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纪，正是中国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各种政治势力起伏不断，秦望山正是成长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年代。秦望山(1896——1970)，福建泉州人，他与许卓然长期追随孙中山，是许卓然首要副手，人称许秦，在泉永地方很大影响。他参加了的反袁护国、反段护法、反北洋军阀的地方统治和叛军陈炯明的斗争，旗帜鲜明。 一、国共台作 孙中山在摸索救国真理中，逐渐认识到必须改组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卓然被选为福建省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委任他为福建党务特派员，筹备成立福建临时省党部。而秦望山恰好在上海大学学习一年多，于民国十四年回厦，同年6月8日，福建省临时省党部在厦门成立，许卓然、庄希泉、秦望山等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秦又被选为厦门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国十五年，秦望山奉许卓然之命潜入泉州，担任国民党晋江县临时党部筹备主任。显然，许秦在闽南的行动，都是以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准则，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 但却有人公然这样写道:“泉州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以晋江县临时县党部的国民党右派为一方，和以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在泉州设立)的共产党人及部分国民党左派为一方的合作，这是形式上的合作(外合作而内斗争)，表现在争夺民众运动的领导权……”(1)文章一出来，对省、市影响很大。各级都以此为蓝本，层层加码，大肆发挥。如:“早在北伐军入闽前，国民党右派分子即已潜回晋江活动。北伐军人泉后，秦望山任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筹备处主任……为了扩其势力，招降纳叛，那些过去靠北洋军阀混饭吃的土豪劣绅、投机分子，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员。另外，秦望山还在泉州孔庙创办宣传员养成所……积极培训右派的基本干部力量。”(2)省方还进一步写到:“一切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等……都聚到福建来了，所以福建一时成了西山会议派的大本营。”(3)这些右派分子与全省各地的封建势力及国民党各县党部的右派分子相勾结，沆瀣一气，从而，福建从省到县，从党、政、军到社会各阶层，逐渐集合起一股庞大的反革命势力。1927年2月前后，虽然全省各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但整个福建第一次大革命，已潜伏了深刻的危机。(4) 实际上当时福建特别是泉州，把“清党前社会主要矛盾”说成是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矛盾。如果是这样，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有意混淆黑白，把当时国民党人团结各阶层，说成是招降纳叛，把“培养一批合乎革命需要的干部”，说成是“培训右派的基本干部力量。”事实很显然，1926年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人闽目的，是驱逐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因此，当时福建特别是泉州的主要矛盾，是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的各级统治的矛盾。有人说，在泉州国共合作是“形式上的合作(外合作而内斗争)”。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秦望山自己所说:“因五卅惨案发生……我也和一些人回国，并被选为厦门市党部委员。在这段时间，我和许卓然等与共产党员罗扬才、李松林、刘大业等曾有过很好的合作，挡住了一些大风浪……(5)这应该是在清党前真正反映当时福建和泉州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西山会议派都聚到福建来”或“形式上的合作”的不切实际的说法。这种说法，大大不利于现在促统反独，把自己人推向敌人一边，结果只有孤立了自己，有利于敌人。 可以说明，当时当事人的《杂忆》，所反映的国共合作，从人到事是不符事实的，结果导致泉州地方史、福建地方史不经深入调查，而以该《杂忆》生搬硬套，层层加码，更加偏离实际。从当时国共合作来说，秦望山的估计:“与共产党……曾有过很好的合作”。这是正确，较切合当时实际的。 二、“清党”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给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逐步集中权力，加强与帝国主义勾结，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终于1927年4月12日爆发了“清党”的反革命政变。不少青年和人民都要在“清党”面前接受检阅。因此，对待“清党”态度，可以说是检验全国人民左、中、右的一块试金石。当时泉州“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一天，秦望山接到福州冷欣(新编军政治部主任)电告，谓清党工作已全面展开，嘱泉州立即动手逮捕共产党。”(6)当时泉州“清党”是怎样展开的呢？ 首先，根据福州电令，对秦望山“要求晋江方面立即行动，配合当地驻军，彻底搜捕泉州各地共产党人，实行‘清党’”。(7)当时当事人是这样记载:“秦望山这个人，比国民党右派‘高明’一点的，是认识到和共产党较量，不能专靠武力。”(8)“时值许卓然在泉，秦与许商议，决定以缓和办法，避免流血。一面由许商得驻军团长张端方同意，清党由县党部主持，军队不参预；一面由秦召开泉永十县县党部联席会议，响应蒋介石叛变，会议通过，‘拥蒋护党，驱逐监察人员出境’的决议，发表‘拥蒋护党’宣言，会毕，即由县党部具函通知监察署全体人员，停止活动，限期出境。”(9)当时中共泉州特支书记李松林回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各地发动‘清党’……大会前夕，国民党晋江县党部负责人秦望山对我们曾网开一面，限我们24小时内离开泉州。”(10) 从参与者回忆当时泉州“清党”前夕情况是较可靠的，当时许秦接到福州电令后，确是花尽心神，绞尽脑筋，采取两全其美不搜捕、不流血的缓和办法，做到“驻军不介入”，政治“监察署停止活动，限期出境。”李松林的回忆，也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明智举措，确是保护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难道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无畏精神，国民党右派能做得到吗？值得深思。 其次，在泉州南校场召开声势浩大的“拥蒋护党大会”，“会议决议驱逐兴泉永政治监察署人员出境，通缉共产党员李松林、林超然(辜仲钊)、庄醒民、左明亮、谢歧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陈盛明等人。”(11)秦望山等人用假戏真做手法，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不这样做无法蒙骗集党、政、军大权独裁者蒋介石。秦望山等人能否用这“高明”一招，做到天衣无缝，蒙混过去，实现不流血的愿望，实际很难做到。 再次，秦望山等人的高招，那能蒙骗蒋政权地方各级国民党右派。因为接到福州通令开大会前夕，既没有配合当时的当地驻军，又没有抓到或杀掉一个共产党人，会后仅只封闭几个进步机构；连泉州书店一个白海棠，抓捕到还让她“乘机逃脱”。(12)根据当时人的回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时，我们听说监察使署已关闭了大门，人员都跑了。但泉州却很平静，未听说抓人，也未听到枪声。”(13)这种情况，如果当时“泉永十县县党部”或泉州一带驻军，只要有个别急功近利的明眼人，如实把这里的一个不抓，一个不杀的“假清党，真保护”的手法向上级统治者告发，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事实也是这样，当时“省方因我没有按照命令拘捕政治监察署人员，认为我有意袒护共产党，由新编军军长谭曙卿下令通缉；又以驻军周团和我们互通声气，把周团调省(周团抵省后即被改编)，另调新编军第一师郭凤鸣来泉接防。接着，又以我不赴省就福建省清党委员职，省方复派高为国为晋江县清党委员。”(14)“秦望山被迫离闽”。(15)但是，国民党不轻易放过，竟在同年5月3日公然公布许卓然罪状，其中有:“至反动分子陈文总、周骏烈、秦望山等，则卓然之爪牙也……秦望山则霸占晋江县党部，宣传共产，肆无忌惮。”(16)。 从其结果看，秦望山如果认真按照冷欣的电令要求，不仅不会受解职、通缉，还会受到奖赏、提拔。不按照“清党”电令要求，难道可说是国民党人为蒋政权忠实效劳的表现吗？怎能算是国民党右派所为吗？ 综上可看，秦望山在国共合作、“清党”表现，是根据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党代会，为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而来泉担任国民党晋江县筹备处主任。在晋江短短时间，与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能很好合作，挡住了一些大风浪。而在“清党”上又能阳奉阴违，采取不抓一人，不杀一人的不流血手法，结果遭受国民党解职、通缉。实际后来在地下斗争时“到处白色恐怖，党组织经费又没着落……我们做了在国民党当地较有影响叫秦望山……我们在河市、永春、德化、南安等地，接受了他的钱、粮、武器等……”(17)所以我们说，秦望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是位爱国主义者。 　 注: (1)、(6)、(8)、(9)《大革命时期泉州国共合作情况的杂忆》、《泉州党史资料》1981年第一期。 (2)、(7)、(11)《第一编中共泉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泉州地方史》。 (3)《白色恐怖下红黑分明的福州》《福建评论》第七期1927年3月12日。 (4)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上册)第220-221页。 (5)、(14)秦望山《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活动》、省政协《福建文史资料》。 (10)、(12)李松林《大革命时期泉州地区党的活动》、《刺桐烽火》第38页。 (13)谢真《忆秦望山先生》、《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3辑第3页。 (15)《泉州市志·人物志·秦望山》。 (16)《诉叛党许卓然之罪状》、《中华民国人物志》第三辑《厦门图书剪报资料合辑》。 (17)许金荣回忆、林国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