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为玑，泉州人氏，生前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对泉州地方史志，就有过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方志”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其中作志是史著，仍采用《史记》的方法；而保存史料，应采用“掌故”和“文征”，即过去所谓“文献”或“史料汇编”。他特别重视保存地方的“史料”。 经过10多年的努力，第一版的《晋江新志》于1948年以铅印本问世，第一册10余万字。 他当时的想法是写一部“一气呵成”、“生气盎然”的新志。 所谓“一气呵成”，就是要把地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成一气，使人们从过去历史中，认识人民自己的力量，以推劝社会的发展。各篇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的联系，不致杂乱无章。这就是说必须“古为今用”，“略古详今”，将时代特点写出来。所谓“生气盎然”，就是把地方特点写出来:晋江一县为名城和古港，描写出山海古城的特色:“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这便是庄为玑教授当年写《晋江新志》的理想。 《晋江新志》的篇目:先通史，次断代，再次专史，最终史料。所谓“通史”，是以时、地、人、事四者为主；所谓“断代”，是以历代志至民国志，新旧各从其例；所谓“专史”，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为六政志(后增为十政志)；所谓“史料”，分文献、文物、调查、掌故、文征、丛谈。全书共分30卷，60万言。108篇，发几起例，自辟蹊径，并用白话修志，这是《晋江新志》的创举。 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先生，曾惠予题辞，词曰:“此书之作，为方志中有新裁者，文用白话，以广流传；事详现代，以作津梁。就历代志言，是名山之业；就地方志言，有年鉴之用。行见此书出版，史志学中又创一新型矣。” 只可惜现在全书仅存六分之一，其余皆未刊行，仅存断简残篇而已。 据林惠祥先生在1947-11-31日所作《原序》中写道:“庄先生以个人修志，为政府省志馆之费，为地方备文献之征；前后亘二十载，成书达六十万言。其立志可嘉，其毅力可佩，此固已异于曩者，之修志常蹊矣。” 庄为玑身为本籍人，在搜罗材料更能臻于完备，以著者的新志学，固可应用于全国各县。 作者以半生精力，成此巨著，国人莫不钦佩。今者稿已付印，爱为鄙见所及，略述为上，然亦尚未尽本书之优点也。 此书出版又创新型制。计分:“通史”四卷，分大事志、地理志、社会志和人物志；“专史”六卷，分吏政志、户政志、礼政志、兵政志、刑政志和工政志；“编年”二卷，分历代志和现代志(即民国志)；“志余”三卷，分杂事志、文献志和图表志。全书共分四篇十五卷，共六十万言，这是第一次版本(1948年版)的大概，“这便是当年我写新志的理由，为故乡存文献，更鼓励我完成这部新志。” 1951年庄为玑曾讲授《新方志学》时，更决心根据马列主义观点加以改编。 1985年以前，庄为玑曾用一年半的时间，重新修改《晋江新志》第三版。当时他已年老体衰，实在没有勇气作第三次修改。由于泉州市方志办及厦门大学的同志们支持，他只好带病三修《晋江新志》。 庄为玑认为:“《晋江新志》是新时代的产物，以为晋江人民服务为目的。社会的性质不同，新志的内容也和旧志大不相同。总的说来，必须根据时代精神和地方特点来写新志，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这是我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看法。我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不能用‘旧瓶装新酒’，而是要用‘新瓶装新酒’，即要有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 这正如朱士嘉教授在《晋江新志序》中所说的:“晋江县本为泉州之首邑，自古以来，泉州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其特点。庄教授以新体例、新内容，突出本地特征，真可谓匠心独运，别树一帜，给人观感一新。……庄教授借鉴古人，毅然以‘因事命篇，不为常例’，作为新事的形式，这种不计非议，大胆尝试，创立新作的探索精神，真是令人十分敬佩的。” 毛泽东说过:“这些旧形式到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也就变成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见《毛泽东选集》857页)这些话使我们认识到，社会性质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晋江新志》也必须来个根本改造，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根据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内容要新、形式也要新，才能称之为“新志”。 庄为玑在《三修<晋江新志>自序》中写道:“撰写新志是我几十年来的心愿。我终于在耆耋之年，能勉力做个结果，亦生平中的一大快慰之事。” 朱士嘉教授在《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2期)发表文章称赞庄为玑: 庄为玑写过《晋江新志》。《晋江新志》是解放后第一部私人编写的县志。有他自己的见解，主张打破历来分类编写的办法，代之以按时期编写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朱士嘉教授还在1985-12-11日，为《<晋江新志>序》又写道:庄教授以耆暮之年，犹奋力操笔，发挥余光余热，为太平盛世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为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勇于献身的表现，也为方志学界的继起者作出了榜样。是值得今天积极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同志们很好的借鉴的。