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泉州港，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处十分繁盛的海外贸易港。由于它的持续发展，元朝初年，著名的世界旅游家马可·波罗便认为:“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中国人民将永远引为自豪:在公元十二三世纪，从泉州港扬帆的多桅帆船，已能斩风劈浪，远航亚非印度洋、太平洋的广阔海域，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拟就当年泉州港发展中的若干侧面略作探讨，并就正于有关的专家学者。 一 哲宗元祐二年(1087)，朝廷设立了泉州市舶司。这一政治举措，固然由多种原因促成，但主要方面，还是归结于海外贸易日趋繁盛这一根本因素。绍圣二年(1095)，泉州西部永春县知县江公望，在其《多暇亭记》里说: “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办于道。”① 显而易见，作者笔下所展现的正是蕃商憧憧、舶货源源的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事实证明，从北宋后期开始，泉州港便逐渐崛起于我国的东南海隅。 宋代的海外贸易是国家垄断制度。严厉的禁榷政策，在宋初即已定型，基本结构两宋延续不变。因此，宋朝政府付给有关市舶司的市舶本钱，以及有关市舶司对蕃舶货物的抽分、和买的实际收入的大小，都能够比较精确地检测出有关港口海外贸易发展幅度的高低。 徽宗宣和七年(1125)，宋朝政府给三处市舶司以空名度牒，充作舶货的折博本钱，两浙得三百道，泉、广各得五百道。泉州已与广州平分秋色。高宗建炎二年(1128)，朝廷给度牒、师号二十万贯付福建路，十万贯付两浙路充市舶本钱②。数年之后，经广南路的请求，才付给它空名度牒三百道，紫衣、两字师号各一百道充作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牒每道售价在三十贯至二百贯之间③。师号估计稍贵。但即使全部以最高价格二百贯计算，也不过八九万贯。市舶本钱是港口经济标尺的重要一环。由此可见，泉州市舶的发展程度，一时已超轶于广州之上，跃居全国首位。孝宗乾道三年(1167)，朝廷又于福建路泉、漳、福、建州、兴化军上供银内，“截拨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④泉州港的市舶本钱，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同一时期，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八年中间，泉州“蕃舶纲首”蔡景芳一个人所招诱到的舶货，就使朝廷赚到净利多达九十八万贯⑤，年均十二万贯。建炎四年(1130)泉州市舶司抽买乳香十三等共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参照南宋初一宗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价值一百二十余万贯估算，约值几十到百万贯⑥。加上蔡景芳招诱的蕃货净利钱，这一年舶税的收入相当可观。绍兴八年(1138)，“大食蕃客”蒲罗辛一个人运抵的乳香就值三十万贯。绍兴末年，泉、广、两浙“三舶司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⑦当时两浙路市舶司已被朝廷视为“冗蠹”可罢，自然不能与“物货浩瀚”的泉、广颉抗⑧。因此，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迳作“两舶司”。既然这时泉州市舶已扶摇直上，二百万缗中大部分应属于泉州港的收入。 由此可见，泉州港设立市舶司后，在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和财政力量的支持，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交叉作用下，海外贸易急遽增长，泉州港迅速崛起。这个势头大致在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持续发展。所以，“庆元之前，未为难者，是时本(泉)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⑨，“乐郊”⑩，“乐土”(11)。 二 泉州港的崛起，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物质条件发展的集中表现。 封建社会的海外贸易港，由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水平有限，一般不可能以其港口所在地小范围为出口商品的提供地。它必须具有一定面积的腹地，借以集中所需的物资。而由于交通运输手段的落后与零碎，腹地的面积也不能过于广阔。宋人李文敏咏泉州云:“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12)是哪三州?为什么只强调这些州军?我以为三州就是指泉、漳州和兴化军。福建路东南沿海的这些州军，历史上曾统辖于泉州，有着经济文化上长期联合的传统共同性。分治之后，仍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此外，唐代前期陈元光率军开辟漳州，季年王潮、王审知率领农民起义军进驻泉州。据传他们的队伍绝大多数来自河南道。因而这几州之间，还有着居民地缘、血缘、风俗习惯、传统心理以及地方语言各方面的共同性和固有纽带。唐季以降，这几个州军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纳土归诚宋朝之后，在国家重新统一的和平环境里，平原谷地普遍得到开垦，岗峦坡垅也布满梯田，水田植稻，旱地种禾，两宋之交，稻麦连作制又已确立，耕作的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桑麻、木棉、葛苧、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这一片亚热带土地上广泛栽种。手工制造业如陶瓷、造船、纺织、冶铸等行业，也有较快的进步。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人口却增加得相当迅速。两宋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就整个福建路来看，从徽宗崇宁元年(1102)的一百零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九户，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激增至一百三十九万五百六十六户，增加三分之一。福建路沿海各地，一向粮食不能自给。“自来系于两浙西路，贩秀州、华亭等处米斛为业，每船数百石或千石。”(13)泉、漳州及兴化军，又“民赖广米接济”(14)。随着人口的急遽膨胀，农业方面粮食生产的落后状况愈趋严重并继续恶化。地方国民经济结构上的这一大缺陷，必然使地少人稠的沿海州军的经济动向，往以下二首诗歌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林凤《泉南风物》: “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荖叶送槟榔。泉南风物良不恶，只欠龙津稻子香。”(15)谢履《泉南歌》: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16)前一首诗实际是说，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不振，而以织吉贝为象征的手工业却得到进步。后一首诗着力指明，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因地制宜，促成了航海事业的蓬勃向前。 泉州港崛起的过程，正是社会经济的这一畸形状态继续发展的过程。根据宁宗、理宗之际任提举福建路市舶职务赵汝适的《诸蕃志》，泉州港出口商品，绝大部分是各种手工业产品，部分是中药材与矿产，农产品只占极少数。出口商品的这个构成，恰恰反映了当地的经济背景。其中奥秘，盖在于此。 瓷器(外销十四个国家或地区)与锦绢(外销十八个国家或地区)是出口品的大宗。徽宗崇宁四年(1105)，泉州纲首李充取得两浙路市舶司的公凭，前往日本国贸易。公凭上载明出口品为“象眼四十匹，生绢十匹，白绫二十匹，瓷碗二百床，瓷碟一百床。”(17)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二种手工业品，在泉州及其腹地，都有较发达的生产。泉州所属的德化县瓷窑以烧造白瓷闻名，县境内有宋窑三十五处，南安县发现的宋代瓷窑近五十处，永春、同安、安溪各县以及兴化军的莆田、仙游县，漳州的龙海、漳浦县也有宋代瓷窑分布。唐宋时期，泉州是遐迩驰名的“泉缎”之乡。唐末大诗人韩偓《卜隐桃林场》(后建为永春县)，诗云:“桑梢出舍蚕初老。”其《南安寓止》诗又云:“枳篱茅屋共桑麻。”小溪场(后建为安溪县)“土之所宜者桑麻谷粟”，“民乐耕蚕。”(18)所以，五代时，泉州便有“台馆翚飞匝郡城”，“千家罗绮管弦鸣”。一派锦绢辉映，歌舞升平景象。(19)北宋苏颂在《黄从政宰晋江》一诗中云:“绮罗不减蜀吴春”。(20)绮罗成了用来普遍装扮“海滨邹鲁”游春踏青人群的物质手段，其产量可想而知。前些年福州郊区南宋黄升墓葬出土一批纹丽质薄的丝织品，织品上有“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字迹；死者父、翁又先后任职于泉州市舶司、南外宗正司，这批织品无疑地是“泉缎”精工巧织的物证。 善于制造海船，也是福建路沿海州军人民手工制造业的一个突出成就。吕颐浩在《论舟楫之利》奏疏中，曾根据调查结果作出评论说: “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21) 其实，“福建船为上”还有另外的成功条件，这就是它的造船工艺精湛先进。泉州港后渚宋船提供了一个实物标本:尖底；十三个水密隔舱；舷侧三重板，底部二重板，除采用高低榫勾合外，又用铁直钉、钩钉钉合，板缝填塞麻丝、竹茹，粘以桐油灰；三桅。这就保证船只牢固，抗风浪力强，吃水深，劈水有力，航速较大。所以，北宋朝廷遣使去高丽，必“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22)说明福建造船技术精湛，得到朝廷的赏识。此外，福建沿海各地私人造船工场不少。“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23)数量也多。单福州长溪县，“海舟之隶于邑者数千艘。”(24)泉州、漳州自宋初土产即有“海舶”项目。沿海船民长年海洋航行，积累丰富的航海经验和驾驶技能，“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25)“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26)所有这些条件，都使得福建海商船队拥有远航海外的物质优势，能够胜任于按预期目标进行远洋航行。赵汝适莅泉后已经看到《诸蕃图》，航海图上已“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的测绘。(27)他在《诸蕃志》中能翔实准确地记载从泉州到达各有关海外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航程，又指出“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28)这是泉州港船队装备精良、经验宏富和航海技术成熟的明证。 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后，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市舶的政策，也对泉州港的崛起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鉴于泉州港蕃舶辐辏形势的到来，徽宗政和五年(1115)，宋朝政府设立泉州来远驿，并拟定对贡使人员用伎乐迎送犒设津遣等则例。早在崇宁二年(1103)，宋朝政府即令泉州市舶司招徕海外国家“前来进奉”(29)。来远驿的设置正是为了接待有关国家或地区的使节与蕃客。同时，宋朝政府又规定从泉州到汴京路上所经州军，地方官员应给予隆重款待。估计就在这时，泉州来远驿的官员便在泉州所属晋江县的围头湾、深沪湾、泉州湾及其北侧惠安县的崇武半岛多处港口，设置“往东京大路”的花岗岩指路碑，使蕃舶靠岸后不致迷失方向(30)。绍兴二年(1132)，福建提举市舶司奉命移至泉州，朝廷又责成它:“务要招徕蕃商，课额增羡。”(31)对泉州港的委寄愈益严峻。为此，泉州市舶司着实采取了有力步骤，鼓励海商放洋，招徕善舶。绍兴六年(1136)，“知泉州连南夫奏请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32)于是，经朝廷批准，这年八月，给大食蕃客蒲罗辛特补承信郎，“赐公服履笏”(33)。十二月，也给蕃舶纲首蔡景芳补承信郎，以资奖赏。宋朝政府又特意嘱咐蒲罗辛:“令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綵。”这确实是“存恤远人，优异推赏”(34)的特殊政策。 从绍兴十四年(1144)起，又获准依广州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时，由市舶司提举官同守臣设筵席犒劳饯行，给予崇隆的礼遇。诸如此类，确实给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带来促进作用。截至绍兴后期，来泉州通商的国家或地区，已达十多个(35)。又截至宁宗开禧二年(1206)前，便累计多达三十一个。再截至嘉定末年，累计又增至五十八个(36)。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扩大，泉州港的政治待遇也相应得到提高。乾道三年(1167)，占城使者，淳熙五年(1178)，三佛齐使者先后北上进奉，宋朝政府均“诏免赴阙，馆于泉州”(37)，泉州港一时间成了进奉国的终点站。 封建社会充满着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宋朝政府在各贸易港并未曾施行统一的海外贸易政策。绍兴二十九年(1159)，曾出任提举市舶司的张阐即指出:“初无一定之法”，“待夷夏之商或同而或异，立赏刑之制或重而或轻”等等，互为异同。因此，“奸吏舞文，远人被害”(38)的现象也就乘虚发生。其结果必是:“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指泉、广、两浙)亦迭盛衰。”(39)大食蕃客蒲罗辛、蒲亚里在泉、广的迥异遭遇，就是一个生动例证。绍兴元年(1131)，蒲亚里载运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角三十五株到广州，估算价值五万多贯。依泉州市舶司则例，当补官。但广州市舶司不但不予官职，在“给还蒲亚里本钱”(40)问题上，肆意克扣，“官吏并缘侵刻，讼久不决。诏公(王师心)同御史往广州即讯，狱乃竟。”(41)在这期间，广州地方的武官右武大夫曾讷，又从另一角度算计蒲亚里，“利其财，以妹嫁之。”(42)直到绍兴四年(1134)，蒲亚里才拿到本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匹帛”一批。不料，七月初忽又被几十名武装强盗上船劫走，当场砍伤蒲亚里并杀死其蕃仆四名。(43)蒲亚里的坎坷道路，只能说明广州港市舶司已经进入充分腐朽时期，正使自己转化为海外贸易的障碍物，也就只好拱手把海外贸易的黄金岁月让给泉州港了。 建炎初年，高宗决定将大批宗室人口迁入福建，分别安置于福州与泉州。之后，又决定以临安为行在。这就使泉州港受纳的大批海外的奇香珍药与其当年最大的购买力集团大大缩小了运输上的空间距离，而且由于南外宗正司的直接驻入泉州城，导致泉州港迅速扩大海外贸易有了无法言谕的紧迫性和物欲感。建炎中宗子三百多人，嘉定中增至二千多人，绍定中又增至三千多人。这些侈糜相尚、寄生成性的皇族人口，是高级蕃货的重要消费者。此外，随着福建城乡人口的增长，他们对舶来品的需求量也自然地扩大。如降真香，“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之如燔柴，然其直甚廉。”(44)麝香木，“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45)槟榔“食之可以下气”，人人食用，单这一宗，“泉广税务岁收数万缗。”(46)蕃货市场的发展，是促进海外贸易的一个有力因素。 按照宋朝政府规定，广州至临安的香药纲运期限为六个月，泉州为三个月(47)。估计这是以陆运为基础的行程期限。南宋以后，福建香药，细色纲(真珠、龙脑、犀角、象牙、紫矿之类)走陆路，粗色纲行海路。据宋人的记载，海船顺风，“闽中荔枝，三日到永嘉。”(48)“四明海舟自福唐来，顺风三数日至。”(49)以此为基础，依现代实测海浬，自泉州至庆元府约需九日。然后换装江船，从庆元府城下循浙东运河至杭州。浙东运河全长约四百六十多里。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宋朝政府订立浙西水运行程，平江至杭州三百六十里，计八日程，日均航行四十五里。(50)浙东运河有堰七处，稍事耽误，约需十一二日。所以，略计自泉州港发纲，顺风二十日左右即可将香药纲运送抵行在。这是相当快的航运速度，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重视。 两宋之交，华南各地掀起社会大动荡浪潮。其中有农民的反抗斗争，也有地主武装或盗贼集团的滋事扰攘。广东北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交叉三角地区，“剑槊不能胜，旗牓不能绥，垂二十年。”(51)在南海、东海海域，自绍兴五年(1135)以后，朱聪、郑广、林元、刘宁等支海上武装船队，首先在广东起事，逐渐向北蔓延。他们“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船，市舶司上供宝货。”(52)对泉、广二舶司的海外贸易带来不少麻烦。“番禺为广东都会，多富商大贾番客之家，号为富庶。”“故为盗贼垂涎之地。”(53)郑庆船队在滋扰珠江航道之后，于绍兴五年(1135)进而北上围攻广州东郊的扶胥镇，直接威胁广州的安全。当时刘宣自江西南扰揭阳，郑广、周聪抄掠南海江道，曾衮据惠州釜甑山，其余自称大王、太尉、铁柱、火星、飞刀、打天名号的武装队伍为数尚多。所以，广州香药纲运翻越大庾岭顺赣江北运的路线，安全保障较少。闽粤赣三角地区的长期动荡，使赣江流域纲运常处于困难境地。当时“以舟楫为生者，或夺纲运。”(54)因而这条自宋初以来就是南海香药纲北运干道的继续使用成了问题。估计南宋初年开始，广州的香药纲也会象粮纲那样走海线以达临安(55)。然而南海海域武装船队滋扰事件，较之泉州港外东洋海面更为频繁。这也可能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泉、广二市舶司的盛衰变化。 三 泉州港包括三个港区，北为泉州湾，中为晋江尾闾，南为围头湾。 晋江汇集德化、永春、安溪及南安各县支流，自西北朝东南流经泉州城外。泉州城傍江呈鲤鱼形，鱼嘴朝南饮江，有镇南门，又名南关，是泉州港的主港口。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庄弥邵作《罗城外壕记》，说: “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旧有镇南门，门之外有河，跨河为桥。流东西贯直南，并受潮汐。” “南门桥鼎建崇楼，仍匾镇南。潮流参错其冲要，渔歌响答于阛阓，吞吐溟渤，雄视东南。”(56) 镇南门外，潮汐上下，云帆鳞集，直到元初，仍然为泉州港的主港口。镇南门内一带，宋时是中外海商丛聚街区。市舶司、来远驿以及清净寺，都集中在本街区或附近。镇南门外沿江南下，离城约十里，宋代为法石港。当时港道深阔，能泊众多帆船，因此法石也是蕃商的一处居留地。南关和法石同是重要的贸易港区。刘克庄《泉州南郭》诗特别强调说:“惟有桐城南郭外”，“海贾归来富不赀。”(57)是真实的写照。 围头湾在泉州城西南方向，呈葫芦状，前丰后削，湾口深广，半腰以下为狭长港道，从湾口向内进深达六十华里以上，能住泊大批船只。湾壁北侧，最前为围头半岛，有围头草市，腰部有东石港，底部有石井港。据清代嘉庆时东石人蔡永蒹续补的《西山杂志》，盛唐时东石豪贾林銮的船只已到渤泥经商。稍后，另一商人王尧也航抵其地并运回木材，为林銮建造载重二至四万石的海船。当时从东石北邻的湾海至泉州城，沿途驿铺或草市不少，如畲店、池店、新店、五店市等。《西山杂志》原续部分已相混淆，不易辨认。但唐人已知有渤泥其地(58)，东石商人海船交通渤泥当有可能。 宋代以后，东石衰落，石井崛起。 石井原称湾海，宋初安金藏族人移居此地，故改称安海。北宋为安海草市。由于它是围头湾底部一个重要津渡口岸，又称为石井津(传说龙山古寺有东汉石井古迹，因名)。当时，来泉州贸易的海船常常从围头湾这个东南敞口的“州海道门户”便利南海归帆，少走从围头至泉州城的一百三十里海道，港湾深阔，又易于避风着眼，多来石井港住泊。“客舟自海到者，州遣吏榷税于此。”(59)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建炎四年(1130)，宋朝政府在此设镇，以迪功郎任监税兼烟火公事。从此，这个泉州港仅次于南关港区的港口，进一步建设和日趋繁荣。 南宋初年的造桥热潮是这一措施的集中表现。 原来晋江流域的开发，自北而南。南北朝、隋和唐前期，上游首先得到垦殖，所以武荣州设治于上游的谷地丰州。盛唐前后，中下游才逐渐垦殖。景云年中，新命名的泉州便移治于清源山下今址。北宋后期开始，晋江县南部居民点有了较快的增长，滨海滩地、盐咸地的淡化事业有了较快的扩展。陂洋陂的修筑是有力的水利建设。神宗熙宁年中，县令危雍继修筑烟浦埭之后，又修筑陂洋陂，截住自南安县白石五峰以南及晋江县九十九溪大小水流，分溉县南下浯、沿江、吟啸、潘湖、池店、新店、沟头、下埭、陈翁、孤帆十片谷地约一千八百顷田地，对晋江南部农业的发展，起了不能低估的作用。孝宗淳熙七年(1180)，又进行加固和配套工程的建筑，修成支流小陂五所，斗门七处。陈凯在《陂洋塘记》文中指出该陂灌区内的生产状况说: “凡诸港、浦、埭、塘，皆古人填海而成之，所谓闽在歧海中也。沿海之民，则鱼鲜蠃蛤为业。其沿港、浦、埭、塘而居者，泉无源，田易涸，呰窳而资生。陈坑之民织竹以为器，龟湖之民细布而善酿，下浯之民织席榨油，沟头之民陶瓦砖，拱塘之民线猪。瘠土食业，不以传女壻。”(60) 显然，晋江县南部农村中封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在急遽膨胀起来的海外贸易业的刺激下，形成以手工业为主体，按自然聚落为基础的经济分工群体。造桥热潮的产生，就是要把这些群体连缀到泉州港有关港区形成商品物资的运输网，以利于出口装运。 两宋时期，泉州港所在的晋江县，先后建造各类石桥四十二座。其中南宋时期的有二十七座。绍兴年中是造桥热潮中的高峰，共造桥十三座，长桥居多，总长度达五千五百三十三丈，即三十六华里多(其中二座长度不明)，年均造桥一华里以上。王十朋《石笋桥》一诗，曾这样评论当时的桥梁: “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舆肩走騋牝。” 诗人把泉州港的造桥旨意灼然点明，经济运输的重大意义跃然纸上。依照桥梁的空间分布，以石井港为支点，不少桥梁对它形成幅射格局，如顺济桥、建隆桥、梅溪桥、瓷市桥、古陵桥、陈坑桥、普利大通桥、安平桥以及东洋桥等，以便利于向石井港运送物资，又较快地从安海港将香药舶来品转送泉州城。其中尤以安平桥为突出。安平桥横跨于围头湾底部安海与水头之间，长八百十一丈，合5.4华里，始建于绍兴八年(1138)，中辍，二十一年(1151)，新任知州赵令衿亲自主持并使之竣工。“天下无桥长此桥”，飞虹卧海，使漳州的物资不必绕路，顺畅地经此桥送达港口。二十二年(1152)，赵令衿又建成东洋桥，长六百六十丈，跨越石井(安海)与东石之间的湾面，从而使石井镇与围头湾北侧沿海并成一线，大大便利于围头半岛、深沪湾一带物资的集中和运输。 南宋前期海外贸易的长足发展，石井镇蕃舶涌腾，商客麕集，市容大为改观。“安海于宋全盛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61)这已经名符其实是海滨雄镇、湾底重城了。为了保护这一通商港口的安全，宋朝政府于绍兴十四年(1144)在湾口南侧的下坊村设立石井巡检司。嘉定十一年(1218)，真德秀知州，又请设围头寨(经准于宝盖山建寨)。其申文说: “欲创立小寨，约以百人为额，上可接永宁，下可接烈屿；前可以照应料罗、吴屿等地，内可以控捍石井一带港口，实为冲要。”(62) 这样就在围头湾口南北有了宝盖寨与巡检司相互对峙，夹护石井港，对其海外贸易，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宁宗庆元之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逐步下降。嘉定年中，舶税岁入十多万贯，较前大为减少。主要原因在于泉州地方官员对蕃舶肆意掠夺:“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63)因而蕃舶就易处住泊。嘉定十年(1217)，真德秀、赵崇度分别出任泉州知州、提舶后，即着手整顿，“罢和买，镌重征”。当年来舶十八纲，翌年增至二十四，再年增至三十六。但是，真德秀等人离职后，地方官员旧态复萌，海外贸易再度下降。绍定四年(1231)岁入才四万多贯，次年也才五万多贯。从此进入衰退时期。其中奥秘在于:“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舶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64)因此，尽管真德秀二度莅泉任职，也采取措施加以整顿，而且泉州市“舶司拘于岁课，每冬津遣富商，请验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点发，”(65)强迫放洋，仍然无法根本扭转局面。 泉州港北起泉州湾南迄围头湾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上，可供住泊卸货的港澳颇多。因此，伴随着泉州衙门与泉州市舶司残酷攫夺的加剧，“漏舶”事件也必然相应地增加。石井镇的蕃舶住泊数量因之也会趋于下降。淳熙十五年(1188)，大海商王元懋的蕃舶回州，载有“沉香、真珠、脑麝价值数十万。”原应顺海道进入石井港，却偏以小舟偷载至深沪湾水澳(寨名永宁)卸货，躲避市舶司的抽分与和买。(6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泉州衙门为了争夺蕃商来舶，竟至对他们实行偏袒保护政策，贾胡犯禁，即纵之使去，也无济于事。咸淳年中，蕃商蒲八官人依然“漏舶”。显而易见，千方百计回避重征，已成为舶商的赢利窍门与斗争焦点。泉州市舶司严加监督的南关港与石井港就会被中外海贾视为畏途。 南宋前期，泉州大海商多为本地人，如王元懋、朱纺、杨某，都是百万巨富。中期以降，本地海商“破荡者多，而发舶者少”，海外贸易的优势潜移默化地转到“贾胡”手中，就中尤以蒲蕃海商为重要。如理宗初年蒲开宗已是承节郎，蒲罗辛、蔡景芳于绍兴六年(1136)各因向宋朝政府提供了大量舶货、舶税而获承信郎，蒲开宗也必是在海外贸易上较他们作出更大贡献而得更高爵赏。蒲寿庚于咸淳末年被宋朝政府授予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年中，进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事务，都是明证。当时贾胡聚居于南关与法石，如南毗国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泉之城南”，波斯湾上施那帏蕃商，也“居泉南”。蒲寿住法石山。距南关东北方向十多里为泉州湾，法石则与之毗邻。泉州湾海面广阔，当时水深在七公尺以上，可供较大帆船住泊。南宋季年之前，已有海船在使用这处港湾，蒲蕃海商勃兴后，促进了对泉州湾的开发。当时蕃商拥有数量不少的海船。例如，“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67)南宋末年，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也拥有自己的船队。景炎元年(1276)，赵昰兄弟、张世杰航海抵泉州，因船只不足，“乃掠其舟”。(68)由此可见当时泉州海外贸易大概由蕃商垄断。因此，蕃商的船队当然要就近住泊于湾面开阔水深的泉州湾。蒲开宗于淳祐三年(1243)，重修濠溪上的龙津桥，六年(1246)又重建长溪上的长溪桥。濠溪与长溪为注入泉州湾的主水洛阳江上游的支流。蒲开宗之出资修建当地桥梁，显然与改善泉州湾港区的运输相关。后来蒲寿庚又在泉州湾海边岸上建望舶楼: “望云楼在(泉州)城东北三十六都海岸。宋季蒲寿庚建，以望海舶。”(69) 明代三十六都有普月铺(法石石头街在内)、后渚铺(泉州湾西岸后渚港在内)和临海铺三铺四十一乡地。楼早已倾圮，地址不明。楼名应为海云。据《重建清源纯阳洞记》元代石刻，蒲寿庚又称“海云平章”可证。蒲寿《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诗云: 倚阑心目净，万顷一蘑铜。欲画画不得，托言言更穷。 阴晴山远近，日夜水西东。此意知谁会，鸥边独钓翁。 诗篇所写海景山色，只有碧波浩淼的泉州湾，山色远近，鸥影高下，心怡目净，才符合诗意。蒲蕃海商向有在海岸港口建筑高层楼塔以望海舶的习惯。其居广州时，宅后即建高塔，“岁四五月，舶将来”时，便登塔祈风望舶。(70)蒲寿庚建海云楼，正表示蕃商舶纲积极使用泉州湾，以此作为他们海外贸易的吞吐港。蒲寿庚降元后，仍被委为行中书省于福州或泉州的左丞、参知政事等职。至元十五年(1278)并受诏招谕“诸蕃国”(71)。至元二十一年(1284)，仍被委为泉州行省左丞。从南宋季年蒲寿庚掌管泉州市舶司，直到元初仍任职于泉州，并受命“招谕诸蕃”，因之泉州湾港口的使用进一步扩大。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元朝政府“令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凡二万，……发舟千艘……。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72)这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集结，兵二万，舟千艘，一次集中于泉州湾后渚港。后渚港的规模于此可见。它作为世界东方的大港口，首次赫然地载录于中国古代的史册。泉州湾北部的吴宅(今名梧宅)港也被元代的航海家所著录。汪大渊《岛夷志略·古里地闷》条云:“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进一步说明泉州湾诸港口，正是元代外国旅游家(如马可·波罗、伊本·白图太)所指的“世界上最大之港”的刺桐港。所以，泉州湾的开发和成长，掀开了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傅宗文，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何乔远《闽书》卷五五，《文莅志·令·永春县》。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建炎二年五月丁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均记作给闽浙二司“度牒直三十万缗，为博易本。”《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二作“给度牒师号一十万贯付福建路，十万贯付两浙路。”语意累赘，显然有误。当是误抄所致。 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五，《祠部度牒》。 ④《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九。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六年十二月丁未。 ⑥《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香》，卷四○四《张运传》。 ⑦《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六。 ⑧《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八。 ⑨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十五，《申尚书省请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 ⑩上书卷十七，《再知泉州谢表》。 (11)刘克庄《后村全集》卷六十八，《胡侁知泉州制》。 (1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泉州·景物》下引。 (13)叶梦得《石林奏议》卷十五，《申枢密院乞下浙西沿海州县权暂禁止贩米以绝朱明粮食状》。 (14)刘克庄《后村全集》卷一四三，《颜颐仲神道碑》。 (15)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二十六，《食货·物产》。 (1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福建路·泉州·诗》。 (17)〔日〕三善为康《朝野群载》卷二十，《太宰府附异国大宋客商事》。(转引自《中国陶瓷史》第3 09页) (18)《嘉靖安溪县志》卷七，詹敦仁《新建清溪县记》。 (19)《全唐诗》卷七六一，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侯招游郡圃作此》。 (20)《苏魏公集》卷七。 (21)《忠穆集》卷二。 (22)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 (23)《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三七。 (24)楼钥《攻媿集》卷一○九，《宋晋之墓志铭》。 (25)廖刚《高峰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 (26)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 (27)《诸蕃志》自序。 (28)同上书卷下《海南》。 (29)《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 (30)指路碑祥情见《泉州文史》第四期，陈允敦《“沉东京，浮福建”考辩》。 (3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绍兴二年九月庚辰。 (32)《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香》。 (33)、(34)《宋会要·蕃夷》四之九四。 (35)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十六，《泉州东坡丛葬番商记》。 (36)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37)《宋会要·蕃夷》七之五○，《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三佛齐》。 (38)《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六。 (39)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40)《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四。 (41)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王师心墓志铭》。 (42)《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 (43)《宋会要·蕃夷》四之九三。 (44)《诸蕃志》卷下，《降真香》。 (45)同上书卷，《麝香木》。 (46)同上书卷，《槟榔》。 (47)《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 (48)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二，《静晖楼前有荔枝一株》原注。 (49)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一，《新荔枝四绝》。 (50)《宋会要·食货》四四之一。 (51)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二，《薛弼墓志铭》。 (52)李纲《梁谿全集》卷八十二，《论福建海寇劄子》。 (53)上书卷一一七，《与秦相公书》。 (54)李光《庄简集》卷十二，《应诏论盗贼事宜状》。 (55)《宋会要·食货》四○之二○，四三之一八，四七之一六。 (56)方鼎《乾隆晋江县志》卷十六，《词翰》。 (57)《后村全集》卷十二。 (58)樊绰《蛮书》卷六。 (59)方鼎《乾隆晋江县志》卷二，《城池》。 (60)何乔远《闽书》卷八，《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 (61)(明)佚名《安平志》。 (62)《真西山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63)《真西山集》卷四十三，《赵崇度墓志铭》。 (64)《真西山集》卷十五，《申尚书省乞拨度牒添助宗子请给》。 (65)《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四。 (66)洪迈《夷坚志》三志巳，卷六，《王元懋巨恶》。 (67)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佛莲家资》。 (68)《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本纪》。 (69)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七十三，《宫室》。 (70)岳珂《程史》卷十一。 (71)《元史》卷十，《世祖本纪》。 (72)《元史》卷二一○，《爪哇》。《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作“用海船大小五百艘，军士二万人。”未知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