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和大陆政治性联系的最早记载，当推《隋书·陈棱传》，即七世纪初陈棱征琉球之役。至于澎湖岛上有大陆移民的记载，是始于九世纪初的唐朝，记浙江东南水县人施肩吾一个家族迁至其地。这个记载见诸《全唐诗话》中施肩吾之《岛夷行》和《赠友人归武林》二诗。据《海东札记》卷4云，“台地多用宋钱，为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相传初辟土时，土中有掘出古钱千百瓮者……乃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这表明，可能早在北宋，台湾与大陆就有了经济联系。 南宋澎湖在行政上隶属泉州，此已为史家所公认。然而，彭湖何时隶属泉州?史学界普遍认为，澎湖隶属泉州始见于《诸蕃志·毗舍耶国》记载: “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吴壮达先生在《台湾的开发》一书中指出，“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澎湖虽然在宋人的著作上(《诸蕃志》)已有隶属于晋江的记载，但那时大概还未正式设官置守。”《诸蕃志》为南宋提举福建市舶赵汝适所作，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九月，史家以此时间为澎湖隶属泉州之下限。 早在南宋初，泉州府已置兵立戍澎湖列岛，加强了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保护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 (一) 《诸蕃志》、《宋史》记毗舍耶国事时间有误现今史家皆援引《诸蕃志·毗舍耶国》记载，证实毗舍耶劫掠泉州沿海的时间及其为害，《诸蕃志》云: 毗舍耶，语言不通，商贩不及，袒裸盱睢，殆畜类也。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时至寇掠。其来不测，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淳熙间，国之酋豪常率数百辈猝至泉之水澳、围头等村，恣行凶暴，戕人无数，淫其妇女，已而杀之。 《诸蕃志》记载毗舍耶国侵犯泉州水澳、围头等地时间为淳熙间(1174——1189年)。成书于元初的《宋史·流求国传》所记毗舍耶事，大都抄录自《诸蕃志》。《宋史·汪大猷传》云：“起知泉州，毗舍耶尝掠海滨居民，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赀。”《福建通志》则记:“乾道中……海蛮毗舍耶掠近海。”明万历修《泉州府志·汪大猷传》载“乾道七年，以敷文阁待制知泉州。时毗舍耶尝掠海滨，遣戍防之，劳费不赀。”乾隆修《泉州府志》的汪大猷传，大都抄自万历《泉州府志》。《福建通志》和《宋史·汪大猷传》，均记毗舍耶犯海滨是乾道七年。 又万历、乾隆《泉州府志》和乾隆《晋江县志》的“纪兵类”和“盗贼类”都记载:“(乾道)八年，复以海舟入寇，置水澳寨(永宁)控御之。”这样，《诸蕃志》、《宋史·流求国传》等所记毗舍耶犯泉州海滨是淳熙间，而《宋史·汪大猷传》和《福建通志》、《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等，皆记是乾道七年。孰是孰非? 据泉州太守真西山嘉定十一年(1218年)《申枢密院措置海事宜状》云:“永宁寨(地名水湾)……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又据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楼钥撰《攻媿集·汪大猷行状》云:“(乾道)七年……起知泉州……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耶者奄至，尽刈所种，他日又登海岸杀略。”赵汝适《诸蕃志》所记，“皆得诸见闻，亲为询访”，非亲身经历。况且，《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距乾道七年(1171年)毗舍耶侵掠泉州海滨久达五十四年，因袭相传，错误难免。《宋史·流求国传》抄自《诸蕃志》，因此毗舍耶掠泉州海滨的时间也错了。毗舍耶首次侵掠泉州海滨时间，应以《攻媿集》所记“乾道七年”为准，又有真西山嘉定十一年记载为佐证。而且，毗舍耶是先掠澎湖，后掠泉州海滨。明确毗舍耶侵扰泉州水澳、围头时间，对于确定南末初泉州地方政府派巡检官兵屯留澎湖的准确时间，关系至大。 (二) 毗舍耶(即白蒲延)假道澎湖掠泉州、漳浦 南宋所谓岛夷毗舍耶为何许人，历来有异说。确定毗舍耶人来自何方，对考证中国政府在澎湖置守的最早时间，不无帮助。 据《读史方舆纪要》考证，琉球“东隅有夷，鸟语鬼形，殆非人类，或云即毗舍耶国云。” 刘大年等著《台湾历史概述》一书，据《宋史·流求国传》记云: 淳熙间(1174——1189年)，有高山族数百人在泉州海岸登陆，进入水澳、围头等村。他们不顾生命，只求寻铁器。 刘大年先生等认为毗舍耶即台湾高山族人。 冯承钧著《诸蕃志校注。毗舍耶国》译注(一)云: 毗舍耶久经TERRIEN DE LACOUPERIE考订为菲律宾群岛中之VISAYA或BISAYA。最近LAUFER。在《中国菲律宾之交通》253至255页中，以为此毗舍耶人既常至泉州寇掠，而本条又有晋江县(泉州府治)与其国密迩语，殆为徒居台湾西南海岸之菲律宾人。 冯承钧据《诸蕃志》记晋江县与其国(毗舍耶)密迩一语(按:其实是澎湖与毗舍耶国密迩)，推断毗舍耶为徒居台湾西南海岸之菲律宾人。 吴壮达先生著《台湾的开发》一书，则进一步推论认为: 这所谓毗舍耶，可能是继隋代流求人之后一度出现于台湾西南岸的一个强悍的部落。《诸蕃志》所说的淳熙间之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宋亡之前约一百年，象这样的势力在台湾海峡之间出现，当然会有碍于台湾本岛和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在这种条件下，要展开移民垦荒事业，更是难以想象的事了。 这里吴先生强调指出，毗舍耶是继隋代流求人之后一度出现于台湾西南海岸的一个强悍的部落。因为毗舍耶人出现于台湾海峡，吴先生似乎把南宋时大陆移民开发澎湖、台湾的困难过分夸大了。可以肯定地说，澎湖岛的开发，早于毗舍耶人出现于台湾海峡之前。且毗舍耶人出现于台湾海峡，侵犯福建沿海，也只有短短的乾道七、八两年时间。事实是，恰恰相反，正因为毗舍耶的劫掠澎湖、泉州海滨，南宋政府才加强了澎湖岛的防卫力量，“置兵立戍”澎湖的规模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版的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记毗舍耶国云: 惟此民族常乘舟往来海上，行踪无定。北如吕宋北部诸属岛巴布延(BABUYAN)等列岛，甚至我台湾与其属岛，皆尝为此族向北活动之临时基地。故宋代载籍言其与流求密迩。叶适《周鼎臣墓志铭》(《水心文集》卷24)名此等向北活动之民族曰白蒲 延而不曰毗舍耶者，盖依其临时基地之名为名也。苏先生据《诸蕃志·流求国》云，毗舍耶与流求密迩，推断毗舍耶人的活动是由吕宋北部巴布延诸岛向北推进到我国台湾与其属岛(如谈马颜，即红头屿)为临时基地。这个推断是符合史实的。在《攻媿集·汪大猷行状》中，称毗舍耶族人为“岛夷号毗舍耶者”，就是指北上活动之菲律宾毗舍耶族人。可见，在此(乾道七年)之前，中国未见有毗舍耶之名称者。苏先生又引《水心文集》，认为不叫毗舍耶而称白蒲延，是“依其临时基地地名为名也”，这可备一说。查《水心文集·周镇伯墓志铭》云: 白蒲延大掠流鹅湾，同巡检轻战而溃，君代尉驰往，三日中生缚其酋二，剚贼无遗。 乾道七年和八年，毗舍耶人犯泉州沿海水澳、围头，是乘夏四月西南季风，假道澎湖而来。侵掠漳浦县流鹅湾的白蒲延人，应是同时间的另一批毗舍耶人。考周鼎臣大败白蒲延(即巴布延BABUYAN)于流鹅砦，是在他漳浦主簿任上。他卒于淳熙十三年，享年六十一。其任主簿时间与白蒲延侵掠时间是一致的。 乾道七、八两年以后，南宋政府加强澎湖的防卫力量，毗舍耶人失去澎湖据点，无力横渡台湾海峡。因此，白蒲延大掠漳浦县流鹅湾的时间，当在乾道七、八年之间。由此，可以断定，宋籍中的白蒲延和毗舍耶，都是来自其北上活动临时基地巴布延(BABUYAN)的菲律宾毗舍耶族人，所谓白蒲延和毗舍耶，只不过是同名异译音而已。 比《诸蕃志》早几年的《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云: 永宁寨……初乾道间……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以此言之，置寨诚得其地。 这里真西山与赵汝适一样，把毗舍耶国和流求国区别得十分清楚，并点明澎湖人夜不敢举烟，是怕“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并非怕毗舍耶人来作过。因此，认为毗舍耶人是继隋代流求人之后徒居台湾西南海岸之菲律宾人，其推测似乎于史实不符。 宋楼钥撰《攻媿集》记毗舍耶，如前所述，乾道七年四月，有“岛夷号毗舍耶者奄至”劫掠澎湖，“尽刈所种”，“他日又登海岸杀略”(应包括泉州水澳、围头和漳浦流鹅湾)。这是宋代首次见毗舍耶(或白蒲延)名称者。毗舍耶寇掠澎湖和泉州、漳浦沿海时间是夏四月，正是南太平洋刮西南季风之时，也正是南宋一切蕃舶(包括外国航船和中国出洋航船)返航中国(特别泉州)和南海船返航泉州的时间。菲律宾之毗舍耶(VISAYA)人由吕宋岛北部诸群岛(巴布延、巴坦等群岛)，越过巴士海峡，乘此西南季风，途经台湾西南海岸，寇掠澎湖群岛，然后以澎湖为基地，渡海劫掠泉州的水澳、围头和漳浦的流鹅湾。 南宋政府为加强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岁“每遇南风遣戍”澎湖。据《岭外代答》记蕃舶到泉、广二州，“其来也当夏至之后”。乾道七年四月毗舍耶侵犯澎湖，正选择南宋政府遣戍之前，这不是偶然的。从夏四月初到夏至，有整整一个多月时间。从三佛齐乘西南季风来泉州的蕃舶，顺风得一个多月到达。南宋泉州地方政府得夏至之后蕃舶到港之时，方遣戍澎湖以防不测。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毗舍耶人横渡巴士海峡到达台湾西南海岸，并以澎湖为基地寇掠泉州、漳浦沿海，于时间上是绰绰有余的。 其后，负责海防的殿前司左翼军于台湾海峡捕到二舟“毗舍耶人”，准备领赏，但汪大猷曰:“毗舍耶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人服饰俱不类，耶?察之乃真腊大商。”可见，乾道间泉州地方政府对毗舍耶人是区别得很清楚的。故认为毗舍耶人是继隋代流求人之后徙居台湾西南岸之菲律宾强悍部落，其推测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据《攻媿集·汪大猷行状》载，乾道间汪大猷任泉州太守三年(七至九年)，毗舍耶寇扰也只有七、八年三次(包括泉州的水澳、围头和漳浦的流鹅湾)。此后，再也未见毗舍耶(白蒲延)的寇掠记载。如果毗舍耶是徙居台湾西南海岸的菲律宾人强悍部落，大概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总之，毗舍耶人是假道澎湖群岛寇掠泉州、漳浦沿海的，其时间是乾道七年和八年。毗舍耶和白蒲延是同音异译名。 (三) 南宋政府派官兵长年戍守澎湖 关于中国政府最早在澎湖设官置守的时间，一般都认为是元朝所立之巡检司。刘大年等先生在《台湾历史概述》一书中，认为宋代“澎湖已属中国政府管辖，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至于“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岛屿上设立专门的政权机构”是“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吴壮达先生在《台湾的开发》一书中，提出“澎湖虽然在宋人的著作上(《诸蕃志》)已有隶属于晋江的记载，但那时大概还未正式设官置守”。元朝“澎湖巡检司的设治，也正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建立正式的政权机构的开始。” 然宋隆兴元年进士楼钥撰《攻媿集》和宋周必大撰于嘉泰元年(1201年)的《周文忠公文集·汪大猷神道碑》有关澎湖设守的记载最早、最详。《攻媿集·汪大猷行状》记云: (乾道)七年……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风生，不劳而办。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耶者奄至，尽刈所种。他日又登海岸杀略，禽四百余人，歼其渠魁，馀分配诸郡。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不敢犯境。 《周文忠公文集·汪大猷神道碑》则记云: 乾道七年……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有毗舍耶蛮，扬颿奄至，肌体漆黑，语言不通，种植皆为所获。调兵逐捕，则入水持其舟而已。俘民为乡导，劫掠近城赤洲。于是春夏遣戍，秋暮始归，劳费不赀。公即其地，造屋二百区，留屯水军，蛮不复来。 这两段记载提供了毗舍耶寇掠澎湖和泉州、漳浦沿海的原始史料，特别是纠正方志、正史记载的谬误。 关于澎湖名称的沿革。《隋书·流求传》澎湖作高华屿和屿。宋《攻媿集·汪大猷行状》和明《武备志·航海图》作“平湖”。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和宋《舆地纪胜》作“彭湖”。平(PíNG)和彭(PéNG)同音。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作“彭湖”。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清朝《古今图书集成》作“彭湖屿”。明末万历《泉州府志》作“彭湖”。直至清朝统一台湾后，彭、澎还混用，以后才改“彭湖”为“澎湖”。 纠正《泉州府志》、《福建通志》和《宋史》记载的错误。《攻媿集》和《周文忠公文集》有关乾道七年毗舍耶掠澎湖和泉州海滨事，为明万历、乾隆《泉州府志》、《福建通志》和《宋史》所收录，但各志均不记“平湖”地名，造成史实的大错。现抄录《泉州府志》记载于下: 乾道七年，以敷文阁待制知泉州。时毗舍耶尝掠海滨，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赀。大猷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寇不复犯。 《福建通志》则记云: 乾道中……海蛮毗舍耶掠近海，大猷创巡铺二百区屯戍，烽烟以息。 《宋史·汪大猷传》记毗舍耶事与《泉州府志》相同。以上正史和方志，均不记载乾道七年毗舍耶寇掠澎湖的历史。这样，所记汪大猷“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之举，则被误解是在大陆海滨设守，铸成史实的大错。今据《攻媿集·汪大猷行状》和《周文忠公文集·汪大猷神道碑》纠正之。了解汪大猷在澎湖“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之举，对揭示澎湖由中国政府派遣巡检官兵长年成守的时间有决定性意义。 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府巡检司遣禁军(殿前司左翼军)、土军定期留屯澎湖。乾道八年，泉州太守汪大猷为防止毗舍耶侵犯，在澎湖“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自此，南宋政府由每岁“遇南风遣戍为备”、“春夏遣戍，秋暮始归”的定期屯驻戍守澎湖，改为长年屯留戍守。就屯留戍守澎湖的规模看，按南宋嘉定间沿海军屯标准情况计算，汪大猷在澎湖“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的规模，当在千人左右。宋军屯留澎湖，无疑对发展澎湖的农、牧、渔业生产起了巨大作用，同时巩固了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保护了福建沿海，特别是保护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此外，也表明乾道七、八年，毗舍耶人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出现，不但不影响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开发，恰恰相反，宋政府却加强了开发澎湖，增强了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 如前所述，现据《汪大猷行状》和《汪大猷神道碑》确定毗舍耶寇掠泉州沿海为乾道七年和八年，从而纠了正《诸蕃志》和《宋史·流求国传》记载的错误。 据《汪大猷神道碑》云，澎湖岛上有“邦人就植粟、麦、麻”。这表明乾道七年之前，早有不少汉族人民(泉州人)迁徒定居澎湖岛上，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发生毗舍耶“尽刈所种”、“种植皆为所获”的掠夺事件。这些记载说明南宋初澎湖岛已得到泉州移民的开发。 《攻媿集》和《周文忠公文集》所记，南宋政府派州县巡检官兵在澎湖长年置守，比《诸蕃志》记载“澎湖隶晋江县”更详细、更明确，且时间早五十四年。更比《岛夷志略》所记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早一百二十年之久。 (四) 宋代澎湖巡检司的设置问题 据史载，北宋时福建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四县沿海地方，增拨禁军巡徼，其制始于元丰二年(1079年)。以后，此制度又废弃，至绍兴十八年(1148年)再恢复。 北宋增派禁军巡徼泉州沿海各县的时间，正是泉州设立市舶司(元二年，1087年)之前八年，与泉州九日山海交祈风典礼起始年代(元丰间，1078-1085年)同一时间。这表明北宋政府增派禁军巡徼泉州沿海，是为了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防力量，是为了加强保护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北宋政府于此时派禁军、土军巡守澎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直至今日尚无足够资料加以证实。 《宋史·职官志》又云，北宋政府设有州县巡检等，或数州、数县管界，或掌一州一县巡检，各视其名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几察之事。入南宋，巡检建置日趋严密，记云: 中兴以后，分置都巡检使、都巡检、巡检、州县巡检，掌土军、禁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扞御盗贼。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皆以材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本砦事并申取州县指挥。 据上引《宋史》记载南宋巡检司制度，澎湖属沿海“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在“遣将分屯”澎湖时，除带兵将领外，理应置巡检一员，设司置守。此当为澎湖最早的军政机构。 乾道七年，也即南宋派巡检官兵定期置守澎湖，而置守的时间是每年“遇南风”之时，即“春夏遣戍”，也即夏四月，南太平洋刮西南季风。其置守时间可以推知四、五、六、七、八和九等月份。在刮东北季风的十月之前，宋军则由澎湖返回大陆，即“秋暮始归”，连年如此，故有“更迭劳扰”一语。 南宋初，中国政府为什么每年对澎湖“遣戍为备”呢?因为宋室南渡，一切倚办海舶，泉、广地区被称为“天子南库”。但海道不靖，特别对福建来说，有如绍兴初“七闽稍远行阙……海道防秋责任颇重”，有乾道间“泛水贼侵轶闽广，海道骚然。”另一方面有“(泉)州故少田，岁藉广米以给。大猷籍上户航海者，贷以数万缗钱为籴本。”还有是“兼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以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又有“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贼船在海，米船不至，军民已乏食。”南宋初，福建(特别是泉州)的海防问题，十分严重，正如真西山所言: 泉之为州，控临大海，实闽輙要会之地。国家南渡之初，盗贼屡作，上勤忧顾，置兵立戍，所以为海道不虞之备者，至详且密。 泉州海防问题是如此之严重，故每岁南风乍起，正是一切蕃船、海南船和广南米船顺风而来的季节，舶司正仰番船以供国课。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关系至大。澎湖列岛又是台湾海峡扼海道冲要之接引点，交通上、军事上位置极为重要。宋政府在澎湖列岛上“置兵立戍”，“为海道不虞之备”，那是理所当然的。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臧振华先生，在澎湖县白沙岛发现南宋时期汉人用卵石建造的一批房基，长约十五米，宽五来。据云，这是目前在台湾地区发现最早的汉人建筑遗址。这个新的考古发现，可能与南宋初中国政府在澎湖“置兵立戍”有关，这是研究台湾地区开发历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七十年代末，台湾许多史学家到澎湖考古，认定宋元时代澎湖是航向南洋的一个转运站。八十年代初，台湾大学陈信雄博士多次赴澎湖考古，采集、发掘到一万多件宋元陶瓷碎片，且发表《澎湖宋元陶瓷》一书，判定这些陶瓷的产地大都是泉州，特别具代表性的是泉州磁灶出产的陶酒瓶。据此，陈信雄认定曾经存在着一条被人们遗忘了七、八百年的泉州、澎湖、麻逸(菲律宾)航线，即被遗忘的另一条海上陶瓷之路。台湾学者的这些重要发现，为宋代中国政府在台澎地区的开拓之举提供了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