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简要介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戴密微、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诸教授及其合作者艾锷风教授1926-1927年间在泉州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观点和资讯，从一个侧面反映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在“泉州学”初创时期的学术贡献。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厦大国学院)从筹办(1925年12月)、开办(1926年9月)到停办(1927年2月)，存留的历史相对短暂但发生的影响相当深远。 厦大国学院戴密微、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诸教授及其合作者厦门哲学系艾锷风教授，共同倾心于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这在当时而言乃是该院研究的热点，于今视之则是“泉州学”研究的起点。 拙论《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对厦大国学院的历史和影响有所描述。 本文拟简要介绍厦大国学院在泉州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若干情况、在“泉州学”初创时期的不泯之功。 一 据我闻见所及，厦大国学院在泉州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包括:戴密微、艾锷风《刺桐双塔》，张星烺《中世纪之泉州》、《泉州考古记》，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天后》，以及艾锷风《福建闽南的两座方形石塔》、《刺桐的花岗岩石碑断片》。 (一)戴密微、艾锷风《刺桐双塔》 《刺桐双塔》为英文著作。 《刺桐双塔》(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书之副题为“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A STUDY OFLAT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出版。 本书列为“哈佛-燕京研究院专著系列”第二卷，书之作者为时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的艾锷风(G.ECKE)和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的戴密微(P.DEMIEVILLE)。 书之目录(2)为: 前言介绍(艾锷风) 1、刺桐/2、塔之建筑/3、雕刻/4、注解与书目肖像研究与历史资料(戴密微) 1、肖像研究:A、西塔故事1-5/B、东塔之座基/C、东塔故事1-5/D、结论 2、历史资料:A、书目/B、开元寺/C、塔与还愿幢/D、西塔/E、东塔/F、泉州的佛教工匠与外国和尚 图集(艾锷风) 书之前言指出:“当本书作者一起在厦门大学居留的时候，艾锷风在1925年首先留意及于泉州众塔的壮美。厦门大学是新加坡华侨大慈善家陈嘉庚先生那时在家乡新近建立的。在考察之后发现，这些塔对于建筑学、对于佛教雕刻和肖像研究的学生皆有意趣。鉴于这些资讯不为西方学者所知，艾锷风乃决定加以收集”；“开元寺主持圆瑛法师发动了这一工作；开元寺僧性愿法师制作了关于雕刻的传统解释之记录，这给了戴密微从事收于这本书的肖像研究的最初动力”；当时开元寺东、西塔正在维修，“艾锷风的雇员韩庆荣先生不顾风暴、战事和其他困难，在倾斜的脚手架上协助完成工作”。(3)据此可知，本书收录的主要是作者在厦大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其时，戴密微系厦大国学院筹备总委员会委员；(4)艾锷风则是同厦大国学院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学者，他曾同戴密微、张星烺、陈万里合作从事田野调查，并同戴密微合作著书。 经多年访求，近来我先后获赠和得见《刺桐双塔》之影印本和原版本。(5) (二)张星烺《中世纪之泉州》、《泉州访古记》 张星烺于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厦大国学院工作，曾任该院研究教授和代理主任。 1926-10-31日，张星烺偕陈万里、艾锷风赴泉州进行田野调查。 1926-11-12日，张星烺在厦大国学院第一次学术讲演会上发表题为《中世纪之泉州》的讲演，《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录其节目如下”:(6) 1、考古学与史学之关系 2、泉州设置之历史 3、泉州何时始与外国人通商 4、宋末元初泉州之大盛 5、泉州之外国人之居留地 6、外国人记录之泉州 7、唐末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若干治外法权 8、外国人与中国人杂婚 9、外国人之教育 10、外国人在泉州之势力 11、西方各种宗教之由泉州输入 12、外国人之同化于中国 据《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一期《本院纪事》称:张星烺此次“讲稿定在国学院季刊中发表，季刊定于一月中付印，诸者稍迟当可读其全文”；另据《厦门大学国学院季刊》第一期《目录》，(7)《厦门大学国学院季刊》第一期收有张星烺的《泉州访古记》，有学者推断《泉州访古记》即张星烺的讲稿《中世纪之泉州》。 实际上，《厦门大学国学院季刊》后来并未印成出版，《泉州访古记》改于1928年10月在《史学与地学》杂志第四期发表。从《泉州访古记》的结构和内容看，《泉州访古记》在结构上不合于《中世纪之泉州》的“节目”；在内容上毫不涉及“考古学与史学之关系”、“唐末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若干治外法权”等“节目”，对涉及的“节目”亦概未充分阐述。 《泉州访古记》是张星烺在泉州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继《中世纪之泉州》的另一种论文。 我藏有《泉州访古记》1980年打字油印本。该版本是“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资料室”于1980年11月，据《史学与地学》杂志第四期(中国史地学会编，1928年10月1日出版)打字油印的。 (三)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 陈万里于1926年9月受聘为厦大国学院“考古学导师兼造形部干事”。(8) 1926-10-31日，陈万里偕张星烺、艾锷风赴泉州进行田野调查。 1927年1月5日，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开始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期、第二期(1927年1月12日出版)、第三期(1927年1月19日出版)连载。其后因《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随厦大国学院停顿和停办而中止连载。 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记游以时为序，此点乃与张星烺《泉州访古记》相同。但张星烺用“阳历”，记1926年“阳历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三日之经历；陈万里则有意隐去具体日期，记“十五，——，三日”及“四日”之经历，至“五日”之部分经历乃中止。(9) 我藏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期之影印本、第二期及第三期之原版本。 (四)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天后》 顾颉刚于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 1926-11-12月间，顾颉刚赴泉州进行“风俗调查”。 1926-12-26日，顾颉刚写成《泉州的土地神》，该文副题为“泉州风俗调查记之一”。 《泉州的土地神》于1927年1月5日、1月12日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期、第二期连载完毕。 顾颉刚另有《天后》一文交《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四期，该刊“第一卷第四期目录预告”(10)有顾颉刚的《天后》一文。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四期并未印成出版。顾颉刚的《天后》乃改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合刊上发表。文后有作者附记(1928年12月2日)略谓:“这篇文字是我前年在厦门写的。这两年中我知道的天后事实较前多了，可是永永得不到作文的时间，所以不能加上许多新材料”云云。另据容肇祖《天后》(11)所记顾颉刚“后来游福州购得《天后圣母圣迹图志》，记录较详，未暇更作”可知，《天后》一文是顾颉刚在厦大国学院工作期间从厦门、泉州两地收集资料完成的，该文记录的“天后”信仰也是泉州的民间信仰。《天后》可能是顾颉刚计划中的“泉州风俗调查记之二”。 (五)艾锷风《福建闽南的两座方形石塔》、《刺桐的花岗岩石碑断片》 据《刺桐双塔》之《注解与书目》，艾锷风关于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英文著作《福建闽南的两座方形石塔》(THE ASHLAR PAGODAS AT FU-CHING IN SOUTHERN FU-CHING)、德文著作《刺桐的花岗岩石碑断片》(ZAYTONISCHE GRANITBRUECKEN)。 二 戴密微、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和艾锷风诸教授在上记著述里提供的若干观点和资讯，乃是今之“泉州学”研究的资源，颇值得重视。 兹举其要点。 (一)关于“刺桐”(“才通”)的争论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记: 刺桐城之名，见之于《马可波罗游记》、《和德里游记》、《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拔都他游记》，具言为世界第一商港。 又记: 元时西方游客之才通港(ZAYTON，ZAITUN，STATION)(即刺桐之转音)为泉州毫无疑问。然西国尚有多人，疑为漳州者，有疑为今厦门港者，皆未熟中国史书，故有此无谓之争论也。《福建通志》卷五十九《物产·刺桐》条云:泉郡绕城皆植刺桐，号桐城，又曰温陵城。……卷四十二《古迹》云:刺桐城，节度使留从效重加版筑，傍植刺桐，岁久繁密，其木高大，枝叶蔚茂，初夏时开发，鲜红。……才通(ZAYTON)之为泉州，更如日月之明，尚复何疑哉。 戴密微、艾锷风《刺桐双塔》有《刺桐》一节，明确提出:“现在，关于泉州(官方名称为福建省晋江县)与中世纪旅行者所谓刺桐之身份的争论已经结束”，并加注说明:“J.KUWABARA在重新审查刺桐难题上的五个不同理论后断定，刺桐必然是泉州。FR.HIRTH说:宋元时期的刺桐即泉州的论断现在几乎被普通接受。A·C·MOULE说:刺桐即泉州，现在已无可置疑”。(12) J.KUWABARA即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FR.HIRTH即德国汉学家夏德，A·C·MOULE即英国汉学家穆尔，他们分别在《蒲寿庚考》(ON P’U SH0U-KENG，1928)、《赵汝适》(CHAO JUKUA，1911)和《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徒》(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O THE YEAR OF 1550，1930)里认定刺桐即泉州的结论。 泉州旧称刺桐城，外国旅行者以音译之名ZAYTON或ZAITUN 记之。数百年后有人误以ZAYTON或ZAITUN为音译之名，由此发生了争论。从《刺桐双塔》的资讯看，1911年已形成共识，形成“宋元时期的刺桐即泉州的论断现在几乎被普遍接受”的状况。 附带言之，近读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在丹麦驻华大使任上的《丹麦与中国的官方关系(1674-2000》一书，(13)书中称: (丹麦)“福尔图那号”1674年晚离开哥本哈根驶向中国。……1676年晚到达福建省的福州。他们建立过一个丹麦贸易集散点；但除开地名HOLJEUR或HULGUUR外，丹麦人在中国的第一个贸易站在哪里并没有确切的记载。在售出了他们的大部分带着的丹麦和印度货物并买进了中国货物之后，丹麦商人旋于1677年10月乘“福尔图那号”离开中国，返回丹麦。 实际上，HOLJEUR或HULGUUR就是“确切的记载”。HOLJEUR或HULGUUR是泉州后渚港的音译之名，固无疑也。这是以音译记泉州地名，数百年后不知其地所在的又一个例子。 (二)泉州在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指出:“泉州为中世纪时，世界第一大商埠”；“余在昔研究中西交通史，得知泉州为中古东西文化交换地点，中外货物输出输入之中心地”；“当宋元之世，泉州为第一大商埠……外国贾客蚁聚，蕃货荟集于此，由中国往外国，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泉州放洋登陆。马可波罗、马黎诺里回欧洲，自刺桐放洋。孟德高维奴、和德里、拔都他来中国，先抵刺桐港登陆……西极之国如摩洛哥、意大利等，皆有游客足迹至泉州，其大食、波斯之贾胡寄居于此者当更不知其几千、万矣”；“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云:‘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宋史·外国传》及赵汝适《诸蕃志》，计海外诸国距中国远近，皆以泉州为起点。” 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谓:“泉州为中世纪中国唯一大商港，在中外交通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中世纪的时候，泉州可以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商港”；张星烺“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专门学者”，到泉州“为其所专门研究的学问搜寻材料。锷风之游泉州，此实第三次，他所依恋不能忘情的是开元寺的古塔。在我，希望一往灵山，探索回教徒的古墓。” (三)“刺桐十字架” 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记: 路经奏魁宫，在东壁上发现古十字架石刻一方。原来泉州有3块十字架石刻，载在光绪十五年湖北崇正书院所刊的《真福和德里传》书上。(一)明万历己未出土于泉州南邑西山下；(二)崇祯十一年二月得于泉州城水陆寺中，于耶稣受难瞻礼之前日，奉人教堂；(三)泉州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离寺百十步有古十字架石，崇祯十一年三月，教友见之，奉之堂中保存。在该书上有一段按语:“水陆、东禅二寺皆起于唐，十字碑石亦悉于该寺内外得之。是十字架不能遽指为唐之前所有，亦当与景教碑先后有也”云云。昨晚亮丞(按:即张星烺)曾以此事问任神父，据说已无下落。今天忽然看见《和德里传》上所没有记载的一块石刻，当然非常高兴，准备用过午饭后，再来椎拓摄影。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亦有相近的记载，略谓: 路过奏魁宫，亦小寺庙也。其墙壁上有石刻小神像，像顶有十字架像，胸亦有十字架，又有两翼，其为古代基督教徒所遗留者，可以无疑也……午后复往奏魁宫，万里将前所见之古基督教神像摄影，以留纪念。 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则就奏魁宫十字架石刻有补充记载，其文曰: 奏魁宫中有古代天主教教徒坟上的天使神像，砌入左庑。这块石像，本来流落在奏魁宫附近，有一个美国人肯出五百块买去，宽仁铺中人不肯，乘重修的机会索性砌人壁中，与关圣一龛相对，现在烧香到天使像前的也颇有其人了……民众要在土地庙里保存古迹的心即此可见。 这里所谓宽仁铺是旧时泉州“城内和附郭的地方”划分而成的三十六铺之一，宽仁铺在城南隅；各铺各有“铺祠”奉祀本铺神明(铺祠相当于土地庙)，奏魁宫为宽仁铺之“铺祠”。 艾锷风在《刺桐双塔》之《注解与书目》一节里记: 犹太教(？)十字架，1905年由任道远神父(FATHER SERFIN MOYA)在宽仁铺的奏魁宫发现，该奏魁宫保持至今。我于1927年在那里拍了照片。(14) 《刺桐双塔》之《图集》收有奏魁宫十字架的照片(编号为PL70B) 陈万里曾将奏魁宫十字架拓本赠给鲁迅。事载《鲁迅日记》1926-12-29日，又载《鲁迅日记》1926年“书帐”。 (四)法国汉学大师沙畹对“刺桐双塔”的研究 戴密微、艾锷风《刺桐双塔》记: 大约在1917年，M·GEORGES LECOMTE，当时的法国驻厦门领事曾经访问泉州并经莫牙神父指点观看了东塔座基上著名的雕刻。他请当地一名摄影师给那些雕刻拍了照，并将照片送给了熟知雕刻的肖像研究之道的EDOUARD CHAVANNES。这位伟大汉学家的过早逝世中断了这一工作；那些照片以及EDOUARD CHAVANNES 用相当潦草的铅笔字迹写下的少量注解留给了FOUCHER教授，此人又将照片转给PRZYLUSKI教授。当本书已经交稿，本书作者对这批珍贵的照片一无所知。1933年2月，FOUCHER教授和PRZYLUSKI 教授偶然看到了艾锷风摄制的部分照片，他们认出先前那批为M·GEORGES LECOMTE摄制的雕刻照片，并相当仁慈地将CHAVANNES留下的资料托付戴密微。照片质劣不可用，CHAVANNES 的部分注解却对本书的最后修订有所助益。(15) M·GEORGES LECOMTE的中文名为陆公德或陆功德，查《清季中外使领年表》，(16)陆公德于1904年任法国驻北海副领事兼葡萄牙驻北海领事，1906年12月任法国驻厦门副领事兼西班牙驻厦门领事，1907年兼任俄国驻厦门领事。EDOUARD CHAVANNES即法国汉学大师沙畹。 根据戴密微、艾锷风的上述记载，法国汉学大师沙畹也曾研究“刺桐双塔”的雕刻，并写有注解；沙畹的注解对《刺桐双塔》出版前的最后修订有所助益。 (五)“普通话” 1906年，语言学家朱文熊首次提出用“普通话”作为全国共同语(“各省通行之语”)之名；民国初年乃确定以“国语”为国家共同语之名。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三次使用“普通话”或“普通语”之名: 1、“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语”，江西僧某即当时泉州开元寺知客僧释智远； 2、“适有晋江人陈育才者，字泽山，能普通语，来周旋吾辈”； 3、“郑先生能普通话，问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谈，有其先人豪爽之风”。 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也使用了“普通话”之名；“护路军队多山东、河南人，跟他们说普通话，居然称呼‘老乡’了”。 从上记资讯看，“普通话”之名提出后，学界赞成而用之者颇不乏其人；泉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国语(“普通话”)普及的工作亦非乏善可陈也。 (六)泉州民间信仰的若干特异情节 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记:泉州的土地庙“有的是一间小屋，塑上一尊白须神像，题为‘福德正神’，在荒丘败园之间的仅仅是一所小屋，除了一尊小偶像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是记录的是泉州乃至闽南地区土地神信仰的一个特异情节:土地庙几乎概不配祀土地婆。顾颉刚所见泉州安海土地庙鳌头宫的楹联不是外地土地庙常见的“公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而是“天下无双大老，世间第一正神”。泉州乃至闽南民间相传，土地公有均分天下财富的想法而遭到土地婆的反对，因为土地婆担心天下均贫富以后，将无人肯当轿夫，而土地婆平日出门、土地婆的女儿来日出嫁都得坐轿。民间将天下贫富不均的现象归咎于土地婆，所以泉州乃至闽南地区土地庙几乎概不配祀土地婆。 《泉州的土地神》又记:“泉州城内和附郭的地方，共分为三十六铺”，“凡是一铺中地方大一点的，又分为数境(大约二个至三个)”；各铺、境有各自的神祠(“此地称神祠为‘宫’，也称为‘古地’和‘福地’”)、供奉各自的地方保护神，铺、境的划分亦是神明势力范围的划分；“这许多城内的神祠又分为‘东佛’和‘西佛’。这并不是就城的东西分列的，乃是地方上的两个大党派。这党派起于两个大户人家。清初，泉州城内有两个名人，一是打平台湾封为靖海侯的施琅，一是翰林富鸿基。富鸿基嫁女于施家，问施琅行民礼呢，还是行官礼。时施琅是位极人臣，听了此话很生气，在婚娶的那天，他便供了皇上的黄衣，使富鸿基见了不能不下跪。哪里知道，富鸿基家中有‘五日权君’的铁鼻，施琅去了，他也高高供着。从此两家交恶，亲家变成了冤家。他们俩一文一武，很得地方上人民的信仰，就各各植起党来；富家在西，施家在东，因此把各铺境分成了东佛和西佛两派。每逢迎神赛会的时候，东西两派遇见，各不相让，常至打架，以至流血毙命。” 《泉州的土地神》还记录了“祀神的混乱”情形: 祀神的混乱，看奏魁宫就可以。宫名奏魁，联上又说“魁杓献瑞”，则阁上应祀魁星。但是我们上去一看，祀的神却是观音，桌围上写的字也是“奏魁大慈悲”，祀观音也罢了，而神龛的匾额却又是“蕊榜文衡”，难道他们去请观音大士看文章吗？民间信仰本来具有随意随俗的走向，顾颉刚在《泉州的土地神》里特地指出:“民众的信仰本不能适合于我们的理性。我们要解释它，原只能顺了它的演进的历史去解释，而不能用了我们的理性去解释。” (七)“泉州同志”:田野调查的向导、助手和报告人 顾颉刚在《泉州的土地神》一文临末处说:“这一次的游览，全仗刘谷苇先生的领导，他又告我许多传说，这文中的材料有许多是从刘先生的口中得到的，我真是非常地感激。”他并且“希望刘先生和泉州同志肯加以切实的指正和增补”。张星烺、陈万里在田野调查中也得到泉州当地人士张苇邻、任国珍、任道远(即莫牙神父)、郑时雨、陈育才、释智远、许宝玉等人包括提示调查线索和地点、提供文字和口碑资料在内的种种协助。戴密微、艾锷风则在书中向吴曾、吴大璜、圆瑛大和尚、释性愿等泉州当地人士的协助表示感谢。 戴密微记录佛教典故曾得开元寺僧释性愿的协助，因而相当准确；他译述民间口碑如柳三娘的故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名言等也得到报告人很好的配合，因而亦颇为传神。戴密微在《刺桐双塔》之《泉州的佛教工匠和外国和尚》一节里，据《开元寺志》、《紫云开士传》和《泉州府志》写道:“大约在十一世纪末住在开元寺的可遵虽然据说有西方和尚的长相，有络腮胡、髭胡和蓝眼睛，但他出生于邻近南安县属的一个徐姓家庭”。(17)《开元寺志》、《紫云开士传》分别在1927年和1929年才有重刻本和重印本，戴密微当年所见当为旧刻本，而《泉州府志》在当时“木坂已毁百余块，旧刻复不易得”。(18)看来，热心于弘扬乡邦历史文化的泉州当地人士向戴密微提供了珍贵的旧刻古籍。 附带言之，《开元寺志》和《紫云开士传》均有“释可遵”传略，唯《紫云开士传》有(可遵)“微有髭，碧眼，状若胡僧然”之语。戴密微读书的眼力颇为精审。 (八)“泉州学”丰富而精彩的“节目”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所录张星烺《中世纪之泉州》诸“节目”，于今视之，简直是“泉州学”研究之大纲。 厦大国学院戴密微、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教授及其合作者艾锷风教授当年的研究还涉及蒲寿庚、留从效、郑成功和施琅等泉州历史文化名人，清静寺、先贤墓、郑和行香碑等泉州文化古迹，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19)及聂斯托里派(“景教”)、圣方济各会、耶稣会、密宗等宗教和教派在泉州的传播等。他们当年已经创制了“泉州学”丰富而精彩的“节目”表。 2002年7月8日于杭州旅次 (市政府周焜民副市长接到汪毅夫副省长的这篇文章，即签给市政协王仁杰副主席。仁杰同志:汪副省长此文对泉州学研究甚有启发，资料甚好，建议市文史资料刊载，请酌。周29/7) 注: (1)载北京《鲁讯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 (2)译自《刺桐双塔》(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第Ⅵ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版。 (3)摘译自《刺桐双塔》(THE TWIN PAG0DAS OF本ZAYTON)，第Ⅵ、Ⅶ页。 (4)据《厦大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职员名单》，载《厦大周刊》第132期，1925-12-19日。 (5)我在写作《<泉州访古记>的几个史实》(收拙著《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时，尚无缘一睹其书，于文中提及“艾锷风另有英文著作《泉州东西塔》”而语焉不详。 (6)引自《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1月5日。 (7)载《厦大周刊》第164期，1926-11-20日。 (8)据《厦大周刊》第156期，1926年9月25日。 (9)据查，1926-10-31日为当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陈万里所记“十五，——，三日”亦非农历日期。 (10)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三期，1927年1月19日。 (11)载广州《民俗》周刊，1928年第41、42期合刊。 (12)摘译自《刺桐双塔》(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第3页。 (13)哥本哈根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出版部，2000年版， 中英文对照本。 (14)摘译自《刺桐双塔》(THE TWIN PAG0DAS OF ZAYTON)，第22页。 (15)摘译自《刺桐双塔》(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第Ⅶ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大历史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7)摘译自《刺桐双塔》(THE TWIN PAG0DAS OF ZAYTON)，第95页。 (18)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续)》，载《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2期，1927年1月12日。 (19)例如，《刺桐双塔》之《图集》就收有印度教(HINDU)遗迹照片4帧(编号PL69A-B)，犹太教(NESTORIAN)遗迹照片1帧(编号PL70B)，并提及“摩尼教的踪迹”(THE TRACE OF MANICHAE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