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是全国著名的侨区之一。旧称泉州府，辖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及永春、德化七邑；今为泉州市，管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回归)等七个县和鲤城区，常住人口有五百多万。据统计，现在全市居住海外的华侨和外籍华人有三百二十六万多人，占全省华侨和外籍华人的一半左右。他们分布在世界九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主要是在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还有一部分分布在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泉州市人民早在唐宋时代，就有许多人飘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据清代蔡永帘的《西山杂志》记载，唐代晋江东石林銮从事航海，是经常舟往东南亚的大海商，“沿海畲家人，俱从之去”。南宋时惠安人谢履所作的《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充分说明泉州地区人民当时出国之众。元明时期，出国人数更多，如明朝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记载:“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州)、泉(州)人逃居此地。”、“爪哇国……国人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但是，泉州市人民大量出国并形成现有规模，则是在清代的鸦片战争之后。公元一八四○年后，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开始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来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城市萧条，农村破产，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更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南亚和南北美洲后，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开发，就千方百计诱骗和掠夺福建、广东等沿海人民到国外去充当苦力。因此，泉州市许多破产的贫苦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不得不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飘泊到国外去谋生或当苦力。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希拉德雷的报告: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三年三月，西方殖民者从厦门运往美洲、澳州等地的华侨，有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其中大部分是泉州地区人。一九五七年《印尼椰城永春公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刊载一篇“古山人”写的《回忆录》，叙述民国初至解放前，家乡的困境和当地人民纷纷出洋的情况说:“民(国)七(年)于今，盗匪峰起，掳人勒索，无所不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城狐社鼠，乘机敲剥。驯致闾里为墟，民不聊生。商旅裹足，五里街商业遂一落千丈。……地方扰乱日益一日，壮者散之四方，老弱任其鱼肉，遍地荆棘。尤忆当时民间曾流传竹枝词两首:自从民七至于今，百税收不禁；但使匪兵知悯我，无衣无食也甘心。‘农夫整日虑丁捐，那有工夫去种田?困极耕牛都卖了，临春无计泪涟涟。，……两次回家，均遇匪警。入夜一闻步履声或犬吠声，即提心吊胆，不敢高枕而卧。因匪盗如毛，遂致一般洋客，视故乡如畏途，携眷徒外洋者，日见增多，东南亚各属每一角落，均有吾邑人士之足迹，”此外，还有一些人是因参加农民起义或革命斗争遭受反动政府迫害、追捕而逃亡到海外去。如清代永春农民领袖林俊起义失败后，其子观麟、远柔和起义农民姚元泽一齐逃到南洋去。安溪县农民领袖陈圣，目睹清廷贪官污吏，十分腐败，又逢干旱，饿殍载道，遂聚众起义，从者千余人，攻进安溪县城，后来失败即出逃至新加坡。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泉州地区有许多革命同志因革命失利和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追捕而被迫出走国外。 广大华侨在国内遭受反动政府的压迫和剥削，到国外去，又受帝国主义和殖民政府的歧视和凌辱，因此，长期以来，他们不仅有强烈的爱国爱乡的传统，而且富有革命精神，渴望有个富强的民主的新中国。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泉州地区就有许多华侨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缅甸华侨参加中国同盟会会员有二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属泉州府参加同盟会的会员即有六百八十三人。泉州同盟会会长蒋以麟和厦门同盟会主盟者王振邦都是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参加辛亥革命的泉州籍华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并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更没有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出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更使中国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泉州地区许多华侨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泉州地区就有许多华侨回国积极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简称一战二战)，而且有不少人担任了地方党的领导者。他们中间有的是直接回国参加革命；有的是先在国内参加革命，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压迫下逃亡到国外，然后再回国继续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的。如董云阁，又名董光泰，晋江县永宁镇人，一九二五年从菲律宾回国至集美读书；一九二六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同年受中共厦门市委委派回晋江永宁一带宣传反帝反封建等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任团省委组织部长、团省委书记；一九三○年任福建省行动委员会常委、中共闽南特委副书记；一九三一年年与蔡协民、曾志等同志组织中共福建省委，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五月在漳州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粘文华同志，鲤城区人，一九二四年初从新加坡回国，一九二六年参加厦门店员总工会工作并被推选为理事和理事长；一九三三年担任中共泉州特支书记；后来又同彭德清、黄会聪等同志组建晋江、南安的党组织，担任中共晋南县工委书记，积极领导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北伐军东路军占领漳州，二十六日泉属各县光复。泉州地区旅居新加坡爱国侨领庄希泉(安溪人)的爱人余佩皋(星马归侨，江苏省苏州人)随北伐军来泉州开展妇女运动，并参加筹组国民党晋江县党部，被选为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她在泉州召开女教师座谈会，并到华侨女子公学校等宣传男女平等，鼓励妇女组织起来参加革命，争取解放，动员女青年学生参加随军宣传队。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余佩皋被通辑，不久病逝于上海。兰飞鹤同志，惠安涂寨新亭村人，他于一九二七年冬从马来亚回国，一九二九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福建省委特派员、中共泉州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红军惠安指挥部第二团团长，参与领导惠安暴动，失利时被捕，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英勇就义。李南金同志，永春县达埔院前村人，一九二八年从越南回国至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攻读文科，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夏大学毕业。同年秋，组织上派他回永春县开展革命斗争，先后担任中共永春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等职。一九三○年底，县委派其到安溪、南安、永春三县边区开展革命工作，建立以安溪佛仔格为中心的安(溪)、南(安)、永(春)特区，由李南金同志兼任特区党委书记；一九三一年转至厦门、漳州、石码、同安一带工作，曾任中共同安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不幸被捕，同年四月二十日英勇就义于安溪县城。叶启存同志，南安县金淘乡人，一九二○年与其弟叶飞一起回国至厦门读书，一九二八年在厦门由叶飞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省委宣传部干事。一九二九年冬再去菲律宾，业与那里的党组织接上关系，一九三一年春回国继续参加国内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南安诗山区委委员、团区委书记、《红旗》主编，一九三五年在其家乡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洪雪立同志，南安丰州镇人，一九三○年五月，从菲律宾回国继续参加革命，曾任中共泉州特委委员、丰州区委书记，同年八月被捕，释放后曾到印度尼西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时名洪植)。一九三三年因印尼“赤潮案”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同时被捕并驱逐出境的还有谢芳(即谢怀丹)、洪骏声(南安县人)、柯竹山(晋江县人)、李一鹤(晋江县人)、留雨水等人，他们回国后到泉州地区继续参加革命，其中洪雪立同志与谢怀丹同志到泉州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即到晋江县紫塘乡以教书(洪雪立同志任校长，谢怀丹和留雨水当教员)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后因色彩暴露又与谢怀丹转至柯竹山同志的家乡——晋江县林口村进行活动，组织农会，建立党的组织，不久由泉州特委调其到晋南中心县委所在地的山边区委当区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又与谢怀丹同志到厦门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李子芳，晋江县永宁岭兜村(今子英村)人，一九二四年(时年十四岁)因家贫远渡重洋至菲律宾谋生。一九二七年春回国，先后在泉州培元、晋江县中、黎明高中等三所学校读书。由于他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曾被学校劝退与开除过。一九三○年，他接受党的安排，到石头街的法江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因敌人怀疑转到惠(安)、同(安)、安(溪)、永(春)等地活动。一九三一年，党推荐他到南京中央大学当旁听生一学期，后又到厦门鼓浪屿“蒋以起公馆”内工作，并以此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工农红军挺进闽南，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张贞部，攻克漳州市区。李子芳同志经地方党组织介绍，前往漳州参加工农红军。后到江西中央苏区并在那里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十月随工农红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组织干事、科长、部长等职。许立同志，原名许经镖，又名许敬诚，晋江县龙湖乡石龟许厝村人，少年时期在香港读书，一九二四年到菲律宾谋生。一九二五年即在海外从事职工运动，翌年五月发生“五卅惨案”，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形成了极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许立同志在菲律宾立即动员爱国华侨大力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和全国人民广泛参加的“五卅运动”。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许立同志联合广大爱国华侨，愤怒声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反动罪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许立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千方百计动员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革命斗争；并一度回到故乡晋江，参加尹林平等同志领导的革命群众工作，曾担任中共石狮区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年，他先后出席过在上海和莫斯科举行的泛太平洋职工大会和红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任红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组织的亚洲国家代表学习班长。一九三○年，他在上海由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机关工作过。司马文森，鲤城区人，原名何应泉，九岁去菲律宾当童工，一九二八年回国求学。一九三二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泉州特别支部委员，兼管团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后转至上海、桂林等地工作。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和法国的文化参赞。他曾以三十年代沿海地区侨乡人民革命为题材，写了一本《风雨桐江》的长篇小说。“文革”期间因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而死。辜仲剑同志，鲤城区人，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回泉州在“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工作，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与唐沙白(李松林)去南洋，一九三六年从南洋回国继续积极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直至解放。一九三二年担任中共德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颜湖同志(德化人)也是马来亚的归国华侨，他于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即在其故乡积极从事瓷工和农民运动，一九三二年被捕英勇就义于永春西校场。此外，回国参加一战、二战时期的泉州籍华侨还有菲律宾的许运伙、李淡、高成烈、陈映尚、李春庭；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王宣化、蔡华西、郭节、李昭秀、王济弱、辜俊英……等许多同志。 (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发出团结抗日的号召，但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积极剿共，对日妥协，步步退让，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制造芦沟桥事变，猖狂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全国人民奋起抵抗。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上下，积极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海外广大华侨积极响应，同仇敌忾，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纷纷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宣传抗日救国，发动捐款、捐物，或派人回国直接参战，给祖国以巨大支援。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内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传来，新加坡华侨首先响应，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在新加坡召开华侨侨民大会，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推举陈嘉庚先生(当时的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席。周献瑞(南安县人)当场认捐二万元，其他侨领也纷纷捐献，共计三十万元。随后各地纷纷响应，共在南洋各属设立筹赈会六十七处。随着祖国全面抗战的开展，所需要的军费及其他费用剧增，南洋一些地区的筹赈会负责人深感有组织一总机关的必要，最先倡议的是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先生(晋江县金井镇石圳村人)，他致函陈嘉庚先生说明此意，并请陈嘉庚先生出来组织与主持。印度尼西亚的侨领庄西言接着表示赞同，中央政府行政院也来电请陈嘉庚先生负责总机关。陈嘉庚先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登报通告，邀请马来亚、缅甸、婆罗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地的代表，于同年十月十日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选陈嘉庚先生为总会主席，李清泉和庄西言为副主席。会上，各埠会积极承认负担义捐国币四百余万元。总会还聘请新加坡华侨李铁民(永春县达埔人)为秘书。从此，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蓬勃展开。由“南侨总会”发动募集支援祖国的抗战义捐约五亿元，同时还募集五十万件寒衣和价值二百五十万元的奎宁支援祖国抗战，并选送三千二百多个技术工人回国服务，他们大部分是驾驶员，分配在滇缅运输线上服务，其中有许多泉州籍的华侨。如新中国成立后仍坚持在福建汽车运输部门工作或在其他部门担任驾驶员的有晋江县的庄国华(菲律宾华侨)、王玉走(菲律宾华侨)、叶天来(新加坡华侨)、苏美苑(马来亚华侨)、南安县的蔡汉良(泰国华侨)、黄礼贵(马来亚华侨)、惠安县的汪延生(缅甸华侨)、庄霖助(马来亚华侨)、黄党成(马来亚华侨)、永春县的刘瑞齐(新加坡华侨)、潘楠(马来亚华侨)、安溪县的李石屑(新加坡华侨)、陈金顺(马来亚华侨)、鲤城区的蔡联壁(菲律宾华侨)、林章省(马来亚华侨)……等人都是当时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技工。当时晋江县参加回国服务的技工王炮(菲律宾华侨)还是个飞机驾驶员。蔡崇礼(晋江县人，马来亚华侨)回国到西南运输处后奉派潜入印度尼西亚，被日军杀害。鲤城区华侨庄明理(现任全国侨联副主席)是当时马来亚槟城筹赈会的领导人之一(该会主席是刘玉水，惠安县人)和汽车司机公会主席，负责发动和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不遗余力，并被“南侨总会”选派回国任常驻滇缅公段代表。鲤城区旅居星马的华侨张楚琨(现任全国侨联顾问)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他在华侨中广泛开展抗日爱国运动，作出了很多成绩与贡献。“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是按照国内“中华民旅解放先锋队”的章程、队伍、队徽组织起来的华侨抗日群众团体，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在新加坡成立，先有新加坡队，随后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相继成立，遂后建立南洋总队部以资领导。泉州地区籍的发起人和领导人除张楚琨外，还有组织部长李白涛(原名阿陶，晋江县人，原中央第一工业部局长，现已离休)、店员委员会主任李文陵(鲤城区人，原厦门市市长，已故)、锄奸奸队队黄文良烈士(晋江县人，后被日本侵略军杀害)、青年部长黄紫焰(南安县人，参加马来亚抗日义勇军，后牺牲)，队员几遍南洋，仅新加坡、马来亚即有万余人，曾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取得联系。欧战爆发，英殖民当局取缔“民先”组织，被逮捕并驱逐出境者有李白涛、李文陵、柯竹山、王志行(安溪县人，女，福州市统战部副部长)等人到新四军参加抗日工作。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有王云峰(安溪县人，现任福建省建设委员会负责人)、陈平波(安溪县人)、陈文基(鲤城区人)等同志。旅居印度尼西亚的我区华侨黄周规、吴志满、吴维鹏、傅维丹(均南安县人)、林降祥、林清恩、黄丹季、叶应棋(均安溪县人)……等都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当时黄周规在印尼积极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并被众推选为南洋筹赈点会的委员和印尼万隆华侨筹赈会的主任。吴志满在印尼泗水组织“青年募捐队”、“工人募捐队”和“土产商赈灾会”，积极筹募巨款回祖国支援前线救国，其爱国主义义举曾受到廖承志同志的高度评价。日寇占领印尼时，吴志满又积极资助林降祥等同志所组织和领导的“民族抗日大同盟”，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一九四○年三月，陈嘉庚亲自率领“南侨总会”所组成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回到祖国，其中有许多团员都是泉州地区旅居海外的华侨。五月三十一日，陈嘉庚先生还冲破重重障碍，与侯西反(南安县人，“南侨总会”常委)、李铁民(永春县人，“南侨总会”秘书)亲自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亲切的接待与交谈。通过这次访问，实地考察，使陈嘉庚、李铁民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他们亲眼看到蒋介石集团腐化独裁，祸国殃民，共产党廉洁无私，坚决抗日，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救星和希望。李铁民在六月七日晚上延安各界欢送陈嘉庚先生的大会上十分激动，热情洋溢地朗诵他所作的《告别延安》，诗中写道:“延安的兄弟姐妹们，再见!延安的兄弟姐妹们，再见!一曲骊歌，隔开你我，别情无限，说不出我的徘徊和留恋。留恋着四周起伏的青山，留恋着一望迷漫的农田，还有那襟带般的河流，窑洞式的医院。亲爱的精神，如兄似弟，革命的奋斗，不饥不寒。这些都排我的眼前，叫我怎不徘徊，怎不留恋!啊，延安兄弟姐妹们，愿你们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争取中华民族自由独立，建造中华民国的锦绣江山。南洋的华侨会和你们打成一片!南洋的华侨会和你们打成一片!”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当时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热潮空前高涨，仅菲律宾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就有一百四十三个。他们团结各阶层人士，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如“南侨总会”副主席兼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李清泉，是晋江县旅居菲律宾的侨领和富商。早在一九三二年日寇侵犯淞沪，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李清泉就在菲积极发动侨胞捐款支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清泉更加热心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并出任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在他的领导和发动下，菲律宾华侨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共筹募菲币一千一百余万元寄回祖国支援抗日。其夫人颜勒，是当时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分会会长，也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成绩斐然。据一九四○年六月四日延安《新中华报》报道，当时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分会仅救伤袋一项，就捐献十万个，寄回祖国前线，支援抗日战争。一九四○年二月三日，该会又电汇十万元交给中国银行救济祖国伤兵和难民。正当李清泉先生为支援祖国抗战而四处奔波时，不幸于一九四二年病逝于美国加州。他临终时犹不忘祖国的抗日救国，在其遗嘱中交代:“将十万元遗产捐献祖国作为抚养难童费用。”充分体现海外赤子一颗热爱祖国之心。菲律宾的侨团及其生前好友深受感到，为继承李清泉先生遗志，决定再募捐四十万美元，捐给祖国难童。在菲律宾华侨工人店员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影响最大的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会”)和“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其领导人许立，即许敬诚同志。在“劳联会”属下，还有专门的工人和店员的抗日救亡协会组织(简称“工抗”、“店抗”)。在“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和“劳联会”的领导和发动下，不但在劳工中筹募大量物资、药品等支援祖国抗战，还于一九三八和三九年发动两批五十多位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第一批叫“菲律宾华侨回国抗日义勇队”，于一九三八年初回国，全队二十八人，其中泉州籍华侨二十一人，如总领队沈尔七同志(原名沈庆渠，晋江县人)、队长戴血民(又名戴旭民，南安县人)、政治宣传员郑映明(又名郑显玉，惠安县人)，团员许振文、王天华、林谋湾(又名林革)、蔡培团、施炳文、蔡忠义、庄汀来、杨奕万、林四季等都是晋江县人，庄志忠、孙仲英(现名孙平)、陈祖亨(又名陈友节)、陈扬德、陈铁海是惠安县人，杨血映是南安县人，林振声是同安县人，李锡图(李铁民)是金门县人。第二批是“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于一九三九年回国，全团二十四人，其中泉州籍的华侨的二十人，如团长王西雄、财政张匡时、宣传曾心平、管理王爱奎(现名王汉杰)、文书郭汐江(现名郭健)，团员高天雄、蔡紫茵(女)、蒋仁坚、郭志坚(又名郭席排)、许呈伟(他是菲律宾“劳联会”负责人许立同志当时的独生子)、吴华光、张伯钧、吴身彩、邱尧、施义钳及新四军去菲律宾并当这个团的政治指导员沈尔七等都是晋江县人，团员郑聘昌、杨民生、庄永民是惠安县人，傅友志是南安县人。他们回国慰问后就全部参加了新四军。一九四一年沈尔七同志又回菲律宾发动华侨支援抗日，同年十一月间，当他经香港准备回国继续到新四军参战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于是沈尔七同志与原在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游击区。沈尔七同志到东江游击区后，安排在东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政治部工作，后又在阳台山区伤兵医院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一九四二年，敌军袭击我伤兵医院，沈尔七在掩护伤兵撤退和与敌人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八岁。当时参加新四军或在苏北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还有不少东南亚其他国家回来参战的泉州籍华侨青年，如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梁灵光(永春县人)、许寒冰(永春县人)、李文陵(鲤城区人)、陈天国(惠安县人)、印度尼西亚的肖枫(安溪县人)、蔡其鹿(晋江县人)……等同志。菲律宾“怡朗华侨抗日救亡会”是由高作楫(晋江县人)、张幼庭(南安县人)、郑士美(晋江县人)、陈曲水(南安县人)、许飞鹏(晋江县人)等同志发动和组织的，在他们的领导和发动下，也组织三批华侨爱国青年投奔祖国抗日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大学”或“青干班”学习。这些华侨爱国青年基本上都是泉州籍的华侨，如晋江县高明轩、许飞鹏、吴性白(又名吴道真)、郭华启、桂朝枝、王清华，惠安县的黄灿煌、黄景照(回国后改名张超然)、孙易彬，南安县的戴永美(现名戴行吾)、戴碧轩、蔡甘泉、黄子英，鲤城区的李烈等同志。当时泉州籍华侨青年怀着满腔热血，历尽艰辛，毅然从海外回国至延安学习的还有菲律宾庄焰(又名卜一，南安县人)、施纯亮(晋江县人)、王唯真(鲤城区人)、张道时(晋江县人)、吴志光(晋江县人)、杨约(晋江县人)、林育(晋江县人)、吴一舟(鲤城区人)、董华盛(董克，晋江县人)、张青(张革生，南安县人)、杨志民(鲤城区人)、蔡振声(蔡田，南安县人)、高烶炮、庄新远、洪涛(均晋江县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罗浪(罗南传，德化县人)、陈明(永春县人)、沈光(南安县人)、骆德露(惠安县人)、陈沫(永春县人)、林刚中(永春县人)；印度尼西亚的蒋金钗(鲤城区人)、蔡其矫(晋江县人)、肖师颖(现名肖枫，安溪县人)，缅甸的许金荣(鲤城区人)、王孙静(南安县人)、林梦中(安溪县人)；越南的林云峡(南安县人)，还有早期从菲律宾回国求学，抗战爆发后再到延安学习的菲律宾归侨白刃(原名王寄生，晋江县人)、林兆南(原名桂邦杰，晋江县人)……等等。他们到延安参加学习后，有的参加八路军，浴血奋战沙场，有的为民族解放战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有的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保存下来的一些同志，解放后，在各条战线上担负着重要职务，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三八年永春县马来亚华侨参加“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亚华侨抗日后援会”的代表团回国至延安参观、学习。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等亲切会见他们，并合影留念。毛泽东还特地为代表题了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毛泽东。甘七年三月十八日。” 此外，还有一些回国参加国民党军队或在其他地区参加抗日战争的如:德化县华侨肖德清，一九一五年生于马来亚，长大后回国在集美学校求学，一九三三年升入航空学校，毕业后任国民党上尉飞行教师。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奉命飞奔抗日前线，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与日机空战，坠机殉，牺牲后安葬在该县的空军公墓。新加坡华侨林文法(安溪县人)、陈少墨(永春县人)都于抗战初期回国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参加抗日战争。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泉州籍华侨，绝大多数表现很好，他们在后方积极工作，支援前线；在前方英勇杀敌，前仆后继，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如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的菲律宾归国华侨李子芳同志，随中央工农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任中央红军第一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调任新四军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蒋介石悍然制造“皖南事变”，李子芳同志不幸被捕，囚禁在上饶集中营。他在狱中组织地下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与敌人针锋相对进行坚决斗争，坚贞不屈，一九四二年惨遭敌人杀害，英勇就义。叶飞同志原名叶启亨，南安县人，他于一九二○年与其哥哥叶启存从菲律宾回国至厦门读书，一九二八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为共产党员，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一九三二年被派往闽东工作时改名叶飞，曾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红军闽东独立师政委，发动并领导群众，开展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飞同志率领闽东的游击队北上抗日，改编进新四军。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江南指挥部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兼政委、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奔驰大江南北，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是新四军中一名很出色的指挥员。梁灵光同志，一九三六年在马来亚吉隆坡担任尊孔中学教员，在马共雪兰峨地委领导下，担任雪邦反帝大同盟主席及左联主席，抗战初期他毅然回国到苏北参加抗日战争，曾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警卫团团长，后任苏中第四分区(即南通地区)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惠安县旅居马来亚的华侨陈青山，抗日战争初期因在马来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后即回国至海南岛参加琼崖纵队，从一位爱国华侨青年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为英勇善战的我军将领，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肖枫同志，原名肖师颖，又名田炉，安溪县人，他是从印度尼西亚回国至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在校参加救亡团，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他父亲再三劝他要结婚，要去南洋承接财产。但是为了抗日救国，他婉言说服父母，并于一九三八年同进步同学蔡其矫、陈仁宋、陈一平、陈日梅、王孙静等一起前往延安参加学习，后来他再转到苏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曾任抗日根据地的区民运部长、区长、县文教科长等职。李刚同志，原名李敬文，南安县诗山人，马来亚的归国华侨，一九三一年冬在厦门参加革命组织，一九三二年回家乡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南安金淘区委书记、中共晋南县委委员。抗日战争时，任中共晋(江)、南(安)工委书记、闽中工委委员、泉州中心县委书记、闽南特委委员、特委书记。一九四一年二月，在武夷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他临难不惧，英勇突围，不幸牺牲。王雨亭同志，鲤城区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参加反袁(世凯)斗争。“五四”运动时，他在印尼华侨社会宣传反帝救国，提倡白话文，为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引渡回国，幸经香港时为友人救出。后赴日本留学。“九·一八”发生后，王雨亭同志写了《东北印象记》一书，主张抗日救国，打回东北去。鲁迅先生主编的《名家游记》一书，曾收入王雨亭同志《东北印象记》这篇文章。一九三三年，王雨亭同志赴菲律宾，在庄希泉同志大力帮助下创办《前驱时报》，反对蒋介石当时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的黑暗暴虐，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胜利等消息。该报当时是海外最有影响的爱国侨报之一，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华侨社会中起过重要的宣传爱国主义的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雨亭同志同廖承志、成仿吾同志取得联系，从菲律宾介绍多批爱国华侨青年(包括其子王唯真)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他自己也毅然回国参加共产党，后接受党的委托再到南洋各地宣传动员华侨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并做了大量华侨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的机关报《新中华报》，一九四○年六月四日发表一篇题为《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的社论，充分肯定全世界各地华侨对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指出“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评论还深切悼念“第一个光荣地牺牲于祖国原野”上的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他是泉州市南安县的菲律宾华侨，土地革命时曾参加过南安岭兜起义，失败后去菲律宾，系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以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的身份随军工作，如实报道祖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在汉口蕲春县被日机轰炸身亡。当时，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曾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展出其生平事迹和遗作，并将资料集成纪念册，其中有延安“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同志的题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把侵略中国的战火扩大到东南亚，相继将铁蹄入侵至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侨居国是华侨的第二故乡，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保卫第二故乡，华侨和当地人民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其中有许多泉州籍的华侨。如一九四二年菲律宾成立的“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反抗”)其领导人郭健(晋江县人)、财政部长许云(南安县人)、外交部长吴扬(南安县人)、宣传部长郭赞吾(南安县人)和该盟(近万人)的大部分盟员都是泉州籍的华侨。名震中外在菲律宾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简称“华支”)其领导者和游击队员绝大部分也是泉州籍的华侨，如总队长黄杰即王汉杰，参谋长陈村生、王西雄都是晋江人，第一大队长郑显玉是惠安县人，指导员吴紫清(又名吴扬)是南安县人，副指导员蔡希年是晋江县人，第三大队长郑智民是惠安人，副指导员王子华是晋江县人，第四大队长蔡汉源(即陈坚)和马尼拉大队长李标夫都是晋江县人，驻马尼拉办事处主任林季良、副主任高剑峰和第五大队指导员郭赞吾都是南安人。这支华侨抗日武装队伍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援下，同菲律宾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及美国盟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在三年多时间里转战菲律宾的十四个省和马尼拉市，打了大小战斗二百多次，歼敌二千多人，缴获敌人长短枪和轻重机枪九百四十余支，为打击入侵菲律宾的日寇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菲律宾人民和华侨的普遍赞扬。“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是洪门系统的抗日武装团体。一九三五年，菲律宾洪门五个团体响应祖国团结抗日的号召，共同发起组织“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会总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日寇占领菲律宾期间，洪门进步人士在许志猛同志(晋江县人)领导下于一九四二年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创办地下油印报纸《侨商公报》，并成立“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的武装组织，总指挥王全忠(即许志猛)，副指挥庄芬殊(即庄杰鹄)都是晋江县人。一九四三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抗日迫击团”第一任团长陈培德(晋江县人，于一九四四年在蕊省加邦社战斗中阵亡)和第二任团长蔡振声(南安县人)以及被敌杀害的三名团常委胡翰清、蔡水波、姚贴沙(均晋江县人)，都是泉州籍的华侨。当时还有一些华侨参加国民党所组织的抗日组织，如“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其中也是不少是泉州籍华侨。 在新加坡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动员广大华侨为抵抗日军入侵，保卫新加坡而斗争。其负责人大部分是泉州籍华侨，如担任劳工服务部主任林谋盛、副主任刘牡丹，保卫团副主任黄奕欢都是南安县人，总务部副主任刘玉水是惠安县人。以郁达夫、胡愈之为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有五个领导人，其中宣传部长张楚琨(鲤城区人)和训练部长庄奎章(惠安县人)都是泉州籍华侨。在日寇入侵新加坡和马来亚时，许多泉州籍的华侨积极参加抗日军。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英勇杀敌。当时全马成立八个抗日军独立队，晋江县华侨吴梦超同志担任第三独立队司令部的政治委员，德化县华侨徐志荣同志(原名徐志灿，当时改名庄清)担任第七独立队司令部的政治委员。 在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泉州地区华侨也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战争。如越南爱国侨领颜子俊先生(永春县达埔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动旅越华侨组织“救国缩食会”，并亲任会长，号召侨胞抵制日货，节衣缩食，踊跃捐资支援抗日。曾一次就捐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一百万元作抗日经费。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他曾先后组织、主持“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南圻华侨救济总会”等团体，发动侨胞捐献和筹集数百万巨款和四十余箱衣服、药品，分别寄给上海十九路军和“上海救济总会”。他还组织“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航空委员会”，购买飞机十架，献给祖国的抗日部队。一九四二年日寇南进入侵越南时，侵越日军司令官岗村三番五次派人抵颜家中，以日本的“三菱”、“三并”株式会社产品总经销为钩饵，威胁强迫颜子俊组织亲日的“维持会”，被颜严词拒绝并伪装为水手逃离出境回国，充分表现一位爱国华侨的正义立场。 (三)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宣告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抗战胜利后，经历了多年战争灾难的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保证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实现全国统一，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蒋介石却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全国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党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稿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得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得被断送。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全国才有和平民主的希望，人民的生存和利益才能保证，民族的独立才能保障。从此泉州地区广大华侨又积极关心、支持或毅然回国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解放战争。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由杜鲁门总统、美国参众两院院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遣责美国“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介石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为美国为日本第二”，强烈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接着，陈嘉庚在胡愈之、张楚琨、李铁民的协助下创办了《南侨日报》，揭露美蒋发动内战阴谋，拥护中共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纲领，被誉为“民主堡垒”。该报对团结南洋华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党中央给予该报很高的评价和荣誉。毛泽东主席为该报三周年纪念的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和“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周恩来总理的题词是:“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该报诞生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英当局查封于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董事主席陈嘉庚、社长胡愈之、总理张楚琨、督印李铁民。 当时，新加坡爱国侨胞还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张楚琨、李铁民参加了领导工作。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新加坡华侨各界召开支援祖国学生反内战大会上，陈嘉庚、黄奕欢、张楚琨等多人发表讲话，提出“建立海外民主长城，打倒蒋介石政府，共同建立联合政府。”充分反映了广大爱国侨胞坚持真理，要求进步的正义、呼声与立场。 泉州地区广大华侨不但在积极拥护和支持解放战争，而且在不少华侨志士毅然回国亲自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其中有不少人还在解放军或游击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为革命献出自己可贵的生命。如惠安县的菲律宾华侨陈绍痕(原名陈祖亨)同志，一九三八年初回国参加新四军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等职，为抗日战争奔驰大江南北，英勇杀敌。抗日战争后，继续参加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八团副团长。一九四九年春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年仅三十二岁。南安县的菲律宾华侨黄子英，一九三八年从怡朗回国到延安“陕北公学”、“抗大”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誊写员、文印股长、正、副指导员、副教导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中任营的教导员，一九四七年冬，在与敌人作战中光荣牺牲，现在哈尔滨烈士纪念馆中还排列着他的遗像和像物。 当时，泉州地区不但有许多归侨在外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从事党领导下的地方工作，还有更多的华侨回到本省、本地区参加游击队或从事地下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由菲律宾先后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华侨有二百多人，他们绝大部分是泉州地区的旅菲华侨。其中有“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的负责人许立(许敬诚)同志(晋江县人)，有曾任“劳联会”常委及新属各工会负责人高剑峰、吴紫清(现名吴扬)、王今生、林季良(均南安县人)、吴锦南、魏文基、魏振奋、陈董顺、沈福水(均鲤城区人)、蔡希年、陈永石、蔡派忠、许瑟亮(许昭明)、王汉杰、郭健、许良枫、蔡文山、陈平山、张孙云、谢清、陈汉泽、蔡祖敦(均晋江县人)、郑显玉、张振民、黄成岸(均惠安县人)……等许多同志。这批泉州地区籍的菲律宾归侨仅在闽西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总队闽南支队(后改编为第八支队)的即有六十多人，其中王汉杰同志曾任闽南支队的副支队长、副政委，一九四九年一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兼作战科科长。他调离闽南支队后由吴扬同志继任副支队长。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会决定成立闽粤赣闽西南临时联合司令部，由吴扬同志担任参谋长。闽南主力部队——第八支部队进行整编，下辖五个团。泉州地区的菲律宾归侨陈光(永春县人)担任第十九团政委、黄克担任第二十一团的副团长，王子华(晋江县人)任团政治委员、郑显玉担任第八团的团长、至于在这个支队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等职务的菲律宾华侨就更多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全支队的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浴血奋战，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闽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坚持在自己家乡——泉州地区的菲律宾归侨也有二、三十人，其中许瑟亮(许昭明)同志担任中共闽西南地下党泉州工委书记，施耀(晋江县人)担任厦门市工委书记，庄秋心同志(晋江县人)任晋江县工委书记，蔡派忠同志(晋江县人)任县工委组织委员，陈董顺同志(鲤城区人)为县武工大队负责人。郭席排同志任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部参谋长，张孙云同志任中共闽中地委沿海区委书记和泉州团队独立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 当时，泉州地区旅居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也有一百多个，其中在泉州地区参加游击战争的就有近百位同志，仅永春、德化、安溪县就有五十多位同志。德化县的马来亚归侨徐志荣同志曾任中共闽西南永(春)、德(化)、大(田)工委委员兼德化县工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游击队首次解放德化县城后，他又被任命为德化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惠安县的星、马归侨佘要生、许妈赏、王南发……等十多位同志回国后，也在惠安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斗争。 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许多国家的泉州地区华侨，也积极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如印度尼西亚归侨傅维葵同志长期在晋(江)、南(安)、同(安)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一九四七年被捕，一九四八年经地下党组织劫狱救出。他出狱后，更加坚定积极地开展斗争，曾任中共闽中地下党南安县工委书记、晋(江)、南(安)、同(安)游击队的教导员。越南华侨叶振汉、白宗兰(均安溪县人)、苏锦宽(惠安县人)和印度尼西亚华侨陈孔才、陈振亚、柯鸿图、吴泰(均晋江县人)、许颜夫(南安县人)……等同志回国后，都在家乡积极参加家乡的地下党活动和游击战争，一直坚持至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泉州地区旅居海外和香港的林降祥(安溪县人)、郑士美(晋江县人)、王雨亭(鲤城区人)、黄长水(惠安县人)、张殊明(鲤城区人)、庄明恩(鲤城区人)、欧阳朝宗(晋江县人)……等许多同志和进步人士也对家乡的解放事业给予大力支援。其中仅由郑星辉、倪永图同志直接从香港转寄回来支援闽中泉州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经费就有三千多美元。黄长水先生当时还在香港出资购置一台电动机器印刷机给泉州游击团队，供印刷文件及宣传品之用，发挥了很大作用。晋江县菲律宾归侨高金燧为了支持地下革命斗争，不但自己捐赠大量粮食，还协助动员有关单位捐赠美钞一万元给闽中泉州地下党。 至于支援和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侨眷属，那就更多，更普遍了。如晋江县安海镇侨属郑种植同志一家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十六位。晋江县石狮镇的侨属林贵攀，她不但同情而且积极支持革命，掩护地下党的同志秘密进行工作，她筹集粮食百担，并拿出自己的手表、金戒指等供给地下党买曲七枪打击敌人，所以许多地下党同志都称她“曲七嫂”或“赤壳仔婶”。永宁沙美头侨属陈碧娥，也积极支持地下党工作，并将自己的金银首饰转卖供给地下党买曲七枪，外号“曲七婶”。泉州市树兜村的印度尼西亚的归侨蒋以麟，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泉州同盟会的会长。其子蒋天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泉州人民解放总同盟第三支部成员。其住宅的后院花厅内(鲤城区金鱼巷68号)曾是中共闽西南泉州地下党组织的集会所。 半个多世纪以来，泉州地区许多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进一步发扬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1986年7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