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四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木造海船，关于其沉没原因及沉没年代，我拟从下述三方面对此问题作推测:第一、确定沉没年代的上、下限。第二、把出土海船的原状和船舱中文物出土的情况，归纳为几个特点，寻求沉没原因必须能够解释这些特点，才可成立。第三、在沉没年代的上、下限之间，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找出合乎沉没原因的最有可能的年月。 (一)沉没时间的上、下限——1271年至1278年。 因为船舱中出土一枚背文为“七”字的“咸淳元宝”铜钱，所以沉没时间的上限不会早于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因为船舱中出土17件墨书“林干水记”、“曾干水记”、“张干水记”的方形木牌；“干”字确为南宋官名“干办公事”的略称(说见下述，今不重赘)，而元世祖改定官制后，干办名目未见沿用。所以沉没时间的下限，不会迟于“(至元)十五年六月甲戊诏汰江南冗官，江南元设淮东、湖广、隆兴、福建四省，以隆兴并入福建”(《元史》卷10·世祖本纪)的重新合并江南政区，精简官制的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此船应是于1271年至1278年之间沉没的。 且船舱中出土若干个荔枝核(壳)，以及其他夏季的果核，特别是荔枝，它“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白居易《荔枝图序》)是不易长期保存的鲜果，所以沉没期间应在盛产荔枝的夏天。 (二)据海船出土原状和船舱中文物出土情况推想，沉没原因以战乱为主，天灾次之。 归纳海船和舱中文物出土情况有如下十二个特点: 1.船体未经修补，使用时间并不长。 2.船体无任何漏洞，非触礁或凿沉者。 3.船中只见桅底座，未见桅杆残段，故非砍桅而是拔桅的。 4.沉没地点离渡头约135米，距岸甚近。 5.各舱均有残存货物，数量不少，并有连结成捆细绳的货签(如“朱库国记”1件)，说明货已部分或大部分起卸。 6.船上未见金银财宝等细软。出土铜钱504枚中除有39枚缀成一串外，其余均散乱在各舱贴近船板之处。 7.不见人骨骸。 8.瓷器无一完件，且有同一器皿而碎片分在两个舱中出土。 9.未见船上人员的行李衣服之类的残件。 10.余货尚有香料木、胡椒、龙涎香等高档商品，沉没后似无人前往检取、打捞。 11.沉没时应不为人所知，或知悉时离船之沉没已隔相当时间。 12.沉没年代应在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的宋、元交替之际的某年夏季。 按海船沉没的原因，或因单纯自然灾害；或因单纯的战乱抢劫；或因自然灾害与人为因素并而有之。我把这三个可能的原因对照上述的十二点情况，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第三种原因即人为和自然因素并有的理由最充分，是沉船的原因。 下面用表列论证。 如表所述，对照十二项特点，单纯自然灾害可能导致沉没者只有五项，不可能者七项；单纯战乱可能导致者六项，不可能者也六项；人为与自然因素并存可能导致者达十二项，全部解释得通。因此，我认为它就是海船沉没的原因。 所谓人为与自然因素并存的意思，是说当时这只船归航靠岸，起卸部分货物之后，突然遇到战乱，人员逃散，撇下船只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货物被抢，桅被拔作别用，战乱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在此期内无人管理之船遇上风雨交加，泡水沉没，沉没时岸上无人顾及。战乱过后，船沉已久，遂不为人所知，这种假定的情况，即是战乱为主，天灾为次。 (三)考据史实，此船极可能沉没于张世杰还围泉州的1277年的7月间。 在宋咸淳七年到元至元十五年这八年中，泉州附近发生战乱的史实目前所搜集到的只有三次，逐次的材料列下: (1)咸淳末年(约1271-1274年)沿海一带的抓兵与海寇。 “咸淳季年，边报日闻，召募尤急，官降钱甚优厚。强刺平民非无法禁，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名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妇冶容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民有初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无赖乘机假名为扰。”(《宋史》卷193·兵志) “咸淳末，广东籍蜑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宋史》卷187·兵志) “咸淳末，海寇郡境，时西域人蒲寿、寿庚兄弟在泉，俱无赖。击贼退之，以功累官沿海都制置。”(《晋江县志》卷15·纪兵) “咸淳末，海贼寇郡，时西域人蒲寿、寿庚兄弟在泉，击贼退之。”(《泉州府志》卷73·纪兵) “(咸淳十年)……九月壬寅，闽中旱……十月癸丑……广西经略司权参议官邢友龙击湖州，漳州寇，破之。”(《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 (2)德二年(亦即景炎元年，亦即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宋幼主过泉州，蒲寿庚闭城不纳，元军攻泉，寿庚降元的战乱。 “德二年，元伯颜遣不周青寇泉州。”(《泉州府志》卷73·纪兵与《晋江县志》卷15·纪兵记载均同) “景炎元年，宋端宗即位于福州。寻人海航于泉州港，命蒲寿庚将海舟以从，寿庚闭城拒命。时元伯颜遣唆都寇泉州，寿庚遂以蜡丸裹表，由水门潜出，与田真子叛宋降元。”(《泉州府志》卷73·纪兵与《晋江县志》卷15·纪兵记载均同) “十有一月……乙巳，昰入海。癸丑，大军至福安州，知州王刚中以城降。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骅，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戊辰(初八日)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 “十二月……戊辰(初八日)宋泉州提举市舶司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新元史·世祖本纪》) “宋幼主过泉州，众欲应之，寿庚闭门不纳。”(《新元史》卷74蒲寿庚传) “四月，从二王入福州，五月与(陈)宜中奉昰为主，拜签书枢密院事。王世强大军攻之，世杰乃奉益王入海。”(《宋史》卷451·张世杰传) (3)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蒲寿庚降元后，张世杰还军围泉州，进行首尾三个月的战争，其年泉州又有水灾。 “(至元十四年)三月……乙未，福建漳泉二郡蒲寿庚、印德传、李珏、李公度，皆以城降。”(《元史》卷9·世祖本纪) “癸丑……行中书省承制以闽浙温、处、台、福、留、泉、汀、漳、剑、建宁、邵武、兴化等郡降官各治其郡。……八月戊申……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蒲寿庚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 “七月……乙巳(十八日)张世杰围泉州。……九月，元帅唆都援泉州。戊申(廿二日)张世杰归浅湾。”(《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 “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翼兵，攻蒲寿庚，不下，十月，元帅唆都将兵来援，众遂解去。”(《宋史》卷451·张世杰传) “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宋宗室在城内者，又谋应世杰。寿庚置酒延其人，议城守事，酒半，尽杀之。世杰攻城三阅月不下，遂解去。”(《新元史》卷74·蒲寿庚传) “景炎二年，张世杰自海上复回讨贼。寿庚遣其贼党孙胜夫诣杭，求救于唆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张世杰攻九十日不下，乃去之。”(《泉州府志》卷73·纪兵与《晋江县志》卷15·纪兵记载均同) “(景炎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受耕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郑思肖《心史》) “(景炎二年七月)及张世杰围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寿庚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何乔远《闽书》卷152) “景炎丁丑，蒲寿庚拒命闭城，寅倡首义开北门以应张世杰之师，不济，为寿庚所杀，年六十九。子三人及弟侄曰坤、曰应老、曰震、曰甲孙、癸孙、仲孙，俱被害。”(《晋江县志》卷十·诸葛寅传) “张世杰军于泉州，俄领诸军乘战船入海，追逐张世杰于惠州甲子门。”(《元史》卷229·唆都传) “至元丙子，(泉州)郡既内附，继遭兵寇，郡域之外，莽为战区，虽值承平，未能尽复旧观。”(《岛夷志略》三山吴鉴序) “十四年，大军引返，留潜说友为福州宣慰使，积翁为宣慰副使。淮兵戍福州者以李雄统之，未几，雄杀说友，以应张世杰，积翁诒雄诛之。”(《新元史》卷74·王积翁传) “十五年八月丁巳，沿海经略司行左都元帅刘深言，福州安抚使王积翁既已降附，复通谋于张世杰，积翁上言，兵力单薄，若不暂从，恐为阖郡生灵之患，诏原其罪。……壬戍……两淮运粮五万石赈泉州军民。”(《元史》卷十·世祖本纪) “七月，遂朝于上，升镇国上将军海外诸蕃宣慰使兼福建道市舶提举，仍领本翼军守福建。俄兼福建道长司宣慰使都元帅。是时，福建多水灾，百家奴出私钱市米以赈贫民，全活者甚众。”(《元史》卷227唆都·百家奴传) “祥兴元年，元诏两淮运粮五万石赈泉州军民。”(《泉州府志》卷23·政引《八闽通志》) 从以上三个时期的有关史料进行查考，第一次咸淳末年的海寇与“闽海拘舶船”，时间短暂，情况不单是泉州，不能构成此船沉没不为人知的条件，加上咸淳十年福建是旱灾之年景，故不能充分解释上述的十二项特点，应予排除。第二次是宋幼主过泉，蒲寿庚闭城不纳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只有小规模战斗，然而时间在冬天的十二月初，时间短暂，季节不合，亦非水灾季候，也应予排除。第三次是张世杰攻九十日不下的至元十四年夏秋，兵乱时间既长，规模较大，又有水灾，最符合沉船的原因，所以试加论述。 张世杰于1277年由广东返军包围泉州，《宋史》说是农历七月十八日，攻打不下，唆都来援蒲寿庚，迫使张世杰退兵是九月廿二日，名曰“三月不下”，并非三个足月，而是首尾三月，实际上约七十天。自1276年冬至1277年夏，泉州的形势，正如郑思肖在《铁函心史》中所说“福建以南沿海诸郡，自景炎后，南兵至属南兵，北兵至属北兵，反复不一，荡为血区。”及郑思肖《自励诗》说的“漳泉数郡屡反正”那样长期地动荡。当张世杰回师围泉州，其左右翼将领为陈吊眼、许夫人，当时蒲寿庚兵力单薄，派部将孙胜夫向唆都求援，城内宋遗民又在内部响应，如诸葛寅企图开泉州北门城门接应张世杰(至于蒲寿庚杀宋宗室的年代有的记载是宋幼主过泉的1276年冬，有的记载是张世杰返围泉州的1277年夏，这里暂不定论)，所以斗争是紧张的。 张世杰开始围攻泉州的七月份，正是海舶归来之期。海舶的往返靠的是冬季的北风和夏季的南风，所以泉州宋代“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时间为“夏四月”与“冬十月”。如“嘉定癸未孟夏二十六日……开封赵汝适千里……以祈风于昭惠祠下”“宝祐戊午四月辛卯，蒲阳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越十有八日戊申，祈风于延福寺”(以上引自1962年11期《文物》，《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朱彧《萍州可谈》卷二也说:“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岭外代答》卷三也说:“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市舶司每年四月份祈风，是祈求南风的。因为四月是海舶回程动身之日。如果海舶四月份由航程较近的海南岛一带，就于“五、六月间回舶”(《诸蕃志》卷下)，如果由远途的俱兰回程，据其去时在“十二月遣……三月至其国”(《元史》卷210)推算行程约三个月，则从四月动身回程，当于七月到达泉州；甚至张世杰返围泉州的进兵及退兵时间，也和风向的季节密切相关的。 七月前后是泉州一带台风大雨及潮泛之期。《晋江县志》卷十五对宋元时期台风大水的不完全记载，时间大多在七月份以后的秋季，如“绍圣三年……是年七月大水三日”；“绍兴三年七月丙子，大水”；“嘉定十六年秋，大水坏田稼”；“至正二年九月大风雨。九年七月庚寅大风雨。十三年七月丁卯，海水日三涨”。秋季大风大雨，秋潮大作的气候情况，泉州至今还是如此。 至元十四年(1276年)泉州秋季的水灾，我们是从《元史唆都传》说唆在福建之时，“福建多水灾”之句推知，因为至元十四、十五年是唆都在闽任内。再参照至元十五年运淮米五万石救济泉州军民一事，救济应在事后而不是事前，所以这笔救济粮应是救济至元十四年秋或至元十五年上半年泉州的水灾的。 因此，在1277年张世杰围攻泉州的七月至九月的战争爆发之前，有一艘从四、五、六月份趁南风回程的远洋海船，归达后渚港，货物部份起卸，突遇战事爆发，舶商及船员各自星散逃命，船只处于无人状态，船上之物于是受到军队及当地人的掠劫(无主船只或遇灾破船，附近居民前往船上搜取各种物品，在旧社会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因而船桅被拔，船板被拆，货物被拿走。再遇秋季台风大水，或海潮大作，无人管理之船颠簸而沉。这种推想我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南宋景炎二年即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的七月份，极可能是后渚港宋代海船沉没的绝对时间，这就是我的看法。 二 现我对船舱中出土带有文字的木牌(签)和象棋子及印刷品，谈谈我的看法。 (一)木牌(签) 船舱中出土木牌木签96件，其中有墨书文字者88件。对这些带字牌签，解释其文字意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利用它来判断船的制造沉没年代，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船的航向及其他有关问题。 牌签中有26件写有“记”或“水记”、“记号”等字样，约占带字牌签字迹可辨88件的30%。“记”字似有两种解释:第一是印记，《发掘报告》已有引证，不重赘。第二是商业或手工业的牌号商标。宋代已作此解，“记号”就是这种衍释，商业或手工业牌号至今仍称“记号”。 “水”是宋代水路运载货物所需运费“水脚钱”的简称。据《宋史》卷136·食货志所说:“乾道七年，诏广南起发粗色香药货，每纲二十万斤，加耗六百斤，依旧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有奇。”《宋史·赵开传》有“支移利州水脚钱十分之三”之句。“水脚钱”可简称“水脚”，如《宋史·食货志》称“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阙额衣粮水脚之属”。《宋会要辑稿》166册·刑法二谓“(嘉泰)十五年十月十一臣僚言……又言泉广每岁起纲，所谓粗色，虽海运以达中都，然水脚之费，亦不自赀”。《泉州府志》卷廿一·田赋称:“农桑绢课，匹一两六钱，水脚二钱八”。水脚是“水钱”的略称。 (1)木牌签中写有“曾干水记”、“林干水记”及“张干水记”的计十七件(另有可能带有“干”字的4块不计在内)，占带字牌签20%。“干”字之义，我同意《发掘报告》认为它是宋代特有的“干办官”的简称，并补充论证。 “干”字的本义是动词，《类编》说:“干，能事也”。《汉书·刘向传》:“石显干尚书。颜师古注曰，干与管通。”宋代常以动词“管干”连称，如《武林旧事·卷四》就出现“管干教头”、“管干人”的词，这些是南宋宫廷乐队“干淳教坊乐部”的应差人员。 “干”在南北朝时曾一度作为官名。《南史·茹法亮传》:“出身为小史，历斋干、扶持”。《魏书·官氏志》写明“侍、干，从第六品”。至隋唐以后，就不见以“干”为官名了。北宋时，诸路监司的属官叫“勾当公事”；南宋初，这种官名改为“干办公事”。《佩文韵府》引宋人所著《却扫编》说:“旧制诸路监司属官曰勾当公事。建炎初，避上嫌名，易为干办”。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廿二谈到宋代的避讳，“又避其音，宋高宗讳构，勾、钩、苟皆避之。”这就是说建炎初因避赵构讳而把北宋“勾当公事”的官名改为“干办公事”。 《宋史·卷167·职官志》中列有设置“干办公事”官职的机构，如:“都转运使……中兴后置官掌一路财赋，……其属有主管文字干办官各一员”。“提举常平盐茶司……改常平官为经制某路干办常平等公事。”其他如都大提举茶马司，提举坑冶司等，南渡后都有属官干办公事若干员。《岭外代答》卷五也有“广西帅司已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同措置买马”的记载。当时“监司有干官，州郡有职官，以供签所之职”。市舶司《宋史》中无明确载明南渡后是否置有干办官，但据《宋会要辑稿》86册·职官44有“(绍兴二十一年)七月八日广南市舶言，广州通判二员，主管市舶之事，比之干办公事职事为简，乞将通判赏减定依干办公事官一等推赏”之语，所以市舶司也设有干办官。南宋设干办官的实物有一九七○年南昌出土嘉定二年刊石的《宋孺人陈氏墓志》，称“孺林郎淮东总领事所干办公事朱公讳钱年之妻”。(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干办”之官，有大有小，品级不一。今举《武林旧事》卷九绍兴二十一月《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所列“随驾诸局干办监官等十八人”的官阶姓名为例，计有“成州团练使干办皇城司冯持”，据《宋史》卷168·职官志载团练使南渡后品级为从五品。“武功大夫干办行在左藏库石瑜、吴铸”、“右朝散大夫干办行在左藏库刘份”，武功大夫、右朝散大夫均为正七品。“武翼郎门宣赞舍人兼翰林干办御辇院邵陈”、“右武郎干办皇城司刘允升”，武翼郎、右武郎均为从七品。“修武郎干办仪鸾司郭公既”，修武郎为正八品。“忠翊郎干办左右骐骥院班彦通”、“保义郎干办祗候司黎安国”，忠翊郎、保义郎均为正九品。“承信郎门祗候兼干办左右骐骥院张淳”、“承节郎门祗候兼干办行在左藏库刘懃”，承信郎、承节郎均为从九品。同是“干办”，因品级不同，俸禄也各异，《宋史》卷172所载官吏的“职田”，“发运司干办公事七顷”，而七品的县令却只有六顷。据此，发运司的“干办公事”的官职比县令为高。 南宋干办官可简称为“干官”或“干”，犹如知州事简称“守”，县令简称“令”，通判简称“判”，主簿简称“簿”，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通例。如“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以荫至承务郎某处干官”。(宋阙名《异闻总录》)“绍兴中，先人为丹徒簿……后曾侍浙西帅干阙”。(周辉《清波杂志》)，“曾怀，晋江人……南渡后授乌江令，制西帅司干官”。(《泉州府志》卷41)“今邕州守臣提点买马经干一员”。(《岭外代答》卷五)干办官简称为“干”，文献上条条可稽，泉州九日山南宋“宝祐丁巳祈风石刻”刻有“权舶干三山灵文从同”(原物至今犹存，文见《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所以泉州市舶司也设有干办公事，此官可简称为“干”，并且不止一员，更得到确证。 宋亡之后，元“世祖即位……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元史》卷85·百官志》)，元初新定官制中，“干办官”名目即行消失，今详阅《元史》、《新元史》俱未见有干官名目之设。《元史》卷94·商税偶有“廉干官”之语，乃作形容词廉洁干练之义，非为宋代“干官”之官名。为进一步说明问题，现据《宋史》卷167·职官志中曾设有干办官的机构所属人员官职，和《元史》卷85-91类似机构的人员官名，列表作一比较，证明元代已用其他官名代替宋代的“干办官”了:(表另附下页) 宋代官僚地主的管家童仆，也称为“干人”，如袁采《世范》治家条有“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以干称僮仆历史上例子甚多，南北朝即有此称:《宋书·张畅传》“若请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通典》载“齐民众官有僮干之役”。延至明代还继续沿称，李光缙《景壁集》卷八称“主家悍干，增夺无已，农人称贷以偿”。木牌上的“干”，是否可作“干人”解?我认为不能成立，原因之一，南宋“干人”不论依附的主子身份多高，但本人仍是奴才，皇帝“诏曾经编配吏人及见役吏人，并不许充官民户干人”。(《宋会要辑稿》166册·淳熙四年条)，在古船中不可能公然标榜以某家奴才的身份运载货物，并占据大量舱位。其二，参照其他木牌签的语气，都是第三人称，当奴才的人大约不愿别人称其为“某家之仆”，而以仆字的同义词干字标明货主，这样有损自己的面子。第三，如官僚等人不便出面带货，叫管家代劳，则应直接写仆人姓名，以免有损官声，致违禁例。第四，凡“干”之木牌都较大而方形，其他则较小而菱形，牌签的形制必有区别，“干”之地位应较其他高，当不会指“干人”的。 (2)木签中写有“南家”、“南家记号”字样的18件，占带字牌签约20%，南家木签全是菱形。我认为“家”的意义是商店或手工业作坊之称。 我国历史上商人及手工作坊名之曰“家”，起源甚早，历代沿称。《管子》:“龙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史记·信陵君列传》:“薛公藏于卖浆家”。《汉书·贷殖传》:“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贷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唐诗:“夜泊秦淮近酒家”。《五代史·唐明宗家人传》:“淑妃王氏，邠州饼家子也”。以上“巨家”“子钱家”都是大商人；“小家”、“酒家”是中小商人；“饼家”、“卖浆家”则是作坊。 到了宋代，商店及作坊把其店主的姓氏或地名，冠于“家”字之前，作为店号，已经广泛流行了，甚至连医生药房都称之为家的，有大量史料与实物足资证明: 北宋东京“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相对梁家珠铺，……车家炭、张家酒店，……李家香铺……薛家分茶”。“徐家瓠羹店……桑家瓦店”。“刘家药铺……郑家油饼店……马铛家羹店”。“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东京梦华录》卷二)又如“旧京工役，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火鹿物”。(袁褧《枫窗小牍》卷下) 一九六六年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墓出土的漆器，有一件罐，器壁外朱书“己丑襄州邢家造真上牢”，另一件写“戊子襄州骀马上西谢家上牢”。盒一件也同样朱书“丁亥邢家上牢”。(见一九六六年第五期《文物》)这些邢家、谢家都是手工业作坊牌号。此外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东京的街道的店号有写上某家的。文物证据很明确。 南宋也同样情况，临安有“南瓦子张家榈子”，“中瓦前职家羊饭、彭家油靴、南瓦宣家台衣”。(耐得翁《都城纪胜》)在《梦梁录》十六·铺席一节中，罗列“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数十家的店名，如“局前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刘家、吕家、陈家綵帛铺，舒家纸劄铺”，“凌家刷牙铺……孔家头巾铺……俞家七宝铺、张家元子铺……钱家乾果铺……沈家白衣铺、钮家腰带铺……张家铁器铺……徐家绒线铺、阮家京果铺……染红王家胭脂铺……朝天门里大石板朱家裱褙铺……伊家文字铺……姚家海鲜铺……石榴园倪家陈陈铺……邓家金银铺……彭家温州漆器铺……齐家、归家花朵铺、盛家珠子铺、刘家翠铺……舒家体真头面铺、周家摺揲扇铺”等等名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收藏一件南宋临安缝针的商标纸，写上“刘家造白兔为记”字样，刘家是制造缝针的作坊。 因此，“家”指商店及手工作坊，实无问题，但“南”字作何解，尚待研究。 “南”字为汉姓之一，《史记》说它是夏禹之后。《诗经》:“赫赫南仲”，南仲就是姓南名仲。唐代也有名将南霁云，至今仍有姓南的。“南家”释为姓南的商号当较稳妥。但是否还有别的意思，这里提出一点推测，请大家指教。 南之本意指方位，木签中是否有此含义，值得考虑。话要从泉州近代的情况逆溯上去。解放前，泉州经营海运货物的批发商，称为“郊”，他们的商业行会叫“申、宁、厦郊途同业公会”。这一途的商行都开设在南门近郊沿晋江北岸一带，绝无例外。经营大连、天津生意的称“北郊”，经营上海、宁波生意的叫“南郊”。“郊”字原没有带商业行号之义，可是泉州人至今却以“行郊”连称，意即大商行、必有其故。 泉州文管会藏有一件由48个经营台湾生意的商行，于清道光八年铸造的铁钟，铭上称这些商行为“鹿郊商”(经营台湾鹿港生意的商行)，开设地点都在南门城郊沿江的“浯江铺”。另一件藏品为黄谋烈(泉州人，同治间进士)《庸叟自撰圹志》拓本，有“绅商会函致实叻、槟屿、小吕宋、怡朗、安南诸埠，暨申甬诸商郊，广为募劝”之语，这说明至少在清代中叶泉州就有“商郊”一词代称商行的文献及实物记载。 泉州市南郊自宋以来，就是海上贸易商业繁盛之地，同时也是外侨集居之区。《诸蕃志》卷上:“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文献通考》卷332·南毗:“雍熙间有僧啰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持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宋史》卷489·南毗国传亦载:“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居泉之城南”。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蔡起莘条》有“方元者，世居上海……因部粮船往泉南。”《泉州府志》卷75谓宋代“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南山辍耕录》卷二十八说:“元孚乃泉南之大贾，挥金不啻于沙泥”。这些“城南”、“泉南”指的都是泉州南郊，因为泉州“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蕃舶，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75)所以商行的“郊”极可能是南郊的省语，“郊”与“南”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后代就引伸以“郊”字代称泉州经营海上贸易的商行了。 近代泉州南门大店铺，称为“南门行郊”。郊就是行。按南宋无名氏《都城纪胜》说:临安“市肆谓之行”，“又有名团者，如城南之花团，泥路之清果团，江干之鲞团，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梦梁录》卷十三说:“市肆谓之行团者”。卷十六又说:“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经营同种生意集居一地谓之“行团”，泉州近称“南门行郊”之语，似带有宋代遗意，它就是一帮的商人。古船上“南家”木签如此其多，且只此一家，别无他号，则似带有行团之意，且为经营海上贸易之行团。 “郊”既与“泉南”、“城南”的方位相联系，我们试作一个假定:木牌上的“南”字，既可能带有“城南”之意，或带有经营对南蕃贸易之意，犹如近代的泉州经营上海等地生意称“南郊”，经营大连等地生意称“北郊”一样，并不全是无稽之论。 (3)有一块木签写“安厨纪”三字。纪与记通，不赘述。我认为“安厨”是一家酒楼的名称。 “厨”之字义按《说文》释为“庖屋也”，也就是厨房。后代有引伸为食堂的，如《佩文韵府》卷七上引陈朝徐陵《长干寺众食碑》:“思营众业，愿造坊厨”。坊厨就是公共食堂。私家厨房善烹调著名的，或以其家封号冠于厨字之上，如唐朝韦陟封郇公，家厨的饮食精良，人称为“郇厨”，事见《世说补》。帝王的厨房也称“王厨”，宋叶廷珪《海录碎事》载:“胡中有盐，彻如水晶，谓之玉华盐，以供王厨”。叶廷珪于南宋绍兴间知泉州兼市舶司时写成此书，按此句看来，当时可能曾从外国进口“玉华盐”，以供南宋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到了宋代，“厨”字更引伸为酒楼之意，很多酒楼以店主之姓加在“厨”字之上，作为店名。《东京梦华录》卷二称东京“迎接中贵饮食，则第一厨……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后朱厨。”《梦梁录》卷十六说:“且杭都如康、沈、施厨等酒楼店。”《武林旧事》卷六·酒楼并列举南宋临安的酒楼店名，有“严厨”、“翁厨”、“任厨”、“周厨”、“沈厨”、“郑厨”，“只卖好食，虽海鲜头羹皆有之”。这种周厨之类的酒楼，规模很大，“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而《梦梁录》卷十六也说“闇门外郑厨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其豪华可知。泉州当时是繁盛的都市，应有大酒楼。《武林旧事》卷六还说临安“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谓‘茶酒厨子’，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赁至，不劳余力，虽广席盛设，亦可咄嗟办也”。这是此类厨子的经营业务。 据上引资料对证古船上的“安厨”，乃安姓所开设的酒楼，似可成立。 (4)船舱中有“陈工小记”、“杨工”、“尤工”、“三九工”等带有“工”字之木签四件，及“丘碇水记”、“张什”、“张绊”木签三件，合计七件，占牌签总数约百分之十。此外，有一件陶罐残底片还墨书“新宙丘师长”五字。我认为这些名称都属于船上的船工。 “工”和“师”都是指工匠，《辞源》释“工师，匠人之长”，引《孟子》“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之句为证。南宋的工人也称工匠，《梦梁录》卷四载临安“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 船员为工匠之一类，所以古代同样称为“工”、“师”。晋代左思《吴都赋》有“篙工楫师，选自闽禺”句；《南史·朱修之传》有“舫舵折，风猛，海师虑向海北，垂长索，舫乃正”；《唐书·食货志》有“江南之人不习河市，转顾河师水手”句；《梦梁录》卷十一有“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句。以上“篙工”、“舟工”、“楫师”、“海师”、“河师”、“舟师”等都是指船员。 带有“工”字木签四件，陈、杨、尤为姓，工为船员，可无疑义。但其中“三九”应属人名(船舱上另有一件“六十”木签，亦为人名)，这里附带解释一下。宋元时代，劳动人民多以数字为名。如《泉州府志》卷五十七称宋“幼主入闽，七十四率白徒千人，迎而从之”，这个七十四就是人名，姓吕，南安人。又如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辈:“长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曾祖辈:“长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祖父辈:“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七修类稿》卷一·朱氏世德碑)朱元璋的这些祖宗也都是南宋时人，都以数为名。 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更明确论证宋元时代劳动人民以数目为名:“徐诚庵大令为余言，向见吾邑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此制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现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并徐君说。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为名。又考洪文敏《夷坚志》所载宋时杂事，如云兴国民熊二，又云刘十二，……又云黄州市民李十六……诸如此类，不可胜举。……疑宋时里巷细民固无名也”。 “丘碇”是船上姓丘管碇的人。《大宋重修广韵》释“碇”字说:“锤舟石也，或作碇，亦作磸”《唐书·孔戬传》称“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全唐文》卷五六三、韩愈《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有:“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佩文韵府》卷八十四引元代苏州人宋无《抛碇诗》有“千觔铁碇系船头，万丈滩中得挽留”句。刘克庄《关同骤雨诗》:“林侩卸笠窘回步，海商抛碇忧于色”。可见宋元时代海船有大碇，并且已有铁碇了。 船中出现有两姓丘的船员，一为“丘碇”木签，一为“丘师长”的陶器底部黑书。是否同是一人，值得判别。我的看法是分属两人。“丘碇”系姓丘管碇的船员，而“丘师长”则为另一个水手长。凡统率之人曰长，这是“长”字之义，而“丘师长”上还加横写“新宙”二字，似系区别一只船上两个姓丘的人，又似乎是以其工种而分的。“新宙”二字不可解，这里只提一个假想。“宙”字从《庄子》“长而无木剽者，宙也”；《淮南子》“往古来今谓之宙”的词义看，皆指时间。所以我怀疑这个“新宙丘师长”是船上掌握观象观时的重要船工，因而尊称为“师长”。查《梦梁录》卷十二说到南宋由泉州出洋的海船，“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又论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顺逆，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涛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见电光则云夏云对闪。如此之类，略无少差”。“每月十四日、二十八日，谓之大等日分，此两日如风雨不当，则知一旬之内，多有风雨。”由上述资料推想，船上观象观时的“舟师”，责任极端重要，“新宙”有随时测候时间新的变化之意，又尊为“师长”，以别于另一个管碇的重要船员，那么，他是否“火长”?颇可寻味。 “绊”是绳子，《魏志·陈思王传注》:“固当羁绊于世绳”；同书《王朗传》有“申腕就鞅，蹴足入绊”句，都释“绊”为绳子。上文引《南史》:“垂长索，舫乃正”，说明船上有管缆之人。那“张绊”可能是船上姓张管绳的船员，以工种称之，有如“丘碇”之例。 “什”并不通“杂”字，那是后代才简化的。《史记》有“亦各自置仟长、佰长、什长”。《宋史·兵志》又有“为什长之法，使上下相制。”可见“什”是管十个人的头目，是特定名词而不是形容词“杂乱”之义。宋代海船，载人众多，“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少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梦梁录》卷十二)这些人中当然有大量的水手，那么管十个水手的水手长，称之谓“什”，是很有可能的。但也有可能不是水手长，而是指检查船只出入的哨兵“什长”。 明代漳州人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列举当时海船“每舶，船主为政，诸商人附之，如蚁封卫长，合并徙巢。亚此则财付一人，爱司掌记。又总管一人，统理舟中事，代舶主传呼。其司战具或为直库；上樯桅者为阿班；司碇者有头碇、二碇，司缭者有大碇、二碇；司舵者为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针者名火长，波路壮阔，悉听指挥”。这段话虽时代较晚，但记载了闽南一带海船人员的情况，有与古船上的牌签相发明的参考价值。 (5)有“礼天香记”木签一件。记字分明，余三字未敢遽然明定。现把疑是“礼天香”的意见试述于下: 《诸蕃志》卷上“大食国条”记其人“每日五次拜天”，“白达国条”记其人“一日五次礼拜天，遵大食教度。”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早在“宋绍兴元年(?)，回回人兹喜鲁丁自撒那威来泉所建”(《晋江县志》卷十五)的一所“礼拜寺”。现存泉州土门街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清净寺，其拜天之处叫“奉天坛”。所以“礼拜”、“拜天”、“礼拜天”都是同义词。礼拜时用香花，明何乔远《闽书·方外志下》(抄本，福建省博物馆藏)载:“唐武德中遣徒四，……而沙谒储、我高仕两人者，教泉州……其教崇奉西天，不设象，净心诵经，用香花，去楮烛，曰，吾以自然天香享帝也。……以故世主悦其说，所在建礼拜寺奉之”。可见其礼拜用的是“自然天香”。《瀛涯胜览·祖法儿国》说伊斯兰教徒“以小土炉烧沉、檀、俺八儿筹香，立于炉上熏衣体，才往礼拜寺，拜毕方回。经过街市，半晌熏香不绝。”同书“天方国条”称礼拜寺“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所引资料虽迟至明代，但相信伊斯兰教的礼拜仪式宋至明初，应无多大改变。 所以，南宋时泉州的伊斯兰教徒从海船载来“礼天香”，并非毫无根据的。 (6)带有“郡”字的牌签十件，约占带字牌签百分之十二。“郡”应是地名，这些郡在何地，目前尚难确释。 先谈木签之一“大和郡□郸刁广西遐山□叶”。此件长方形尾稍尖，字数在牌签中为最多。出现了两个我国地名。 “大”与“太”通，“大和郡”应即“太和郡”。我国地名“太和”的甚多，今江西省有太和县。查清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七载:“太和……今江西吉安府太和县治”。《宋史》卷38·地理志载:“吉州，上庐陵郡……县八……太和……望”。江西太和县在宋代是一个大县。 “广西”据《读史方舆纪要》卷106说:“宋初属广南路，至道三年(997年)分为广南西路。”宋代典籍对广南西路常略称“广西”。《宋史》卷495有“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之语。《岭外代答》卷一有“广西南一方”、“广西二十五州”、“广西地带蛮夷”、“自道(州)入广西之贺(县)”等，仅此卷单称“广西”而不连以“郡”、“路”的凡十余见。 “太和”与“广西”两地名合写在一块签上，它们应有联系。江西与泉州古有往来，宋元之时更为密切。而泉州和当时“广西”所属的琼山，昌化军、吉安军、万安军(以上即今海南岛)及钦州等地，海上往来也极为频繁。 《元史·世祖纪七》说:“至元十五年(1278)，设行中书于赣州，福建、江西、广东皆属。”《晋江县志》卷一说:“大德元年立福建平海行中书省，以泉州为治，所辖诸州。”所指诸州有一部分在江西。未几泉州废省；又迁省治于“江西隆兴路”。元代把泉州一度归江西管辖，说明泉州和江西之关系十分密切。文献上确记宋代海商往来闽赣间的有关记载，如刘铭恕《宋代海上交通史杂考》(中国文化研究丛刊卷五)引:“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四，郭常传云:郭常者，饶人，在饶中以直得信。饶江其南导至闽，其南颇通蕃，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转估于饶者。”元代“西江人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岛夷志略·张翥序》)汪焕章的名叫汪大渊，元初从江西至泉州，由泉州出洋，归著《岛夷志略》一书，其记航程乃自泉州开始。所以宋末元初，江西人来泉经商，泉州的海货转运江西，均有明证。 泉州至广西所属的海南岛间船只往来，“与商贾贸易，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淡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诸蕃志》卷下·海南)“此柁一双，在钦(州)直钱数百缗，至番禹、温陵(即泉州)，价十倍矣”。(《岭外代答》卷六)所以泉州、广西之间海舶是定期往来，文献历历可据。 既然宋代江西和泉州陆路畅通，货物往来，江西的商人如汪大渊由泉州出洋，而泉州和当时的广西所属海南、钦州诸地海运又极发达；那么，“大和郡”和“广西”两个地名合写在泉州出土的海船的一块木签上，并不足为奇，因为泉州就是当时的海陆枢纽要地。 其他“安郡”、“河郡”、“兆郡”、“昶郡”，迄无适当解释。唐以前的郡，宋代已称州、军，中间有个过程。《唐书·地理志》:“武德元年，更诸郡为州。天宝三载，以州为郡。乾元元年，复以郡为州。”若说是国内地名的略称，则“安”、“河”、“兆”均可找到，但与古船的具体情况相差太远，并不相干。或疑是宋代贵族官僚的老婆的封号的略称，如清河郡王张俊之妻妾封秦国夫人、咸宁郡夫人、和宁夫人，以及如“郡君”之类，曾查阅《宋史·宗室表》及有关书籍，也找不出适当的资料可以解释，事情很难办。现在我们根据泉州方言对南洋各地有一些独特的称谓的情况，提供参考，希望今后可能从这一方面找到其实指何地。老一辈的泉州华侨侨居南洋该国的首都之外各地，则称“州府”，如一九三○年铅印本《泉州新桥溪导水工程征信录》，称菲律宾各地为“呡伊膔及各州府”，其实我国“州、府”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均已废而不用了，可是他们仍沿用此词。而“郡”在宋已是古称，然而延至数百年后的民国时代，泉州民间仍把泉州略称为“泉郡”。华侨把中国的行政区分名词移到侨居地去套用，再加上该地名的头一个音节译音，略为一字以呼其地，这情况很普遍。如以前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BATABIA)则略称为“吧城”，印尼独立后改为“雅加达”(DJAKARTA)，则略称为“椰城”；又“槟榔屿”(PENANG)略称为“槟城”；“马尼剌”(MANILA)略称为“呡埠”；新加波(SINGA -P0RE)略称为“叻埠”等，不乏其例。字亦颇怪，如“呡”字几乎是泉州人称菲律宾马尼刺的独创专用字，外地人很难明了其义，本地人却一看便知。所以，把外国的地名首一音译一字，加上“郡”字以表明地点，可能性是存在的。 南宋赵汝适在泉州当市舶司的主管官员，“迺询胡贾俾列其国名”，“译以华言编成《诸蕃志》一书”。所谓华言，实际上带有若干的泉州方音，研究中外对音，必须注意及之。现在古船上的“安郡”、“河郡”、“兆郡”、“昶郡”诸木签中，除“河”、“安”二字泉州音与普通话相同外，“兆”泉音读如“弔”，“昶”泉音读为“窮”字上音，均与普通话不同，研究对音时，亦应注意。 (7)写有“吴兴”字样的木签有五件，约占总数百分之六，也有一定分量。 有的同志根据《元史》十六·世祖本纪“(至元甘一年公元1284年)十一月己丑，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也的迷失擒海盗黎德，及招降余党百三十人，即其地诛黎德以徇，以黎德弟黎浩及伪招讨吴兴等槛送京师”的记载，怀疑木签中的吴兴是否就是这个元初成为“伪招讨”的吴兴。 有的同志考出黎德是广东新会人，又据《乾隆新会县志》卷十三参照苏天爵《元文类》卷十三·《同知广东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摘录出黎德事迹:“南海民欧阳喜，自称宋将军与新会民黎德，聚众十万人，增城县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起而响应，各称王，置丞相、招讨等官”，认为这与古船中的吴兴无涉。 我认为既乏充分根据判定木签中的吴兴即是“伪招讨吴兴”，也乏充分根据排除吴兴便不是此人。查南宋时，泉州屡有所谓“海寇”，这些海上起义军，广东、福建人均有之，如真德秀于嘉定十年知泉州，绍定中再知泉州，镇压多少次由广至漳州至泉州沿海的海上起义军。宋亡之后，张世杰从泉州退去广东，带走了一些船舶，当然也有泉州人跟他走。郑思肖《铁函心史》说:“福建以南沿海诸郡，自景炎后，南兵至属南兵，北兵至属北兵，反复不一，荡为血区”。他的《自励诗》还有“漳泉数郡屡反正，剩有忠臣野史书”之句。又据苏大山《红兰馆诗钞》卷七引《沈开文杂记》云:“零丁洋之役，遁亡至(台湾)者，聚众以居，男女相匹。”《晋江县志》卷十·陈龙复传说陈在德祐间被文天祥任为福建提刑，“寻分司潮阳，号召豪杰，积谷治兵，天祥赖得入朝。为讨贼计，及移屯海丰，从至五坡，为元兵所袭，死。”当宋末元初之际，福建的宋遗民，为对抗元世祖，或随军队，或被号召而至广东者甚多。崖山之役以后，甚至有逃至台湾者，史有实事。《元史》所记的吴兴，显属与海有关，故称“海盗”，此人是否即是海船上之吴兴?尚可存疑。 宋末元初之际，闽南一带的人向南迁移的甚多，今举一例。据泉州文管会收藏抄本《邱氏家谱》“清源上邱第九世·第十世特纪”说，其九世邱晞(1219年-1299年)是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进士，“因宋末山寇窃发，公……由仙邑桂林岭徒居入莆郡城……值元军至，公偕八子眷属奉宋幼主奔难于泉。复遭蒲寿庚叛乱，幼主舟奔南粤，公老年难受波浪，赖长子三一郎公保护，寓于晋之大仑乡。余七子莫知所之，故公时时有七子流东之悲叹。”“公乳名水……通判念三郎公长子，兄弟八人，随父奉宋幼主奔泉，值寿庚之叛，眷属流离失所，不知所之，独公保护通判公逃离大仑乡，待寻诸弟，终莫能得。”“按公值蒲寿庚之叛也，七子流东，终不能寻。适皇明启运，稍得其详……至大清丁丑(1697年)……复松公道经永定，持残谱对比……后三房(注:其中三人)之子及孙有迁汀州者，有迁溪南永定者，有迁潮州者，有迁饶平程乡、大埔、潮阳、桔(揭)阳等处”。可见宋末因战乱泉州人流至广东确有其事。船上吴兴之人名，是否属此情况，不得而知。 (8)有“朱库国记”木签一件，难以考定，今提出一点线索。 “库”之义为仓库，南宋皇帝内府有各种各类的库。《梦梁录》卷九列举其全部名称，如“主管大内钥匙库，内藏库内军器库、生料库、果子库、香药库、甲仗库、法物库、蜜煎库、乐器库、道场库、御醋库、御酒库”等，特别出现了一个“吴益国位库”之名。还有皇帝的小老婆“淑妃、昭容、修仪、美人、才人诸‘位库’”。这个“国位库”是什么?尚不清楚。除内库之外，皇帝还有外库，外库的管理人员也称“干办”，该书同卷说:“外有皇城司……，系知御带环卫官兼领干办之职。其余外库院干办之官，系右选官领其职也。”此外，《宋史·职官志》有“太常寺有交引香药库。……交引库掌给印、出纳、交引钱钞之事。”宋代的货财进出库手续过程现尚未找到更具体的记载；不过，从《元史》卷二十·成宗纪说:“(大德三年)诏中书省货财出纳自今无券记者，勿与。一段推测，宋代国库出入应该也要根据‘券记’才支付的。” 当时地方州县也设有类似国库性质的“公库”。《宋史·王伯雨传》:“调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莅公库。”《朱子全集》卷八·按唐仲友第三状说:“(台州)公库所入，旧例并支见任官员逐月供给及宴会之属。”而《梦梁录》卷十·本州仓场库务记杭州有“都钱库、激赏库、军资库、常平库、公使钱库、公使酒库、甲仗库、书版库、公使醋库，俱在州衙内。” 国家的财政货税收入，以资用度的称为“国用”，亦称“国度”。国之库藏，掌一国之收支叫“国库”。南宋吕祖谦《东莱集》云:“禁榷之利……最资国用。”宋宰相常兼“制国用使”之衔。宋“南渡后经费困难，一切依倚海舶。”(《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市舶的货税收入是国库的主源。当时泉州的税收机关“都税务在镇雅街东，熙宁八年建，税之目有七:曰门税、市税、舶货税、采帛税、猪羊税、浮桥税、外务税。嘉定十年，守真德秀移建于浯浦天妃宫前。”(《泉州府志》卷十二)南宋时税务机关由市中心移至南门近江的浯浦，是适应当时商业发达和就近纳税的客观需要的，说明南宋统治者对舶税的重视。 泉州“宋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门水仙门内”(《晋江县志》卷二·规制志)据泉州市文管会的调查，附近有“白丝库巷”系“舶司库巷”之讹音，可能是市舶司的仓库所在地。(见一九七五年五月《泉州文物》第22期《宋泉州市舶司遗址》)市舶司设有仓库，其性质亦应为国库。 “朱库国记”除朱应为姓外，其余库、国、记等字可从上述资料进一步去研究。 (9)有“山中”木牌一件，此件形状为长方形，与带“郡”字和带“干”字的方形木牌较相似，但与其他人名木签呈菱形束腰的，形式截然不同。有人认为是姓名，或姓山名中，或为日本姓“山中”，我都未敢附和，从签的形式及字义内容去考查，我们怀疑它是地名“山中”。船舶中出土的木签中，有两件写有“山”字，另一件就是写上“大和郡□郸刁广西遐山□叶”。这个“遐”的山字似乎是作山岭之义释的，也应是地名。 “山中”究指何地，无法摸索，远者可能在南蕃诸国，近者可能在泉州附近。如《乾隆晋江县志》卷一·舆地载有:“三十都，统图四，在城南十五里内……山中……等二十乡。……宋为和风里”。《乾隆泉州府志》卷五·都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这就是说宋代和风里辖下有一乡名叫“山中”，这个乡在泉州南郊，居晋江的南岸(泉州城在晋江北岸)江边。现据查这个乡已因晋江水道的改变而废湮了。山中乡址于泉州至后渚之间的南岸，船只出入要从那里经过。 (10)“哑哩”木签一件。或疑为伊斯兰教徒名字ALLA之音译，引《宋会要辑稿》194册·番夷四有:“(绍兴元年)……勘大食人使蒲亚里”，及《泉州府志》卷16:“清净寺……元至正间里人金阿里重建”为证。今再补充三条资料，《宋史》卷489·渤泥传有:“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付使蒲亚里、判官哥心等，赉表贡……”。《文献通考》卷332·阇婆载:“宋太宗淳化三年……其三遣……付使蒲亚理……等来朝贡。”《诸蕃志》卷上·渤泥国载:“太平兴国二年，遣使蒲亚利等贡脑子、瑇瑁、象牙、松香。……”冯承钧校注蒲亚里即ABUALA。所以“亚里”、“亚利”、“阿里”、“亚理”皆为此音的异译。 我还有些怀疑“哑哩”是地名。是“哑哩诺”的略称。查南宋汝适《诸蕃志》卷上。南毗国·故临国谈到:“南毗国在西南之极，自三佛齐便风月余可到。”马端临《文献通考》322·四裔九及《宋史》卷489·外国五记载均同。赵汝适又说，南毗国辖下“故临(冯承钧译注即KU1AM，今QUILON，下同)、胡茶辣(今CUZERATI)、甘琶逸(今CAMBAY)、弼离沙(今BHAROCH)、麻啰华(今MALWA)、冯牙啰(今MENGLORE)、麻哩抹(疑是MALA1AR)、都奴何(疑是今之TANA)、哑哩喏(疑是MANGA1ORE与FAN-DARAINA问之HILI)、嗷啰啰哩(疑是ARNANOVE)，皆其属国也。”根据赵氏的概念，这十个地方都是南毗。哑哩喏是南毗的一地。 从泉州到南毗的海程，先到三佛齐，“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诸蕃志》卷下·三佛齐)“如泉州舟行顺风月余亦可到。”(《文献通考》卷332)再由三佛齐航行一个多月才到南毗，总计直达航程要三个月左右。但也有非直达的，《元史》卷210·爪哇传说:“爪哇在海外，视占城益远，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这也说明也可先经占城，再到三佛齐，最后到南毗。不论直达或经占城，启行都在冬天。至元二十九年史弼等去爪哇，就于“十二月由后渚启行”(《元史》卷210)，至元“十六年十二月遣……杨庭壁招俱兰，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元史》卷210)都是冬天在泉州出发航行三个月左右才到的。 南毗国在南宋时和泉州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今居泉之城南。”《诸蕃志》首先提到南毗国的侨民罗巴智力干父子，用“今居”二字载明此二人现居泉州。按《诸蕃志·赵汝适序》:该书成于宝庆元年，题“宝庆元年(1225)九月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赵汝适”，可知1225年前后，罗氏父子尚在泉州。《宋史》卷489提到南毗国，同样说罗氏父子:“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文献通考》卷332也提及罗氏父子“入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二书记载均同，时间迟于《诸蕃志》，却增加一句话表明自从罗氏父子侨居泉州后，泉州和南毗的往来就很频繁了。所以从南宋宝庆以后的十三世纪，是泉州和南毗往来极盛之时。最先和最具体的记述，应推《诸蕃志》，而《宋史》及《文献通考》都是转述《诸蕃志》的。 南毗的属国故临，《岭外代答》亦译故临，《岛夷志略》译作小喃，《元史》译作俱兰。故临是根据普通话译音，喃、俱兰是根据泉州方言译音。和俱泉州均读KU，与普通话“故”同音。喃读为LAM。故临是“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岭外代答》卷二)。“故临国自南毗舟行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兰里住冬”。(《诸蕃志》卷上)“所以此地驻冬。”(《岛夷志略·故临》)它的地位很重要，是往大食的中途转折站，是中国船舶“住冬”之处。《伊本·拔都他游记》也称元代“中国商船抵印度后，第一停泊之港即俱兰也”。(转引《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第136页) 故临和哑哩喏据赵汝适说都是南毗的属国，今古船中“哑哩”木签如果指“哑哩喏”，再和侨居泉南的罗氏父子联系起来看，则很可以猜想此船是到过南毗。其航线似乎有从泉州至海南，经占城、至三佛齐，最后到南毗的蛛丝马迹可寻。 此外明李光缙《景壁集》卷十六·昭毅将军福建参置都指挥佥事四一王公墓志，也出现有“哑哩国”之名，不过他却误认是倭寇。 (11)有一件疑是“纲司”的木签。按“纲”为宋代海、陆运输货物的单位，每纲重量多少视其货种而定。《宋史》卷186·食货志香药类每纲的重量为“以旧日每纲分为三十二纲”，“旧法粗色龙脑球之类，每纲五千两。其余犀象、紫矿、乳、檀香之类为粗色，每纲一万斤。”“乾道七年诏广南起发，粗色香药物货，每纲二万斤，加耗六百斤。”“司”为管理其事者，“纲司”疑为某一纲货物的司事人，是有一定的道理。是否就是那种如《宋会要辑稿》199册·蕃夷四所说:“乾道三年十月一日福建路市舶司言，本土纲首陈应等昨至占城蕃。……今应等船五只，除自贩货物外，各为分载乳香、象牙等并使付人等前来”的“纲首”，尚未敢贸然确定。 (12)“西河酱瓜”木牌一件。酱瓜之为大众食品，已见于北宋的文献。《东京梦华录》卷四载当时食店“及随卖饭、荷包、白饭、旋切细料、馉饳儿、瓜、萝卜之类。”《武林旧事》卷六载临安市面有卖“辣瓜儿……皮酱……糟瓜、淡盐、鲊菜……盐芥”等酱料品。“西河”是地名，引伸为族望而成为姓氏之代称，泉州此风至解放前还如此。如林姓称“西河”，吴姓称“延陵”，黄姓称“江夏”，泉州市西南郊的吴姓，至今尚聚居十三个村庄，统称“延陵”。上述诸词皆为地名转为族姓之例。福建林姓始祖林禄于东普入闽，“葬于温陵九龙岗，始居侯官县西河场。”(清版《西河九龙族谱·普安世谱校正序》)西里即侯官县西河场，所以福建林姓族望称为“西河”。以姓氏称商店作坊，宋代极为流行，故“西河”衍成酱坊之店号，颇有可能。 木牌木签的释义已如上述，这里再说一下木牌木签的用途。牌的意思是牓早已出现，宋代大量使用。大型牓牌子不谈，小型牌子(木签实际上也是另一形状的小木牌)在宋代应用范围颇广。军中传信用的有“康定元年造传信朱漆木牌，给应军中往来之用。”“军中制桐木牌”。(见《宋史·兵志》)标明传递快速程度用的，有“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乾道末，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见《宋史·舆服志》)官方标帜或官吏通行证，也使用小牌子，如“淳熙末，赵汝愚乃作漆红字牌，奏委诸路提举官催督”。“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长七寸五分。牌涂以金，刻文云牌出印入。”(见《宋史·舆服志》)还有所谓“朝牌”、“门牌”等等。至于商人或运载货物用木制牌子作为货牌，文献缺乏明确记载，但我从《佩文韵府》卷九找到唐代张籍有“青山海上无城郭，唯见松牌记象州(今海南一带)”，明初薛瑄有“杉牌贾客房”等词句，推测唐代到明代，海上商人都使用杉或松制成的木牌，以标明货名地名商人名称，宋代应不例外。现船中出土的木牌，有的是方形；有的束腰菱形，凹槽为系绳之外；有的出土时尚扎有绳子的残段，甚至连有成捆的细绳。出土这些牌签，大都夹压在残朽的香料木或胡椒子等货物之中。所写墨书文字有货名、人名、地名，可见它们是货牌无疑。而其质地多为杉木或松木，完全可与上述文献相印证。 (二)象棋 船舱中出土木制象棋子共20枚。全部棋子分属三付。有“将”、“士”、“象”、“车”、“马”、“炮”、“兵”各名目。这些棋子以墨书或双钩朱书区别黑方与红方。不管红方与黑方，只以颜色区别，并不象后代以字形区别。如红方将写为“帅”，士写为“仕”，象写为“相”等等。而“炮”字从石旁不从火旁，也值得注意。 我国象棋一词起源甚早，《楚辞》有“琨蔽象棋”句，但恐怕不是后代的象棋。元代僧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廿二说:“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代之为棋。”北宋初时，走法似与后来不尽相同，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9·经籍56载北宋关于象棋的书有:“《象棋》一卷，又《棋势》二卷。晁氏日，皇朝尹洙撰。凡五图，今世所行者不与焉。”“《温公七国象棋》一卷，晁氏曰，司马光君实撰。”“《广象戏图》一卷，济北晁补之无咎撰。”七国象棋的走法，《佩文韵府》卷四上引司马光古局象棋图说:“凡在座之人，各占一国，以次移棋，棋已离故处，亡得复还。又误移棋者，皆有罚。”和两人对下的象棋有异。晁无咎(死于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的《广象戏图自序》说:“盖局纵横路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耳，意苦而狭也。尝试以局，纵横路十九，棋九十八，广之意少放焉。然按图置物，计步而使，终亦胶柱而已矣。”说明北宋末年，象棋盘的路数以及象棋子数，也不尽一致，但基本上是三十二子，两人对下，计步而行。虽晁无咎加以创造扩至九十八子，仍是两人对局，不象司马光时代可以七个人一道下棋的。至南宋刘克庄(1187-1269)才明确记载象棋计三十二子，各记其名，是两人对局的。他的《象奕一首呈叶潜仲》一诗:“屹然两国立，限以大河界。连营禀中权，四壁设坚械。三十有二子，一一具变态。先登如挑敌，分布如备塞。……远炮勿虚发，冗卒安精汰。……昆阳以象奔，陈涛以车败，匹马郭令来，一士汲黯在。”所以今中国象棋系唐代初创，北宋发展，南宋定型的。今船舱出土棋子，除卒写为“兵”之外，其他和刘克庄所说一致，亦可为南宋末年之船的旁证。 南宋还有《象棋神机集》一卷，杉杨叶茂卿撰，见《文献通考》卷329，这本象棋谱的内容不得而知。但当时象棋已很盛行，宫廷中已设有象棋的“棋侍诏”。《武林旧事》卷六记述南宋末著名“棋侍诏”十五人，除五人是围棋手，其他十人均为象棋手，看来象棋远比围棋流行。棋侍诏之名如“杜黄象。……沈姑姑，象，女流。金四官人，象。上官大夫，象。王安哥，象。李黑子，象。”从这些人名称谓看来，他们名阶层都有，有官吏，有平民，有男人，还有妇女。象棋广泛流行的程度，上至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宫禁，下至市井民户，对象棋都具有莫大的兴趣。 元代象棋继续流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也列有元代棋谱:“通玄集、通远集、清远集、清乐集、幽玄集、机深集、增广通远集、玄玄集、忘忧集”，共十种(其中有的是围棋)。 明代更加盛行，《七修类稿》卷九转载了洪熙皇帝(1425年在位)的《和曾子棨着棋诗》云:“二国相争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马行曲线当知道，将守深宫戒远征。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记述象棋的情况和南宋差不多，只是“马”的走法似乎有新的变化。 船舱中出土这些象棋子，是中外人民文化交流的见证。明初马欢《瀛涯胜览·旧港国》说该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移居此地。……彼处人多好博戏，如把龟、奕棋、斗鸡。”可见中国象棋明初在南洋一带已经大为盛行，这种象棋是广东、漳泉人民经历重洋带去的文化用品。 (三)印刷品 船舱出土印刷品残片一件。表层有“且了浮生一载”可连读的句子，第二层有“谿南闻”、“天”、“王”等断续字样。从印刷的字体辨认，应是宋板。我这里试谈对其内容的不成熟推测。 “且了浮生一载”本身可自成完整的一句，按其意思也可能在“载”字之后，还有一字的名词或形容词。如果单独成句，其音调为“仄仄平平仄仄”。这句的平仄形式，在宋词中比比皆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如《清平乐》上第4句，下第8句。《西江月》上第1、4，下第1、4句。《满庭芳》上第6，下第7句。《更漏子》第3、8句。《如梦令》上第1、7句。《谒金门》上第2，下第1、2句等，都是这句的音调。如果“载”字下再加一字，其音调可能是平声，构成“仄仄平平仄仄平”形式，便是七言诗中的一句了。此句中“了”字之义为毕，即现代语完成之意，作动词用；“载”作名词年字解，是“了”字这个及物动词的受词。假如载字下再加一字，成为七字句，那么一载当作形容词，以形容下面这一字的名词；而这名词又是“了”字的受词。 宋词常见使用“了”字:如李清照的“怎一个愁字了得”。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次第前村行雨了”；“把吴钩看了”；“平章了”。刘克庄的“除是无身方了”。蒋捷的“春风未了秋风到”(以上皆南宋词人，摘自《词选》)等词句都是。 宋词中也常见“了”字，如杨万里“今日明朝何日了，南村北巷几行人?”范成大“浮生固有役，远道何时了?”陈与义“有履一生了”。程俱“安得五亩园，如翁一生了”。(以上皆南宋诗人，句引自《佩文韵府》) “浮生”亦为统治阶级文人的诗词常用之语，南宋《汉湘录》记“江州有张安者……自称浮生子。”嘉泰中知泉州的陈傅良有“时于观物语浮生”(引《佩文韵府》卷二十三)南宋偏安一隅，统治阶级不思振作，这些寄生虫得过且过，“浮生”是他们颓废思想的反映。 看来“且了浮生一载”之句从形容、音韵、词语等方面推测，可能是宋词宋诗。 由泉州放洋至南海诸国，一般是一年往还，王十朋《王梅溪忠文公集》卷三十一·赠提舶生日诗》说:“北风航行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岭外代答》卷三:“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比较近的到海南，则“泉舶以酒米……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搀片，则四月至。”(《诸蕃志》卷下)最远的到阿拉伯诸国，则是两年往返，要“住冬”。如“大食……去泉州最远，蕃舶难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诸蕃志》卷下)海舶出海，有时会“更值风逆，辍漂此国，候次年夏东南风，舶乃上溜。”(《岛夷志略·北溜》)碰着这种情况，就要两年往返，所以航程是以“载”计算的。古时航行艰难险阻，有如宋泉州太守王十朋在《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王梅溪忠文公集》卷三十八)所说:“大商航海蹈万死。”又如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六十九《赵孟传除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制》中也说:“彼愚民以命易于鲸浸万里之外，幸登于岸。”《梦梁录》卷十二说:“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州，回怕。”《岛夷志略·万里石塘》也感叹说:“苟非舟子之精明，无不覆且溺矣，……岂可以风涛为径路也哉!”遥想当时的船员和海商，“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梦梁录》十二)”“由岱屿门(在泉州港外)挂四帆乘风破浪。”(《岛夷志略·万里石塘》)长年累月和惊涛骇浪作斗争，生命没有保障，过着飘浮在茫茫海洋中的生活的“浮生”。当归达故乡，暂时了却一载的海上生活，明年又将继续远帆，这正是“且了浮生一载”句中所写照，符合海上生活的实况的。“了”不是指胡里胡涂地渡过，而是指完成任务，同样是一句话，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体会是大有不同的。 还有一句题外之语，附带说一下。船舱中牌签的墨书文字以及象棋子的字体，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笔。不管那一件，是书写了草或工整，看来很少受赵孟頫书法所影响。泉州文管会收藏一件双面石碑，一面是南宋绍兴戊午(1138年)李邴所书的《泉州重建州学记》，另一面是元大德丙午年(1306年)赵孟吁所书的《泉州路学大晟乐记》，两碑的字体截然不同，前者带颜真卿笔意而兼似宋版印刷体，后者纯是柔弱的赵孟頫笔意。这说明宋元两代，书法的风气不同，特别是元初赵体大为流行。根据书法字体判断文物年代，虽不大科学，但也无妨参考。 1975年12月稿 陈泗东同志: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付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