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傅维丹1906-12-30日出生于福建南安丰州岐山大锦田(今泉州市鲤城区江南乡锦田村)的一侨属家。童年名傅甘，1942年日军占领印尼时，为防日军逮捕暗算，曾改名为傅嘉微。先祖父傅若鸽早年(1908年)在泗水病逝，时先父还不足二周岁，从此孤苦伶仃，赖先祖母黄格娟为人缝补衣服，辛苦抚养。先父一出世就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是在不断与贫困拼搏中成长起来的。 1911年先父开始进本村学塾拜傅协若先生为师，学习文化，接受启蒙教育。时家乡水旱灾害频仍，农田歉收，先伯父在泗水又无接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连半耕半读也无法维持下去。入塾三年，就不得不中途辍学。惟先父求学心切，虽经济拮据，以后又勉力断断续续在原处就读，前后达六年时间。家境的贫困，加之先祖母督促綦严，先父学习十分勤奋，学业优异，颇为师长和同学所嘉许。1921年先父又随协若师进西山村奎峰小学走读一年。翌年进泉州大寺后基督教会主办的养正小学插班高一年下。先父对基督教素无信仰，常在星期天“主日学”时联合非教徒学生提出各种疑问，展开师生间对基督教问题的辨论。时先父年幼，见识虽浅，而争辨则不落人后，遂被教徒派教师目为“异端”，多方找岔刁难，连上图画课时，图画纸画双面，亦被叫去问罪:“别的学生图画纸只画一面，为什么你要画二面?”先父答:买张图画纸需一分钱，我家贫无钱多买，只好二面都画才能完成作业。教师从答话中找不出任何岔子方作罢。先父在养正小学读一个学期，因学费无着，又告中辍。 辍学回家，从事农耕。农闲则受雇于先舅祖黄谋义到乡下叫卖布料。当时农村经济破产，生意萧条，社会治安紊乱，拦路抢劫事件不断发生，下乡叫卖安全毫无保障。为谋生活出路，乃于1925年5月随先伯母往印尼泗水。初寄寓泗水市郊先伯父傅维扁处。每晨拂晓，就去市场摆摊，或用脚踏车载货下乡巡回售卖。二三个月后，得先姑父陈九绰介绍，到温律镇奇树村蒋九娘和蒋报辉的合良公司当学徒。 1927年在温律镇与中华学校教师赵晃认识。赵以“畸人”笔名作讽刺漫画投寄泗水“爪哇每日电讯”画刊发表，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背叛革命的种种行径，使先父在政治上初步受到启迪。 1928年春，先父首次回国。五月奉先祖母命与家母蒋冰如结婚。同年秋，重返印尼。先在美里达傅渊沧开设的复兴公司当店员，约八个月后，离开该店回温律合良公司。时赵晃已被荷兰帝国主义驱逐出境，到他处执教。 1930年冬，先父第二次回国，在家滞留五个多月，迫于生计，再次南渡。先在什班漳作小贩，后经傅子渲介绍，到玛琅州属下的株连镇黄怡瓶先生之建丰油厂当出纳。出于关心国际局势，常与同事李一鹤讨论当前时事。 先父南渡后，一则奋力干活谋生，二则惦记二十年代家乡民众教育落后，文盲占90%以上。当时乡间亦有一二所私垫，但村童能入学的寥寥无几。那时要在村中找一个能写书信或便条的十分困难。一些村民渡洋谋生，一去数年或十数年，因乏文化无法通信，音问杳然。间或收到侨批(汇款)，非得越乡过里央人代笔不可。受托的不少是照抄尺牍句子，书不尽言，文不尽意，甚至闹出笑话。有鉴于此，先父对兴办家乡教育事业耿耿于怀，不顾自己南渡谋生时间之短，又是受雇于人，工作既不稳定，收入也极低微，还得不时汇款奉养自幼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在各方面条件都很不具备的情况下，先父利用各种机会联络在外的乡亲，诉说家乡兴办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但当时下三乡(大锦田、蔡塘坑、山后傅三个村)的同侨资力都很薄弱，有的尚自顾不暇，焉有余力出资兴学。无奈先父办学心切，虽困难重重，亦不却步。即以泗水为中心，奔走联络玛琅、椰城、万隆、井里汶和西婆罗洲诸地乡侨，成立海外校董会，鸠筹款项。还通过当时星洲日报的主笔傅无闷为之刊发消息，鼓励乡亲慷慨解囊。经一二年筹募，捐资总数约一千银元。于是派校董傅维梅、傅维线为代表回乡筹建校舍。华岩小学的校舍终于在1931年落成，第二年就正式开学招生。在鼓募筹建华岩从而开创家乡教育基地的过程中，先父奔走呼吁，求人作事，耐心劝说，可谓殚精竭虑。华岩小学校舍的落成，成为先父体现他披荆斩棘，开拓创业，不甘后人的精神。当时学校聘请傅文炎先生任校董会名誉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陈呈芳先生任首任校长。学校办得十分起色，教学质量高，学习成绩好，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的声誉在新门外浮桥一带就雀噪起来，周围数十个村庄都把子女送来入学而不嫌往返路程遥远。如今，华岩小学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光荣的道路，她的学生遍布五洲四海，真是桃李满天下。由于先父办学精神感人之深，在他身后，旅居印尼、香港的华岩校友和乡侨傅孙权、傅仰、吴记登、傅孙瑶、傅子初等先生，正继承并遵照他的遗愿，决计把华岩小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座比旧校舍更加雄伟壮观的新教学楼已矗立起来。教师宿舍、学校围墙、校门及其他附属设施工程也接近竣工。学校的教学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加完善。振兴华岩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 1932年初，厂主将先父调往泗水任“建兴公司泗水分行”经理，专事推销马标烟草，玛琅原职由洪骏声接替。不久洪也到泗水的合泰有限公司任会计，有感公司工作时间长，要利用空隙时间开展进步宣传甚为困难。洪要先父为其另找一职业作掩护。时先父名义上任经理，实则合推销、会计和出纳于一身。由于操劳过度，罹病咯血，进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出院后，先祖母屡信催归，而黄怡瓶先生以无人接替工作迟迟不同意离开。后由先父推荐洪骏声接替他的工作，始获准回国。在此期间，先父与洪雪立、洪骏声等同志经常接触，接受进步思想。他们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并在当地华侨社会传播革命种子，为地下党的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1933年6月16日，先父离开泗水第三次回国。船取道椰城，恰逢“赤湖”事件发生，即6月19日凌晨5时，荷兰殖民政府发动全国性大逮捕，仅泗水、玛琅二处被捕人数就逾百名。泗水总警厅华人政治部主任、荷兰帝国主义走狗邓泗华，指挥武装警察，在拂晓包围建兴公司泗水分行，逮捕了洪骏声，并询该行职员吴世高:“傅维丹在哪里?”吴答已回国。邓又从店里搜到一张当地公证人处订立的委先父为建兴公司泗水分行经理的委任状，更加怀疑先父是事先闻讯遁去的。 在此次事件中，被捕的首要分子有:洪雪立、许立、谢芳、林仲、洪骏声和柯竹山等十三人。他们被认为案情重大，拘留达数月，惟查无实据，乃被非法遣送出境。当时邓泗华也要逮捕先父，因先父在泗水积极为洪雪立等人刊发的“火花小报”作义务校对。当时该刊由温冠民的中西印务公司承印。温之兄温济民系玛琅中华学校校长，与洪雪立对立，即认先父系洪派人手，与其敌对，以此向当地警局华人政治部告密。在党的领导下，先父和当地的青年互助会，做革命同路人。与洪骏声等人密切合作，并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先父抵家数月后，洪骏声等亦被遣送回来。先父在家乡居住近一年，一面参加农业劳动，一面到华岩小学担任义务教员，讲授珠算、国文课程，时刻不忘为家乡普及、提高文化尽心尽力。 1934年3月，先父又随西山村傅维默先生到印尼西婆罗洲三发埠，任傅瑞安有限公司会计兼中文文牍。在三发期间，先父积极参加侨团活动，被选为闽侨公会文书和中华学校董事。“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华北，南洋各属爱国华侨发扬爱国的优良传统，纷纷组织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一时捐资筹款呼声响遏行云，采用各种形式将捐款汇至国内，支援祖国的抗日救国工作。三发埠先由埠中各侨团，如潮州公会、闽侨公会及三民阅报所推举代表开联席会议，讨论成立组织事宜，乃于当年八月成立“三发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李喜合等人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先父任文书。由于先父工作出色，在当地华侨社会的威望日高，在第二届换届选举时，被选为主席。三发埠的爱国筹赈工作和会务活动，十分活跃。一直到1941年冬，即日军南侵前夕，南洋诸地局势紧张，橡胶输出商停止输出，才告中断。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消息传来，人心惶惶。有个在该埠开设山崎杂货店的日本人，于偷袭那天早晨被荷兰军队逮捕。此人在三发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平时对华侨赈灾会的活动颇为注意，经常看赈灾会在公共场所贴出的文告和每月财政收支的报告帐单。 三发筹赈会工作扎实而有成绩，国民党驻山口洋直属支部常务委员邓鉴堂贪图其功，竟异想天开，要拉先父加入国民党。因遭先父峻拒未果。但邓不死心，继续动员其党羽多人前来游说。可以想象得到，自然也碰璧。由此得罪了当地的国民党人。他们认为先父不识抬举，心殊不甘。便一面在侨界散布谣言，一面向荷兰统治者密告洋状，企图双管齐下，进行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尽管国民党机关算尽，阴谋终不得逞。 三发埠的傅瑞安有限公司是当时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商户，在新加坡设有一家分店叫“新民公司”。为了传播进步思想，先父利用每年奉派去新加坡接洽业务的机会，带回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书刊，暗中在三发埠的青年同侨中传播，深受青年们的欢迎。 1941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南返后在报上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内幕，以及当时福建省主席祸国殃民的罪行。南洋华侨中之拥陈(嘉庚)反蒋者到处响应。先父与广大爱国华侨青年，积极在华侨社会中，作反蒋抗日的宣传。同年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筹赈会代表大会，并以福建会馆名义，召开闽侨各属会馆代表大会。先父以三发华侨筹赈会及闽侨公会代表的双重身份，赴新加坡出席两个会议。会后由新加坡回三发。在同侨中，先父的声望更加提高。蒋党分子对他也更加怀恨在心，立即制造先父是隐藏的共产党员的谣言，妄图加害于他。恰因这时日军南侵之势，如箭在弦。到处风声鹤唳，荷兰帝国主义统治印尼的殖民政府，危在旦夕，正自顾不暇，哪里有心去追究。反动派加害先父的阴谋，又一次未能得逞。 1942年2月28日凌晨，日本侵略军海军从邦戛登陆，荷兰守军望风披靡，西婆罗洲地区次第沦陷。三发埠市区被一天多的大火所吞噬，转瞬成为废墟。傅瑞安公司除剩下荷兰制的LIPS保险柜的残骸外，其余全部化有乌有。三发的同侨，一时无家可归，纷纷四出逃难。先父遂与同乡傅孙辉、傅维蹇、傅维守、傅孙瑶等六人逃人深山僻处。为求生计，他们在那里伐木架屋，倒树辟地，利用随身带去的种子种植各种农作物，希冀用自己的双手，生产粮食，度过日军占领下的艰难岁月。讵知在他们入山才十多天的三月九日，一名日本海军福重嘉吉死亡，其同伙把尸移至先父住处附近地方火葬，忽然其中三个日本兵闯进屋来，一见先父，就用蹩脚的普通话向他问话。先父急中生智，佯装听不懂普通话，问而不答，被日本兵打了一记耳光，却巧妙地瞒过敌人，使他们误认自己是一个不懂普通话没有文化的中国侨民，幸免遭到麻烦与杀戮。先父后来在回忆这段危险而可怖的经历时，说他终生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军欠下的这一笔帐。当时六人仅有的一大皮箱衣服银物，则被日军强行夺去。遭抢劫后，六人身无分文，穷苦困阨，只好仰赖同侨傅维萼先生的资助为生。 与此同时，原三发埠的国民党员俱摇身一变而成为日本侵略军的爪牙，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处境更加危殆，加上江剑武(又名“天虎”)当了日军的警察局长，还亲自到他们山里住所去探头探脑。江剑武来意不善，继续滞留原岛，安全堪虞!于是，先父以同年六月，化名傅嘉微，乔装从邦戛海口与友人杨管先生乘武吉族之小帆船，冒险横渡爪哇海逃生。后来，傅瑞安的同事傅维聪对他说，在他离开深山后二天，三发日军就下令要逮捕他和土王“苏丹”。幸好先父走得及时，否则必死在日军手中无疑。先父到达直葛时，遇到一位住三发的印尼人巴拉沙，他见到先父时第一句话是:“你现在不可再回三发，听说日军要抓你”。由此可见，先父和当地的人民，有很深厚的感情。二、三个月后，一同逃难的傅维守也到了爪哇，并对先父说:“你离开后，日本警察到深山的住所抓你。”小帆船历十四昼夜到达中爪哇直葛，暂住爱国华侨傅子滚先生的店里，不久到泗水与旧友林士会暂住什班漳格礼底村。后在什班漳开小零售店，叫东南商店，作小买卖，维持生计。并在这里参加由黄复明领导的同侨地下组织“民族抗日反帝大同盟”。该组织成立于1940年，成员一直采取单线联系，开展抗日活动，使荷印政府华人政治部不易觉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西、中、东爪哇的组织，总是统一不起来，彼此各搞一套，力量分散。先父为此曾在泗水与吴志满、洪骏声、林降祥等人研究、探讨统一组织，建立总部统一领导抗日活动，以利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问题。奈当时整个爪哇岛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处于白色恐怖中，形势十分险恶，难以成事。后来先父到三宝垄，在秘密宣传抗日的同时，一直不忘呼吁盟员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印尼期间，该组织逐渐扩大，培养了不少爱国的华侨青年干部。他们把支持印尼民族独立的斗争看做是与支持祖国的解放事业一样，在战斗中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当时和先父入盟参加活动的还有吴建华、庄明哲、黄文东等。 从1942年底，先父和洪骏声、傅扬东(原名傅扬修)等在泗水会合，分析世界局势，认为由于战火蔓延甚广，形势正在急剧转变，对民族民主革命日趋有利。现在必须大力创造条件，发挥各人所能带动的经济力量，联合组织商业机构，以改变自身的被雇佣地位，成为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为了在商业社会上占一席位，必须奠定经济基础。于是，他们先使“东南商店”与泗水吴志满的“成隆商店”合作。以后又在泗水巴比安沙永安街二号建立由傅扬东主管的南通公司。当时先父建议用此店号，寓意中国和南洋诸国畅通无阻。不久，吴为忠、蔡永恕先后从坤甸到三宝垄，又由洪骏声去与他俩在当地建立另一个“南通公司”，交先父负责掌管。到1943年秋，洪骏声、林降祥、杨新容、郑曼如等在万隆密会，建立爪哇共产党(自发性质的侨党)的地下组织。先父和梁迈、李宗礼等人，参加中爪哇地区三宝垄的组织。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先父在三宝垄和陈有利、郭金荣、洪琼瑶、李其亮、傅松茂、郑曼如、卢良坚等人组织“新友社”，从事社会活动，开展义务的普通话补习班，吸收青年同侨学习祖国语言文化。通过教学，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民主的爱国主义教育。先父担任该社的总务兼教学，直到1946年夏去新加坡为止。 到新加坡后，即与洪骏声、吴为忠等旧同事利用南通公司的残余资产，并招募新股，在新加坡、泗水二地，分别创办大华贸易公司，租赁帆船作为海上交通运输工具，开展新加坡、爪哇、西加里曼丹之三角转运贸易。先父每次都利用货运的机会，由新加坡运送社会科学和进步书刊到爪哇诸地散发。大华公司经营所得的大部分利润，都作为供给一班穷朋友的生活费和资助开展进步的社会活动之用，并且通过洪骏声的关系，帮助不少文化人士如胡愈之、沈兹九先生等。而先父自己和李诚予、柯竹山等一群旧友都只领用生活费。经营大华期间，盈利可观，先父在波涛间经历万险，从未抽取分文以建家立业。1946年夏，他从新加坡乘帆船载货往三宝垄。船行至实拉山岛附近，风止船不能前。海盗此时尾随而来，开枪射击，企图抢劫，先父险遭不测；而金钱货物被抢一空。船到西加里曼丹，上岸探视劫后余生的亲友。闻同侨被日军秘密屠杀者数以百计。单三发一处，傅姓遭杀害者占三分之一。傅瑞安公司的同事五人蒙难。若当时先父不果断乔装逃出虎口，势必遭敌人毒手无疑。1947年，先父受洪骏声委派进驻爪哇印尼管区港口，负责筹建集散货物据点，扩大运输贸易。当先父乘租用的帆船满载货物及数箱书刊驶入当时仍属印尼管辖地区的爪哇第四良港井里汶港外时，岸上人家已历历在目，鸡犬之声隐约可闻，突遇荷兰飞机在上空盘旋侦察。时印尼的椰城、三宝垄和泗水等港口城市已被荷兰殖民者控制。他们卷土重来，企图霸占印尼对外的海上贸易，因而无耻宣称:凡一切外国船只运货进入印尼地区，须先到其占领的海港接受检查，方准进入印尼地区。先父和他的朋友基于政治立场，坚决不承认荷兰侵略政权。在新加坡扬帆前便决定，不管荷兰殖民者怎样威胁强迫，决意不受其检查，准备突过封锁线，直接驶入印尼区。是日晌午时分，荷兰海军小艇迎面开来，向他的帆船疯狂发射重型机枪数十发，弹如连珠落在距船头约50公尺的水面上，强行阻止他们进入井里汶港，然后把他们的船扣留，交由荷兰特那特(TERNATE)号战舰，用大缆系住货船桅杆，拖往三宝垄检查。航程中风急浪高，迨近巴玛琅海域，小船不堪海浪冲击，加上战舰高速猛拖，在天未破晓时船破沉没。先父见状，纵身入海，在风浪中奋力争扎，才登上战舰抛下的救生板，漂流至舰旁，然后上舰。虽免葬身鱼腹，但被截往三宝垄，以难民身分送难民收容所。办妥登记，红十字会发给五盾零用钱后，商得所中执事同意，移住附近同侨傅松茂家。对上述货船被截事件，他们曾多次向荷兰海军交涉，要求赔偿全部损失，但毫无结果。先父那种临危不惧，轻财仗义的品质，在当时华侨界产生相当好的影响。嗣后先父去函新加坡向洪骏声报告事件经过，经同事整理后交南侨日报发表。荷兰在三宝垄的情报局从报上看到那篇材料，即传杜澄波问话，令杜调查傅维丹的来历。离开难民所数日后，先父拟买船票迳往椰城，荷兰民政处假仁假义发给他一张票价12.5盾的由三宝垄到椰城的统舱票，让他登上由峇厘满载猪牛经三宝垄的凡得霍仁(VANDER HOREN)号船。一登上船。猪牛粪溺，臭气熏天，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忍受荷兰殖民者的特殊“恩赐”。 抵椰城不久，又经直葛到谏义里与林降祥会见。以便将林组织的货物转运新加坡。1947年7月23日，荷兰殖民者海陆空三军第一次向井里汶进攻。25日，先父在直葛途中，遇到空袭，慌乱中越屋逃避，双手抱住椰树干，准备下溜时，不意失手坠地，跌断右大腿骨。于是由华侨救护队送入卡汀那(KARDINA)医院治疗。留在海关仓库的货物，在25至27日三天中，因战火连天，不遭抢夺，亦被焚毁，全部化为乌有。 右腿骨跌断住院治疗二个月零九天。当时系战争时期，物资缺乏，给养十分困难。在医院里，是以喝石灰水来补充钙素的。虽医护人员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把他们自己分到的一点军用罐头食品，也分给伤病人员，毕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天无绝人之路，在先父住院十多天后，老友林潭水先生闻讯，如坐针毡，不顾沿途枪弹横飞，冒着生命危险，特地由椰城随货车赶到直葛探望先父，并在医院附近择一家华侨办的饭店，以预付款的办法，每天为先父订购一只鸡送医院供他滋补，使断腿得以迅速痊愈。 出院后，先父即去泗水大华贸易公司。在那里建立商业贸易网点，以商业关系作掩护，在抗日时期及其后，团结中上层华侨，进行抗日宣传，培养青年干部，并为抗日胜利后输送一批华侨青年先到香港达德学院学习，然后转到解放战争前线，参加工作。现在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工作的何东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1948年夏，先父又由泗水转去外南梦与何仲谋先生合作做土产生意，同时继续开展民主爱国进步活动。为此，曾于1948年8月被当地县政治部传问一次。 1949年2月，新加坡大华公司被英帝无故强行封闭。主要成员被通缉、追捕，业务被迫收盘，致一些人流离失所，也有少数人大发牢骚，说什么大华公司是一家很有前途的公司，本不该参与政治纠葛，更不该介入政治派别的斗争。先父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历险冒死致力经营，是为了在解放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作一点贡献，不是为个人发财致富。大华公司能在荡乱中茁长壮大，焉知今后就不会有比今天的大华大几百倍的公司出现!封闭一个大华公司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因此，先父与洪骏声、林降祥、吴为忠等同志商量，把该行资金二十万港元献给党，在港开办裕华行，交由洪骏声办理此事。 1950年，先父由外南梦到三宝垄，加入郭金荣等的“大路汽车修理工场”，同时又重新在“新友社”活动，开办各类青年补习班和夜校，并义务担任财政及初级商业簿记班的教学。在三宝垄约八九个月，1952年春，郭金荣回国，被安排在总后汽车修理厂任工程师，先父则先郭离开该工场。 早在1951年元月，杨一萍对陈有利说，先父将离开三宝垄时，谢德印授意杨一萍写信问先父是否愿意到《生活报》工作。先父认为报社业务自己不熟悉，如需要会计员，他可以去做，其他职务恐不能胜任。为此，先父特地到椰城去与杨一萍、谢德印和黄周规等面商。结果一致意见要他到报社担任经理。寻于同年一月底到报社任事。自《生活报》创刊一开始，先父就对该报怀有深厚的感情。抗日胜利后，我国内战全面爆发，海外广大华侨不明真相，对祖国的前途十分担忧。先父为有一家民主爱国的报纸，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支持印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感到欢欣鼓舞。他将一批创刊号，分别寄赠各地青年朋友，并附函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傅子任同志回忆当时接到先父寄给创刊号和函信，信是这样写的:“《生活报》是进步报刊，民主堡垒。主编王纪元先生是国内文化界巨子，希望你认真阅读，从中汲取教益。”因此，直到《生活报》被印尼政府勒令停刊止，傅子任同志一直是该报的忠实读者。1947年底，先父到玛琅，当得知傅子任先生是《生活报》的特约通迅员时，立即从口袋里抽出“西佛氏”金笔赠送给他，鼓励他把这支笔当作战斗武器。 先父到报社后，一开始就遇到二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是当时印尼反动内阁纳席尔对《生活报》不断施加压力。1951年4月1日清晨，大批武装军警包围报社，要逮捕社长兼总编辑王纪元。王是夜外出未归，于是先父被拘往总警厅问话，并令拍照打指印存案。被审问六七天之中，警官极尽威胁之能事，行动也失去自由。纳席尔倒台后，须基曼继之，仍加以莫须有之罪、特别是荷兰政权的余孽，警局华人政治部主任邓泗华，对1933年的“赤潮”事件，耿耿于怀，认为先父是值得注意的危险人物。于是暗中踪迹，绝不放过。先父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此中原因无他，无非爱国有罪耳!”到韦罗布内阁成立之后，当局才停止对先父的传讯。先父的坚强性格，终于顶住了种种政治压力，使报馆得以立足和发展。 二是《生活报》创办伊始，基础未固，读者不多，发行量少，经济相当困难。为求报刊的发展，先父每年都要亲自到各埠去，招募股份，兜揽广告，推销报纸，扩充订户。他的足迹遍布千岛之国的大、中、小城市，到处洒下辛勤的汗水。现已退休旅居新加坡的傅扬东先生最近在回忆中写道:“维丹先生三次到巨港推销报纸，都与我会晤。他不辞劳苦，在于为报社筹措经费，使社里工作人员，不致枵腹从公。”经先父努力三四年，报社经济有了转机。业务发展，股份增加。此乃先父夜以继日，为发展爱国进步报业倾注全部心血的成果。当时报社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局瞬息万变，几小时前定的稿，如政论文章之类，说不定几小时后又要改动，必须重新排过。这都要先父到排印车间去指挥，工人才肯听从。其威望之高，不难想见。 不但如此，在先父到《生活报》的1952年，东爪哇泗水有华文报纸三家，一家亲蒋，一家是国民党报，唯一的爱国报纸《大公商报》发行量不到1200份。东爪哇的爱国侨胞迫切要求有自己的宣传喉舌，拟建立规模更大的舆论阵地。当时泗水的进步侨团、侨领推荐吴序良任《大公商报》经理，以整顿报社。是时傅子任到椰城总领事领取护照准备回国，先父即向总领事馆建议，叫傅子任暂缓回国，先到泗水协助吴序良整顿《大公商报》。袁庚领事立即表示同意。1953年秋，吴、傅二人同时到报馆，整顿工作得到各地爱国侨团、侨领以及《生活报》的支持和协助。《生活报》添置了新的卷筒印刷机，董事会就决定把一部性能尚好的平板机以低价转让给《大公商报》。当时先父更是不遗余力地从安装机器，培训印刷技术人员到添置新的配套铸字机设备，都给予无私的援助。此后，《大公商报》取得明显的进展。 在先父任《生活报》经理期间，虽报馆有汽车好多部，先父每天上班，都是骑一辆旧自行车，穿梭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1957年先父回国，将在《生活报》的少数股份捐赠给报馆，自己只携带简单的行李回来。《生活报》被查封后，报馆诸同仁在原址办起“公众针灸诊疗所”，采用祖国传统的医学技术，为印尼的社会服务，直到他临终前，还十分关心医疗所的发展。 1954年初秋，我祖母病逝，家中去电催他回来一趟。他仍以报馆工作为重，打回一张“工作放不下，希善自处理。丹”的电报。虽如此，他离家别母已逾廿载，噩耗传来，从此见不到慈颜，其悲恸，自不待言。当时同侨蒋少微先生有唁联云:“子为人民服务，奔归未能，九泉应无遗憾；母为家庭模范，音容虽邈，千古尚有余荣。”盖用来宽慰先父，也褒扬其公而忘私也。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那时候，反动派极力破坏。由香港运送我代表团的先遣人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半空突然发生爆炸，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当时台湾方面还传出消息，毛仁凤发放无声手枪，企图暗杀敬爱的总理。在这种情况下，保卫总理的安全，成为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于是，先父奉使馆之派，以记者身份日夜跟随在总理的身边。由椰城到万隆，在会议的前前后后，全力以赴地保护周恩来总理。总理的衣服本由“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运送，而今发生爆炸全毁。先父乃连夜陪同总理和政府代表团成员到万隆我爱国华侨开设的裁缝店重制，商定当晚量裁，翌日一早取件。在开会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应西爪哇省长之邀赴宴，并观看印尼民族文艺舞蹈节目，先父亦陪同前往。晚会结束，周总理一行从西爪哇省长行政公署的大门出来。大门左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十分黑暗，是敌人可能利用的地方。为防发生意外，当总理走在前面跨出大门时。先父即紧跟在后，并向右边观察有无动静。后来先父说，他当时下了最大决心，为了保护总理，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会议开幕那天，只有首席记者才能参加开幕式，先父以坤甸《新民晚报》首席记者身份去参加。会议期间，他拍了好多珍贵的历史镜头，编成特刊在报上发表。会议期间，他亲眼看到周总理以一位伟大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原则精神，挫败了反动派对会议的种种破坏，打下它们的嚣张气焰，为第一次万隆亚非会议开得成功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这成为事后先父经常赞颂的话题。同侨郑曼如先生在回忆先父评论万隆会议的文章中写道:“他曾严肃而认真地对人说，在隆重而复杂的亚非会议里，有人是为开好会议而来，但也有人是为破坏会议而来。帝国主义分子通过有的国家的代表团或伪装记者到会采访的反动家伙，时刻都在窥伺机会，企图破坏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对周总理的活动和影响，更是千方百计，蓄意制造事端，妄图破坏和贬低。作为一个爱国华侨，时刻都有保护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和开展活动的神圣职责。如果有人胆敢在明里暗里、以无耻的手段加害我们的代表团，加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便有责任去牺牲、献身来保护我们的代表团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当活动和安全。” 先父对周恩来总理无比崇敬，其感情之深，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当1976年1月他从广播听到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他万分悲恸，顿时泪如涌泉，泣不成声。 1956年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先父亦跟随采访，拍下十分珍贵的镜头。其中有一张在日惹机场拍的宋副主席照片，1958年底曾借给原泉州市社会主义展览会展出。总之，在中印(尼)二国建交后，开始有一段密切接触和友好交往的时期，两国领导人和文化、艺术团体往来频繁，先父对这些交往活动非常关心，凡是能够帮忙的，不论直接间接，大事小事，都竭尽全力以赴。 解放后，旅居印尼华侨纷纷回国探亲或观光，先父离家日久，思乡益切，但他以最大的毅力和耐心克制自己，以工作为重，以革命为重，一直在《生活报》坚持工作到1957年上半年，经大使馆的同意，于6月19日乘船取道广州回国。当时我恰巧因公出差在广州，父子俩虽常通迅，但彼此互不认识。得同侨李鐘南先生之助，陪我到火车站去迎候。先父在广州逗留约一星期，未及回乡与家人团聚，即迳上北京参加中侨委主办的侨务学习班，历时四十余天。 1957年9月下旬，学习班结束，先父再也顾不得到东北等地去参观，便返泉州。在学习班期间，经中侨委研究，同意他不再返回印尼，留在国内安排工作。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来回的船票寄往香港，托洪骏声先生代为办理退票。 先父这次回国，就此结束了他饱经忧患，为生存与责任，跑遍天涯地角，居无定所，食不甘旨，到处漂泊的生涯。先父在回顾自己的前半生的经历时，曾写过下面一段话:“回顾半生经历，不外失学饥驱，生活挫折，险难重重，平凡无足道。对革命事业深愧无何贡献，唯与黑暗势力积不相容，则始终如一。我恳切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教育下，彻底扬弃三十二年来长期在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感染的商场意识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与七亿人民一道共同奋斗。”先父回国后的二十多年间，一心扑在侨务工作上；克尽职守，不遗余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由于他的工作深得领导的信任，和广大华侨、归侨、侨眷的敬佩，曾先后被选、任全国侨联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大、政协常委和地区侨联主席等职，先父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本文蒙傅扬东、林德明、李诚予、“印尼畴”、许乃昌、谢必荣、张兆汉、林降祥、郑曼如、傅子任、陈呈芳、何希銮、何东图提供宝贵资料或协助联络征集资料，并经吕敦村、吴序良、陈呈芳审阅，不胜铭感，谨一并附此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