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贽并非“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 “明故处土章田李公暨配丁氏媵张氏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李章田墓志铭》)的发现，为研究李贽先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据墓志铭，章田系李贽的叔父，名廷桂，字钟气，生于正德七年(1512年)，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比李贽大十五岁。《李章田墓志铭》立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当时李贽六十八岁，尚健在，虽客寓湖北麻城，但他的女儿、女婿都在泉郡。墓志铭系林奇材应李章田的儿子、李贽的堂弟载华、载盛之请撰书的。林奇材(1521-1601年)，是李贽的族兄，嘉靖丙午科举人，已未中进士，官至广西平乐知府。据此，我们认为《李章田墓志铭》所记的李氏世系应该是可靠的，不会胡撰。现据《李章田墓志铭》所记，把李贽先世列表如下: 以前，有关李贽先世的文章，都把李贽视为林通衢(即林居安)的直系后裔，现应根据《李章田墓志铭》给予纠正:李贽不是林通衢的直系后裔，而是林通衢之弟允诚的直系后裔。《李章田墓志铭》有一处值得特别注意:“景文公生五子，长曰居安公，即奇材六世祖。” 墓志铭的撰书者不忘自称是居安的后裔。若李贽也是居安的后裔，他们岂不是堂兄弟吗?哪有一个堂兄把自己的堂弟革出“堂”外之理呢?何况他又是在为李贽的叔文写墓志铭啦!因此，李贽是允诚的后裔，应该确信无疑。 既然李贽不是林通衢的后裔，而是允诚的后裔，那么，李贽“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的说法也就应予否定了。 就一世、二世而言，李贽确有航海经商的先祖，但距离李贽已有数世之遥。据《清源林李宗谱·历年表》(以下简称《历年表》)，李贽的三世祖允诚“从广齐移居南安胭脂巷，并改李姓”。看来，应当是从事务农。李贽的高祖乾学“复姓林”，似乎又迁回泉州，职业无从考证。曾祖端阳“复改李”，又迁往南安，“传为南安胭脂巷李派”，当系务农。从三世到五世，家境逐渐破落。李贽曾自述:“吾先曾大父大母殁五十年多矣，所以未归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到祖父竹轩(宗洁)时，生活已“贱贫”。李贽的父亲、叔父四人，虽然“自少长泊娶，同室共炊”，但“厥后食指蕃滋，庐舍湫阨”，因此“竹轩公命析箸分居”。李贽的父亲白斋(钟秀)是个书生，但连秀才也没有捞到，以教书为业，生活较困难，在李贽未当官时，得靠李章田“馈膳服劳”。综上所述，李贽先祖从三世起，并非从事航海经商。说李贽“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或“生于世代为商的家族”，是不妥当的。 (二)“载贽”并非“继承李廷贽” 李贽有位三世祖叔，叫李廷贽。而李贽初名又叫李载贽，隆庆元年因避穆宗朱载垢之讳，去掉“载”宇。有的同志认为:“‘载’是再的意思，封建规矩子孙把父祖之名加上一个继承之意的字才可起为已名，那么‘载贽’就是‘继承李廷贽’的意思。”“很可能李贽与这个三世叔祖有继承关系，才起了这样的名字。” 我们认为，这个分析和推理，有些牵强，并为史料证明是错误的。 (1)据《历年表》所记，李廷贽派于天顺壬午年(1462年)亦改姓李，“今为庵前李派”。子孙甚旺，衍为一派，为何特地要李贽继承呢?其实，李贽与李廷贽相隔五世，也绝无承继之理。 (2)据《李章旧墓志铭》，李贽的两个堂弟一日载华，一曰载盛，与李贽的初名一样，第一个字都是“载”字。这说明，李载贽的“载”字并非含有继承何人的意思。这当然也不是有意要触犯封建规矩，只能视为偶然的巧合，不必做“继承关系”的文章。 (三)李贽先世本姓是“李”而非“林” 九世同坟，历代明禋先俎豆； 一宗两姓，熙朝文物夸李林。 据说，这是李贽青年时代为一世祖林闾所作的一对华表。这对华表点出了其家族姓氏的特点:“一宗两姓”。李贽先世本姓是“李”还是“林”，历来有分歧。我们认为，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君龢“以林著姓”到底是本姓还是改姓?《明陆凉州知州封奉政大夫觉石李公墓志铭》为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公讳应先，字登甫，号觉石。系出河南固始，唐刺史(李)弘弼公入泉，其后从外姓为林，至广齐公复姓李。”这里，“其后从外姓为林”之“其后”指谁呢?据有关宗谱记载:君龢之妻姓钱，他的儿子景文、景顺当然无“从外姓为林”之事。这样，“从外姓为林”的就只能是君龢了。也就是说，君龢“以林著姓”系为改姓，而非本姓。 有关宗谱和墓志铭均记载:李氏先世为陇西人，原籍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人，为唐李弘弼之后裔。李贽在《焚书·与焦弱侯书》中也认为其先世为“光州固始人氏”。这些都说明，“李”为本姓，“林”为改姓。那种认为李姓只不过是李广齐为替自己改姓找根据而攀引李弘弼为始祖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四)关于林李分宗的原因 “一宗两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始祖第一世派分林李”。即从二世景文、景顺起，就出现林李之分:景文依然姓林，而景顺及其子广齐复改李姓。(2)景文之后裔也分为林派和李派两大支系。这点，在上文从李贽并非出身于‘航海经商世家’”一节已经论述了。第一方面是主，第二方面是从。因此，要弄清林李分宗的原因，关键在于搞清楚景顺，广齐父子为什么要移居南安，复改李姓。 有人据《历年表》所记，认为:“老二房三世祖李广齐因得罪姓徐的御史，被加上谋反罪名，为避祸计”而“逃南安开始改姓李”。这种分析，我们不能同意。 据《历年表》，李广齐构祸“始于上塘倡建岳帝庙，立下马碑”。——上塘，又称“尚塘”，当时属南安县归化里，今属南安县城关公社。据晋江地区李贽文物资料调查组调查，李广齐当年所建的岳帝庙犹存。请问，若未迁居上塘，怎么会于上塘倡建岳帝庙而构祸呢?显然，迁于上塘在前，构祸在后，绝非什么“为避祸计”才迁往南安，复改李姓的。据《故李母黄氏墓志铭》:李广齐迁居上塘的时间是永乐辛卯年(1411年)。虽然与宗谱及其他碑刻的记载不同，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它却雄辩地证明:构祸确实在迁居以后。 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从宗教信仰的分歧来分析林李分宗的原因。 元代封建统治阶级分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压迫(其实质乃是阶级压迫)。色目人指西域诸族，其官僚贵族的地位仅次于蒙古的官僚贵族。“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福建为色目人之渊薮，泉州更为其巢穴，势力炽盛。如元初之蒲寿庚曾逞威闽中；元末之赛甫丁、阿迷里丁、那兀纳等曾先后据泉，涂炭泉州。当“元纲解纽，戎丑据泉”之时，林君龢却安然无恙:“戎丑虽暴，敬公之德，不敢有犯焉。”这大概由于他“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与色目人有着密切关系所致。明朝建立后，封建统治者则采取排斥异族的政策，色目贵族威势倾复，信仰异教或与色目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汉人也难免遭忌。但在这种情况下，君龢之长子景文(林驽)竟然在“奉命发航西洋”时，“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并“娶色目人，遂习其俗”。这怎能不激怒正统观念浓厚，不信回教的弟弟呢?怎能不引起兄弟间的冲突呢?属于李端、李广齐派下的宗谱——《荣山李氏族谱》，竟然因为景文之子孙“犹不去其异教”而“乃不悉书之”。这本族谱还特地记载了李广齐(族谱写炭为“李广斋”)的《垂戒论》。《垂戒论》不仅谴责元末据泉之色目人“大肆凌暴，以涂我生灵”，并且谴责那些“从妻为色目人者”，“从母为色目人者”，“棼乱我族类，蔑视我常宪，咈我彝伦”，甚至直捷了当地谴责“伯父为衣冠缙绅之裔，迷于色目之俗而不能悟”。“荣山李氏族谱”站在李派立场上的这种严峻态度，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给兄弟间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带来的深刻分歧。“肇分林李之派，其隙亦开于此矣”! 总之，李端、李广齐父子是因与林弩宗教信仰分歧，而迁居南安，并复改李姓的。但这种分歧，与一般的宗教信仰的分歧又不同，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有景。 (五)李贽故居存疑 泉州南门万寿路159号，确实是李贽故居吗?随着李贽先世的新史料的发现，我们不能不提出这个疑问。 《历年表》所记有关万寿路159号的资料，很清楚地证明:此间住宅为长房林派所有。它为林派三世祖林通衢所创建，直到嘉靖年间被倭寇烧焚，一直为林家所有；后改为“林氏宗祠”，直到清康熙年间才为“林李宗祠”。 以前，因为把李贽划进老长房林派，视他为林通衢的直系后裔，而推知“李贽生于此屋”，为“李贽故居”。 现在，随着《李章田墓志铭》的发现，已否定了李贽属于老长房林派的旧说法。所以，不能不对今天“李贽故居”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历年表》记:万历壬午(1582年)，“我封公筑祖居中厅，颇成规模，会魁丰瀛叔到视，直肯之，盖叔平生极重堪舆家言。”丰瀛，即林奇材。由此看来，不是李贽，而是他的同时代人、族兄、《李章田墓志铭》的撰书者林奇材，才是此间住宅的主人。论故居，当为林奇材的故居，而非李贽的故居。 如果万寿路159号不是李贽故居，那么李贽故居当在何处?至今，尚缺确切的资料，我们不敢妄断。从一些迹象来看，有可能在今泉州胭脂巷。但这仅仅是猜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