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是我国的领土，很早就居住着勤劳勇敢的高山族人民。历史上，它曾隶属泉州府或福建省管辖。明末大陆人民(特别是泉州人民)多次渡台，与高山族同胞进行艰苦劳动，共同开发建设台湾，奠定此后台湾发展繁荣的物质、文化基础。研究清初台湾收复、及其统一后至甲午中日战争割台前，渡台泉人对台湾文教事业发展的贡献，是闽台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促进祖国的统一，加强泉台文教事业的交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远古台湾是祖国大陆的一部分，后因海浸，地层断裂，才出现海峡。台湾的最早居民高山族，主要住在本岛的山区和东部纵谷。“其民族来源是多源性的，但主要是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古越族的一支”。①远古时，百越人“已经从事航海”，到过夷洲(台湾)，进行“汉夷交往”。②高山族历史悠久，生活在“海上荒岛”，“狉榛之地”，过着漫长的“土番魋结，千百成群，裸体束腰，射飞逐走，犹是游牧之代”③的原始生活，从事极其落后的渔猎、游牧和农业生产。汉末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是“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锸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④三国东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到夷洲，看到高山族人“惟用鹿角当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⑤即用石器和骨器作为生产工具。隋炀帝先后令朱宽、何蛮、陈稜、张镇州等人“率军万人”到流球(台湾)时，高山族人仍“以石为刃”，耕作“先以火烧，后引水灌，……望月盈亏，以纪时节，候草木荣枯，以为年岁”，⑥“居民以苫茅为庐舍，推年大为长，畋渔为业”⑦的落后状况。宋元时期，大陆铁器大量传到台湾，成为高山族的生活、生产工具，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从“原始社会发展到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⑧ 宋元以后，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成为泉州的辖地。宋宝庆元年(1225年)，澎湖“隶晋江县”。元至元元年(1335年)，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当时泉州渔民常在澎湖海域捕鱼，并到台湾同高山族进行“汉番交易”，不少泉州人迁徙定居澎湖、台湾，从事农业生产。最早较为确切记载的是，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德化进士苏钦的后人开始迁居台湾。⑨德化是泉州府内陆县份，泉州府沿海县镇与台澎近在咫尺，可以推测这些县、镇会比德化苏姓更早徙居台湾。泉州府山多田少地瘠，无以为生。明代实行海禁，泉州无组织移垦台湾者日益增多。明天启元年(1621年)，“福建海澄人颜思齐，泉州南安县人郑芝龙反抗官府欺压，率大批闽粤居民移居台湾。”⑩《赐姓始末》记载，明崇祯元年(1628年)熊文灿抚闽时，“曾遣饥民数万人，随给银米耕牛，迁台垦殖。”1984年台湾当局公布的台湾省人口数字再次表明，福建籍人仍占台湾人口百分之八十二点五11，其中百分之四十四点八是泉籍移民。 尽管泉人大批迁台，带去先进生产技术，工具日渐增多，但这时高山族的生产方式仍旧十分原始落后。明末学者陈第和张燮都说，此时高山族“四序以草青为岁首”，“无水田”，“皆旱耕”，“山花开则耕，禾熟杖其穗”。12郑成功复台时，还到处“目睹禾穗遍亩，土民逐穗采择，不识钩镰割获之便，一甲之稻，云采数十日方完。……不知犁耕锄斧之快，只用寸铁凿。”户官杨英在巡视南庄时说:“未有如此处土地膏腴饶沃也，惜乎土民耕种未得其法，无有人教之耳。”13他建议派大陆老农渡台，发给犁耙、锄、耕牛，教给高山族同胞耕种、收获等生产技术，台湾逐渐改变原始生产方式，出现农业生产的第一次飞跃。 风俗习惯落后，与其社会发展落后是相应的。由于高山族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形态，因而文化、风俗习惯才处于极其落后愚昧的状态。 十七世纪时，台湾高山族“男女聚处，暑热之时，男赤身，女皆裸体，相对饮食，淫欲之事略不羞避。好杀人，取头面，漆顶骨于家，多者称雄。”14“在战争中，把所杀的头悬首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彰其功。”15有的则将其“所斩首，剔肉存骨，悬之门。其门悬骷髅多者，称壮士。”16有人在台湾高山族的聚居部落，目睹妇人“哭诉其夫与同伴七人惨遭卓社高山族所杀”。17这里“赌博、偷窍、争斗、嗜酒、迷信鬼神、懒惰，……好淫、剽悍，不善生产，杀人头出革，”18再者“毗舍邪人有人吃人之风”。19《读史方舆纪要》说，高山族“鸟语鬼形，殆非人类”。 高山族还保存古代越人“断发文身”、“拜蛇为祖”、“巢居”、“犬祭”等遗俗。《临海水土志》说，夷洲人“皆髡发穿耳”。鲸面文身更加普遍，“男女手足以刺纹为美华”，20“男刺纹前额、下颐之正中及胸部，女子则刺前额中央或两额、下嘴唇皮，下腿前面”。21高山族人崇拜蛇，以百步蛇为其图腾始祖，在许多建筑物、服饰、用器上，“都雕绣蛇的图案，视为地位与权威的象征”。22清初林谦光从台湾府治(今台南)至安平，看到这里高山族“亦有凿穴而居，类太古之民者。”23有的因地方潮湿，“皆巢树上，其余则皆系穴居。”24这是高山族适应居住深山，草木丛生，闷热潮湿多痒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从原始直接继承和发展的。从一些史籍还可以看到高山族有凿齿，短须、跣足、贯耳等“男子摘去髭须，身上有毛亦皆除去”25的习俗。高山族的婚姻名称叫“牵手”。明末随沈有容入台平倭的陈第的《东番记》中有生动的描述:“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受，则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女闻纳宿，末明径去，不见父母，自是宵来晨去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父母不得子也。”这说明清初台湾高山族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族外婚阶段，“番女耕获樵汲，功多于男”26的男嫁女家过渡中。《东番记》还记述高山族“无历日文字，三十日圆为一月，十月为一年，久则志，不纪岁”。在商品贸易中，他们采用的是“交易结绳”的办法。由上说明直至明末，台湾高山族的风俗文化还长期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 虽然高山族很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对男孩要求特别严格，“十龄以下，即令演弓矢，练习既熟，三、四十步外取的必中”。“从幼学走，以轻捷较胜负。练习既久，及长，一日能驰三百余里，虽快马不能及。”27老年人还经常向他们讲述祖先的历史、英雄的故事和本社的风习，目的是要把儿童培养成为高山族各部落的生产能手和保卫本部落的英雄，以担当各种繁重的劳役。但是直到明末，高山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明天启三年(1623)荷兰殖民者开始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用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等手段，惨无人道地镇压高山族人民。天启七年(1627年)，荷兰派遣大批传教士和教师到台湾，强迫高山族修建教堂、开设学校，学习荷兰语文，接受奴化教育。如1648年前后学者有六百人，有些人学会了罗马字书写公文契卷。28要他们每天都去上课，“不然要罚捐一张鹿皮或其他学校教师可用的东西。”29这是荷兰殖民者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企图通过以宗教思想麻醉纯朴的高山族人民，进行殖民教育，以达到长期统治台湾高山族人民的目的。有些人学会荷兰文和汉文，在高山族中的“大杰颠社、武洛社等熟番，就有人能用荷兰文登记出入之数。”30郑成功进攻台湾时，高山族人民逐教士、毁教堂，抵制荷兰的殖民教育。荷兰殖民者说:“这些家伙如今骂起我们努力传播给他们的基督教真理，他们因不上学校而兴高采烈，到处破坏书本和器具，又恢复其可恶的异教风俗和习惯。”31这说明当时高山族人民反对文化侵略，痛恨荷兰殖民的奴化教育，绝不是什么“台湾古荒裔之地”，“土番不可教化。”也32 二 要收复统一台湾，建设和发展台湾经济，就必须发展台湾的文教事业，培养人才。郑成功在金、厦根据地时，早已设立类似学校的“储贤”、“育胄”两馆了。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人，分乘两百多艘船舰，进军台湾，打败当时号称“世界霸王”的荷兰殖民者，收复被其占领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为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后来郑经入台又带去士兵并将攻陷海澄俘获的“清军骑兵将士二千余人载过台湾”，33总共五、六万人，他们大多为泉州人，34成为当时的移民主力和先驱。康熙元年，清政府在沿海厉行迁界，“人民流离失所，死亡相继”。郑成功闻讯，“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35“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火相接。”36此外，因郑军将吏的多方招引，移民入台，为数可能更多，估计也有四、五万人。因劳力不足，妇女缺乏，郑氏又鼓励官兵携带家眷渡台。郑氏时期，台湾的汉人达到二十万以上。这些移民之中，“漳泉之人至者日多”，37其中除无计为生，冒险东渡者外，还有生活比较稳定的商贩、医生、手工业者、艺人、书塾先生等。他们有着求发展、创家业、开拓新境地、实现新抱负的拓展举动，为台湾国防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大陆封建文化的传播，作出巨大的贡献。 台湾收复后，建立以郑成功为中心的海上抗清政权，实行一系列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政治上，首先废除一切殖民体制和机构，接照大陆的政权形式建立府、县，镇和安抚司等政权机构。崇尚法治，执法严峻、惩办贪官污吏，实行民族团结政策。经济上，采取寓兵于农的措施，实行屯垦，减轻人民的负担，保护台湾汉族和高山族的耕地利益。此外，改革赋税，发展贸易，活跃社会经济，奖励移民参加农业生产，推广大陆先进技术，增加劳动力和改变高山族地区原有的落后耕作技术。文化教育上，“郑成功支持台湾同胞努力消除殖民痕迹，废除荷兰创设的奴化教育学校”。“台湾人粉粹了荷兰殖民者强加的精神枷锁，又恢复了原来的民族风俗习惯”38 驱荷复台不久，郑成功便逝世了，开发建设台湾大业就落在其子郑经身上。郑经在位期间，明朝渡台遗臣沈光文以及陈永华、王忠孝、沈佺期等一大批跟随其父郑成功复台的泉籍文人，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郑氏复台之前，台湾文教事业极为落后。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推行奴化教育，遭到台湾汉人和高山族的反抗。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有远见的陈永华认为要进一步发展建设台湾，就必须广集贤能，开办学校，培养人才。陈永华是明末同安秀才，父陈鼎任同安县学教渝。清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军攻陷同安时死难，陈永华毅然投笔从戎，赴厦参加抗清复台的斗争。台湾收复后，他担任咨议参军、东宁统制使，竭力为郑成功和郑经父子制法建政，安抚百姓，团结高山族，传播耕作技术，奖励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在屯田垦荒，农业生产发展初具规模后，他深有远虑地说，“使逸民无教，何异禽兽?”陈永华熟知文教事业和政权建设的关系，提出“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39的政治主张。永历十九年(1665年)八月，陈永华向郑经建议“建圣庙、学校”。郑经认为“荒服新创，不但地方局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暂待之将来”。陈永华以历史上汤武、文王的事例进行开导，他说:“实在国君好贤，能求人才以相佐理”。今台湾“其俗醇”，“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今既足食，则当教之”。“设学校，收人才”，“世运日昌矣”。郑经接受陈永华的建议，“速行教化以造人才。择地于台南宁南坊、魁斗山旁建明伦堂”。“二十年正月圣庙成，环泮宫而观者数千”，“皆有礼让之风”，“又命各社设学校”，“三月以永华为学院(山长)，叶亨为国子助教，教之养之”。40从此台湾正式开始办学，传播大陆的封建文化。陈永华还为台湾人民建立一套教育行政机构和学制，除设立最高学院外，还设立府学、州学、社学，推行明朝的科举制度。“天兴、万年二州、三年一试。州试有名者移府，府试月名者移院，各试策论，取者入太学，月课一次，给廪膳。六年大试，择其优者补六科内务都事”。“明政府的礼宫自宣祝为教育，行政为最高机关，所设置之学院，则负起实际教育及选择优材之。”41通过这种学校科举相结合选择的办法，出现“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作为求上进，谋仕途的道路，郑氏政权还规定“凡八岁入学，课以经史文章”。在台湾的文人学士都热心文教事业，精心的传授文化知识，生童“自是奋学”，争先恐后地把考试取士作为一生之大业，“台湾文学始日进”。42 为了帮助高山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陈永华要求“各社皆设小学”，多方鼓励高山族儿童入学，“其子弟能就乡入塾读书者蠲免徭役，欲以浙化”，43以此减少高山族人民的负担，增加儿童的入学率，促使台湾的文化教育普及到偏远的山区。“东螺猫儿干间有读书识之番，有能背诵毛诗者，口齿颇真、……票牌亦能句读”，“番中亦有聪慧能通漳、泉言语”的情况。44为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陈永华通过各种途径聘请大陆知识分子渡台，“以教秀士”。 康熙五年(1666年)“吕宋国王遣巴礼僧至台湾主贡问，郑经命令宾客司礼待之，以柔远人。巴礼僧求就台起院设教(即天主教)，陈永华曰:‘巴礼原化外人，全用诈术，阴谋入国，决不可许之设教，”45再次拒绝外国侵略者企图采用传教的手段进行文化侵略。 郑氏政权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台湾的文教事业发展起来了，并为其赶上大陆的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与陈永华亲自筹划是分不开的。郑氏耆宿洪旭赞许陈永华道:“东来，虽土地荒服，赖复甫(永华字)材干，勤督开荒，集众煮海，调度井井，业已就绪。兹又建圣庙，设学校，大兴文教，将来之昌盛，可指日而待也。”46康熙时的台厦道周昌也十分赞赏陈永华，他说:“窈见‘伪进’生员犹勤薪火，后秀子弟亦乐絃诵。” 郑成功是一位颇具文学才能的爱国诗人，在战争年代里经常赋诗。入台后，他“颇事吟咏”，47许多明室遗老儒士都得到他的优礼。郑成功逝世后，他们仍受郑经，陈永华等人的礼遇。连横《台湾通史》统计约有八百多名明朝遗老渡台，在台建立诗社，互相唱和鼓励，其中泉籍文人占相当部分。如:在台的泉籍学士有:沈佺期，南安水头后园村人，授任副都御史。1644年清军入京后，沈佺期跟郑成功起兵于泉州桃花山，后与明朝官员、文士结社吟咏唱和，与王忠孝、徐孚远、卢若腾，曹龙、陈士京，称为海上“六君子”。王忠孝，惠安人，明崇祯元年进士。1664年入台，受郑成功尊为客卿，郑经亦厚待他。他经常参加吟诗活动，有《东宁友人贻丹荔枝十颗有怀》等诗。太常卿沈光文隐居山中，在罗汉门创办私学，招来当地儿童入学，“亦以汉文教授番黎”。48他居台三十多年佳作很多，被“台湾文献推为鼻祖”，还创设“东吟社”。此外还有同安人张灏、张瀛、厦门人叶后诏、晋江人许吉、惠安人张士、晋江人诸葛倬等，“多属鸿博之士，怀挟图书，……横经讲学，诵法先王，……盛于一时。”49他们有的出仕，有的隐居著书立说，吟诗结社，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大陆的传统文化。 郑氏复台后，最先登上台湾的是同安白礁乡人，他们在台南学甲镇定居垦殖，开发建设。不少学者在学甲镇兴办教育事业，求学之风日盛。为纪念台湾文化来自祖国大陆，便称该地为学甲镇，意即“学风甲全台”。50台湾新竹是同安人王世杰较早开发的地区，到了清代中后期，这里已经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之区，人称为台湾的古学府区。郑氏时期台湾的文献著作不少，如沈光文《台湾典图考》、杨英《先王实录》、沈光文《台湾赋》、《文开诗文集》、《草木杂记》、徐孚远《钓璜堂集》、卢若腾《留庵诗集》、《岛意集》《岛居随录》等。台湾的生童考取举人、进士以及任职者，大多是康熙前期培养出来的，如台湾县王喜是康熙二十七年岁贡，著作很多，其辑录的《台湾志稿》，资料丰富，高拱乾创修《台湾府志》多彩用其书。台湾县人王璋原籍惠安，康熙三十三年举人，高拱乾修志时，聘他为分修。陈永华次子陈梦球，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职史馆。 台湾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泉台艺术的交流。目前台湾的戏剧不下二十种，都是从大陆传进去的。连横《台湾通史》说:“台湾之戏……七子班，则古黎园之制……皆用泉音……，又有傀儡班……”。南安水头人何廷斌曾叫人从大陆请了戏班到台湾，在自己家里搭台演唱。沈光文等跟随郑成功到台湾，也从闽南请戏班到台湾演出，从此很多的大陆传统的地方戏剧从泉州传进台湾。泉州戏曲在台湾影响最大的是南音(南曲)，内容多采自古代民间故事，曲调古雅委婉、优美动人，不仅用以欣赏娱乐，而且用以抒发惜别相思之情。演奏乐器有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等四管，台湾称之为“唐人之音”，外人称之为“东方乐曲之花”。 属南音系统的戏剧有黎园戏(老戏)、小黎园(七子班)、高甲戏、车鼓戏、布袋戏(掌中木偶)、木偶戏(提线木偶)、打城戏等。小黎园是南音戏中最完整的剧种，基本角色由七人组成，都是十四、五岁的儿童演员，曲词道白纯为泉音。内容大都是泉州人情风俗。老黎园叫老戏，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演员人数、节目、动作等与七子班相同。高甲戏唱腔活泼，丑角表演动人。车鼓戏亦称车鼓弄，与七子班有关系。布袋戏俗称掌中戏，是从提线木偶改变而成的。从泉州传漳州，再传台湾，经台胞改革后，有大木偶出现。歌仔戏起源于锦歌，有浓厚乡土气息。在台湾同泉州传入的“采茶歌舞”，、“车鼓弄”、“高甲戏”，“黎园戏”和台湾当地的民歌小调相汇合成为“歌仔调”，产生自己的新剧目，“是海峡两岸的并蒂花”。51台湾民谣，是用闽南话创作演唱的，包括传统的民歌小调，流传民间的说唱式歌谣，最古老的是唐朝产生在泉州一带的童谣《月光光秀才郎》，泉人移台后对它不断修饰加工，使之有了相当完善的韵调。《天黑黑》，《卖豆浆》、《阿公与阿妈》等，原是泉州民谣，后也成为泉台流行的歌曲。总之，台湾的民谣、民间歌舞、“车鼓调”、民间俗语、汇合为“歌仔调”戏的基本曲调。52 清朝中后期，大陆的科举制度成为束缚人才的培养和选用的桎梏，但是郑氏政权在台湾推崇孔教儒家思想，对传播大陆文化却是有进步作用的。它使台湾“朗朗书声遍及各社”，“间有读四子书，习一经者”，53初步形成较为文明的社会风尚。“四大番社”接近台湾府治，“习见城市居处礼让，故其体于诸社为优”。54这对当时巩固台湾郑氏政权，发展台湾经济文化，加深台胞和大陆(泉州)人民的感情，都有重要的作用。 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第二年“清置全台为一府，称台湾府，隶福建”。55从此，台湾重新纳入全国政权的统一管辖下，与大陆，(特利是与泉州)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在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等方面息息相通，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清初政治统一，社会安定，泉州沿海等地出现了移台的高潮。经济方面，泉州因“田少、山多、人稠、地狭”，56在封建剥削严重的情况下，明清以来有许多失掉土地的人冒着万死一生，远涉重洋的危险，到东南亚等地去出卖劳动力。现在台湾处于统一政权之下，距离近，荒地多，土壤肥沃，“一岁所获，数倍中土”。57租赋负担也较泉州为轻。这对泉州沿海等地的人民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政治方面，台湾封建制度建立不过几十年，地主阶级还处在形成时期，与劳动人民的对立还不大明显。台湾处于山高、路险、林密的地区，泉州移民一登岸，就有广阔驰骋的天地。58 台湾收归版图以后，数以万计的泉州等地沿海人民，成群涌入台湾，冲破清政府的严刑峻法。“禁者自禁，渡者自渡，根本不生效力”，59缉捕“偷渡之人”日益流于形式，禁令全等具文。在移民高潮的猛烈冲击下，乾隆皇帝批准了福建巡抚吴士功《题准台民搬眷赴台疏》，严禁偷渡台湾的政策失败了。清初移民高潮促使台湾人口的激增，改变有史以来地旷人稀，劳力缺乏的局面。《台湾通史》写道:“于是至者愈多，拓地愈广，及至嘉庆十六年，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24万1217户，男女大小凡有2003861人，而土番不计也”。“台湾之人，漳、泉为多，约占十之六、七”。“居民成份，十分之九是来自泉州各县，而晋江人尤占多数”。60废除海禁后，海峡两岸通行无阻，泉州人兄弟、夫妻举家迁台者日益增多。移民中、以农民为主体，还有商人、官吏、士兵、文人、医生、店员、手工业者，僧侣等都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贡献了力量。 清朝统一台湾后，又在郑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台湾的文教事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建台湾府学及台湾、凤山二县学”。61除府县儒学外，又有书院、义学、社学、土番学，民学等，极力推崇儒学，宣扬孔孟之道，以巩固台湾的封建统治。据庄为玑、王连茂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记载，泉州府属的晋、南、惠、同、安、永、德等县、有彩林、曾、蔡、吴、郭、丁、施、颜、柯、苏、黄、董、薛、杜、彭、陈、李、康、梁、赖、连、张、粘等24姓渡台，其中廪生、教谕、教授有100多人。现将康熙至乾隆时期部分泉籍学官列举如下: 台湾府学教授: 林庆旺，晋江人。蔡登龙，同安举人。林华昌，晋江举人。蔡时升，晋江举人。丁莲，晋江进士。吴启进，南安举人。郑拔进，南安进士。 台湾县儒学教谕: 傅廷璋，南安举人。洪淳英，同安举人。李钟德，安溪举人。 凤山县儒学教谕: 黄赐英，晋江举人。黄式度，晋江举人。吴周贞，晋江岁贡。施士岳，晋江岁贡。富鹏业，晋江举人。郭际谋，晋江举人。 凤山县儒学训导: 王世茂，晋江岁贡。 诸罗县儒学教谕: 施士岳、孙襄，晋江岁贡。蔡芳，晋江举人。李元善，安溪举人。 为适应泉籍移民日益增多和台湾文教事业发展的需要，清政府调曾担任泉州知府的蒋毓英，高拱乾为台湾第一、二任知府。蒋毓英十分重视发展台湾的文教事业，修理扩建文庙，并捐俸建立“台湾府社学三所，两在台湾县，一在凤山县”，“延请师儒教诲穷子弟”。置府学田五甲，在台湾县文贤里，有竹园一所，内植檨果、槟榔、椰子等树，也是他捐俸建置，“务农具，募佃开垦荒田，以为周恤贫生之需”。62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蒋毓英还对台湾府学、台湾县学、凤山县学、诸罗县学等原有的文庙进行修理扩建，办起学校和孔学。 泉州知府高拱乾调往台湾担任第二任知府，也十分重视封建科举取士，勉励台湾书生“今岁试不远，攻苦者益宜闭户潜修”，63才能青云直上，并且注意台湾的科举取士的质量。他亲自写了《月课示》和《严禁考官钻营招摇示》。他对高山族文教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申令“各社读书番童，余劳以酒食，各给四书一册，时宪书一帐。不唯令奉正朔，亦使知有寒暑春秋，番不纪年，或可渐易也”。由此，出现了“肄业番童拱立背诗，句读铿锵，顿革咪离旧习”。64高拱乾看到台湾文教事业发展，说“俊秀之士，咸登贤书，甫三期，骎骎乎渐近中土”。“数十年后，既富且教，不庶几为海滨之邹鲁耶?”。65蒋毓英，高拱乾虽然非泉人，但他们都担任泉州知府，对泉州文化鼎盛，“满街都是圣人”十分钦佩和了解，充分认识到要巩固台湾政权，发展台湾经济，必须发展文教事业。他们说:“若不讲诗文，明礼义，何以正人心?”66 此外，还出现一批泉州人捐资修建的学校。如雍正八年，晋江人，诸罗县教谕李倪昱修诸罗县的明伦堂、名宦贤时昌三祠。乾隆二年，晋江人，台湾凤山县学生员施世榜倡修凤山县儒学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前的戟门、棂星门、崇圣祠。重修后，“庙前有天然泮池，荷花芬馥、香闻数里，凤山拱峙，屏山插耳，龟山蛇山绕护，形家以为人文胜地。”67郑崇和，金门人，居新竹，是开台进士郑用钖之父，曾出巨资修文庙。黄赐英，晋江籍举人、凤山县教谕，捐资购置凤山学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台湾知府蒋毓英要扩建台湾府学文庙，缺乏资金，移台惠安人杨志申慷慨捐资，充当费用。临终时他还嘱咐其子，割凤山的田地作文庙的义田。连横在《台湾通史》中，给杨志申很高评价。施琅，晋江人，建西定坊书院。 从清初台湾创建学校、社学、书院，可以看出台湾文教事业是在郑氏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等史志记载，除台湾府学、台湾县学、凤山县学、诸罗县学外，在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还分布八所社学，有西定坊书院、镇北坊书院、弥陀室书院，还有四所竹溪书院在台湾府、台湾县。这时台湾县文贤里、凤山县赤山庄有学田，岁输粮食，为师生“灯火之资”。乾隆时，台湾又增加海东书院、崇文书院、白沙书院，分布在今台南彰化。土番社学在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和淡水厅共59所，学田7处。后来各府县又设书院10多所，增设义学(塾)。如恒春县设义学16所，其中6所专教番童。1885年台湾建省后，还在台北开设新学堂、西学堂。清末台湾还增设电报学堂，高山族青年学校和女学等。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初，任台湾知府的勒治扬在一部分高山族的村社设立社学，后来逐渐普及。康熙五十二年，北路参将蔡文视察北路“番界”时，曾召社学之“番童”，“凡能背诵四书奖以银布。”康熙六十年，台厦道陈大辇尤致力于高山族教育，“凡能读通文理者，概举为乐舞生，以示鼓励。”康熙末年，许多地方高山族学童能读汉文古籍及书写汉字，“拱立背诵，句读铿锵。”在高山族地区已设有51处社学，聘请通文理的汉人任“社师”，教授高山族儿童，采用教材是儒家经典，这对提高高山族文化是十分有益的。“熟番子弟入学读书，训以官音、熟习之后，令其教徒生番子弟，近来社学就多，番童衣冠诵读，与内地无异。”68 由于清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传播汉族文化，“来者渐集，广设学堂，教番黎”，并筹划“生番”教育，编成“训番俚言”，作为教科书，因而改变高山族的文化落后面貌，对提高高山族的文化水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龚柴《台湾小志》记载:“各社番众，衣衫半如汉别，略晓汉语，肄业番童”。“诵诗读书习课艺，应有司岁科试，骎骎乎礼教矣”。“教谕番童，渐有彬彬文学之风矣。”69居住在平地的高山族，长期和汉族交错杂居，接触频繁，一般都能说汉语和闽南方言，使用汉字，高山族语言中也掺入不少汉字和闽南方言。台湾高山族文化逐步提高，出现“人亦颇知读书……若不亟设学校、开科取士，动其功名之命，恐无以格其非僻之心矣”70的情况。清政府对高山族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噶玛兰番务考》记载，清咸丰时(1851～1861年)，考取的土著生员有林照仁、林同清、振金声、番种夏、林国珍等人。这时埔里社设立义学26所、淡水社学5所、肄业番童41人。台湾社学1所，肄业番童7人。凤山社学5所，肄业番童20人。诸罗社学9所，肄业番童43人。彰化社学12所，肄业番童56人。土著的社学是大体以乾隆年间最盛，以后由于土著迅速汉化，儿童都改为到“义学”或“私塾”读书，这样社学就不易维持下去了。通过大陆人民尤其是泉州人民传播文化教育，使部分高山族改变过去愚昧落后原始的旧习，服饰、器用、礼仪，姓氏等与大陆的汉人基本相同。“人至其家，出酒相敬，先尝后进。年少之番，遇耆老尊长，必傍停立，低头让其去而后行。他社番偶来本社，相遇亦然。”71“台番涵濡德化，亦有礼让之风……，若有驾车，则远引以避。如遇同辈，亦停车通问、相让而行。”72高山族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神话传说、番曲番歌等民间文学。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末年，有34首高山族民歌。有歌颂生产劳动的《种稻歌》、《捕鹿歌》，歌颂祖先的《颂祖歌》，歌颂新婚和生活题材的《贺新婚歌》、《会饮歌》。高山族歌唱特点是，一人唱歌众人拍手而和。男女老幼都喜欢唱歌，年轻的男女也用歌唱来表示爱情。 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这是汉族人民(尤其是泉州人民)“从大陆上带去语言文字、耕作技术，也带去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所以台湾文化是属纯粹的中国文化，长期保留着汉族文化传统。”73这与泉籍文人徙台作出贡献是分不开的。现略举清代泉州府文人往台的情况于下: 傅人伟，泉州人，主持台北士林艺山岩文昌祠义学，对推动台湾北部文教事业起颇大作，使好学之风蔚然而起，盛冠台北。 黄敬，泉州人，为办学培养人才和台北文学的兴盛，做出很大贡献。 施士洁，泉州人，进士出身，辞官渡台，主持白沙书院、崇文书院、海东书院，为台湾培养人才。 陈维英，同安人，从事教学工作，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受到海峡两岸同胞的敬重。 彭培桂，同安人，在新竹教书，对新竹教育起了很大作用。 郑崇和，金门人，曾出巨资修文庙，劝台胞送子弟入学，对台湾学风的兴盛，有较大的影响。 郑用鉴，金门人，主讲明志书院30年，诲人谆谆，至老不倦。 蔡廷兰，金门人，出生澎湖，是澎湖唯一进士，主持崇文书院、引心书院、文石书院，为澎湖文教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人称“社园先生”。 吕世宜，金门人，精通考证、书法等，人称“金石宗师”。在台北林本源家任家庭教师20年，对台湾北部文教事业产生很大影响。 林鹤年，安溪人，住台北，能诗善文。 王璋，惠安人，是台湾府第一个泉籍举人，能诗善文，习《诗经》，为官清正，参加高拱乾主持《台湾府志》撰修工作。 黄廷玉，惠安人，举人出身，道德文章造诣深邃，为人敬重，任诸罗、彰化两县教谕。 吴述豫，晋江人，才华焕发，文坛中堪竖一帜。 吴拱霞，南安人，赴台任塾师，生徒经其指授，多成业成名。 郑兼才，德化人，任台湾教谕，重视培养人才和兴创文教事业。 黄赐英，晋江人，好学不倦，文辞苍蔚。 陈梦珠，同安人，进士出身，能诗善文，习《易经》。 施琅平台，“数年以来，声名文物，骎骎乎与上国比隆。”74这是清政府自台湾“设立郡县以来，宪台道宪月课季考奖励生员，……士子蔚然兴起，灿烂有文章之可观矣。”每次考试，台湾就有许多人参加，“盖在台湾，户口尽属南闽之人，天资多有聪惠，机智多有明敏，一经学问，化同时雨。当时以培养海国之人才，府县各学，照内地比例，文武生员府学考二十人，台、凤、诸分取八名生员。”75据安永绥整理的《台湾清代进士简表》统计，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台湾有33名进士属泉州府籍的。现根据有关史料略举如下: 林治，晋江人，其二子“致志于举子业”，“学既有成，蒙本邑考取第二。取入海东(书院)第一名，岁试取进彰化县学第一名，科试又蒙冠军”。 林慎亭，晋江人，淡水县学生员。 吴述豫，晋江人，台痒生，台府学第六名，一家兄弟自相师友，并游泮水。其弟吴述钧台彰化痒生，道光辛丑乡试第三名。 林士锐，晋江人，淡水厅廪生，科恩贡生略加六品衔，应童子试，屡拔前茅。 此外还有郑用锡、叶题雁、黄瀛等人先后中举人、进士。 “台湾僻处海外，而诗书弦诵不乏其人。”76当时有关资料记载，有晋江人郑养斋，是台湾地方名士，他与著名的泉州翰林龚显曾女婿林维源及其兄弟林维让合办大观诗社。集中泉，漳二府籍的文人聚会吟诗，倡扬风雅，联络感情，清除隔阂，传为美谈。安溪人，林鹤年，能文善诗。台湾布政使唐景嵩邀台北名士聚会，刻烛敲诗。林鹤年特地运载几十盆开放的牡丹花，大增诗人雅兴，唐为其诗社取名“牡丹吟社”，大开台湾北部诗风。王璋的“台湾八景”诗，收录在高拱乾编修的《台湾府志》。现举八景诗中一首《鹿耳春潮》:“百谷东南滩，春潮涨九环。急来天外水，突起眼前山。吾道虚舟里，人情骇浪间。始知浮海者，徒若不如间。”清朝台湾的泉籍诗人，还有王连登、施士洁、黄赐英等人。 台湾开发历史虽短，志书却很多，具有独特价值，修志分为清代、日据、日本投降后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台湾地方志有73种，其中府志、通志19种，市志6种，县志27种，厅志9种，采访册12种。台湾建府时期，施政和各项工作苦无志书参考，又值清朝政府颁令全国纂修方志炽热之时，“诏天下各进郡县之志，以资修葺”，台湾修志工作遂相继起。初步编计，清代官撰台湾志书30种，私撰志书13种，共43种，在各省中台湾志书最多，且具有特色。这与渡台泉籍文人的辛勤编纂是分不开的。兹据有关史料，略举渡台泉籍文人参加编写的主要台湾史志于下: 陈友松，晋江人，编纂《噶玛兰厅》，道光年间完稿，咸丰二年刊印。 林豪，金门人，编纂《澎湖厅志》、《淡水厅志稿》(未刊)、《<淡水厅志>订谬》。 杨克彰，同安人，参加编修《淡水县志》。 黄式度，晋江人，参加高拱乾倡修的《台湾府志》的校订工作，蔡国琳，泉州籍人，参加《台南县志》的校订工作。 陈炯伦，同安人，撰著《海国炯录》，及绘制台湾图。 林树梅，金门人，撰著《沿海图志》，成为撰写《台湾方志》的重要参考书。 王璋，惠安人，参加高拱乾倡修的《台湾府志》工作贡献最大。 郑用锡，金门人，纂修《淡水厅志初稿》。 郑兼才，德化人，任台湾教谕，重视方志修纂，撰写《募修台湾县学宫序》、《代台郡请广乡试中式额及岁科试入学额》、《申请续修台湾县志文》、《上注制军论修台湾县志书》、《续修台湾县志列传》、《续修台湾县志跋》。 谢金銮，安溪人，与郑兼才合撰《台湾县志》。 以上说明渡台泉籍文人，参加台湾志书的撰写工作，成为研究台湾历史的重要资料功德无量。 清朝末期，台湾还提倡新文化，如泉籍南安人黄朝琴第一个在台湾倡写白话文。台南府第一个泉籍生员洪弃生撰著《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记》)，记载《马关条约》签定前后，日本侵略者对台胞实行残酷殖民统治和台胞的反殖民统治头几年的事实。由上说明，台湾只有收复与统一，它的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才能得到发展，郑成功(郑氏政权)和施琅是作出重大贡献的。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还延请泉州沿海等地文人渡台，在郑氏时期的基础上传播大陆封建文化。设立许多学校和“番学堂”，采用科举制度。这对于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台湾人民(包括高山族人民在内)的精神文化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开科取士”、“论才取士”，客观上出现许多“廉(律己以廉)、仁(抚民以仁)、公(存心以公)、勤(莅事以勤)”，才高学博的名士，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 清初台湾统一，文教事业发展后，促进泉台文教事业的交流。 台湾“文教初开”，较为落后，为鼓励台湾士子奋发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清政府降低台湾科举的要求。规定“应将台湾一府三县生员等，亦照甘肃、宁夏例，编字号，额外取中举一名，以鼓励士子，”“应令福抚福建巡抚拟定”。“康熙丁卯大比之年在台湾，则以鼎新开科之日，其为士者荐举之荣，未与帖括之习未深，安能遽与八郡争衡”?77并且“定例府学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廪膳二十名，增广为之”。这给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沿海和泉州学子们带来了获取功名的好机会，于是东渡求学应试者，十分普遍。如泉人吴昌祚就到台湾，入泮读书进秀才。78《玉山林氏宗谱》记载，晋江人林宏礼屡试不中，到台湾后考取入泮。《蓬岛郭氏族谱》记载，从19世至23世(大约18、19世纪)的100多年中，郭姓移到台湾的家族，共有19人在台湾进学为秀才。不少渡台的泉州学子在台湾进秀才后，即转回原籍参加乡试。晋江县从乾隆元年(1736年)至二十年(1755年)，共有10名举人是台湾秀才考中的。79这必然促进泉州学子更加勤奋学习，推动泉州文教事业的发展。不少泉籍知识分子看到台湾文教事业发展迅速，就渡台任塾师。有关资料记载，清末泉州著名状元吴鲁之子吴钟善，清光绪癸丑经济特科、廷试二等，受林维源之聘，渡台课授林家子弟经文。南安人吴拱霞“文名籍甚”，光绪戊子之岁，应台湾黄姓之请，东渡为其家塾师。生徒经其指授，多成业发名。己丑归，应本省乡试中第九名。 泉籍文人往返泉台，促进了泉台文化的相互交流。当时泉州地区出现一些诗社，与台湾诗社互相唱和、对诗，增进泉台人民骨肉之情。如林维源，好纳交文士，组织诗社，倡扬风雅。以后他返回大陆，施士洁、许南英等不少台湾名士，随他内渡。林鹤年，安溪人，中举人，任道台加按察使。回大陆时，与邱逢甲等十人称为“南中十子”。他住泉州府同安县鼓浪屿(现属厦门市)时，亦多聚会唱和，与泉州府各县文人和诗，交流传统文化和诗韵及创作。他还把在台湾和鼓浪屿写的诗，集成《福雅堂诗抄》共三册，其中有不少咏怀台湾和祖家的作品。 渡台的泉州人民，不忘根本和祖先，他们经常回乡探亲谒祖，修撰族谱，为后世提供研究闽、泉、台血缘关系史的宝贵资料。 海峡两岸崇亲共修族谱，这是同族聚居所出现沿袭几百年的传统，转植台湾的泉籍人十分重视寻根怀祖，世世代代都以修谱、续谱为怀，有的省吃俭用，为的是要做有益于两岸宗亲的事。每隔相当年月，他们都要回到泉州府所属各县，与同宗协力续修宗谱。为此，他们共推族人来到老家，与诸乡老协商有关事宜。在一般正常的年景和两岸相通的情况下，两地族谱是续修不辍，从没间断。泉州老家的族谱，从未漏载过移台同宗一子一孙的名字，虽远隔两岸，也一视为同一血脉、同族子孙，从不见外。80 由泉州一带闽南方言和南音系统组成的梨园戏、高甲戏、车鼓戏、布袋戏、木偶戏、打城戏、锦歌等传到台湾后，经过台湾同胞的创新发展，又与泉州人民互相交流，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喜闻乐听的戏剧。如南音、芗剧(歌仔戏)等，深受海峡两岸人民的喜爱。 可惜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台湾割给日本，泉台关系断绝50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本期泉台关系和文教事业可以得到恢复交流，可惜不久又造成海峡两岸分离四十年，使泉台关系和泉台文教事业的交流遭到极大的损失。但这种现象是暂时的，随着我国统一形势的形成，“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祖国一定会统一，相信泉台关系和泉台文教事业的交流，将谱写新的篇章。 本文作者林国强，泉州历史研究会秘书、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人员。 ①台湾《澎湖厅志续编》。 ②凌纯声《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 ④沈莹《临海水土志》。 ⑤《隋书》卷八十一。 ⑥《隋书》卷八十一。 ⑦连横《台湾通史》卷十。 ⑧施联朱《台湾史略》。 ⑨苏钦《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 ⑩周仛、魏大《台湾大事纪要》。 11陈永安《闽人拓台史略》。 12陈第《东番记》，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13杨英《先王实录》。 14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五。 15沈莹《临海水土志》。 16陈第《东番记》。 17曹士桂《宦海日记》。 18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五。 19张崇根《宋元时期的台湾高山族》。 20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21徐松石《东南亚民族中国血缘》。 22陈永兴《山地服务在雾台》。 23林谦光《台湾记录》。 24翦伯赞《台湾番族考》。 25《隋书》卷八十一。 26陈梦林《诸罗县志》卷入。 27《番社采风图考》。 28《高山族简史》。 29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30《高山族简史》。 31《热兰遮日记》。 32蒋毓英《台湾府志》卷十。 33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十一。 34庄惠泉《迁台安溪人及其番衍》。 35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二。 36查继佐《东山国语·台湾后语》。 37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三。 38陈国强《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贡献》。 39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三。 40连横《台湾通史》。 41《台湾省通志·教育志》。 42连横《台湾通史》。 43郁永河《稗海纪游》卷中。 44范成《重修台湾府志》卷十五。 45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三。 46转引自郑景堂、廖渊泉、黄天柱《论陈永华开发和建设台湾的历史功绩》。 47《台湾通史》卷二十四。 48连横《台湾通史》。 49连横《台湾通史》。 50林其泉《台湾杂谈》。 51林其泉《源远流长一谈历史上泉州和台湾》，《海峡两岸的戏仔》。 52林蔡冰《台湾民谣在大陆》。 53黄叔敬《台湾使槎录》。 54郁永河《稗海纪游》。 55周仛、魏大《台湾大事纪要》。 56蓝鼎元《鹿洲集》。 57《凤山县志》卷十一。 58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59《台湾省通史稿》。 60《新加坡晋江会馆特刊》。 61周仛、魏大《台湾大事纪要》。 62蒋毓荚《台湾府志》卷六。 63高拱乾《台湾府志》。 64范咸《重修台湾府志》。 65高拱乾《台湾府志》。 66高拱乾《台湾府志》。 67范咸《重修台湾府志》。 68《台阳见闻录》。 69姚莹《埔里社纪略》。 70蒋毓英《台湾府志》。 71蒋毓英《台湾府志》。 72范咸《重修台湾府志》。 73《台湾史略》。 74高拱乾《台湾府志》。 75周昌《详请开科考试文》。 76周昌《详请开科考试文》。 77《福建陆军提督张题清另编额中部覆疏略》。 78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 79《晋江县志》。 80陈永安《闽人拓台史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