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中，福建涌现许多爱国人物。陈庆镛是一位力主抗英，怒斥投降派，赢得“直声震天下”的鲠直爱国谏官。然而，当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闽中南农民起义爆发后，他却回乡创办团练，积极参与镇压活动，为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效劳。 本文拟就陈庆镛一生的历史活动，特别是他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作一初步述评。 (一) 陈庆镛(公元1795-1858年)字乾翔，号颂南，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今泉州市西郊)塔后村人。他少时就胸怀大志，努力攻读儒家经书。主管文教科举的礼部侍郎韩树屏巡学闽省时，陈被目为“国士”。① 陈庆镛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进士，登上仕途，历任中央和地方的文教、户粮、工程、言谏、监察等官职。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黄爵滋、邓廷桢等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开明封建官僚、禁烟抗英派一样，陈庆镛重视民力，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抗击英国侵略。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四日，陈庆镛、黄爵滋等四十二名地位不高的南方籍京官，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一次“春禊”，提出禁烟抗英和改革吏治的主张。②在鸦片战争激烈进行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的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42-1843年)之间，陈庆镛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先后上了《认真训练水师策》、《武营积弊疏》、《海疆防堵疏》、《请查冒军需疏》、《整饰戎行疏》等重要策论和奏疏。③这些策论奏疏，针对清朝政治昏暗，军备废弛，营伍紊乱，官兵养尊处优，平素无全训练，武艺低劣，临阵奔溃偷生；各级将官贪赃枉法，舞弊营私，冒领军饷，大饱私囊；各种军械、火器和战舰朽烂不堪，无法操用；无视厦门、南澳等海港岛屿在保卫海疆上的门户作用，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等积久的严重弊病，要求清廷彻底加以清除，大力改革政治和军事，颁旨谕令各省督抚和提镇，“妥定章程，以其实济”，使官兵有章可循、革心洗脸，不再重犯；认真监造各种精良武器，严格选拔将帅和训练水陆各营兵卒；振作士气，抗御侵略；加强防卫海疆门户，严禁奸民勾结外国侵略者干预地方民政。可惜陈庆镛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建议，未能被清朝政府所接受施行，以致战争一败再败，终于完全沦为资本主义列强共同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鸦片战争中，陈庆镛时刻关注前线，热情讴歌抗英官兵和死难烈士。浙江定海战役，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同时殉难后，他写诗歌颂坚守舟山的葛云飞身先士卒，奋力“死战”。④赞扬郑国鸿之子郑鼎臣“毁家为其父报仇”。⑤为王锡朋撰写神道碑文，详细介绍其生平战绩，感慨道:“诚使天下多得如公数人者，何患英夷不剪灭哉!”⑥特别是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在上海吴淞战役壮烈殉国后，陈庆镛更是满怀肺腑衷情，写了不首《题陈忠愍公化成遗像》长诗，生动地再现吴淞激战的壮烈情景和陈化成身先士卒，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为国牺牲，死得其所，受到万代人们的敬仰怀念，是最幸福的人。诗赞道:“君不见‘陈老佛’(陈化成慈爱士卒，被称为‘老佛’)，手执红旗呼战士，以一当十皆奋起。炮声人声震百里，夷人当之皆披靡。火轮辟易不敢驶，自卯接战已一止。众军环视失角犄，况复溃散无律纪，败军之将公所耻。整饰孤军气倍蓰，目眥尽裂发上指，力殉疆陲报天子。同时岂无操兜鍪，纷纷奔骇不可论!维公慷慨誓灭身，名登明堂图麒麟。俎豆馨香奉公祀，始信公非薄福人!”⑦上海典史杨庆恩继踵陈化成，死难吴淞，陈庆镛又写诗颂扬道:“杨尉一介防吴淞，楼船直下声咚咚。指日灭贼贼反噬，捐生赴义词从容。”“旷世德型共一辙，气如河岳心如铁。浩然刚大凌乾坤，明德馨香永不灭!”⑧ 鸦片战争，中国惨败，完全是昏庸腐朽的道光皇帝的投降卖国路线造成的，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余步云等人则是忠实的执行者。当英军北犯大沽口，进行要挟刁难时，身为直隶总督的皇族琦善被吓昏了，马上答应照办，并诬陷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派。他取代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后，一到广州，即全反林则徐所为，解散水勇，拆除防务，讨好英国，不发兵救援沙角和虎门战役，置总兵陈连陞和提督关天培于死地，私与英军签订《穿鼻草约》，准备“赔偿”六百万两白银和割香港给英国。奕山是道光皇帝的侄儿和纨袴子弟，任“靖逆将军”。他取代琦善到广州“督战”，终日饮酒作乐，纵兵杀掠，非但不作战守准备，反而诬蔑抗英人民为“奸细”，大肆捕杀。英军一进攻，他立即竖起白旗投降，与英私下议订《广州和约》。福建、浙江遭到英军攻击时，又不发兵救援。奕经也是道光皇帝的侄儿和花花公子，任“扬威将军”。他到浙江主持军事时，沿途逗留，游山玩水，酗酒赌博，享乐腐化，耗费军款。因不作任何战备，致使宁波、镇海、定海三镇无援，全军覆没，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阵亡。镇海战役中，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在招宝山竖起白旗投降，致使浙江总兵谢朝恩战死，抗英派的两江总督裕谦投水殉国。继任两江总督的投降派牛鉴，在吴淞战役中派人携带厚礼到英营乞降被拒绝，也临阵逃脱，一直跑到南京，使陈化成孤军无援，壮烈殉国。 这些国贼降将，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曾激起全国“人情震骇”，舆论哗然，要求严惩。为了推卸自己的罪责，掩人耳目，缓和舆论压力，道光皇帝也曾“赫然震怒”，假惺惺地谕令各省督抚将这伙败将逃官“详查确核，交部治罪”。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余步云等人“均锁解京”，“革去职任”，“圈禁终身”，“定为监斩，侯秋后处决”。为了找“替罪羊”和儆告汉官，罪责较轻的汉将余步云还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当时任刑部侍郎的陈庆镛监斩正法。⑨然而曾几何时，鸦片战争余烟未尽，这些满族皇室贵胄和卖国奸贼却又一个个“弃瑕录用”，“鞶带再加”，官复原职了。琦善依然“意侈体汰，跋扈如常”，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被起用为新疆叶尔羌帮办大臣，还意甚“快快”，不肯赴任。不久又被授三品顶戴，改任为热河都统。接着，奕经被起用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黑龙江古城领队大臣，奕山为黑龙江将军，这些人复职后又都继续大搞卖国勾当，如以后奕山与沙俄签订《中俄瑗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国。而抗英功勋卓著的林则徐和邓廷桢二人，却被谪为“罪臣”，远戍新疆不赦。 在“万马齐喑”，人人重足屏息，缄口莫言之际，唯独陈庆镛不避权贵，不畏落冠杀头危险，毅然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即将上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向皇帝上了一道震动中外的《申明刑赏疏》，⑩言人之所不敢言，竭尽一个封建王朝谏官的职责。 在这篇著名的奏疏中，陈庆镛首先引用儒家经典《大学》论天下之道在于“絜矩”(衡量道德规范的标准)，北齐政治家杜弼“天下大务，莫过于刑赏二端，赏一人使天下喜，罚一人使天下服”的话，提出赏罚严明，这是个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有识之士所重视的问题。他说:“行政之要，莫重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君上而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赏罚的标准是什么呢?“民之好恶是也”。人民“好贤而恶不善耳。倘见善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其端始于优柔寡断，其后遂以小人为国家病。”接着，陈庆镛直斥琦善、奕经等人是卖国的罪魁祸首。他说:“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水群飞，鲸鲵跋浪，为所欲为，莫敢谁何”，“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禽骇兽奔，纷纷藉藉，唯知船炮之足惊，谁复典刑之是惧”，“海内糜烂，至于此极”者，“实由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军心，助彼毒”。奕经“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顿兵半载，曾未身历行间。骋其虚骄之气，志盈意满，期于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诒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不但如此，奕经还“骚扰供亿，招权纳贿”。 对这伙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卖国贼臣和降官逃将，全国人民谁不“切齿”、“疾首”，“以为投舁之不容缓?”即使“罢斥不用”，“圈禁终身”，亦“尤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奕山、奕经是乾隆皇帝的曾孙和道光皇帝的侄儿，虽然“皇上亲亲收族，推念同气”，“幸邀宽典”，“不忍遽加显戮”，但“亦当圈禁终身，销除册档，无以诒天潢宗室之羞”。为此，陈庆镛最后强烈地向道光皇帝提出，“直道未泯，公论可畏”，要申明国法，安慰民心，必须“立奋天威，收回成命”，给琦善、奕山、奕经等人以应有的严惩。 通篇奏章理直词严，语言铿锵，正气凛然，不啻一响振聩发聋之巨雷，给最高统治者当头一轰。史称:“谏草流传，读者咋指，争以识颜色，亲謦欬为幸。”(11)“天下想望风采，无贤不肖，获一见者，自以为幸；其未见者，罔不思睹其著作。”(12)陈庆镛博得“抗直敢言”，“直声震天下”之美誉，与朱琦、苏魁要并称为天下三大鲠直御史，是当之无愧的。道光皇帝接到奏疏后，慑于公理舆论，曾说:“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等迄无成功。朕唯有反躬自责，愧悔交深，何肯诿罪臣工，以自宽解?”表示要“收回成命”，再度谕令“琦善、奕经、文蔚均著革职，即令闭门思过，以昭赏罚之平。”(13)然而言犹在耳，就是“革职”、“闭门思过”这点小小的“惩罚”也没有做到。过不了多久，琦善等人不但再次复授顶戴，而且爵禄再加，继续进行卖国和镇压人民起义的罪恶活动。 在以皇帝意志为法律的“刑不上大夫”的专制社会里，赏罚不公是必然的现象。寄赏罚平明的幻想于虚骄刚愎、反复无常的道光皇帝，是必然要落空的。然而陈庆镛却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冒死直谏，弹劾投降派，直言不讳地揭了皇帝的疮疤。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驱使，古代包拯、海瑞等清官直臣的影响，广大人民和抗英派爱国官僚的支持。陈庆镛这种以社稷为重，不顾身家安危的爱国抗直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 由于陈庆镛不畏权贵，直劾投降派，因而遭受打击排斥，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被贬为光禄寺署正。以后告假南归，从事著述。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死去，咸丰皇帝继位，诏举人材。由大学士朱琦和获赦的林则徐推荐，陈庆镛进京，仍任言谏、监察官职，补江西道监察御史，后调掌陕西道。他“既蹶再振，锐气不挠”，仍“切深恳挚，倾臆尽言”(14)地上了数十道奏章，希图兴利革弊，匡国振民，扭转颓败的社会风气。 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安定人民生活，防止农民起义，陈庆镛非常重视地方吏治。他认为县令职位虽小，却是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的地方“父母官”。县令要象西汉的龚遂、文翁等人那样，留心搞好地方吏治，奖掖农桑，兴修水利，善理狱讼，宏扬教化，使人民乐业，“卖刀买犊”。这样由一个地方推广开去，就能使全国治安。(15)陈庆镛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能身体力行地恭尽监察司法官员的职责，参与地方案件的“会鞫”，按律公正裁决，做到“轻重适均”，“感法外仁”。(16)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由于泥沙浊水淤塞，历代统治者无心修治，因而长期泛滥成灾，田园漂没，庐舍为墟，人民沦落他乡，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的安定，河南尤甚。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关心民瘼或主持过修治黄河的其他封建官员一样，陈庆镛非常关心黄河的修治。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写了一道《河防筹画疏》，(17)提出修治河南省一带河道的周详计划，建议委派治河大臣负责督修，在当年秋汛来临之前尽力搞好，做出成绩。他说，黄河是中原人民的命根子，“河治一日，则民安一日，而四海乐安澜之庆，‘盗贼’亦由兹敛迹。”易言之，人民安生，就不会发生起义了。 当时清朝因战败赔款，财政军需支绌，准许读书人纳钱资助军饷，捐买附生、举人，败坏了士风。陈庆镛针对这项科举弊政，于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二十六日上了《请停捐军功举人疏》，(18)指出举人、附生之所以“贵于世者”，全靠才学，“以诗书自致”。假如用钱捐买，“强附清流”，挤进士林，势必被寡廉鲜耻的坏人所钻营。举人若可用钱捐买，那么进士、知县、知府也可用钱捐买了。这样，“买通关节，雇倩鎗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等种种弊窦就会孳生蔓延。所以他说，“军功举人”“无益于国，徒以失士心”。“士为四民之首”，“得民心莫先于得士心”，“士心一失，则民心亦从而散矣”。“纪纲一裂，收拾甚难”。为了维系纲纪民心，陈庆镛建议立即停捐“军功举人”，“以固士心，以培国脉”，“昭示来兹”。此疏暂被采纳，“士气为之一振”。(19) 陈庆镛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相同，又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和渊博的封建学者。时人称他“少而岐嶷(聪慧)，为淹贯甄综(贯通综合)之学，不屑屑逐时好”，(20)“精研汉学，服膺宋儒”，“立德崇谊，稽撰达旨”，以求“明经致用”，“希圣希贤”。(21) 我国古代儒学，分为汉儒和宋儒两大派。所谓汉儒，又称朴学，专重训话，提倡“通经致用”的朴实学风，反对空谈义理，但后来却走向为考据而考据，脱离实际的狭路。所谓宋儒，又称理学，反对埋头训话考证，专重儒经道理，发挥“微言大义”，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纲常。两派各有长短。陈庆镛企图把汉儒和宋儒两派学说揉合起来，进行扬弃，汲取其有用的部分。他效法“通经宗孔(安国)郑(玄)，制行学程(颐)朱(熹)”的明末清初爱国学者顾炎武，自称“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竦身扶名教，愿以卫吾道。”(22)龚自珍在《已亥杂诗·别陈颂南户部庆镛》中称赞他道:“本朝闽学自有派，文字醰醰多古情。新识晋江陈户部，谈文颇似李文贞(李光地)。”可见陈庆镛是以程朱理学的言行作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绳，以汉儒严谨朴质的精神治学的，企图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的。陈庆镛是为救世振民而治学的，范围相当广泛，举凡“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和古文字学、音韵学、书法、钟鼎、文物等一切他认为对匡国济民的实际有用学问，都有精深的造诣。近代西方科技，也有所涉猎，如为闽南回族爱国军火科学家丁拱辰的《演炮图说辑要》厘订谬误。(23)他当翰林院庶吉士时，还学习满文。史称他“文辞朴茂”，“品望既高，文章又足震动一时。”(24)陈庆镛著述丰富，编撰有《籀经堂集》和补编，尚有《三家诗考》、《说文释》、《古籀考》、《齐侯罍铭通释》等著作未经刊行。 在“世人贡谀成风”(25)的清朝末代，陈镛庆秉性刚正，不但“素不为虚谀之词”，(26)不趋炎附势，奉承他人，也不喜欢别人阿谀自己，还能接受“诤友”“直言不阿”的“道义相规”。如“诤友”张石洲曾写信尖锐批评他道:“以直谏闻天下，天下仰望风采，以一瞻颜色为幸。”副了“盛名”之后，“不闻以新知相贶，所谈者皆泛泛不关痛痒之言”。“经学既日荒废，治术又不练习”，如果一旦重新执政，“亦不过如俗吏之为而已。”张石洲指出，当时天下多事之秋，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士习等每件事都要认真研究。他劝陈庆镛要“稍收敛征逐之迹，发架上书，择其于实用者一二端，究源竟委，殚心研贯。一事毕更治一事，然后于朋友中明白事理……者，相与论之。”张石洲直言谏诤的精神，深使陈庆镛“俯首”“折服”。他说:“如斯人著獬豸冠(当法官)，树立过吾辈远甚!”(27)气节修养，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方面。陈庆镛这种刚直不阿，虚心约谏，闻过勇改的精神，在封建官僚中也是少见的，难能可贵的。 (三)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惨遭资本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劫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当时福建和闽南土地兼併严重，租赋繁苛，捐税多如牛毛，加上福州、厦门被开辟为通商口岸，鸦片、洋货到处充斥，农业、手工业破产，城乡衰蔽，天灾人祸交相袭击，民不聊生，反清会党遍起。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咸丰三年(1853年)后，福建永春林俊领导的红钱会起义，厦门、同安、海澄一带黄位、黄德美领导的小刀会起义，泉北、惠南的邱二娘起义，莆田、仙游一带的乌白旗起义，一齐爆发了，革命烽火燃遍八闽大地，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福建的黑暗统治。特别是林俊起义军和邱二娘起义军互相配合，活动于古泉州府属的山区和沿海州县，屡次进攻泉州府城和各县县治，给清朝在闽中南统治的打击更大。(28)尽管福建督抚多次增兵加饷，进行“围剿”，但都无济于事。当时担任泉州府幕僚的沈储，专门负责协筹镇压林、邱和小刀会起义机宜，屡屡哀呼告急，在其所著的《舌击编》中一再说及泉州地区已到“劳师糜”，“杯水车薪”，“无米之炊”，“朝不保夕”，“山穷水尽”的窘境了。 陈庆镛是个笃守程朱之道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满汉统治者的共同利益，决定这位昔日猛烈弹劾卖国奸臣的直臣，也象历史上的抗金英雄岳飞和同时代的抗英民族英雄林则徐等人一样，敌视和要求镇压农民起义。目睹闽中南农民起义即将摇撼清王朝在福建的统治地位时，陈庆镛立即上疏，请求镇压，“洞合机要”。(29)他于咸丰三年(1853年)冬，以在职御史身份，奉诏回籍办理团练，为巩固清朝在福建的反动统治效劳。陈庆镛一回乡，立即与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王德懿、泉州知府马小峰、幕僚沈储、惠安在籍部郎庄志谦、惠安举人王忠祯等和疆吏官绅以及永春地主头子“襄团防，酌剿抚，筹经用，通道路”，建立团练总局于泉州西街，奔走闽中南各地，“悉心纡画，不避劳怨”。(30) 陈庆镛使用“围剿”和“招抚”的两手，对付农民起义军。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五日写信招降林俊，(31)但没有成功。旋于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把邱二娘“侦获置法”。为反击清王朝的镇压，夺取闽南军政重镇，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林俊率领永春、南安的红钱会起义军，联合莆田、仙游的乌白旗起义军进攻泉州城。清朝官兵苟安日久，素无准备，“懵懵无措手足”。陈庆镛“募卒登陴，婴城固守”，强迫城中妇孺“呐喊助威”，煮粥“犒师”，并飞檄各乡兵勇团练，夹攻林俊起义军，为清朝守住泉州城。林俊被迫撤离闽南，辗转闽北，准备与入闽的太平军杨辅清部会合，不幸在顺昌县仁寿桥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壮烈牺牲。林俊、邱二娘起义失败后，陈庆镛又运用分化的一手，瓦解起义军余部，“单车抵其巢，开陈利害，党羽多解散，首逆愕眙莫谁何，遂只身遁。”(32)由于陈庆镛替清朝统治者镇压闽中南农民起义尽了力量，因而“上勋勣”赏戴花翎，还准备再当候选道员。但他却于这时病逝了。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光彩的时期。 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是复杂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要掌握全面历史事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主要看其一生作为，是有利于国家人民，推动社会前进，还是危害国家人民，阻挠社会前进。过去史学家一直对陈庆镛持完全肯定和高度赞扬的态度；建国后，为突出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史学界有的同志又对陈庆镛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斥之为“刽子手”。这都是不够公正的。 陈庆镛从道光十二年登上仕途，到咸丰八年病逝的二十六年政治生涯中，所作所为都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但他早年精研学术，冀望经世致用。登仕后关心民情，注重吏治，执法身体力行。特别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力主整顿军备海防，抗击英国侵略，保卫祖国，强烈要求严惩投降派，表现出中华民族刚劲不屈的伟大气节。这些在他一生政治活动中占有很大的份量，不但符合封建国家的利益，而且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业绩。当然，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清朝统治政权出发，陈庆镛出谋划策，参与镇压闽中南农民起义，这是他的严重历史罪过。但这是历史上所有官吏所不可避免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也只占陈庆镛一生中的四年，必须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同时代专事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区别开来。 本文作者廖渊泉，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泉州第一中学历史科教员。 黄天柱，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人员。 蔡长溪，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泉州第六中学历史科教员。 ①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陈庆镛《籀经堂集》。 ②参阅陈自强《道光十六年京师的一次修春禊》，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1982年举办的林则徐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又:和陈庆镛同时或稍后的许多福州籍和泉州籍的爱国官僚，除了林则徐外，还有福州人沈葆桢，泉州人黄宗汉、许邦光、许祖淓父子等，都具有抗英爱国思想。如许祖淓在道光年间任刑部员外郎，著有《聊中隐斋遗稿》，就有几首诗表现闽籍京官的忧国伤民思想。兹录二首于下:一、《冬夜有感》:“闻道潢池尚弄兵，草中狐兔剧纵横。沉沉伙涉成何事?咄咄深源浪得名。士怯但能观赵璧，吾衰未敢请终缨。自惭藿食偏忧国，日向田间祝太平。”二、《感兴》:“饱食侏儒臣朔饥，天公位置理还微。龙能乘雾徒嘘气，蛇自怜风解动机。吃吃子云犹执戟，谆谆赵孟不胜衣。平生浪说空余子，失却邯郸故步归。” ③依次载《籀经堂集》卷1、2。 ④《籀经堂集》卷4，《正气阁春祭纪事》。 ⑤《籀经堂集》卷2，《请查冒军需疏》。 ⑥《籀经堂集》卷14，《振威将军安徽寿春镇总兵加提督衔锐勇巴图鲁刚节王公神道碑》。 ⑦载《籀经堂集》补遗卷上。 ⑧《籀经堂集》卷4，《正气阁春祭纪事》。 ⑨以上参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1978年修订本，40-54页。 ⑩载《籀经堂集》卷2。以下引言不注出处者，均见此疏。 (11)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于《籀经堂集》。 (12)《籀经堂集》何秋涛序。 (13)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1978年修订本，第65页。 (14)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于《籀经堂集》。 (15)见《籀经堂集》卷10，《送安邱王母山之任宁乡序》。 (16)见《籀经堂集》卷10，《孟年伯母温太宜人八十寿序》。 (17)载《籀经堂集》卷2。 (18)载《籀经堂集》“补遗”卷上。 (19)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于《籀经堂集》。 (20)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于《籀经堂集》。 (21)《籀经堂集》何秋涛序。 (22)《籀经堂集》卷4，《题潘季玉藏<杨忠愍公承恩图引墨迹>》。 (23)参阅《中国近代军火科学家丁拱辰》，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1期。 (24)《清史稿》卷378，《陈庆镛传》。 (25)龚显曾《亦园脞牍》引林惠常《射鹰楼诗话》。 (26)《籀经堂集》卷10，《林鉴堂太史暨龚夫人双寿序》。 (27)龚显曾《亦园脞牍》引林惠常《射鹰楼诗话》。 (28)参阅廖渊泉、刘衍坤、辛育基、曾亚雄《林俊起义初探》，泉州历史研究会1980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廖渊泉、郑景堂《反清女英雄邱二娘》，载惠安文化馆编《薯花》1983年第1期。 (29)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于《籀经堂集》。 (30)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于《籀经堂集》。 (31)招降书由沈储代笔，载《舌击编》卷50。 (32)以上见陈棨仁《皇清中议大夫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候选道员特赠光禄寺卿衔崇祀乡贤陈公墓志铭》，附载于《籀经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