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季，我由朋友介绍到德化赤水锦水小学任教。这是我离开学校后开始踏入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许是新的生活起点，对当时的经历种种，感受分外深切。尽管我在赤水工作还不到不到一年，而且又过去了半个世纪，至今回首，记忆犹新，历历如昨。 锦水小学在当时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县立完全小学，有6个教学班，200多个学生，9位教师。校长苏珠欣是一位工作热情、性格豪爽的年青小伙子。同事们虽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却相处得相当融洽、和谐。 我到校时已经是开学一个月后的3月下旬。一到校，就被指定代理一位因丧父而久假不归的教务主任的职务，并兼任毕业班的班主任。一个初出校门的十八、九岁小青年，乍负此重任自是惶恐不安，特别是面对比自己年龄还要大的毕业班学生，更感到压力甚大。好在有校长和一些老教师的热诚帮助和支持，使我能较顺利地度过“起头难”的第一关，并能较快地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和新的生活环境。 1942年是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的困难时期。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社会经济衰退，农村破产，百业凋蔽，而国民党政府却在各地加紧抓丁征粮，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学校教育事业，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下面几段生活琐忆，也许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特点。 一、退役营长的官邸 锦水小学，虽说是德化县一所比较重点的县立完小，但却没有自己的校舍。借用的校舍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三层大土楼，楼房主人王锡三，据说在民国初年曾当过地方杂牌军的营长，土楼是他当官时营建的官邸。说是官邸，除了建筑面积宏大外，却丝毫没有外地一般官家府第的气派。外墙不加粉饰，裸露着灰黄黯淡的土墙本色。土墙上布满条条口口的裂痕，刻下楼房久经风霜的印记。楼房内部结构，经过学校的改造装修，底层分隔成4间教室和一所小礼堂；二层中间为办公厅，两旁各留一间教室，右侧转角处，还有一间会议、聚餐和会客混用的空间；第三层分隔成几个房间，作为外地教师和寄宿学生的宿舍。 房东的一家人，就住在二楼左侧的几间小房子里。那个当过营长的老房东虽还健在，但从他老态龙锺的外表上，很难看出他当年曾是驰骋沙场的赳赳武夫。他经常伛偻着身子坐在门口曝日，或拄着拐杖呆望着远山浮云，构成一副“乃”字型的身架。倒是他的老伴身骨子还很硬朗，看来只有50来岁，跟山区的普通农妇一样，劳碌勤快，丝毫没有当年官太太的态貌。我们全校师生都尊称她“老三太”，几位外地的教师和寄宿学生的伙食都由她包办，三餐热饭菜，日常茶水不缺，服务颇为周到。此外，在她的橱架上还摆着一些糖果、花生、烟酒、肥皂、纸张等小杂货，就地供应学校师生购买，既便宜又方便，因此师生们都把她当成自家人，亲密无间。 二、逃避兵役的学生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抽丁、抓丁’弄得到处民心惶惶，旦夕不安。广大农村的适龄青年，都在千方百计逃避这一厄难。有的倾家荡产雇人顶替，有的抛妻别子躲进深山，有的利用在学学生可以“缓役”的政府规定，设法挤进学校，挂名读书，暂避一时。当时的锦水小学就有不少这样的学生。这些学生，大都来自邻近的山村(名谓邻近，实际上都在10～20里以外)，寄宿在学校，每星期回家一趟，回校时挑来足够一星期食用的粮食、咸菜和其他的生活用品。他们的年龄，在学生名表上登载的只有16～18岁，实际看起来都在20岁以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尊师、听话，自觉尊守纪律，好劳动而畏读书，接受能力差，学业成绩偏低。在我担任班主任的毕业班中，就有一位家住尖山下，名叫陈明历的学生，标明年龄是18岁，实际看来却已经是24～25岁的成熟青年。午日循规蹈距，在课堂上也显得很认真听课，但却有一半以上的学科成绩不及格。班中有另外一个大龄学生，已经留级两次，成绩还一直跟不上，学校动员他退学回去。听说他回家不久，在一次大抓丁中躲避不及，终于被抓走了。 三、接兵“宿营”的灾难 1942年，江西、湖南等省的接兵部队，源源不断地来闽南接新兵。接兵部队押着新兵，沿着被破坏的永(春)德(化)大(田)公路线或古驿路行进。部队从德化县城出发，到赤水刚好是一日路程，由于锦水小学坐落在赤水格下的公路旁，于是便不可避免的成为接兵部队的临时营宿地。 接兵部队对待新兵非常酷虐，不仅当官的克扣粮饷、被服，让新兵们食不果腹，衣难蔽体，还把他们捆缚成串，不让他们单独行动。更严重的是当官的为了发财，竟强迫新兵长途挑运食盐。有的新兵中途病倒挑不动了，就被活活打死，推下山崖。有些人经不起残酷的折磨，相率逃跑，如不幸被其发现，更被他们活活凌迟至死。其中有一队押送新兵路过刈竹仔，在不到5里的山路旁，就抛下4具被削尖的扁担活活戮死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由于路上死亡和潜逃的人数增多，造成部队严重减员，于是他们就沿途乱抓行人抵数。有一次，我们学校总务老师入城领经费，途遇接兵部队，差点被他们抓走，好在他机灵、路熟，在被追捕中闪进山坳草丛中，才幸免遭难。 每当接兵部队先头勤务人员到学校号房子时，我们就通知老三太提早开饭，住校老师和学生早早吃饭后，就集中在两间宿舍里，闩紧门窗，并用桌椅或床铺堵住房门，惟恐漏夜被破门而入，集体抓去抵缺。凡遇接兵部队过境营宿时，我们都要自我禁闭在一起，整夜提心吊胆，直挨到第二天清晨部队开走后方敢开门露头。有时大部队连续过境，一个星期就得这样挨过3～4个夜晚。 有一天夜半过后，住满接兵部队的楼下，突然传来口令声、吆喝声、枪声、追逐奔跑声；紧接着又是鞭挞声、嚎叫声、哀号声……就这样一直喧闹到清晨。好容易挨到天亮部队开拔后，我们才惶恐地开门出来，想到楼下看个究意，突然楼下传来了一声惊叫，我们赶忙奔下楼来，原来是校外几位年龄较大的男女同学，在接兵部队开走后，照例急着要来清理教室。其中一位女同学在清理墙角稻草堆时，掀开乱草，猛然发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顿时被吓昏过去了。 救起被吓坏的女儿同学后，回头面对那个被乱棍活活打杀的死难者的惨状，不禁悲愤万千。看来死者还是个20来岁的小青年，可怜他还没有挨得上杀敌的前线，就被自己的“兄弟人”惨杀，抛尸异乡。死者没有留下乡籍、姓名，也许他的家里还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和恩爱的妻子，也许他们还在为被押往前线的亲人祈祷平安，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胜利归来团聚。他们绝没有想到自己至爱的亲人，会在这山区路上被夺走了年青的生命，永远在地球上消失……!面对这惨酷的现实，更激起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猛于虎”的苛政的愤恨。 四、抗日宣传演出 目睹着抗日战争中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更激发了师生们抗日救国的爱国热忱，于是学校决定组织抗日宣传队，排练戏剧歌舞节目，下乡巡回演出。我读小学时就当过小演员，参加文明戏演出，对演戏有特殊的爱好，因此对组织宣传演出分外积极，从组队选拔小演员、编选节目、导演、排练以至布景、服装等杂务，都要插上一手，同时还要担任剧目中的重要角色参加演出，整天忙得团团转，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上了还不够应付。 当时编选演出的剧目，有流行一时的《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有表现一位爱国老人，开抢打死自己当汉奸的儿子和两个日本兵后，用最后的一颗子弹自杀的小话剧一《最后一弹》；有讽刺保长抽壮丁丑行的《抓壮丁》讽刺喜剧；还有根据小说改编、揭露奸商囤积居奇的小闹剧《米》；另外还有《黄河大合唱》、《大刀舞》、《松花江上》等歌舞节目。这些节目，除在赤水礼拜堂演出两轮外，还到附近乡村巡回演出。第二轮在赤水礼拜堂演出时，我还与苏校长在后台临时併凑串演小闹剧《团结》。剧情以《一颗鸡蛋的家当》的讽刺小品为蓝本，通过一对小夫妻陶醉在一颗鸡蛋的发家致富的梦想中吵吵闹闹，最后以丈夫提出在发财后就“盖房子，讨小姨”激怒妻子，被妻子抢过鸡蛋摔破在地，于是丈夫责骂妻子是“破坏万金家财”的“败家婆”，妻子哭骂丈夫是“无情无义的恶棍”，两人揪打一团。就在矛盾发展到最高潮时，由一位女教师扮演“指导员”出来劝架，对他们讲了一篇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指出：“不要说一颗鸡蛋算不得什么‘万金家财’，即使真有万金家财，日本鬼子一来，一颗炸弹就会把它全部炸毁。因此，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只有把日本鬼子消灭了才能保住家财……”这个没有脚本、不经排练的剧目，由我讲述剧情矛盾发展的几个情节和高潮处理，随即化装上台，由校长扮演女主角，我演男主角。两人在台上随口应答，表演过程中，博得台下观众发出一阵阵的笑声，特别是校长谈谐的群众语言，加上我这个外籍人学说德化腔的腔调，更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收到意外的效果。 五、两种不同教师的待遇 锦水是县办小学，学校经费和教师的薪贴都由县政府教育科发。抗战中、后期，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学校经费和员工薪贴常常被拖欠或扣发，当时，一般小学教师的月薪为80～100斤大米，兼行政职务的100～150斤，校长150～200斤。这点微薄的薪给，本来就已够清苦了，还要常常被扣发，使得一些有家庭负担的老师，陷进日食难度的困境。后来，县政府又把教师的薪米直接“条拨”到山区各乡保，由学校教师自已去收讨。有一次，我们的薪米被拨到离赤水30多里外的上涌乡支领，学校总务跑了几趟都没有领到，最后，只好全体教师一齐出发下乡坐催，几经交涉，才领到一批质量差的稻谷，经加工碾成大米，所剩已不到应得的几折。 在当时的德化山区，另有一类群众自发开办的单人学校，教师所享受的待遇却与我们大不相同。 我初到赤水不久，便发现一位与我同乡同宗的同学，在赤水街后的西洋乡开设一所单人学校。经他的介绍，才知道在赤水街的商户中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永春的同乡，他就是通过这些同乡关系来这里立馆(设校)教书的。 单人学校的组织形式，跟已往的私塾一样，不同的是教学内容采用小学的课本。我这位同学的学校，就设在西洋村中的一幢破旧的大厝里，中厅是仅有的一间“教室”，教室中散摆着十多块学生自己带来的高低不等的桌椅，左畔墙上挂着的一块小黑板，可算是学校唯一的教学设备。全校有30多个学生，3个程度，年龄最大的约15～16岁，最小的只有7～8岁。全班仅有二个女学生。老师在学生中有绝对的权威，上下课不用敲钟摇铃，只要老师站在教室外吼叫一声“上课啦”，学生们就奔进教室，瞪着大眼睛等着老师讲课，上课也不用计时，全凭老师的吩咐，因此既不要编排功课表，也毋须制定作息时间，好在是私办的学校，政府管不着，更没有督学来干扰。 单人校教师的日食和薪给，全由家长负担，每名学生每学期交20斤大米的束脩，此外还要轮流给老师供膳。按此计算，教师每月同样可拿到100多斤的大米，又可享受免费供膳的优遇。 学生供膳，每轮3天，星期日照供不缺。轮到供膳的学生家长，事先都要了解一下别人应供的情况，为了表示不落人后，总想把伙食弄得比别人更好一点。三餐菜肴，花生、青菜之外，免不了要添个炖肉、炒蛋之类的小菜，有的还宰鸡、杀兔，让老师油润一下。除供膳外，教师日常生活的纸烟、烧酒以至油烛，也照例由轮供的家长供应。要是老师来了客人，只要向学生交待一声，学生家长准会另备一份颇为丰盛的酒菜，亲自送来学校招待客人。充分显示山区农民尊师重教、热情好客的诚朴、淳厚的感情。 我初到赤水，校外没有什么熟人，加上半山上一条赤水街，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因此每逢周末都跑去找那位小同乡，既可叙旧聊天，消磨周末假期，又可借此打秋风，改善一下枯燥的生活。 六、区长下令驱逐的风波 我在锦水小学任教的第二学期还未结束，就受到当地区长下令驱逐。起始原因，出自我对区长少爷的严厉处罚。 区长少爷在我的班上是一个顽劣不羁的学生，虽然只有15～16岁，在班中年龄不算太大，但却溜里溜气，专爱作弄女同学。班上有两名女学生，年龄都在20岁左右，是一对秀丽、文静的好姑娘。区长少爷平日对他们嘻皮笑脸，甚至动手动脚，她们总是远远地避开他，尽量避免与他有任何接触。一天下午放学后，其中一位女同学突然哭着鼻子跑来向我告状，说是区长少爷乘她一个人在教室里做作业时，溜进门来，强搂住她乱摸。我听了非常气愤，随即追到校门口把他找来，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开始他还强词狡辩，死不承认，后经那位女生站起来当面哭诉、指责，他才不得不勉强认错。我要他写悔过书，并保证以后不再重犯，他要求让他回家去写，明天交来。 第二天早晨上自修课时，两名女生又哭丧着脸跑来告诉说，她们的抽屉里被人放进秽物和蚱蜢、蛤蟆，她们一掀开抽屉盖，蚱蜢和蛤蟆就带着秽物弹跳出来，弄得她们全身上下都沾满秽物。当时我猜想一定又是那位宝贝少爷的恶作剧，只是没有实证，不好直接斥责，就一面吩咐他们速即回家换洗衣服，一面赶到教室处理。 我走到教室，只见教室里臭哄哄、乱嚷嚷地闹成一团，于是就把全班学生带到操场上进行训斥，并着重指出有个别学生犯了错误，不思悔改，竞敢越闹越凶，如不赶快认错，一旦查出来就要严格处罚，以至开除处分。我训话过后，当场有一位住校的学生站出来作证说，他清晨起来上厕所，亲眼看到那位少爷拿着一包东西，溜进教室，指出这一坏事，很可能就是他干的。那位恶少见到有人指证是他干的，就猛跳起来，奔过来揪住那位作证的同学就打。眼看到恶少那副无赖的凶相，我再也忍不住气，就奔上去左右开弓狠狠地拍他几记耳光，这一下更激起他的野性发作，象一头发疯的小牛犊似的向我猛扑过来，挥拳踢腿。此时，在我身边的两位大同学连忙抢上前去，架住他的双臂，他还蹬脚乱跳，大声嚎叫辱骂不停。我也完全被激怒了，随手操起一根木棍。正当我举棍欲打时，双手突然被人拉住，原来是校长和几位同事怕我把事情闹大，跑下楼来劝架，他们说好说呆地把我劝上楼去。同时，那个少爷也挣脱架住他的同学，哭叫着奔回区公所找他的区长老子告状去了。正当我火气稍平，指挥同学清理教室时，区长太太却带着她的少爷跑来校门口，指名道姓对我百般辱骂，我好几次要冲下楼去跟她评理，都被同事们拉住不放，当时气忿至极，随即走进办公室，唰唰唰写下两张开除通告，盖上教务课的印章，一张贴上布告牌，另一张从窗口掷向区长太，告诉她，她的儿子已经被开除，不再是学校的学生，叫她要闹到别的地方去闹。区长太一听说儿子被开除，倒是愣了一下，随后又耍起威风来，狂嚣说：“好呀，你这个天寿，竞敢想要开除我的儿子，我倒要看看到底受开除的是你还是我的儿子!”说罢，便带着她的少爷悻悻而去，看来是赶回区公所，与她的区长老爷合计进一步对付我的办法。 按当时的规定，一个被开除的学生，其他学校就不能再接纳，因此开除等于剥夺了学生学校生活的生命。故此，学校开除学生，须经校长提名通过校务会议决，并报呈教育部门核准立案。我凭一时气愤，以一个小小的教务主任名义开除学生，本来就不能算数。但却也引起区长老爷的重视和不安。当天下午，区长传召商会会长、教堂牧师、学校校长和几位地方绅士到区公所开会，对我进行声讨，罪名是：少年无状，教学无方，体刑学生，言行偏激，编演剧目，煽动平民作乱。所谓编演剧目，煽动平民作乱，指的是我根据小说改编的讽刺小闹剧《米》，最后有饥民围攻米行，强迫开仓平粜的场面。区长特别强调指责说，原来锦水小学平平静静，男女教师和男女同学循规蹈距，姓郑一来就借口搞什么宣传队，男女教师和男女同学混在一起排戏，天天翻滚打闹到半夜三更，破坏良好的校风和社会风气。最后指令校长立即将我辞退，驱赶出境，以免滋事生非。在区长的威迫下，苏校长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委曲求全，首先检讨自己的领导无方，并批评我少年气盛，不该责打以至开除区长少爷，并表示负责叫我取消开除的成命，向区长致歉。同时又指出我是毕业班的主任，临时找不到合适的代课，即使勉强找到，也会影响毕业会考的质量(当时毕业是春季班)，要求让我教完这学期才离开。教堂郑牧师和商会会长们也一致帮我说情。区长老爷也许也考虑到他那少爷的学业，并认为他的威迫已得到一定的回应，才勉强答应让我教到学期结束。 校长开会回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并提出要取消对那少爷的开除处分。当时我余忿未消，强调教师威信和面子，强硬表示，我宁愿现在就走，决不出乎反乎自打咀巴。为我受了委屈的校长，见我硬不转圈，也恼火起来，责怪我捅了偌大漏子，却要一走了之，留给别人去收拾，责问我于心何忍，于朋友道义何存。最后我答应另拟一分收回开除的布告，指出“该生错误虽很严重，但已自知悔改，故取消开除决定，改为记大过一次处分”。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区长少爷虽照常来学校上课，只是在班级同学中分外孤立，谁也不喜欢跟他接触，与我当面，更自感到尴尬不自在。不久，不知区长老爷通过什么关系，竟向学校开了张转学证明，不知转到哪个学校去了。班级的学生们经此风波，好象变得更成熟、更听话了。区长对我驱逐的消息，不知什么时候在学生中传开，他们对我这个不久即将离校他去的老师，分外感到亲切。本来每届毕业生照例要集资买件什么纪念品留给学校，而他们这一届，不知谁出的主意，竟悄悄地筹集款项，在我将离开学校时，派代表把所集的280多元现金强塞给我，说是要送我做路费。面对着那些诚挚淳厚的山区孩子纯真的感情，竟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我经此打击后，除了加倍努力教好功课外，其他事务一概不管，挨到毕业会考后，就卷起铺盖，告别了可爱的山区孩子和甘苦与共的同事，离开了我人生旅途的第一站，重新开始踏上漫长的坎坷的征途。 整整50年过去了，在飘泊的旅途中虽曾多次坐车路过赤水，却都没有机会停下来寻访当年的旧迹。昔年的同事也早已风云流散，失去联系。不久前到德化参加一个专业志评稿会，得到当地一位热心朋友的帮助，查访到当年一位旧同事林振农先生，久别乍见，彼此都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几经辨认追忆，才依稀记起昔日彼此的音貌。在叙旧中，才知道当时的9位同事，已有6位作古。往事回忆，相与唏嘘感叹不已。会议结束后，东道主专车招待与会者到九仙山参观旅游，车经赤水，旧地重临，更是感慨万千。九仙山下来后，驻车赤水街用午膳，我利用饭后几十分钟的暂停时间走访赤水一条街。也许是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五十年来的一条街，除了部分旧房翻新外规模如旧，只有东西两头延伸多盖几栋楼房。老三太的旧土楼仍在，只是显得更加苍老衰败。据说土楼早已不作校舍，赤水不仅有新盖的的小学校舍，而且还盖了一座中学的新楼房。在街中，我访问了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探问50年前旧事，出人意外的他竟是当年毕业班的学生(当时学生，一大部分年龄比我还要大)。我遍询当年同班学生的情况，经他细数起来，本街当年同班的同学也已大半不在人世。两位女同学，一位姓林的毕业后嫁了人，因为婚姻不如意，嫁过门不久便含恨自杀了。另一位姓苏的倒是过得很幸福，活到60多岁，儿孙都已出息了才过世。其他一些同学的后代，也一代胜过一代。有几位学生的儿孙都已上了大学。 真是： 辛酸往事付逝水， 盛世新人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