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当蒙古铁骑南征，临安失陷，残存的宋廷王臣们由浙江向闽、粤节节败退时，拥有经济与海上实力的蒲寿庚之拒泉降元，杀戳宗室，对于宋元双方力量的消长，加速南宋政权的最后灭亡，确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事件，史志多有记载，然均失于简略。且所记内容，或自相矛盾，或叙述各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后人稽考这段史实时，深感困惑，不知适从。 最近，我查阅了《宋天源赵氏族谱》清雍正抄本(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已有部分损缺)，见其所说，多为史志所未载，内容相当丰富，对于研究南外宗正司之设置泉州、宋末宗室之罹难，以及幸存之宗子在元代的命运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其中，“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一文，系书于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五月，距事件发生仅二十余年。赵由馥也是蒲氏屠刀下的幸存者，其遗嘱之言，纯属亲身经历之闻见，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查南外宗室自蒲氏之变后，“司院府第既遭兵燹，则谱谍等书不复见矣。”元末，太祖派十二世孙赵由搜寻先祖旧录宗支属籍，于是“遂仍旧本，续前篡后，删繁就简，再图宗支，类此成帙，名曰璿源图谱”。①至明成化年间续修族谱时，赵氏“宗派散居浙东、浙西、江左、江右、两广、八闽者甚众，如镇江赵叔明、宁国赵本昌、南海赵不佚、连江赵光俊等家宗谱，皆曾会叙相等。”②由此观之，该谱既重修于元，又续成于明，并曾会同各地赵氏宗谱作过比较核对，其可靠性必然更大。于是，本文据此并结合史志所载，对某些问题做了如下粗浅的考证。 一、蒲氏屠杀宗子的时间 关于蒲寿庚屠杀南外宗子的时间，历来即有二说。一说认为发生于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十一月宋端宗赵昰由福州航海趋抵泉州港时；另一说则认为发生于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七月，宋将张世杰由广东回师围攻泉州城时。兹将各书之记载列表于下，以作比较: 上引各书，除《宋史》外，皆认为蒲氏杀宗子系景炎二年事。桑原隲藏的《蒲寿庚考》亦从是说。③然而，分析比较一下上列各说，却很难接受这一说法。 其一，主张二年说者，记载也不一致。《心史》云宗子纠众万余出迎张世杰，蒲氏即闭城三日杀之。《闽书》云张师攻城，宗子又欲响应，于是蒲氏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然后杀之。《福建通志》云蒲氏系先屠士大夫及淮兵于景炎元年十一月，复杀宗子于越年张师围泉时。《泉州府志》则云宗子千余人及士大夫与在泉淮兵俱罹难于景炎二年。 其二，主张二年说者，所叙述的事件经过，或不符史实，或有悖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均难卒信。如《心史》谓蒲氏“闭门三日，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不惟人数过分夸张，且张师重兵围泉，前后三个月，蒲氏均紧扃城门，以待援军，何以又言三日?《闽书》谓蒲氏计杀宗室，亦颇离奇。蒲氏早于景炎元年十二月戊辰与田真子降元，此时张世杰既兵临城下，宗子又倾心宋室，那有“欲与议城守事”之理?倘蒲氏以归顺宋室为诱饵，而设计陷宗子，或较可信。《福建通志》谓蒲氏先杀士大夫与淮军，后戮宗子，亦甚可疑。南外宗室之在泉州，乃是蒲氏降元的一大障碍及心腹之患，何能独幸免于前难?且张师围泉时，蒲氏降元已半年有余；而元兵每至一地，又往往大肆捕杀反元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宗子不惟存在，还能纠集万余之众出迎宋军，实为当时客观形势所不能容许。至于《泉州府志》的记载，则更为混乱。例如，所谓蒲氏并杀宗子、士大夫及淮兵，其时蒲氏降元已久，且不说宗子，即仍有亲宋淮兵在泉，也不可思议。又如蒲氏遣人持蜡丸裹表潜出水门向元兵投降事，情节显然有误。蒲寿庚、田真子降元的时间是景炎元年十二月初八日(戊辰，公元1277年1月13日，)在这之前，宋端宗等大批人马系于十一月十五日(乙巳)由福州登舟，十八日(戊申)始发舟入海，至泉州港已是二十日前后。元兵于二十三日(癸丑)入福州后，随即挥戈南下。十二月初八日元兵抵泉时，宋军先已撤往漳浦方面去了。④这说明宋军逗留泉州的时间极为短促，并无攻城之举。既然如此，蒲氏要遣人向元兵送降表，又何必由水门潜出呢?其实，蒲氏起草降书，是在宋军离泉而元军尚未抵达之际。这一点，从《泉州府志》的赵必传中当可明确。其传说:“益王即位福州，泉招抚使蒲寿庚叛，与州司马田真子谋降元。必(时任南外宗正司付职，‘贰赵吉甫南外宗正’)逃磁灶村，真子遣兵勒还草降表。必持匕首自刺，吉甫抱哭曰:‘我愧死，万万不能复见子矣!’”⑤毋庸置疑，此事必发生于宋军南撤之后，因为，倘在此之前，则南外宗正的正副宗正均为蒲氏所逮，他如何敢往见宋端宗并请驻跸泉州?宋军未撤，田氏又如何敢公然派兵到城南外十余里之地的磁灶村抓回赵必?由此观之，宋军离泉后，赵必知事已不济，即出逃避祸；而蒲氏已决心降元，并开始搜捕宗室人物了。 景炎二年七月的形势则迴然不同。其时，张世杰乘蒙古军离闽，率淮军并陈吊眼、许夫人诸洞畲军急攻泉州，三月不下，泉城被围困得水泄不通。蒲氏曾遣孙胜夫往杭州向唆都求援，或者即由宋军包围圈的薄弱点——水门潜出，而府志误以为两件事也。 其三，《宋史》的记载，比较客观，可信，符合当时的形势。据载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春正月，当二王(建国公昰、永国公昺)及诸大臣退居浙江温州江心寺时，即命“赵吉甫知南外宗正司宗正兼福建同提刑，先入闽中抚吏民，谕同姓”。⑥在这以前，还曾给赵昺挂了个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的衔头，⑦足见朝廷对泉州庞大宗室的重视，并寄托着赖以图兴复的甚大希望。在这方面，宗室究竟有何举动，借《宋史》乏载，但从一些地方志和族谱中，却可以了解到，当时泉州一带士大夫及民众对撤抵此地的宋室的态度。如《永春县志》载: “(永春蓬壶)陈氏自以世为宋臣，起兵勤王。(后)元遣兵攻破之，夷其族。”⑧又如晋江《青阳庄氏族谱》载: “思齐……生而颖异，长而豁达，果敢有大志……生宋理宗端平间，遭逢宋末之乱，人患刀兵之苦，公于是白县尹边邦息，率乡民保障其里，民皆倚以为干，出则相保，入则相助，时赖以生者数千家。至景炎元年，宋帝南狩，公集众迎驾，不意阻蒲寿庚之乱。复谋表弟潮州司户参军蔡若济欲为勤王之举，请驻跸于潮。既而宋祚告终，其志弗遂，脱身而隐。……”⑨ 在异族入侵、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下，泉州地区的士大夫及民众的态度如此，忠于宋室的宗子更无不响应之理。因此，可以说，当昰及数十万宋军初抵泉州港时，蒲寿庚会亲自去面谒端宗，并请驻跸，这除了说明他对何去何从尚在举棋不定之中，10显然也迫于宗室、士大夫及民众的这种强大压力。 《宋史》对蒲氏态度剧变原因的叙述，也是可信的。当然，元政府的劝诱以及大势所趋，都是促使他弃宋降元的重要原因；然而，更直接的导火线，却在于宋朝廷的不信任和张世杰强掠其海船与货物。蒲氏提举泉州市舶司，“抎蕃舶利者三十年”，所拥有的海船必不在少数，故张氏的劫掠给他造成的严重损失，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蒲氏的背叛已是势所必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宋朝廷彻底决裂，他一怒而举起屠刀，而首当其冲的南外宗子，又怎能逃脱他们的厄运呢?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明确地说，这场大屠杀系发生于张氏掠舟之后，时间当在景炎元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并持续到十二月初八元军入泉以后。 其四，《宋天源赵氏族谱》印证了这一说法。据“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云: “我生泉州睦宗院小府，11已登名玉牒。12景炎家亡，时甫七岁，我幼主被兵逼至城下，叛臣招讨(抚)使蒲寿庚闭城不纳，尽杀宗人三千余口，我亦刃刃。有达平章者，仁慈人也，无子，见而怜我，遽下马拥抱超跃而去，携居江北，遂养为嗣。既长，为我由良辅送入太学。我虽幼尚能记所自出，每怀水源木本之思。……” 赵由馥系太祖派第十二世孙。这段自述，说得非常清楚、具体，叫人如目睹这场屠杀的惨毒情状。赵由馥的遇救于达平章者，说明其时元兵已入泉；而遗嘱对于景炎二年七月张世杰军攻泉事，却一字未提，正好说明这场大屠杀绝不可能发生于那个时候。赵由馥已随达平章离闽，被携往江北去了，所以他对这么大的一件事并不知晓。 上面这段自述，还可纠正《泉州府志》关于赵必于“张世杰回兵围城，寿庚尽杀宗室，缚必将斩之，录曹参军吴伯厚计出之”13的说法。赵必的险遭杀害、终被营救，也必跟赵由馥同一时间。 赵由在至正二十年写的“陈源图谱序”中，还补充了这么一条重要史实: “……不意德祐丙子，杭京兵乱，太宗图籍，皆迁而北。元兵南下，福州失守，西外宗室，举罹其祸，谱无有存者。帝昰帝昺航海至泉，招抚(讨)使蒲寿庚以城降元，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为寿庚所害。”14 西外宗室的命运如此，南外宗室自不例外。因此，《心史》等书关于蒲氏屠杀宗室的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应以《宋史》为准。 宋代国史，最为详备，史学史上早有定评。15元人之修宋史，所本者系前朝留存下来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及纪传体之国史等等，故其周详完备，实较他史为善。《元史·董文炳传》称，元兵入临安，以文炳主留事。“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十余册，归之国史院。”16《宋史》的材料来源所据如此，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它的说法。 二、蒲氏屠杀宗子的人数 这场血腥大屠杀，南外宗子究竟死了多少，各书记载也大相径庭。《心史》说数万人，《泉州府志》说千余人，《宋天源赵氏族谱》则说三千余人。前者太过于夸张，当然不足凭信，应予否定。《泉州府志》的依据是什么，无从稽考，惟桑原隲藏接受此说，认为“此当仅为男子能执武器者”。17这种解释，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了，连赵由馥这“年甫七岁”的孩童，也差点受刃，岂止“能执武器者”?我认为，《宋天源赵氏族谱》关于被杀人数的说法，还是大体可信的，其理由如下: 这一说法符合于南外宗室的总人数。上引各书，有的虽未载宗子被杀人数，但大多称“尽杀”、“尽害”。既曰“尽”，则必与宗室人数约略相等。其时宗室是否有三千余人呢?据真德秀于绍定五年(公元1231年)给朝廷的一份奏申中说:“考之故牍，建司置炎之初，宗子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后日以蕃衍，至庆元中，则在院者一千三百余人、外居者四百四十余人矣。至于今日，则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18按照这种人口的增长情况:从建炎初至庆元中的七十年左右时间，约增加1390人；从庆元中至绍定五年的三十余年间，约增加570余人；从建炎初至绍定五年的一百年左右时间，共增加1900余人。那么，从绍定五年至景炎元年的四十四年间，南外宗室再增加900人左右，达到约3200人，当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说法也符合于蒲氏尽杀宗子，“备极惨毒”的残酷事实。上引“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接下去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他说: “及平章殁，三年服阙□之礼，遂与庄附二妈来归西北隅之故里，因与孟俊叔告免差役于泉州路总管府，潸然出涕，既为移文蠲免，复为追返故基，苟创祠宇宗祊，奉祀祖先及伯叔姑姐之神，不能(下脱)献而已。呜呼痛哉，天也奈何。” 由此可见，当时蒲氏所杀戮者，不仅男性宗子，连女子幼童均未能幸免。但宗室中之外姓者，如庄附二妈以及下文曾提及的、始终不敢回来的田氏等，命运似乎要好得多。赵由馥是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遇赦归宗”19的，时距事件发生仅十二年，当年惨况，记忆犹新，加上赵孟俊、庄附二妈等老辈的相告，在重创祠宇宗祊以奉祀祖先及罹难的伯叔姑姐时，对被杀情况以及时间、人数的了解，肯定要比史家们真实、准确得多。 当然，宗子并非被斩尽杀绝，有一部分人确曾得脱于难。对这些幸存者，族谱多有所交代，但也是寥寥无几，说明人数不多。前面提到的赵由于元末写的“璿源图谱序”就说: “……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为其害。惟我大世祖监税与蕃府君，宦游于外，幸而获免，故克传世而有今日。” 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续修族谱时，赵寅菴又说: “今泉尚存仅八、九房而已，考之皆是南渡入泉子孙。”20时过一百多年，在泉的赵宋宗室子孙还如此衰微，足见当年的被杀殆尽，诚非夸大之言。因此，族谱所提供的宗子被杀人数，是大体可信的。 蒲氏于屠杀宗室的同时，还焚毁了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南外宗正司与睦宗院等，使司院府第，顿成废墟。21在景炎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蒲氏子孙继续参与这种破坏活动。赵由馥的“遗嘱”曾提到蒲寿庚、蒲寿的名字，并说: “毁我坟墓，获我宝器，皆斯人之子孙也。” 这真是深仇大恨了。难怪明成化年间赵古愚在纂修“南外赵氏家范”时，要特地立下这样一条严厉的家规: “仍切勿与蒲姓人为婚姻，违者不孝。” 三、南外宗子在元代的命运 上面说过，景炎之变，南外宗子并未斩尽杀绝，而尚有少数人得脱于难。这些幸存者及其子孙在元代的命运，大致有几种: 一种是寄迹他乡，另立宗支。如太祖派第十二世孙赵由钝即是。族谱记其传略如下: “讳由钝，字砺乡，少失怙，走外祖辜氏家，逃避蒲寿庚之难，得免于祸。 时司院已经兵燹，故写(寄)迹武荣(即南安县)外祖，……卒元泰定四年，享年六十有二，合葬莲花峰山。子二人:“宜晋、宜普。” 景炎元年，年仅十一岁的赵由钝，因居于南安外祖家，避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他从此不敢回泉州故居，而南安的赵氏即由此始。“武荣赵氏族谱序”记载更详: “武荣之赵，实我高祖由钝公。以少失怙，随母归宁于外家辜氏，适值寿庚之难，而免于祸。时司院皆遭兵燹，存者无不逃窜。公得隐迹都市，而传世至有今日，皆外家力也。”22 一种是落职归泉，终老于家。如太祖派第十世孙与蕃即是。其传略说: “讳与蕃，字秉滋，行千(?)九，充宗学生，特奏名补承事郎，授文思院副使，升差监处州酒榷务，迁奉议郎提领浙东常平监茶盐税。适宗国既覆，落职归泉，家居十余载，娶孺人院(?)氏，合葬晋江县三十八都鸾歌里石塘安山。……”23 一种是遁迹民间，教书授徒。如太宗派第十世孙赵必、赵必、赵必暐者即是。必因录曹参军吴伯厚的营救，未被蒲氏斩杀，“后遂居泉之东陵，日与渔樵方外班荆燕坐，不复问人间事。诸生请讲解经传，不倦，尤长于典礼。以寿卒，有茹芝、东陵等集传于世。”24必者，“福州长乐县主簿，宋亡不仕，易名文孙，不接俗流，专以训诲为事。”25必暐则以“其文章议论，渊懿浩溥，为闽南硕儒。”26 一种是被迫北迁，年老归乡。如太宗派第十世孙赵必邅及其子赵良寿即是。据必邅的传略说: “讳必邅，字永康、以锁。应科进士，历官至工部侍郎。德祐丙子国亡，北迁居燕数十载，以殊恩改授都护府同知，年老致仕释归。娶夫人章氏，子一人良寿。葬晋江县三十五都行辇前山。”27 赵良寿的传略说: “讳良寿，字伯仁，从父北迁后，以武举授进义副尉，迁敦武校尉。乞恩南归，卒于家……”28 这次北迁的时间，传略记载不清，当系发生于至元甘六年至廿七年(公元1289～1290年)。被迫北迁人数，也远非上述二人，而遍及泉州、福州、广东等地的宗子，可说是继景炎之变宗室的又一次大劫难。考其原因，显然与至元廿六年的漳州陈机察起义有直接关系。据《元史》载: “(至元廿六年十一月)壬子，漳州贼陈机察等八千人寇龙(严)〔岩〕，执千户张武义，与枫林贼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陈机察、丘大老、张顺等以其党降，行省请斩之以警众，事下枢密院议。范文虎曰:‘贼固当斩，然既降乃杀之，何以示信?宜并遣赴阙。’从之。” “十二月……辛巳……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矩言:‘宋赵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桑哥以闻，请擢矩为尚书省舍人，从之。”29 元统一中国以后，朝廷对于赵宋宗子，已逐渐放松注意，采取宽大政策。至元廿五年赵由馥的“遇赦归宗”，允许其恢复宗祠，并可“告免差役于泉州路总管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为何又突然来了个“北迁”呢?这正是白矩所报告的百姓对宗子“敬之不衰”。这种民族情绪，使元政府深感威胁，才会断然采取了“悉徙京师”的措施。《元史》对上述两事之间的联系虽未言明，我们从“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中，却找到了答案。据云: “……然吾至元二十五年遇赦归宗。而二十六年，有漳民陈机察寇龙溪，……以复赵氏为名，一时广东、泉州、福州宗族尽俘北去。(下脱)安知无此祸哉!为我子孙须知谨慎守己，勿苦贱(下脱)权势，而至谤诬；勿视遗失宝器而兴嗟叹。忽感(下脱)，枕席涕泪，人前强笑，皆亡国子孙免祸之道也。惟有坟墓没人之手，至于毁掘暴露者，不可不祈哀于人而返之。呜呼痛哉，戒之念之。” 赵由馥的这段话，不仅可补正史之不足，而且，对于我们了解这些威福一时的前朝皇室子孙们，在亡国之后的异族统治下，为了自身之生存所采取的处世哲学，也是很有帮助的。 一种是事平之后，仕于元朝。如太祖派第十一世孙赵孟伟、赵孟吁，第十二世孙赵由、赵由美，第十三世孙赵宜祥以及上述的赵必邅、赵良寿等即是。这些人多为元中叶以后始获得官职的。其中，赵孟伟于宋亡以后，“编籍民伍，读书授徒”。后来元政府“有命蒐遗逸，有司以公应诏，奉补将仕郎、泉之市舶税院库使”。30赵由曾“补郡庠生，领至顺庚午乡书，除知宁远县，改新城令。以母董孺人衰老，上表侍养，得旨改任福之闽清令”。31赵由美于“元季世乱，藩臬交剡，荐补泉州司户参军”。陈友定叛时，曾领兵守东北门；城为友定军陷，几为所害。后归附明朝。32赵宜祥曾为泉州郡守偰玉立“聘摄石井书院山长。适元季离乱，为夷酋劫索，家赀一空。圣朝(明朝)入定海，诏罗天下隐逸，郡邑以公明经行修应诏，辞疾归隐。”33赵孟吁于大德年间曾任从仕郎泉州惠安县尹兼勤农事，34其生平不详，是否属南外宗籍，尚待考证。 王连茂同志: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人员。 ①见《宋天源赵氏族谱》元至正二十年赵由作“璿源图谱序”。 ②见《宋天源赵氏族谱》明成化赵古愚(即赵珤)作“赵氏续谱凡例”。 ③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第四章“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出版。 ④见《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福建通志》“通纪”卷四·宋三。关于元军至泉，蒲氏投降事，宋陈仲微《宋季三朝政要》附录也说:“景炎元年十二月(元军)至泉州，蒲寿庚降。” ⑤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七、宋忠义。 ⑥、⑦见《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 ⑧见民国十九年版《永春县志》卷廿一·忠义传。 ⑨见晋江县图书馆藏明抄本《青阳庄氏族谱》义部。 10《元史》卷九，本纪第九·世祖六载:至元十三年二月，“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兄弟。”但从宋端宗初抵泉州港时蒲寿庚的表现看来，当时似未下决心降元。 11“睦宗院旧在府西南袭魁坊，建炎中南外宗正司徙泉，因建于此。……嘉泰三年，郡守倪思以其狭隘，别创于府治西北居贤坊，是谓新睦宗院。”见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二·公署。 12从北宋仁宗景祐间置大宗正寺于京师始，即“令大宗正寺岁索内外续添宗子，撰名以进，每岁正月一日，录于谱。而谱牒所载，分著五书。”这五书即玉牒、宗蕃、宗支属籍、天源类谱、仙源积庆图。见《宋天源赵氏族谱》。 13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七·宋忠义。 14见《宋天源赵氏族谱》。 15见金毓《中国史学史》第六章“唐宋以来官修诸史之始末”。民国三十二年版。 16见《元史》卷一百五十六，列传第四十三。又该传称，董文炳于至元十四年间曾“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说明他与蒲寿庚也有过关系。 17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第四章“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注释第二十五。陈裕菁译，中华书局出版。 18见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五“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 19见《宋天源赵氏族谱》“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 20见《宋天源赵氏族谱》“南外赵氏天源续谱序”。 21见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二·公署。《宋天源赵氏族谱》。 22、23见《宋天源赵氏族谱》。 24、25、26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七·宋忠义。 27、28见《宋天源赵氏族谱》。 29见《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 30、31、32、33均见《宋天源赵氏族谱》。 34见元大德十年“泉州路学大晟乐记”，现碑藏于泉州市文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