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晋江地区广大农村开始走上一条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互助合作道路。从1951年起，将一家一户的农业个体经济组成农业集体经济，至1956年完成农业合作化。再过两年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又把农业合作社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整个农村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而工分则是衡量付出劳动的一把尺子，工分数量的多少，工分值的大小则是劳动成果分配的依据。工分伴随着全区几百万农民过了近半辈子的生活，人们的吃穿用都得靠工分。城市职工收入靠工资，农村农民收入靠工分，是那个年代的生活特征。时间虽然过去20多年了，但工分在农民心中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因为工分曾占据了他们几十年生活的主要地位。 互助组里的评分晚会 我一开始接触工分这个东西，是在1952年的晋江县五区的石霞乡，那时我领着一个5人的工作组，好几个月驻于这个地委基点乡。乡里几个互助组，不管是组长或组员，我们都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连他们家有几口人，养几头猪，工作组都清楚，工作称得上深入，乡里的大人、小孩都认识我们。一个互助组10多家农户，但通常以组长的名字命名，如山头的林哄娘互助组、山中的吴幼罗互助组、山尾的宋乔松互助组。组长一般是由较有生产经验的、办事公道的、群众信得过的人担任。 白天，我们经常跟他们一起下田劳动，晚上，每个组的组员都集中开会，我们把它叫做“晚会”。晚会一是评工记分，二是安排生产。在组长主持下，每人自报当天完成什么农活，应得几分，然后大家议论，最后组长来个平衡:谁跟谁的工作差不多，可评几分；谁的工作量较大，技术性较高，应加几分；谁的农活较轻，略减几分。没有意见就通过了。记工员在煤油灯下分别把名字、工分一一记下来。有时也发生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他们说:“一分评没平，吵到一半暝。”这是常事，那才是真正的“民主评分”，这是每个劳动者所应有的权利。但是，争吵并不伤和气，怎样评得更合理，上面来的文件，只有“自愿互利”的原则。具体做法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工作组要想将工作做好，就要同群众商量，向他们请教。评分完了，组长就安排明天的农活，组员也可以提出理由，要求改换农活，最后把工作件件落实到人。 天天如此，夜夜依旧，开头觉得有些新鲜，时间长了，就有些乏味。后来，大家想办法，评分之后来个读报，国内国外、天南地北，内容丰富了。有时，社员还加上一些从外地听来的故事，晚会也就显得生动活泼了。 评分的几种形式 同互助合作工作一样，评工记分的办法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发展的。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第二处副处长牛力达总结了各地的经验，在《福建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推广几种办法，对评工记分很有指导作用。晋江地区一般采用下列一些形式: 一、“以工抵工”。多出现于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相当于老解放区的“变工队”，即在农忙时，农民之间互相帮工，季节结束后总算，双方出工相抵后，谁应支付对方几个工日，以一般的工价付给相应的报酬。这种办法，劳力的强弱不加区别，很难持久。 二、“死分死评”。常年互助组一般在开始时多采用这一形式，即每个劳力根据劳动者的体力、农活的熟练程度分级站队，一级的一天为10分、二级的8分，以此类推，固定记分，而不以劳动实绩计分。这种办法虽较之“以工抵工”进了一步，而且简单易行，但不合理，不能刺激劳动积极性。 三、“死分活评”。这是在“死分死评”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死分”是指劳力经分级站队所定的基本分；“活评”是根据社员的劳动表现、劳动实绩采取上下浮动，在基本分上实行增减，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较之前几种办法合理，但比较复杂，或打不开情面，或发生争执，影响情绪，不利团结。 四、“小段包工”。这是初级社和高级社较普遍采用的生产责任制，属于较先进的管理办法。例如除草，每放一次共付多少工分，但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和劳作的标准完成，然后由一个或几个劳力包干完成。对没有按规定完成任务的实行扣分，实际上是“计件工分”。这种办法，省却评分时间，将劳动的主动权交给社员，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包工包产、超产奖励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经过几年对评工记分的实践，终于找到了一条简单易行、合理评分、便于管理、有利生产的办法，这就是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实际上是集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部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中多采用这种办法。 随着农业社规模和生产经营范围的扩大，劳动必须实行科学分工。社里分成若干作业组，包括农、林、牧、副、渔、耕山队、专业组等，根据社员对业务的熟悉分组承包。社(队)统一制定全年的生产指标分各组承包，超产超额完成的提成奖励，没完成的查明原因；如因自然灾害、非人力可以抗拒的可调整指标；如管理不善导致减产的按比例赔产。赏罚分明，并实行多奖少赔的原则，以鼓励社员完成定额。 根据中央指示和人民公社条例的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小队)的三级所有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将土地、农机具、耕畜等生产资料固定给生产队，对粮食的产量、征购任务、口粮标准都包给生产队，生产队在分配时必须向大队缴纳公积金、公益金和行政管理费。生产队的规模和职能相当于过去的农业社，生产队对社员仍然实行工分制的办法。 工分值和社员的生活水平 工分值，即一个工分的价值，它标志着社员经一年的劳动及每个工分的“含金量”。工分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为说明的方便，下面列个算式: 社队全年的收入-生产成本=纯收入。 纯收入-“三金”(公积益金和管理费)和预留明年的生产成本=社员可分配的金额。 社员可分配数÷社员的工分总数=1个工分的工分值。 1个工分值×社员个人全年所得的工分=社员个人当年的收入。 工分值的大小，体现各个核算单位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它们之间的收入就存在差别。 以一个普通的中等劳力每日得10个工分，每个工分值为0.1元，1天的收入为1元。以每月出工平均20天计算(一月中应扣除雨天或农闲时没有出工)，即每月收入为20元。略低于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据《泉州市物价志》的资料，我区1950年县一级的职工的月工资为28～30元。当然，农村社员除社里的分配收入外，还有自留地、家庭副业的收入。同时，日常生活中还有自给的部分，如燃料、蔬菜等。 这样的收入，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呢？那时，物价便宜，且较稳定，上下几年涨落幅度都不大。据《泉州市物价志》的资料，1957年泉州市区的销售价，以0.5公斤计: 早籼标二米 0.124元 面粉 0.26元 猪肉(统肉) 0.69元 鸡蛋 0.74元 大黄花鱼(每条重0.35公斤以上) 0.398元 蛏(中等) 0.12元 蚝 0.2元 从收入和物价看，一般农村社员是可以过上吃穿用都过得去的生活。在“工分制”的年代，有别于个体经济时的情况，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特征。 一、每个社员所得的工分、收入相差不大，家庭人口多的劳力多工分也多，人口少的劳力少工分也少。劳力不足的困难户在安排劳动时给予适当照顾，“五保户”由社里供给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也算是一种社会保险。大家过着“没穷没富”的低收入平均生活水平。既没有“大款”，也没有失业者。 二、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紧密联系一起，只有集体好了，个人才会好。“大河有水、小河不干”，爱护集体就是爱护自己，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处理得较好。 三、社员个人被紧紧地拴在社里，拴在田地上，人口的流动性很少，个人自由活动的时间空间都很狭小，甚至受到限制，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四、农业社基本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当地的自然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和开发，经济结构不合理，社队企业没有发展起来，单纯的农业收入，使经济增长不快，甚至“原地踏步”裹足不前，不能快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五、由于没有贫富的明显差别，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社会比较稳定。也因为大家生活彼此彼此，容易产生得过且过，满足于现状的思想，不能不说是生产落后的一个原因。 工分制的弊病 工分制是伴随着农业集体化的一个新生事物，它对于集体经济如何实行按劳分配，在实践中也不断完善，逐步走向合理，对生产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执行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副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管理不善，一些社队干部逐步成为非生产人员，他们的补贴工分甚至超过队里的强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干部特殊化、多吃多占等不良风气随之出现。1953年冬，我曾在南安丰州镇桃源乡试办一个农业社，当年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第二年我去那里一看，社员都来找我说，“我们社去年生产从来没有这样好，但都叫那些干部拿去了。”看来，选好干部是一件大事。 二、曾一度推行“农业学大寨”的“政治评分”的经验。评分不是以劳动的实绩为依据，而是综合社员的思想觉悟、政治表现和生产劳动积极性，“评工记分”被歪曲了，就为有些不老老实实劳动的人留下了空子。有个社员对我说:“在烈日底下劳动记5分，在树荫下读报纸也记5分，谁还想去晒太阳呢!” 三、非生产性的工分支付多了，不但没有起到增加生产的效应，而且降低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生产也下降了。如同一个国家，钞票印发滥了，造成通货膨胀，滥发工分的结果，工分就“贬值”了，过去一个工分0.1元的社队现在只值0.05元了。同样的劳动付出，只能领取50%的报酬。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针对这些问题，多次开展过“整风整社”运动，目的是改进社队的经营管理，纠正干部多吃多占、脱离群众的作风，反对社队干部的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等行为，但是收效不是很大。 从工分看农业集体化 农业互助合作对个体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千百年来，勤劳的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始终没有摆脱贫困。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他们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又引导他们走集体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是满腔热情、积极响应。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亲眼看到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后生产增加了，生活改善了，就自愿组织起来。据对晋江县林树典、南安陈存琴等5个互助组的调查，1952年春夏都发生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少个体农户都减产了，但这5个互助组却普遍增产了，最高的增幅达75%，低的也增产10～20%。又据1953年，晋江地委办公室对全区12个试点社的调查，同样的土地面积，1952年增产的幅度平均为17.63%，每个人口增收粮食65公斤。那时，我经常到农村检查生产，发现那些庄稼长得不好的，绝大部分是“单干户”(即个体农民)的，因为他们生产资料不足、生产技术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随着变化了的形势不断改进，找到适合持续发展的形式，但是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脱离实际，同样也会给生产带来了损失。1960年以后，我在永春城关公社工作时，也到田间检查生产，发现那些庄稼长得好的，大部分是社员的“自留地”，正好同当年开始组织互助组时看到的情况互换了位置，各自走向它的另一端。 1977年至1980年，那是人民公社即将解体的时候，我在海拔630米的德化上涌公社门头大队接受“劳动改造”时，同我们茶叶组的组员们生活在一起，亲自看到这些经过30年从互助合作、人民公社走过来的农民的生活实况，心里十分难过。年终分配时，我问他们这年一个工分值多少，可分到多少东西？他们的回答是:“我的工分刚够买回这年的口粮”。当时许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可见这种现象不只是一个门头大队。 社员的钱又是从哪里来呢？在上涌小镇的集市贸易(即墟日)，我观察到每个赶墟的人，挑上一担柴火，扁担头上挂着两只鸭，还有十几个鸡蛋，在墟场上用卖掉这些东西的钱换回布、鞋、食盐、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的住处有所小学，常有小学生带上两个鸡蛋来找我。“老李，我要买作业薄，没有钱，这两个鸡蛋你给我买了，一个一毛钱。”另有一位与我同组的农友找上门来:“老李，给我一分钱，我要买摺烟纸需三分钱，尚欠一分钱。” 同组另一位农友，一天同人发生纠纷，头上挨了一刀，血流如注。赤脚医生进行急救，他的药箱里连一块纱布也没有。正好我去门头大队前，机关医疗所的医生，没有同我“划清界限”，给我准备了一些便药，又有一捆纱布，我把纱布给他包扎了，才止住了血。他因流血过多，农村里找了几家也没有现成的开水，还好我有个热水瓶，我给他冲了一杯糖水，苍白的脸色才渐渐恢复过来。过后，我又到他家探望，他妻子再三致谢，不久，端出一碗米粉，上面两片腌肉，一个煎蛋，一定要我吃下。过后我同其他农友谈起此事，据他们告知，这是当地最大的礼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在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工分制，农村变了。前些年门头大队的农友们来泉州时，来找我这个老朋友。我问起村里的情况，他们一户一户计算着，村里已有13部电视机了。后来，一位门头的农友给我打电话，告知他家的电话号码，又告诉我，如果找他不到，可打他哥哥的电话，又是一个号码。他们的生活确实是变好了，我真为他们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