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惠安县百崎(今百崎民族自治乡)九乡郭部份回民，依靠航海为生。他们的不幸遭遇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有的因触礁或遇上强台风而葬身海底，有的被海盗劫持或枪杀，特别悲惨的是，日军的横行蹂躏，船只或被凿沉，或被烧毁，船员或当场被枪杀，或被抓走、囚禁、酷刑致残致死，真是惨绝人寰! 日军的滔天罪行，至今没有文字记载。本人自1978年退休后，走访了当年遇害的目击者，根据他们的口述，笔录如下，俾使当代青年了解过去，不忘日军侵华的罪行，不忘先辈蒙难的沉冤。 从兄、胞弟被日军残杀 郭木水：1939年，我在伯父郭老鼎的船上当船员。由于惠安县缺粮，伯父去浙江坎门教场贩运地瓜干回乡出售。开头还算顺利，十几个船员都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得酬劳，借以糊口。谁也没想到会遇上什么危险，谁知大祸从天而降。 5月12日那天，我们的船刚停靠在玉环县的教场岙，就听说日本军舰在浙东海面横行，民船被烧，船员被扔入大海淹死不计其数。为了应付危急，我们解下了布帆，拆掉了船舵，把它们一件件搬到陆上藏起来，再下了狠心，把船底打了一个窟窿，让海水灌入舱内，使船身搁浅，避免日军将船拖走。 由于疲劳过度，船员们都睡过点。伯父有心事睡不着，大清早就把大家叫醒，他指派自己的儿子郭水金和一位船员上岸观察日舰的动静，话还没说完，有人惊慌地喊道：“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大家一震惊，纷纷跳下船，在浅海滩上奔跑逃命。我和几个船员迅速跑到另一艘帆船的船底下躲起来。日本兵先登上民船，在甲板上用步枪向逃跑的船员射击。伯父的独生子郭水金和郭产仔应声而倒，子弹从背部打进，从胸前穿出，再也爬不起来。水金才30多岁、胞弟才20多岁就被日本兵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日军在坎门教场登陆后不久就撤走。我们的船因在海滩上搁浅没被敌舰拖去。当天下午，我们含着眼泪收埋了含冤屈死的两位兄弟。我的伯父由于悲伤过度，不久就病死了。 几十艘商船、渔船被日军凿沉 郭顶世：1939年，我在本村“金协发”号当船工，同船船工20余人，船主郭粗脚。这是一艘三桅杆、能载60吨的运输船。从漳浦运载赤砂糖往浙东。旧历5月18日停泊在温岭县石塘董班岙的里岙。听说日本军舰在这一带劫民船，得手后就把船凿沉，大家非常惊骇。为了防止日军把船拖走，我们在船底绑上一根铁锚，让铁锚插入泥中。刚安排停当，日本兵就分数路从石塘、董班岙等处登陆。我们来不及携带东西就只身往陆地跑，到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避难。 一天，我们几个船工偷偷爬到山岗上观察动静，看到岙里的商船、渔船一艘艘被日舰拖到外海弄沉。在拖我们那艘船时却拖不动。我们正在暗暗庆幸的时候，狡猾的日兵却登上商船，把160包赤砂糖统统扔入海里，船身轻了，又强迫当地老百姓挖船边泥坞，“金协发”号船就被日军强行拖走，在温州湾外海凿沉。 这一次，光在董班岙被拖走的商船和渔船就有几十艘，全部被弄沉、凿沉。几十位中国船主被搞得破产，数百个船工被弄得失业，生计无依。 抓人烧船 死里逃生 郭廷福：1940年，我才13岁，在伯父郭和顺的三桅帆船上当学徒工。一次，这艘船满载煤油和纸张，从玉环坎门港驶往沈家门。不幸在乌沙门(舟山群岛宋家尖岛南端)洋面遇上日本军舰。敌舰靠拢后，两个日本兵跳上帆船，斩断帆索，用煤油引火烧船，一时烈火冲天。我们全船36人一个个被抓到日舰上。当时我年纪小，被吓得直哭。一个日本兵(估计是台湾人)用闽南话问我：“后面的人是谁?”站在我背后的伯父轻声对我说：“你就说我是你的父亲”。我立即大声喊道：“他是我的父亲”。又问另外几个人是谁?我指着泰仔和德安说：“他们俩人是我的哥哥。”其实这两人是伯父的儿子。我又指着泰仔的妻舅黄必良说：“他也是我哥哥”。那个日本兵说：“你们这5人可以乘小舢板驶往前面的岛屿。”这时伯父使眼色轻声对我说：“舢板太小，风浪又大，要用大一点的船才行”。我按伯父的话大声说给日本兵听。这时，日舰又在海面上抓到一艘小钓船，船上5个人也全部被抓上军舰。以后就让我们5人乘小钓船离开。 与伯父的船同时被日舰截获的后海村郭八二的帆船也被放火烧毁，19个船工中15名被扣留，4人被放回，就跟我们一块乘坐小钓船。再加上先前石塘村被截获的另一名船工，小钓船共载10个人。此小钓船驶到沈家门之后就被坎门船主的家属认领去了。 我们10人历尽苦难，几经辗转才回到家乡百崎，算是死里逃生。与我们同时遭厄的另46人，全部被日军抓走，他们算遇上凶神恶煞，没听说有生还的。 郭细仔等十几名船员被日军用刺刀捅死 郭卖应：抗日战争期间，我以小帆船载货为生。一次，运150箱桂圆干从泉州出发，驶往浙江。帆船经闽江口五虎门海面就遇上日本军舰。我们知道大祸临头，急忙命令船员将3支步枪连同所有子弹统统抛入海中。那是为防备海盗用的，如不处理，被日军查出就会掉头壳(脑袋)。两船靠拢了，日本兵跳上船，把我和郭福良带到军舰上去问话。当时，郭福良头上戴了一顶呢帽，日本兵先给他一记耳光，把那顶帽子打落飘入海里。郭福良挨了打气愤得很，但暗中却松了一口气，原来他那帽子里，藏着一张印有“抗日后援委员会”字样的传单。那种传单如被日本兵发现肯定会没命的。日本兵问话没有找到把柄，就将全船8个人都押到海滩上跪成一列，准备枪杀。后来因为在船上搜不到任何武器，我们才幸免于难。 日舰去了。我们在海滩上看到一艘帆船，仔细一认，是同村人(里春村)郭细仔的船，但船上却空无一人。当地群众告诉我们：船上十几名船员被日本兵用刺刀一个个捅死，只有引港员(福州人)虎口余生。他在日军屠杀船员时从船尾舵门溜入海里，然后泅水上岸。 我们为自己能死里逃生庆幸，也为郭细仔等十几名船员无辜被日军杀害而志哀。 惨无人道啊!日本狗强盗 日军刑务所——活闫罗的转魂台 郭寿星：1943年，我刚27岁，在本村郭和裕的“万顺号”大排帆船上当船工。一次，船由浯屿驶往浙江石塘，经乌丘岛北面的大白洋海面碰到日本军舰。日舰把我们的船拖走，停靠在台湾基隆港。傍晚，全船13人都被押上岸，关在一幢小楼房的二楼。第二天，又被用汽车运往台北，关在刑务所。同时被关进去的还有“和顺号”的13名船员。 刑讯开始时，一个日本人拿着一根大棍，一个台湾人当翻译。他们说我们越过警戒线，企图刺探军情，不容申辩就用大木棍猛打。打得发狠时就改用皮鞭，有时还用电刑。人打昏了就灌水，苏醒了再打。船老郭家水体质较弱，被打成重伤，当场活活被弄死。船工们不堪折磨，有的拿着木枕头猛打自己的头部想自杀，被日本人发现了，所有木枕头都被没收。有一个叫阿溜的船工无法忍受敌人的毒刑，拆下盆架上的一根铁条，在地板上磨得非常锋利，准备自杀。日本人发现后，没收了铁条，并对他加倍拷打。长期的酷刑，我们这些船员轻的皮肉被打肿，重的皮肉被打烂，一个个在死亡线上熬煎，在刑务所先后死去19人。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幸存的7人被释放，其中5个人奄奄一息，来不及回家就在台北死去。 在台北一家慈善单位的帮助下，我和阿溜被送进医院治疗。基本康复后，才搭乘一艘木帆船返回百崎。 解放后，每忆起这段苦难日子，我义愤填膺，总想有朝一日，将日本兵的滔天罪行向世人控诉。 按：郭修文同志已谢世，留下遗稿，由惠安县方志办转来。本刊发表时经林树丹同志整理。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