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印度教寺址遗留石刻七十四方，为我国现存唯一的印度教珍贵的文化遗产，其石刻雕刻艺术，既多且美，实为我国仅存不可多得的瑰宝。但因泉州地偏东南，迨古港衰落，游客零落，解放前后，未曾引人重视。一九五七年吴文良先生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始公开发表，引人注目。认为其宗教艺术冠绝诸教，实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印度教史迹。本文从调查入手，征引文献，以证实该教传入泉州的历史与地区的分布，最后推论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意义，作初步的探索，敬希读者指正。 一、泉州印度教寺址的调查 追忆五十余年前，我在泉州读书，常到南门校场附近考察，至今印象，历历在目。当时南校场为杀人场，备极凄清。旁有一小山，山下有小池。附近散布许多青石雕刻，颇为凌乱。池边砌以石刻，一如青石，叠成数行，整齐可观，这是我最初接触石刻的情况。 解放以后，郑振铎部长至厦大讲授中国小说版本问题，余亦往听。即告以泉州文物古迹十分丰富，并告以收藏最多的是吴文良先生。郑部长颇为重视，希望能到泉参观。后劝吴先生将其石刻献给国家，吴先生同意，于1954年9月1日造报福建省晋江专区，印成“交通史料石刻”一本，分类载明吴先生奉献石刻147方。该书印时遗漏四方(31-34)。在这147方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印度教石刻74方，其他为伊斯兰教50方，多墓碑、墓石，基督教等23方，亦为墓葬石刻。唯独印度教全为寺院石刻，未见墓石或其他，这是我在1954年所知石刻的最初情况。① 解放后我和吴先生因兴趣相同，常相率到泉州各地搜索类似的石刻。曾在开元寺(二支)，天妃庙(二支)，井亭巷(四支)，讲武巷(二支)等地见到印度教青柱石刻计共十支。至今又三十年，除开元、天妃石刻尚存外，余皆不知下落。五六百年来的石刻，早已纷飞飘零，不知落在何方。所幸1958年泉州市成立“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多方保护泉州石刻，今后当不致再行散失。但泉州民家中如金刚巷某家庭中，尚有保存若干石刻，作为园庭布景之用，则知泉州印度教石刻散布的调查情况。 1950年林惠祥教授率领师生组织“泉州考古队”，归来写成调查报告，论及泉州印度教史迹。林教授曾西游印度，购来印度教崇拜物多件，正可使我们进行对比，故这批印度教石刻时常萦回脑中，必欲探其究竟。1964年林教授已归道山，我曾带同学来泉州实习，到“石笋”古迹，见其说明碑云:我国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文物，我认为石器时代我国未见如此石祖，不信其为我国文物。我调查过邻居，据云石笋石座在今石笋附近一公尺处，我请他们告我地址，并借我锄头一把，把掩埋石座的土层清开，始完全相信非原始社会遗物，盖石座刻有缠枝花纹甚明，和书上印有印度教石刻完全相符，乃知此必是印度教文物而非本土文物。这是我对印度教遗址最初考察的情况。 问题越搞越深入，兴味越来越浓，我已不能摆脱印度教文物对我的诱惑。忽又看到《海交史资料》中提到培英女中(今泉州幼师)校园中发现印度教祭坛一处。惜未调查而“文革”浩劫突起，吴文良先生又归道山。亲友零落，林吴二先生先后逝世，使我悲从中来，两先生已黄泉永隔，请教无门，不得已暗中摸索，写此论文，甚觉泉州考古界有飘零之感。后来看到苏联世界史，英国福斯特论文，他们附有吴先生所藏石刻照片，始知此类文物已引起国际的重视，遂更加留意于此。 1981年秋，余回泉州见过陈达生和吴幼雄两位同志，他们对此问题亦同兴趣，带我到幼师、南门实地考察，增长我一些知识。即使是片言只语，都是金石良言，很是可贵。本文的写成和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特此向陈、吴两同志敬致谢意。 二、泉州印度教寺址的分布 从上面调查的结果，可以知道泉州印度教的寺址不只一处，不只一座。其传入泉州，至少应该在公元八世纪的唐代，甚至可推测在唐代以前的六朝，决非夸大之词。古代文献中对外来宗教记载极少，对印度教史迹几等于零。但文物大量存在泉州地面，正说明印度教传入泉州历史的久远。这样悠久的文化交流，竟不得见于地志正史，实甚可惜。 幸而吴先生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中，录入《清源金氏族谱》附录泉州小说“丽史”一文的原文云: 元政衰，四方兵起，国令不行。其(蒲寿庚)婿西域人那兀纳作乱。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备极壮丽。② 这部族谱系我们三人(陈盛明、韩振华和我)1954年在泉州大寺后向金氏族人商借钞得的。该谱系明嘉靖年间所修，内附南安莱谙所作“丽史”一文，为证明金氏除那兀纳之功。除此以外，多杂以金南谷的行状，墓志。但其中有《丽史》及《重修清真寺碑》二文，为泉州历史的重要资料。此外本文有谱序四篇，宗支指掌一篇(1-9世)，世系大略一篇(为总图表)，传赞九篇，谱跋三篇，这是《金氏族谱》的大概情况，因和分布有关，附记于此③。关于番佛寺的历史，最初只见于这篇“历史小说”。当初金氏是回教徒，也不知此番佛寺是什么宗教的教寺，所以记载在他们回教族谱中。应该说回，印二教是敌对的，在他们族谱里所以记载“番佛寺”乃因他们不知道番佛寺是印度教寺。如果知道绝不能见之于回教族谱中。由于番佛寺记在回教族谱中，遂产生一个问题:“番佛寺”是回教寺呢?还是印度教寺呢?有了一些争论④。 我的看法仍然同意吴文良先生的意见。认为吴先生说:“元代泉州有婆罗门教寺一座，俗名番佛寺，位于今日的南门城附近一带，距今通淮街有一段路程。”南门一带，故称泉南，既有伊斯兰教寺，也有印度教寺和基督教寺，他们这些宗教，过去都是各据一方的。元朝对各教平等看待，为了要方便各教教徒中的商人，他们的寺院混杂在一起，完全是可能的。可是，《晋江县志》有番佛寺池的记载⑤，它的方位也很明确，而且池边散布了印度教石刻很多，可见番佛寺是指印度教寺无疑。如果在该处掘出回教寺的文物，问题就更复杂了。 现在，我们可以按顺序来介绍泉州历代所存的三个印度教寺址。 (一)西南新门外的石笋寺遗址 石笋最先记于《晋江县志》⑥。志称:“石笋在临漳门外山川坛西，石卓立二丈许，江在其下，故名‘笋江’。(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77)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明朝成化(1465-1487)郡守张嵒，补而续之。”宋代学者既不知石笋为何物，也不明其出自何国。以其形状如笋，遂名之曰石笋，附近的江流也称之为“笋江”(这里应考一下笋江地名)。实际上前文管部门也不甚了了，所以在说明石刻上只是说它是我国原始宗教的遗物，现在经过研究结果，才知道它是中印友好的文物。 为什么说:石笋一定是印度教的文物而不是中国的文物呢?其一、石笋形如男性生殖器，正是印度教徒所崇拜的神象。在公元前2500年到500年间形成的，正统的印度教徒认为《吠陀经》不是普通人制成的，而是经典本身对先知者的启示，是雅利安人最早的文献记录。在印度教徒中一直享有崇敬，认为是最高的宗教权威。甚至就在今天，印度教徒在出生、婚姻、死亡等所有的礼节上，还是按照古老的吠陀仪式来进行的⑦。《吠陀经》上所拜的神象湿婆，就是男性生殖器。石笋就是赤裸裸的生殖器。 其二、印度教徒是善于海上经商的民族，印度东西南三面临大海洋，人民早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通商，就在通商中把印度教传到缅甸、马来、印尼、占婆(越南南方)、柬埔寨等国，这些国家都有他们经营商业的据点⑧。印度和中国往来，先经东南亚各国，再由东南亚来到我国，自然印度教也会传入我国。如印尼的“婆罗浮屠”的建筑雕刻，就和泉州番佛寺石刻相似，其他各国的印度教石刻暂不多举。其神像各国基本上一样，就是信奉三个大神。 其三、中印文化交流早在秦汉以后就存在。汉朝我国使者就到印度的黄支国。六朝就有佛教徒来泉州翻译金刚经。印度教前身名“婆罗门教”，开始于4500年前，到公元前五世纪佛教起来改革婆罗门教，2500年前婆罗门教失势，佛教代兴⑨。后来，公元八九世纪佛教渐呈衰颓，不久佛教在印度本土枯死，传到中国、日本各国去，而婆罗门教进行改革，吸收佛教优点而变成“印度教”。所以印度教的再兴是唐朝以后的事，但唐以前有婆、佛共存的历史。泉州印度教可能是在唐以前传进来的。石笋便是早期婆罗门教的三大神之一。 其四、印度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图像，可参考英国人瓦尔《性的崇拜》一书。该书附有图版，和泉州石笋完全一样⑩。1964年厦大考古实习队到石笋，清理积土，发现基座完全是印度文饰的作风，印度考古学者曾在旁遮省、信德省发掘出男性生殖器崇拜像，为印度最原始的湿婆神像，和泉州石笋基本相同(11)。这种石笋是其初型，与林教授从印度买来的标本，一脉相承，但已有变化。这些都是考古的事实。泉州石笋在北宋已有记载，可知石笋系北宋以前物。 (二)西北子城西门外的印度教祭坛 唐子城西门外即今西街裴巷平水庙支巷，有泉州幼师(旧培英女中校址)，在入门不远的校园中，有印度教祭坛遗址一处。也是青石石刻，但规模较小。遗物现藏泉州海交馆石刻室中。 察其遗物，确为宗教建筑，和壮丽的番佛寺比较，是具体而微的印度教作风，因其规模不大，又未进行发掘，故不为考古工作者所注目，先在1968年报道，1974年始为人所注意。就其地点观之，系在子城外，或为唐以前的印度教遗址。当时佛教已衰，印度教初兴，故其规模不大，仅具雏形。 泉州建城是在唐初，称为“子城”。外国人建筑常在城外，故我认为这个遗址是在唐子城建成以前。最迟不能晚于唐初。同安县亦有“婆罗门塔”，即为唐五代的遗物，也可以说是印度教初兴时(即中期)的遗物。唐朝以前泉州是设在南港，即今安海港，唐开元以后，泉州改在北港，即今后渚港。这个古迹可能是唐初或以前走南港时的古迹。 (三)泉州南门的泉南番佛寺。 泉州南门校场附近过去为外商集中的地方。各国外商麇聚于此，市面繁荣，即古所称“泉南”。印度商人即在此建立寺院，泉人以其风格与佛教不同，遂称之为“番佛寺”，以别于汉化的佛寺。《晋江县志》以其寺久废，没有记载，仅在水利项下记云:番佛寺池在城南隅。寥寥数字而已，亦不知番佛寺为何物。因此，有人以为即宋时的“宝林院”，由于资料缺乏，久成悬案。 查《宋会要辑稿》记有婆罗门教徒与佛教徒同行，前来中国，马可波罗和伊本巴都他都记载印度商人在泉经商，也没有提到这个寺院。马氏说:“印度船舶载来香料及其他贵重物品，咸莅此港。”伊氏说:“中国地区辽阔，穆斯林另有专城居住。在我到达刺桐城的那一天，正遇到那位带着礼品奉命到印度去的使者。”当他要回国时，“到达刺桐时，正巧有船要往印度。”他们提到印度人、印度船，却没提到印度寺。只有马可波罗提及“印度人之事物及举动，足供叙述之印度大事，至为奇异，确实非伪。”也许包括印度的寺院。(12) 我们为了这个番佛寺，曾经进行实地调查。据池边王家说，几家都被迁建。最后找到陶家，家长玉官现年74岁，住池边五十年。其子文质边讲边画，他说池作椭圆形，面积约六亩，东住池尾傅家，东北有小山坡，坡南有白石碑记，约二市尺，写三字直行为“番佛寺”，每字约十余公分，碑座作莲花形，对面有寺，住尼姑几人，寺下有青石柱二，为养牛太山拴牛之用。寺碑正确地点在粮食局仓库后，今电机厂内，(13)番佛寺已毁，仅存石像、石柱、龛状石刻等物。 以上三个遗址:一个在城西南，一个在西北，还有一个在泉南。他们分布的地点已经明了，为什么会分布在这三个地点，须待历史予以说明。 三、泉州印度教传入的历史 印度教为印度半岛各国人民所共奉的宗教，起源很早，四五千年前就已存在，后来衰落为佛教所代，一千二百多年前又复兴，直至今日信徒数亿，遍布东方。(14)至今对南亚、东南亚、东亚人民的思想生活，仍有巨大的影响。 印度教初名“吠陀教”，以其崇奉吠陀经典得名；又称“婆罗门教”，以教权操于婆罗门僧侣得名。后改称“印度教”，为印度半岛人民所崇奉的宗教。据张星烺先生研究，中印关系萌芽，远在先秦，秦汉以后，关系更切(15)。 我国汉代已有使者到印度黄支国。三国吴时，记有朱士行在“甘露五年(286)汉地沙门，欲得婆罗门书，惑民正典。”则三国时已有婆罗门的记载。两晋《法显传》亦云:“五天竺地，皆以婆罗门当贵姓。”南北朝时，由水陆传入中国。北朝《魏书》有“乌苌国婆罗门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之。”南朝《梁书》有扶南传云:“俗事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16)可知六朝时印度教已传入中国。 泉州港最早的交通史迹，始自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在泉州南安九日山翻经。当时佛、婆二教并存，故有印度教传入的可能。 “石笋”位于泉州西南，(17)“祭坛”位于西北，六朝闽南中心是在丰州，丰州地近西南、西北，当时海上交通可能先自泉州南港，即今安海港。安海水头曾发现西周古越人墓葬。(18)则印度人自安海北行，过安平桥达金鸡桥，可到南安的丰州，今泉州未建城时，子城系在丰州，印度人来泉共住在今泉州西南、西北，故有“石笋”与“祭坛”两个遗址。那时印度人的商业区、住宅区，应在今泉州城的西南、西北，与阿刺伯人居住东部、东南部有所不同。不同宗教有不同仪式，划地而处，互不干扰，极有可能。在泉州西南、西北的印度人区中，有住宅、商店、寺院，极其自然。故我认为石笋东边的天地坛，应为古印度教寺所改建的，而祭坛附近亦必有寺院，以供印度人的礼拜。则这两个遗址应兴建在唐泉州城迁建以前，是极其可能的。 泉州港在唐代开元年间，迁治建城。从此，由小港变成大港，由全国性变成世界性，扶摇直上，历宋元而极盛，明代以后始衰。“番佛寺”何以不建在西南、西北，而建在泉南，这是由于商业中心的改变，印度商人必须与其他商人群居在泉南，为印人崇拜的方便，寺院改建在商业住宅附近，亦势在必然。番佛寺改建在城南乃商业中心南移的明证，故该寺建筑时间，必在泉南兴起以后，可断然也。 我们读了《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述及印度教传入广州的情况云:“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有婆罗门教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崑等舶，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19)这段记录说明唐朝开元天宝时，广州港对外贸易极盛。印度船、印度货、印度商人及印度寺，印度僧人的情形，备极清楚。则唐朝以后，泉广成为对外贸易的大港，印度教徒随着商业的发展，自广州传入泉州，必在唐朝以后。宋元时代泉南特盛。宋代《诸蕃志》云:大食巨商侨寓泉南。元庄弥郡罗城外壕记，称“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20)则“泉南”一名，流传于宋元时代，《金氏族谱》称番佛寺建于元末，毁于至正，前后不过十年。此寺石刻，备极壮丽，规模宏大，雕刻极精，远非十年所能完成；而且内乱频仍，战火纷飞，亦难于施工，故云番佛寺建于那兀纳，实足令人置疑。陈达生同志的大作中，有“那兀纳与番佛寺”一节，(21)称那兀纳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杀阿迷里丁，接管亦思巴奚部队，至二十六年(1366)为陈友定擒杀，历时四年零四个月。史称:西域那兀纳，回寇那兀纳，则那兀纳为西域回教徒，似无可疑。印度亦有回教徒，但回教徒不可能建印度教寺，实有矛盾。 这确是一个困难问题。陈同志把那兀纳解析为阿刺伯人，番佛寺即回教寺，撒金豆为回人风俗。但番佛寺池边的石刻，完全是印度教石刻；把番佛寺说成为回教寺，寺内并无“番佛”可言。故我仍认为番佛寺为印度教寺为宜。 至于那兀纳是否印度人，他在战争中是否会建“番佛寺”，亦有怀疑的可能。印度教徒何以能与回教徒联合作战，也难理解。我认为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形势迫使他们联合对敌，亦有可能。蒲寿庚、郑和等政治家，既可为回教信徒，亦可为佛教信徒，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回、佛既可兼信，回、印何独不然。为求外族人民的团结，以共同对付元朝，他们结成联盟，并非绝不可能，即宗教服务于政治。此问题的解决，有待他日史料较多时继续探讨，故陈同志仍云“此番佛寺或即印度教之俗称”，亦未敢决断认为“番佛寺”为回教寺。 但我相信泉州南门的清净寺址，为回教寺重地之一，他日必有解决之一日。印度人能否作为亦思巴奚军的领袖；回教内部是否因教派不同而分裂为二?所有这些问题，均有待将来进一步的探讨。 四、泉州印度教史迹的意义 泉州有三个印度教史迹，已如上述。泉州港盛时，有印度商人居此，文献已可征引，这里尚有人提出，男性生殖器崇拜是否为印度人所特有?印度人的原始宗教为多神的偶像崇拜，她与回耶独尊一神，截然不同。即佛、印同为偶像教徒，所拜的偶像亦绝异其趋，佛教拜的是人像，如释迦、观音等，印教拜的是神像，特别是最大的湿婆神(SIVA)，湿婆神形状不一，有用神像，有用“林加”(LINGA)，印度人除信湿婆外，还信有梵天、比湿拏三位一体的神像。印度人认为湿婆为“宇宙威力之神”，男性器官为生殖的主动者，他可使生命永远存在，而生生不已，故称这种思想为“生生主义”。女性受胎为生殖的功能，若一女子不能受胎，为终生的缺憾，必求助于湿婆这个神明，农民欲得丰收，牧民要得多畜，商人要得多财，工人要得多器，均须崇拜林加，则崇拜林加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其生命力极强，一直延续至今。 教寺的建筑，须赖商人，那兀纳总番舶，为泉巨商，故能造此堂皇富丽的“番佛寺”。其遗物中有立姿雕象，吴先生定为比湿拏神像(115图)。(22)此外还有石柱、石龛，亦刻有变形的生殖器称为“磨盘”，为男女性结合的象征，(23)与石笋全然不同。所有这些石刻都带有极其浓厚的印度作风。而石刻中，亦留有印度故事与中国花草，为中印文化的结合。 印度半岛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都有印度教的崇拜。这种宗教对印度社会仍有深刻的影响，从思想到生活，都有其烙印。印度贱民仍如美国的黑奴，遭遇凄惨，但愿有一天贱民与寡妇都得解放，享受幸福的人生。 中印、中南关系悠久，这种传统的历史友谊，已为泉州历史文物所证实，这三座印度教文物古迹，实与清净寺相同为泉州交通史迹。印度教寺已被毁，希望吾政府对这全国唯一的印度教寺，予以恢复，供人参观，以表示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中南人民友谊长青。 庄为玑同志: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庄为玑:《泉州文物调查初集》1954年复写本。又见吴文良:《泉州对外交通石刻集》序言。 ②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59。科学出版社。 ③《清源金氏族谱》手抄本，厦大历史系资料室存。 ④陈达生:《关于元末泉州伊斯兰教研究的几个问题》(宁夏回教史讨论会油印稿)。 ⑤清乾隆本《晋江县志》卷二规制志水利。 ⑥清乾隆本《晋江县志》卷十五古迹条。 ⑦恩·克·辛哈:《印度通史》第一册，页61-62商务本。 ⑧同上，第十一章印度的交通条，页331-348。 ⑨同上，第五章第二节佛教，页90-97。 ⑩英人瓦尔的《性与性的崇拜》O·A·WALL“SEX AND SEX WORSHIP”附图版。 (11)常任侠:《印度和东南亚美术发展史》页2。1980，上海美术社。 (12)马可波罗及伊本巴都他的游记。 (13)见1980年5月15日的调查记录(草稿)。 (14)朱天顺:《原始宗教》，页50-53。 (1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中华本。 (16)见《法显传》、《魏书》(乌苌传)、《梁书》(扶南传)，及注③。 (17)张东民:《性的崇拜》1927年，北新书局本。 (18)庄锦清:《南安大盈西周史迹简报》，《考古》1975.10。 (19)《唐大和尚东征传》及《通典》婆罗门条。 (20)宋《诸蕃志》及清《晋江县志》。 (21)陈达生:《关于元末泉州伊斯兰教研究的几个问题》(宁夏回教史讨论会油印稿)。 (22)印度库玛氏:《泉州印度式雕刻》，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 (23)《厦大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