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甫(1906-1966年)，福建永春县桃城镇人。他是一个平凡的华侨，但在平凡中却做出不平凡之事。从他短暂一生中的所作所为，闪耀出光辉，他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楷模。 一、坎坷的一生，爱国的一生 周公甫于一九○九年出生在永春县桃溪村营内角落。十岁丧父，家计艰难，仅读二、三年书就中途辍学，与寡母共同支撑，勉强维持生计。可是祸不单行，十二岁又失去了慈母，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家益衰落。当时正是地方军阀蜂起，为了争夺地盘，经常混战。南安军阀陈国辉五进永春，与当地军阀高义、吴威、尤赐福、李金标等争夺永春地盘，群众受兵祸、匪患、饥寒四面逼迫，几乎十室九空。在这民不聊生之际，周公甫为了生计，只好辗转流浪到泉州当杂工。苦难的童年，锻炼了周公甫坚毅不拔的性格；家庭的不幸，造成了失学的痛苦，使他更懂得就学的艰难；兵匪的祸害，使他更盼望祖国能早日得到统一，他的抱负能尽早地得到实现。 人小志不穷，周公甫在当杂工之时，由于他办事认真勤谨，诚实可靠，深得主人器重。一九二二年(时年十三岁)山尾乡(即今仰贤乡)林邦师赏识其为人，把他安排在他们所创办的新协兴信局当学徒。在此期间，他除积极做好店中杂务，递送侨信，抄写信件底表外，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是能抓紧一切宝贵光阴进行自学，补救因辍学给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他持之以恒，往往学习到深夜。由于勤学好问，文化知识大进。其后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政局发展的认识，结合自己企事业的经营及热心祖国教育事业等等，都与这时抓紧学习文化，增广自己见识分不开。因此，这时勤学苦练，确是他一生事业成就的关键。 一九二六年，新协兴信局受南洋联号信局影响而停业，周公甫与林邦师等人合资创设永通汽车零件公司。当时地方军阀、民团争战，土匪抢劫、强人赊欠时有发生。如古山人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民七以还，盗匪蜂起，掳人勒索，无所不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城狐社鼠，乘机敲诈，………商旅裹足。”①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发展艰难，不得不在一九三○年抽出部分资金合营土产粮油公司。到了一九三七年，由于赊欠过多和货源短缺，两公司先后歇业，不久又合资经营棉布疋头。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南进，福州、厦门先后沦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香港沦陷，原在星洲、香港合资设立的华隆行，寄放的货仓布疋全遭炮火焚毁，致使华隆行濒于破产。为了不做亡国奴，为了自家性命的安全，公甫偕数位爱国侨商，从陆路逃回故乡。 八年抗日战争一胜利，飘泊异乡的广大华侨对祖国寄以殷切的期望。为了促使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主张“应大力发展贸易，……结束原有联号营业，联合乡友集中资金另设公司。”于是在一九四六年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乡亲合资在上海开设建德行，并在福州、厦门、泉州、香港、台湾、星洲设立分行。 一九四九年全国欢庆解放，周公甫亦和广大爱国侨胞一样，庆幸祖国象巨人一样，在东方站起来了。长期受侵略、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参加祖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周公甫持全力以赴的态度，作出果断的决策，“与各分行经理共商，决定将建德行办理总结束。”并与“众多华侨合组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其时，北京旅馆奇缺，投资公司即拨部分资金，在京兴建新桥饭店，他被推举前往北京负责筹建事宜。旋于一九五二年重返香港，除经营国货外，还为联系、团结海外华侨做了不少工作。” 周公甫不仅自己以实际行动投资参加祖国建设，还积极帮助党做了不少工作。如原永春中学校长曾天民，解放初对自己过去参加过中统曾有交代，后因对党政策不了解，跑到香港。在港期间，周公甫常用党的政策加以说服，使曾氏得以早日回归祖国。 一九六四年春，周公甫与南亚侨胞集资在香港创办华丰国货有限公司，他被推选为董事长。“在公司业务百忙之中，对各爱国社团的会务发展予以关怀。”②这实际是积极支持爱国华侨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和“摇篮血迹”的家乡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培养人才最重要③ “培养人才最重要”，要培养人才就得办学校，这是周公甫出自肺腑之言；也是他对祖国取得繁荣昌盛的独特见解；也是他愿意用具体行动来为这伟大事业添砖加瓦。不过这个独特的见解，却是经过多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首先是受长期以来，“教育救国”的呼声影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积贫积弱，国将不国，不少先进中国人都向西方寻找真理救中国，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救国就得兴办学校培养科技人才。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呼声渐高，逐渐形成一个思潮。于是各类学校在各地应时而生。周公甫由于所经营公司的发展，先后到过国内外各大商埠，也受这个思潮的影响，逐渐萌发出要救国首要是培养人才的思想。 其次，亲身的体验:由于周公甫家贫中途辍学，在办实业时因文化低遇到不少困难，深感自己文化不足的痛苦。虽然后来也边工作、边自学，但毕竟精力有限，无法深入钻研。再加上常回家乡，亲眼见到不少青年人失学的痛苦，使他滋生了要为家乡广大的“瞎眼牛”解决就学的困难。 第三、华侨先辈模范行动的推动:许多爱国华侨，为了祖国的强盛，都不同程度地支援各地办教育。特别是陈嘉庚先生在家乡集美投资，创办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财经、航校，……等等。后来在他的提倡下，又集资创办厦门大学。这种爱国义举，也大大地感动了周公甫。 但是，周公甫与众不同，他是白手起家，办些实业，时常受当地官僚、地霸、军阀、民团和战祸的影响，难以发展。因此虽深知“培养人才最重要”，但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尽力而为，一步步地发展。 首先，资助好学青年上学:四十年代，他深知“培养人才最重要”，因此他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安排一部分款项放在王锦基先生处。如有可造就的好学青年，由于经济困难而临失学之境，就由王主持按期资助。如郭子山、周国钧、周逸卿三先生的上大学，费用基本由周公甫负责。 其次，扶植家乡桃溪小学:该小学原是“县立”。抗战胜利后，由于法币贬值，“以致学校经费严重不足，教师薪酬不敷糊口，无心教学。”周公甫得悉此情后，虽然自己实业也处于艰难支撑境地，但为了家乡儿童不致受自己辍学之苦，于一九四八年毅然挑起重担，把“县立”改为“私立”，“勉力负担一切经费”。同时，他愿做一位无名英雄，不用自己的名字作为校名。(以后为其他教育事业捐资，也是如此。)此种精神值得称颂。随着祖国的解放，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文化方面得到翻身，小学学生在骤增，校舍严重不足。于是在一九五一年间，周公甫乃委托乡亲“周卿章先生筹建校舍。周卿章和周卿森等人也捐献部分费用。”④学校的经费一直由他独力支撑。到了一九六八年文革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桃溪小学又由“私立”改为“公立”。文革之后，为了学校的发展，公甫之子周守仁继承父亲遗志，把广东华侨公司结算的本息八万五千元拨给桃溪小学扩建校舍。一九七九年建成一座1260平方米的砖瓦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教学楼。 第三、创建永春华侨中学: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不少侨属子弟求学心切，归侨尤扬祖先生于一九五六年提出创办“华侨中学”，重托周公甫向海外永春华侨筹募款项。周氏毫不推诿，独力挑起重担，于斯年自费往印尼、新加坡、马来亚各地，栉风沐雨，不辞劳苦，募得十八万多元。于同年底新校舍奠基，一九五七年建成，面积计4300多平方米。 在筹建时，周公甫身为表率，带头捐建礼堂一座，作为主楼。前半部是办公楼，已完成，惜因文革发轫，礼堂后半部建筑无法进行，剩下四万多元暂为保留。一九八四年，侨中三十年校庆，他的哲嗣周守仁秉承父志，毅然承诺捐资十六万元，把900多平方米的父亲未竟的礼堂继续完成。可以看出，华侨中学的创建，凝聚了公甫父子的不少心血。 更可贵处，距华侨中学仅有一公里，距桃溪小学近百米的周公甫旧居，仍然是陈旧、破烂。从这可以看到，周公甫的公而忘私的精神，应该说是卓然可敬。 应该提出，周公甫还有一点难能可贵之处。他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因此，对修祠堂、寺庙，都不热心，这就得罪了当地那些封建的“卫道士”。由于这样，当他在一九六六年不幸患胰腺炎在广州逝世后，其家属拟把骨灰安葬在本乡对面的山上，当天开掘墓地，夜间就被那些“卫道士”捣毁。为兴办教育不修庙宇、宗祠。为发展科学，反对迷信，结果弄得无处营窀穸，这种崇高的精神，是大可颂扬的。 三、结束语 综上观之，周公甫出身于贫穷之家，为了生存，艰苦经营，略有积蓄，从不忘本。对“摇蓝血迹”的家乡儿童之就学，耿耿于怀。他从不忘记祖国的积贫积弱。每在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他都以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繁荣，为家乡有志青年的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更可贵的是，他关心别人，多于关心自己。对公益事业慷慨输将，而自己的旧居却破烂不堪。特别是他虽文化水平不高，却有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对于迷信，不肯随波逐流，这种品格也值得我们学习。 注:①1957年印尼椰城永春公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 ②以上均引《周公甫先生生平事迹》。 ③《永春华侨中学校刊》、《周公甫——原永春华侨中学董事长》。 ④以上均引《周公甫先生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