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上讲，中国境内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居民。虽然今日中国穆斯林的精确数还不清楚，但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年来，中国穆斯林人数已降低到千万以下。公元七世纪间，居住在中国南部的人首先从阿拉伯和波斯海商那里知道了伊斯兰教。在八世纪，伊斯兰教第一次经中亚传到中国的西北部和西部①，它的兴盛时期特别是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时期，当时大量的波斯、阿拉伯和突厥——穆斯林——当时称为“色目人”(C1ASSIFIED PEOPLE)到中国来定居，尤其是在甘肃、四川、云南、河北和福建这几个省份定居的人更多。从此，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了根，并传到全国各个省份。穆斯林的信仰逐渐形成，至今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很是兴盛。 在最近一篇论文中，RAPHAEL ISRAE1I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制度(CHINESE ORDER)根本是无法共存的②。他的探讨近似推理，而他的论点却仅建立于书面材料上。他没有区分讲汉语的穆斯林和那些非讲汉语的少数民族(主要在新疆)。非穆斯林的汉人和这个国家的穆斯林之间过去曾存在过某些难于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这些问题仍然继续存在这是事实，因为歧视穆斯林的事件时而也被记载下来。ISRAELI所引录的嘲弄穆斯林的故事和笑话根本是无法被接受的，这比起这位英国人嘲弄苏格兰人来更骇人听闻。总而言之，与ISRAELI的看法相反，一千年的共存历史清楚地证明:伊斯兰教同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可共存的。下面就以西安清真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自1930年底以来，笔者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北京)和海外所遇到的大量的社会各阶层的中国穆斯林(特别是那些不吃猪肉的教徒们)，他们都严格地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传统的宗教仪式。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同非穆斯林同胞一样严格地遵照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生活方式。 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伊斯兰教活动同所有有意识性的各种宗教生活一起广泛受到禁止，大多数的清真寺被关闭，佛教、道教寺院及基督教堂也不例外。所有的宗教生活几乎被限制在家庭中。随着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垮台，一条新的政策路线的落实，一定限度的公开性宗教活动又可以了，很多寺院和清真寺又重新开放和修复③。 笔者一九七九年秋在中国旅行期间，有幸访问了中国的两个早期伊斯兰的中心区:西北部(陕西省)的西安和东南部(福建省)的泉州。在西安(长安，唐朝京都，为国际性的城市)，有一座巨大而又美丽的古代礼拜寺，称为“东大寺”(“伟大的东方礼拜寺”或“清真寺”，意即“真洁寺院”)，象描线图上看到的，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那些树较之图中现在已大得多。当一进入这座清真寺时，寺院内特有的幽静和庄严气氛就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同中国的文明相结合的一个良好的范例。有关的地方志所提供的关于这座清真寺的资料都是含糊不清的和不足的。1812年版和1936年版的《长安县志》卷二·二(再版本第549页)“清教寺”条曰:寺于唐皇中宗(684——710)时建于城内兴坊区。1779年版的《西安府志》卷六十一·三(再版本3080页)仅提及寺建于中宗时。这两部志书中关于东大寺的记载是可能的，却又不甚明了。《长安县志》的下一页提及的长安县东北的清真寺由兵部尚书铁铉④建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永乐十一年(1413年)郑和⑤太监重修。其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再度重修。《西安府志》卷六十二·十一(再版本第3144页)有一段类似的文字。这些时间同这座清真寺内(见下文)的碑文所提供的那些时间不一致。因此，这些文字可能与“东大寺”无关。根据一块记载日期为天宝一年(742年)的碑文，东大寺竟有那样悠久的历史。这块碑文的真确性已存有争议，也许遵照一种古老的惯例⑥这尚存的石碑只是在十四世纪才造就。另一块永乐三年(1405年)的石碑文上记载了洪武十五年(1392年)的皇帝敕命:“……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方，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⑦根据此文，这两座清真寺是否是新造的或仅是重建的并不非常清楚。然而，有了它们的确切的地点，至少能无误地认为在那儿确曾有过礼拜之所在，并经重修。 此外，正门入口的一块石碑上书三大字:道法□。记载日期为大宋元丰时(1078——1085)，具体哪一年无记录。这可能引起怀疑，此碑的确切年代是否是这个时期的。另一块石碑:“重修礼拜寺无相记”为景泰六年(1455年)重建这座礼拜寺而建造的。那么，这座清真寺的现存结构(形式)也许可追溯至十五世纪初。寺大门上方的一块大木匾额上面有著名的明代画家、书法家、高级官员董其昌(1555-1636)⑧书写的几个字:“敕赐礼拜寺。”照片上的日期模糊不清，然而这一匾额说明了明代时穆斯林团体同政府高级官僚的密切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碑文，记载日期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四块都是为赞颂穆斯林首领米美翁、韩镜湖和海洁泉的纪念碑文。这些碑文多数正文都严重受损。从笔者所拍摄的那些照片上只有部分能辨认得出。最早的一块碑文已完全受损，无法辨认。此外，还有几块清末官员如陆润庠(1841-1915)⑨、樊增祥、⑩唐承烈(记载日期都为1902年)和罗寿昌(记载日期1903年)(11)书写的联对木牌。 到目前为止已提到的所有碑文都是用中文写的。此外，还有五块阿拉伯文石刻，其中有两块有中文日期:雍正十年(1732年)和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块有阿拉伯文日期据BROOMHALL的考证为公元1545年(12)。1809年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碑文都是奉献给米美翁的。CL，HUART曾经拓下了这五块阿拉伯碑文以及河南开封礼拜寺的另一块碑文，并译成法文。(13)BROOMHALL发表了其中公元1545年的那块碑清晰的照片和英文译文。(14)那五块阿拉伯文原碑刻至今仍存在于西安礼拜寺内(15)。 西安还有一座笔者未见过的较小些的古寺，名为“西大寺”(伟大的西方礼拜寺)(16)。 在宋、元、明时代(公元十至十六世纪)，除广州外，福建南部沿海的泉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港口。从公元七世纪以来，就有一个独特的，由渐趋中国化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组成的穆斯林社会(17)。阿拉伯、波斯和欧洲的游行家们，如伊本·白图泰、拉施特丁、马可波罗等几乎都以“刺桐”之名称呼泉州(18)。由于西方学者对有关的中文来源不熟悉，所以他们对“刺桐”和“泉州”是否同一地方发生过争论。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ZAYTON”(宰通)这个名称是来源于“刺桐城”(19)已毫无疑义地被人们所接受。这是由于宋元时，城四周环植刺桐而得名的(20)。仅剩塔楼和围墙的大礼拜寺(被称为“清净寺”，意即“纯洁的寺”)依旧存在，并受到良好的保护和修葺。寺顶及寺内其他建筑毁于何时，尚未查明。因为在JJ·M·DE·GROOT1890年代所拍摄的照片上呈现的无顶的围墙上，杂叶丛生的状况，甚至比今天的更坏(21)。1880年代间，当GE0 PHILLIPS参观这座礼拜寺时，他被告知现存的建筑的时间可追朔至1403年，但是曾有另一座更早的宋代的建筑亦建在此同一地点。(22)此寺不似西安礼拜寺为中国式的建筑，而是叙利亚风格的，据说是仿造大马士革礼拜寺的(23)。 根据《晋江县志》1765年版，卷十五15页的碑文和《泉州府志》1763及1870年版卷十六23页中较不详尽的记载，寺创于绍兴元年(1131年)，重修于至正年间(1341-1367年)。正德1506-1521年)、隆庆丁卯(1567年)、以及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那一次大地震后均重修。这些时间与PLI1LIPS所告知的情况并不相符，就是较迟的一个时间也无法与碑文相证，因此，可能由于不可靠而被忽视了。 《晋江县志》谈到了两块至正时重建和1609年重修寺的碑文的原碑刻仍在，但风化剥蚀严重。只有第三块为永乐五年(1407年)的碑文字迹清楚可见，上刻给穆斯林团体领袖米里哈只护持敕谕的(24)。这个碑文的时间可能是导致PLI1LIPS的不准确资料的提供者所仅能阅及的。李光缙(25)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撰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在笔者所拍的那几张照片上仅部分字迹清楚。关于至正碑文，笔者没有半点它的以往资料，因而无法做出有关它的意见。显而易见的是，虽然这块元碑与万历碑并排砌在一起，但这种情况也发生于1926年的张星烺和陈万里(26)身上。1928年黄仲琴(27)辨认出部分的碑文，题为至正十年(1350年)吴鉴撰“重立清净寺碑记”。前岛信次(28)搜集了何乔远(1558-1632)(29)闽书中收录的部分该碑碑文与黄仲琴辨认出的文字发表了一篇洋洋766字的大文。由于全碑文预计要由1100字组成，尚缺334字。根据笔者的要求，1979年陪同参观礼拜寺的泉州的黄炳元先生于1980年5月29日的来信附来了碑文的数段摘文，并证实了至正碑刻仍在旧址。前岛信次曾详尽地研究过的碑文，遗憾的是，他早期的一篇文章(1950年(30))论述此礼拜寺的创建和修葺，在吉隆坡未被采用。 据碑文，此寺创于绍兴元年(1131年)。如上所述，这部分碑文已抄入1630年的《闽书》，可能从那时起，1131年这个创建时间已收入1765年的《晋江县志》和1763、1870年年的《泉州府志》中。后来发现的一块阿拉伯碑文，记叙了这座清真寺早在1009～1010年就已建成，1310年重修(31)。如上所述的两块中文碑文提供了1350和1609年的重修寺的资料外，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资料可弄清在清代(1644～1911)及19世纪末以前这座寺的命运如何。 最近在泉州发现的一块阿拉伯碑文提供了可能元末有另一座清净寺的资料(32)。此外，尚存有中阿文碑刻的穆斯林公墓仍在。(33)吴文良收集了泉州和附近地方发现的大量阿拉伯、波斯和其他非中文的碑刻，并于1957年出版(34)。藏品现已进一步扩充，成为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一个重要部分。泉州现文化当局致力于保护这些历史纪念碑和当地的丰富历史遗产，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预见，通过他们的努力，在这个地区将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一九八○年七月于吉隆波 笔者感谢马来亚大学的安天舍(AN TIAN SE)博士，阅读了全文，并对最后定稿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译者注)傅吾康系西德汉堡大学中文教授、汉学家，现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此文发表于马大中文系一九八○年暨一九八一年度毕业纪念刊。 ①见马歇·布隆荷(MARSHA11 BROOMHALL)著《清真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九一○年伦敦版，1966年纽约再版。艾撒克、马森(ISAAC MASON)“中国的穆罕默德信徒最早是何时，如何传入的”载《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60期，上海1929年版42-78页。F·S·DRAKE，“唐代的伊斯兰教”载《文献丛刊》(《MONUMENTA SERICA》)8期，北京1934年版，1一40页。 ②中国的穆斯林；伊斯兰与中国制度水火不相容。法文《通报》第63期，1977年版，296-323页。 ③例如:据云为公元966年的，北京最古老，最重要的牛街礼拜寺恢复宗教仪式的报道。见《北京日报》1980年5月14日。 ④公元1366-1402，见GOODRICH FANG的《明代人名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第Ⅱ卷，1284-1286页。铁铉不是汉族，可能是穆斯林。他于1400-1402年任兵部尚书。见《明史》，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版，卷111，3403页。 ⑤公元1371-1433年。见GOODRICH FANG著同上。第I卷，194-200页。众所周知郑和是一位穆斯林，但关于他曾经参与修葺西安礼拜寺之事，似乎还未被注意。 ⑥见布隆荷(BROOMHAL1)著，书名同上页注释①，83-90页。他提供了拓本的照片以及碑文的英译文。亦见马森(MASON)著，书名同上页注释①，63-65页，DRAKE著同上注释①，29-32页。 ⑦参阅布隆荷(BROOMHAL1)著同上页注释①，90-92页，其间同时提供了拓本的照片和碑文的英译文。正如其他著者已经注意到的布隆荷错将洪武二十五年作1393年，永乐三年作1407，应分别改为1392和1405年。 ⑧见A·W·HUMMEL著《清代中国名人传》(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3-1944年版，卷Ⅱ，787-789页。 ⑨见HUMMEL著《清代中国名人传》卷I，360-361页。 ⑩湖北恩施人，1877年进士。见房兆盈、杜联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哈佛燕清汉学索引集，副刊第19期，北京版，1966年台北重印本209页。樊当时为陕西按察使司(三品官RANK3A)。见H·S·B RUNNERT-V·V·HAGE1STROM著《今日中国政治机构》上海1912年版，830页。 (11)无传记可稽考。 (12)书名同98页注①，101页。 (13)《中国开封府和西安府的礼拜寺内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碑文》(INSCRIPTIONS ARABES ET PERSANES DES MOSQUES CHINOISES DE KAIFONG-FOU ET DE SINGAN-FOU)，(法)《通报》6期，1905年版，261-320页。 (14)书同98页注①，101-106页。 (15)笔者要感谢马来亚大学教授A·M·M·MACKEEN，以他自己拍摄的照片与HUART的复品所做的鉴定。 (16)见C·L·PICKENS“长安(西安)西大寺”，载《穆斯林之友》(FRIENDS OF MOS1EMS)第9号，3期，1935年7月1日版。(未见原文)；DRAKE著，书同上注释①，32-33页。 (17)见FRIEDRICH HIRTH和W·W·ROCKHI11，“赵汝适他的关于十二至十三世纪中国与阿拉伯贸易的著作——《诸蕃志》”圣彼得堡1911年版，14-19页。张星烺《中世纪泉州状况》，载《史学年报》第1期北京1929年版33-39页。L·C·GOODRICH著《刺桐城最近的发现》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E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1 SOCIETY)77卷3期，1957年版，161-165页。对此，桑原隲藏已做了最彻底的研究。“宋末掌泉州市舶事的蒲寿庚(西域人)，及唐、宋在中国的阿拉伯人的经商概况，”载《东洋文库研究部(人物传)纪要》卷2，东京1928年版，1-79页；卷7，1935年版1-104页。亦可参阅付吾康和陈铁藩《文莱最近发现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载《文莱博物馆馆刊》卷3，第1期，1973年版91-99页。 (18)见张星烺著书名同上注，34-36页。 (19)见HIRTH与ROCKHILL著，书名同注⑨，18页。MOULE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70期，1950年版49一50页及《亚洲历史事典》东京1959-1962年版，第五集，281-282页。 (20)见诸桥辙次(MOROHASHI TETSUJI)的《大汉和辞典》，东京1960年版，《读史方舆纪要》。 (21)照片为DE GROOT指拍摄，GEO·PHILLIPS翻摄并用于他的文章《中世纪福建的两个贸易港泉州和漳州》第Ⅱ部分:泉州，载法文《通报》第7期，1896年版，223-240页。当笔者1979年10月，参观该礼拜寺时，一些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 (22)GEO PHIL1IPS著，书同上注，233-234页。 (23)见GOODEICH著，书同100页注⑨，163页。海博《宋元时期泉州清净寺》，载《海交史研究》第2期，泉州1980年版，71页。参阅黄荣灿《福建名胜》，香港1976年版，26-28页。仲华《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新加坡1978年版，268-269页，(附有图解)。《福建风光特刊》，香港福建中学校友会，1980年版，68页(图解)。 (24)碑文为张星烺《泉州访古记》所提供，载《史学与地学》第4期。1929年版，40页。陈万里《闽南游记》，上海1930年版，5页。黄仲琴《闽南之回教》: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9号，101期:1929年版。上引书目均未见原著，仅引自前岛信次《元末泉州的穆斯林》第1部分，载《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第31卷，1973年版，34页。同时有碑文的英译文。 (25)无传记可查稽。 (26)见张星烺著，书同本页注⑤，50页。陈万里著，书同注⑤，60页。转引自前岛信次著，书同本页注⑤，35-36页。 (27)书同上注，17-19页，转引自前岛信次著，书同上注，36页。 (28)书同上注，35-51页，第Ⅱ部分:《吴鉴及清净寺碑记》。 (29)见傅吾康《明史史料介绍》，吉隆坡1967年版，第8、13、4——吉隆坡见不到《闽书》。 (30)《泉州的波斯人与蒲寿庚》(《SENSHU NO PERSIA-JIN TO HO JUHO泉州》)，《史学》(SHIGAKU)卷5，第3号，1951(?)年版。 (31)见海博著，书同101页注④。桑泉《福建旅游揽胜》，香港版(无日期)，28页。 (32)陈达生《泉州又一座清净寺的考证》，载《海交史研究》第1期，1978年版30-31页。 (33)见GREG ARNAIZ阿奈兹和MAX VAN BERCHEM白参《泉州伊斯兰教史迹纪要》(MEMOIRE SUR LES ANTIQUITES MUSULMANES DE TS′IUAN-TCHEON)载法文《通报》十二卷，1911年版677一727页。——此文的大部分令人感兴趣的已译成西班牙文。若译成英文或中文亦将受到欢迎的。 (34)《泉州宗教石刻》北京1957年版。笔者已得知，这部重要著作的新版正在准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