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末，我为论述明代福建的海商，始知泉州的安平商人，亦是当时东南大贾之一，其势力足与徽州商人相匹敌。拙著《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曾略述其梗概①。顾以文献不足，对于泉州安平商人的种种活动，所知甚浅。前岁赴美，读书于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在馆中获见泉人李光缙的《景璧集》和何乔远的《镜山全集》两书，爰节取其有关安平商人的部分记载，稍加排比，以补前著的缺漏。 一、安平商人在明代商业史上的地位 明人论及当时中国的富商大贾，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称山西，而安平则少有人谈论之者。独何乔远云: “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别。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② 按此节记事极为重要，它与何氏的另一著述:“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③互相配合，是第一个提出安平商人在明代商业史上的地位，并以安平一镇的社会风习与徽歙一郡有极相类似之处，为我们编写明代经济史提供有用的资料。 二、安平商人的活动地区与生业 过去我在论述安平商人时，每仅注意到他们与海上贸易的关系，而忽略其在国内贸易的地位；而《景璧集》与《镜山全集》记述他们的活动地区，不仅有海外市场，而国内市场亦关重要，两者皆有安平商人的踪迹。 “吾温陵里中家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④ “柯公安平人也。或曰:非安平人也。安平人好贾，坐者列市肆，行者浮湖海，柯公非尔也。”⑤ “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⑥ 上述记事已把安平商人的活动地区全面的揭示出来，其在海外市场中，吕宋贸易实居首位，故万历三十一年(1603)吕宋之役，安平商人死者甚多。今列史料于下: “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往岁夷酋发难，尽歼贾人，安平无一人得脱。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其几人称寡。”⑦ “柯烈妇颜姓，……既笄，归柯日蕃，柯与颜并里中著姓。安平人喜贾，少事诗书，挟重赀，浮海岛外为业，巨姓子弟不免焉。是以吕宋癸卯九月四日之变，日蕃亦死夷中，……安平巷哭。”⑧ 这一役对于福建海商打击甚大，“泉漳人贩吕宋者数万人，为所杀无遗。”⑨我又见到《海沧石塘谢氏家乘》亦载有漳州商人在这次大屠杀中牺牲⑩。 其实，安平商人在海外的活动，不仅限于吕宋，日本亦多。兹据李献璋氏的《妈祖研究》(?)曾引《南浦文集·与大明奕吾子书》(广长十六年，1611)云: “大明国福建道泉州府有奕吾者，去岁随商舶来于此地，不幸而罹小疾，……终盖棺矣。有一人称其弟者欲取奕吾货物。旁有一人云:此是他姓人，诈称其弟，未知真赝。先是辛亥岁(十六年)安海人黄龙兴来此地，是我相识也。奕吾真子与黄龙兴俱共同来，令此货物，逐一与之，……其子亦勿疑吾言。伏乞昭察。癸丑(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可见安平商人在日本的活跃。 为什么安平商人在海外市场的活动，以吕宋、日本为较多呢?原来十六、七世纪前后，中国生丝是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欧亚商人群视为利薮所在。自倭乱之后，中国政府对日本存有戒心，限制甚严，生丝市场遂移到吕宋岛上。这生丝市场，西班牙语称为ARCIRIA，华语则曰涧内或墹头。11于是安平商人遂通过生丝进行多角的贸易活动，他们从国内的江浙两省大量收购生丝，或自福建，或经广东，然后将它运到吕宋换取白银回国，并对日本进行间接的贸易，12故云: “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13 这样安平商人就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的结合起来，然后开展活动。 是以安平人的经商本领是很高强的，他多是从小贾，进而为中贾、大贾。下述三事，足以证明: “沈孺人早岁归小楼公，是时小楼公方始产，积居转贩为业，始窥邑市，岁酤所出入，赢得三之，为小贾。孺人问有无焉。继行旁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赢得五之，为中贾。孺人问多寡焉。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珠玑、犀角、瑇瑁、丝枲、果布之贸，转载以千万数，赢得十之。孺人乃不问有无多寡焉，而一意以节缩佐之，素衣浣服蓝缕如初。……史有孺人，两君兴于文，遂变史氏贾风。安平不讳贾，孺人不善之。”14“处士(陈斗岩)甫垂髫，逃乱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颜君道谋睹其状貌大奇之，遂许以季女。……多挈金钱财帛以畀之，处士藉以运筹鼓策。……处士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用事，终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阅，而 处士收息反倍之。处士行贾，北走齐吴，南走粤。吕宋洋开，鬻财吕宋，转贩所至，人多重之，倚为祭酒。竟以致富，埒于内家，内家用是亦益饶。”15“府君讳守吾……世居晋江安平镇之西安里，……蚤孤且贫，是用束身从贾，然具有信断而大之，以好行其德，不离于儒术，始客潮，……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遇为明达，常舍竞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之中，而终以大。”16 三、安平商人的性格 上文已知明代安平商人在国内和海外的活动，都是十分活跃的。当然，这是和十六、七世纪前后中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系的。在商人当中已出现有这么一个倾向，具有自由商人的某些特征，他们已从物产的转运和包买，进而直接参加生产事业的活动，如所谓“江西陶人，浙直丝客”等是。安平商人尽管在明代社会里有其地位，可是在清代以后，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显见影响不大，特别是国内市场的活动，几乎消声匿迹，不在中国商业史上继续起着作用。为什么中国的商人资本经常处于中断、夭折的状态呢?为探究安平商人衰落的原因，我认为有必要从商业资本的内部剖析安平商人的性格。李光缙的《景璧集》有为其族兄寓西作一寿序，颇能体现安平商人的性格，兹试节引如下: “余家世治书，不喜贾，有之但坐窥市井，不喜行贾。兄伯自其王父由吾儒林，徙安平，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尠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贷，用是致赀，时为下贾。已徙南沃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致益饶为中贾。吕宋沃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太史公称单氏、宛孔、程郑之属，……通商贾之货，然未有浮海道市东南夷者，安在其可凡兄伯也。或曰:若是则安平之市无凡夫矣。”17 根据这篇文章进行分析，他的兄弟不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之家，而是以匹夫之身从小贾进而为中贾、上贾，且掌握海上贸易的大权，这和嘉靖时期沿海大姓独占海上贸易是一个大变化。18 “余笑曰:未易言也，古今使绝域，穷河源，无如张博望。……何如吾兄弟一匹夫，挟汉薄物，而岁取其王面钱以归也。当是之时，中国之人新与夷交，语言不通，嗜好不同，而译者用事，兄伯身所之夷，与语辄习之。见其国王，王以为异人，是以征贵贱，不复问译，而取信于兄伯，兄伯不之诒也，遂为雁行中祭酒大夫也。凌大海之波，泛条枝之窟，睹扶桑之上下，识鱼龙之变化，而能掉三寸舌，通华夷之情，行忠信于蛮貊，此亦魁然一奇大夫也。何必读书，而安在其凡兄伯为?”19 第一，欧洲中古后期的商人，以冒险远征为目的，有开辟新天地的宏愿，安平商人则刚刚相反，而以收为主，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点。 “或曰:贾若是非凡贾者亦多矣。余笑曰:不然，白圭教人为贾，若猛兽鸷鸟之发，非谓其能发也，能收也。安平人任发，兄伯取收，故居然可免其患。其初兄伯之吕宋，皆身自往。自櫂使出，海上之税归之中官，兄伯策其必败，遂不复往。不数年，好事者言夷地多金，遣使侦之，夷人疑有它谋，遂屠戮中国贾人以数十万。令兄伯俱去，能独免乎?愚者闇已然，智者识将然。斗智争时先一市人，此余所以不凡吾兄伯也。”20 第二，中国商人有与官僚勾结的一面，亦有不勾结的另一面。这个不勾结，固能摆脱封建特权的纠缠，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凭藉，每易起落无常，不似徽苏山陕大贾之以盐筴为本业，有某些政治奥援，故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维持其地位于不坠。 “或曰:天下瑰才奇货，皆聚京师，若兄伯诚非凡，奈不入长安何?余笑曰:否否!人抱一奇一筴俱可入京师见天子，独贾人不可见天子，桑弘羊、孔仅贾人子也，一人而以心计言利，遂令县官与商贾争货，海内为之骚然，故不可也。往岁诸贾人辄相率至京师，所有翡翠、玉石、珠玑，外得之海上，内输之宫中，至空左藏之金与之市，大司农厌苦矣。兄伯以为开县官黩货之心，而办国家无名之费，非贾人事而不为也。故长安虽丽，未尝一至而问焉，此余所以不凡兄伯也。”21 第三，安平商人与乡族势力关系的密切，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的性格。 “兄伯为人伉而爽，重信义，不侵然诺，好扶人之急，恤人之穷，居家以孝悌为先，其曾王父与余曾王父共穴而葬，兄伯出橐中金，修茔设蒸，倡诸族人，人以此重。兄伯气岳岳不肯人下，身侈于用度，所致万余金，多费之，不封殖其家赀，至今不甚起。子长者修息，少者治书，令无失吾儒林之风云。或闻而谢曰:吾乃今知若兄伯矣。贾先敏也，知福智也，蚤息断也，晓译奇也，不贪县官利义也，重祖重宗孝也，货殖可传，进于贾矣。”22 第五，安平人虽善服贾，据李光缙的话，他们还是农贾兼业，以农为本。就是说，中国的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权力的羁绊。 “余曰:唯唯否否，……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故兄伯晚年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而兄伯老矣。夫是道也，息可休宁，静可止遽，此兄伯所为寿也。”23 他们多是农贾兼业，如曾友泉就是“用本守末”的人。 “友泉公自垂髫时，业已从兄伯贾闽广间，其后转赀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赵，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玑、犀象、香药、丝枲、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公成大贾矣。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赀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24 或则贾儒兼营，从儒入贾。 “赠公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与江少卿从弟愧泉公共本赀。江公守市门列肆；赠公征贵贱于吴越间，鬻绢丝缯以归。赠公观万货，目量手程，无尺寸爽，货所入所多鲜鲜，不具酤簿，久皆心识，灼数如列眉，年少江公远甚，人倚祭酒，两人遂称大贾，卒以致饶。”25 由于这些商业经营和封建势力的密切关系，是以明代泉州地区的土地集中极为激烈，这固和当时仕宦之多有关26，但亦反映出商业资本的无出路，他们非购买土地，则将白银窖藏起来。近年闽南各地屡有发现窖藏的外国银币，即是此故。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安平商人，但总可以看出一种倾向。 根据上述各项资料的分析，安平的商人资本，虽人数众多，也有积累，在国内外的商界里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并没有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构成为中国封建长期迟滞的一个潜存因素。安平一镇贾风甚盛，但它的存在，如嘉靖时，安平的筑城27，万历时，安平的设镇，28始终和封建官僚结不解之缘。安平人富有勇敢冒险的精神，能出入生死，往来于万顷波涛之中，却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笼罩着温情脉脉的乡族纽带，不象欧洲中古后期的意大利城市、日本德川时代的堺市商人所拥有那么独立的政治地位，这亦是中国商人既早熟又未成熟的一个现象。最后，提到安平商人的衰落，我们还要记起马克思的话，那就是清代的锁国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毫无疑义，十七世纪末叶在对华贸易上彼此竟争的欧洲各国间的纷扰倾轧，曾给满洲人所采取的排外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由于这个新王朝的疑惧，它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由于这些考虑，当时除了经由一个距离北京及产茶区极为遥远的城市——广州之外，外国人被禁止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往来，外国人的商务也被限定与行商交往，政府特许这些行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借以避免其余的人民与可憎的异域人发生任何联系。”29 为着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的缘故，公行制度的建立，垄断了国外商品的收购与贩卖，这就使安平商人在国内市场失却活动的地盘，而仅以移民的方式留居海外各地，成为近代华侨的原始。 附记:本文所用资料，均承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盖氏先生代为复制，谨此志谢。 傅家麟同志:笔名傅衣凌，现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 ①参考拙著《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福建海商篇》第107-160页。 ②何乔远:《镜山全集》卷48“寿颜母序”。 ③何乔远:《闽书》卷45“风俗”。 ④李光缙:《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 ⑤同上引，卷13“处士柯治宇先生传”。 ⑥何乔远:《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⑦李光缙:《景璧集》卷14“二烈传”。 ⑧同上引，“柯烈妇传”。 ⑨乾隆《晋江县志》卷15杂志·祥异。 ⑩《谢氏家乘》云:谢诚中生女名三娘，许配杨应钧，钧往吕宋，万历癸卯值吕宋之变，身殒异域(卷7)。 11涧内亦称墹头，见石塘《谢氏家乘》卷8。 12徐光启云:若吕宋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2“海防迂说”)。 13李光缙:《景璧集》卷3“赠隐君擢吾陈先生寿序”。 14李光缙:《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 15同上引，卷14“处士陈斗岩公传”。 16何乔远:《镜山全集》卷70“支里君墓志铭”。 17李光缙:《景璧集》卷3“寓西兄伯寿序”。 18朱纨的失脚，即被闽浙两省的大姓通番所诬陷而死。 19、20、21、22、23见上页注⑤。 24李光缙《景璧集》卷18“祭曾友泉文”。 25同上引，卷14“王母慈节史太孺人传”。 26“泉中宦旅繁多，每宦率植产七邑，每邑率以千顷”(支大纶:《支子政余》卷3“议处泉属事宜”)。明代泉州府辖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县，故称“七邑”。 27安平旧无城，与乡绅柯应卿经营，新筑深沪、乌浔二巡司(乾隆《泉州府志》卷31名宦“卢仲佃传”，嘉靖。 28“殷光彦……万历三十五年左迁泉州府通判，值安平新设镇，移驻于斯。是时疆理方殷，庶务草创。……镇去郡稍远，邪侠恶少，博塞呼卢，探丸击剑，恣睢莫何，光彦摘其尤桀黠者重惩之，诸风渐息。镇素负殷富名，奸人虎视，始而鸡狗窃关，继且萑苻思逞，为慎管钥，严街鼓、明保伍，饬游徼，于是夜庞不吠，闾阎安堵”(《泉州府志》卷30名宦)。 29《马克思论中国》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