省示已届学期结束之际。一九一○年春，福建省提学使批准泉州府官立中学甲班毕业复试。这次的复试，为全省中学第一次的创举，全班学生于是年五月下旬提前赴省候考，在省复习，经过一个多月，大约至七月中旬才发表考试日期。考试地点在福建提学使署，考期三天，分为五场。 第一场:作文:论文、四书义各一篇。 第二场:历史、地理。 第三场:英文:论文一篇、译句(英译汉)。 第四场:代数、几何、三角。 第五场:物理、化学。 一九一○年春，乙班第二届毕业，呈报手续直至秋季才办竣，越年赴省复试，考期亦在六、七月间，所考的学科大致与首届相同。甲班毕业复试及格的五名，列优等的计有:张时英、吴堃、宋馨、洪鼎冈等四名，庄为哲列中等。 第二届毕业覆试及格计有:陈国璋、黄绚文、汪炳垣、陈常、黄晓如、王孝翰、黄逢辰、吕春荣、吕钟、黄乾、梁斌、张鸿、吴捷科、王××(名忘记)等十四人，俱列优等。 泉州府官立中学堂筹备于一九○二年冬，成立于一九○三年秋，截至一九一一年两届毕业，仅十九人。辛亥革命，晚清王朝告终，这所学堂亦起了变化。民初福建教育司长黄展云建议当局改组中学，陈铭等组织一批师范选科毕业的同学，于一九一二年春，以教育司扎派杨廷经为泉州中学堂长的名义前来接办，校址亦由新府口的左侯祠迁至泉州的旧考棚。 一九六五年十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